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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赞》古文赏析【作品介绍】《史记》的首篇为《五帝本纪》，本文就是司马迁为首篇作的赞语，列在该篇的末尾。
赞语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表的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
在这篇赞语中，司马迁说明了《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和他对这些史料的看法。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在验证史料时跋山涉水的艰苦过程。
【原文】五帝本纪赞出处：《史记》太史公曰①：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②，而百家言黄帝③，其文不雅驯④，荐绅先生难言之⑤。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⑥，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⑦，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⑧，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⑩。
书缺有间矣⑾，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⑿。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注释】①《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
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之我见内容提要：“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
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
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
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今见较早的屈原、贾谊的传记资料，是后人研究屈原、评价贾谊的重要依据。
但由于时代久远，一是间有窜乱，致使其中有些文义前后不相连属，有些记述前后似有矛盾；二是后人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前者先贤时人多做梳理，意见渐趋一致；后者则涉及角度和方法诸问题，争议仍时见简端。
“太史公曰”是史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创格，是《左传》“君子曰”类体制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体现了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和对事件的基本态度。
因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史迁的历史观、人生观。
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原文如下：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存在着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却实际颇难明了的问题。
一是其志未详。
史迁既说“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后人“悬揣其意而为之说者则纷如”。
二是文意不好厘清。
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
”[2]他虽未直言“四转”为何，但从传赞可见，“悲其志”是一转，读其文，逆其志，悲从中来；“想见其为人”为二转，适其地，念其行，泪由心生；“而自令若是”为三转，观贾文，系屈事，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为四转，读鵩赋，同死生，感怀贾生。
从“太史公曰”浅析《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作者：覃英志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08期[摘要] 《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是通过”太史公曰”对于统治者施暴政、滥用民力的批评和对统治者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赞赏体现出来。
[关键词] 太史公曰；《史记》；爱民一、前言1、关于作者及作品的介绍。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1]2、关于本文的介绍。
本文将立足《史记》原文，通过列举有关秦始皇、秦二世、项羽、刘邦、汉文帝、汉武帝的评论，来证明本文的论点。
由于掌握的素材及能力有限，行文不当之处，恳请老师批评指正。
二、“太史公曰”对于统治者施暴政和滥用民力的批评、反对1、秦始皇和秦二世施暴政、滥用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
“太史公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2]在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司马迁是赞成贾谊对于秦始皇父子的批评的，也就是说，贾谊的这一观点我们也能看成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
1.“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使”[3]作者对秦始皇的批评来源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仁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4]“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设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发北山石，乃写蜀、荆地材皆至。
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5]“案问莫服。
当时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6]“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益发谪戍边。
【课外阅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内容提要：“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
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
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
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关键词：司马迁太史公曰屈原评价汉代楚辞学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今见较早的屈原、贾谊的传记资料，是后人研究屈原、评价贾谊的重要依据。
但由于时代久远，一是间有窜乱，致使其中有些文义前后不相连属，有些记述前后似有矛盾；二是后人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前者先贤时人多做梳理，意见渐趋一致；后者则涉及角度和方法诸问题，争议仍时见简端。
“太史公曰”是史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创格，是《左传》“君子曰”类体制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体现了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和对事件的基本态度。
因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史迁的历史观、人生观。
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原文如下：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存在着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却实际颇难明了的问题。
一是其志未详。
史迁既说“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后人“悬揣其意而为之说者则纷如”。
二是文意不好厘清。
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
”他虽未直言“四转”为何，但从传赞可见，“悲其志”是一转，读其文，逆其志，悲从中来；“想见其为人”为二转，适其地，念其行，泪由心生；“而自令若是”为三转，观贾文，系屈事，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为四转，读鵩赋，同死生，感怀贾生。
关于司马迁的历史评价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
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
《汉书》中有《司马迁传》。
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
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
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
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
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
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
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读书心得——《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探析《史记》和《汉书》是两汉史学著作的双璧，加之两书的部分篇章内容类似，自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
从古至今，学者比较分析两书的异同之处，得出许多精妙观点。
然而，诸家在论及《史记》与《汉书》相似篇章时，对《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史”)及对应的《汉书·司马迁传》(以下简称“汉”)的关注不多。
南宋倪思《班马异同》开拓了班马异同比较这一新的领域，对两书大部分篇章的字句详细进行比勘，却没有提到《史》《汉》。
刘辰翁《班马异同评》重点评价两书中的人物形象、性格等文学内容，也没有关注《史》《汉》。
后继学者在讨论班马异同时，同样很少提及《史》《汉》两文。
有鉴于此，本文对《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内容重叠部分进行详细梳理，整理这两篇文章的异文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祈请方家指教。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整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有大量异文。
这些异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脱文、衍文、倒文、讹文，第二类是通假字、异体字。
王彦坤《试论古书异文产生原因》一文将这两类异文分别称为“辗转讹误”和“字有异体”[1]。
前者与版本流传有关，后者则源于文字发展。
这两类异文属于校勘学和文字学的范畴，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类异文，即班固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修改与删削。
这类异文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方面。
(一)语言方面的异文1.班固改《史记》中的今字为古字①《史》“晋中军随会奔秦”，《汉》作“晋中军随会犇魏”，颜师古注曰：“犇，古奔字也”。
《史》“赡足万物”，《汉》作“澹足万物”，颜师古注曰：“澹，古赡字”。
《史》“小子何敢让焉”，《汉》作“小子何敢攘焉”，颜师古注曰：“攘，古让字”。
《史》“是余之罪也夫”，汉作“是余之辠夫”，《王力古汉语字典》曰：“‘辠’，古‘罪’字”。
“太史公曰”刍议摘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由先秦诸子、《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的“君子曰”发展而来的，然而又与其不同，其内容是极其丰富与全面的，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史评形式，为后世正史评议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史记》太史公曰史评一“太史公曰”是由先秦诸子、《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中的“君子曰”发展而来的。
然而司马迁并不是完全因袭，只是借其形式而将其发展扩充为一种极为完善的史评形式，为其《史记》的写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史记》百三十篇，其中有“太史公曰”的百二十五篇，凡百三十七次。
其中《太史公自序》凡四见，不计入讨论范围。
纵观这百三十三次，其出现形式是极其灵活多样的。
余嘉锡先生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云：“太史公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
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感而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
”①据笔者统计“太史公曰”出现在篇首的有十三篇，六篇在表中，一篇在世家中，余六篇在列传中；在篇中的有四篇，分别为《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田单列传》、《田叔列传》；既在篇首又在篇中的仅有一篇为《滑稽列传》；既在篇首又在篇尾的有六篇，分别为《礼书》、《乐书》、《律书》、《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既在篇中又在篇尾的有两篇为《管蔡世家》与《张丞相列传》。
只在篇尾的有九十八篇主要分布在本纪和列传中；其余所缺的五篇为《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与《陈涉世家》。
二“太史公曰”虽由“君子曰”发展而来，却与其不同。
传统的“君子曰”以《左传》为例，或就事而论事，或因人而发议，所引文献无非《诗》、《书》。
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其内容则是极其丰富的，先秦经书、诸子、寓言、俚语、俗语等无不作为其征引的材料来为其所论说或所叙史服务。
其体例也基本完善，《左传》中“君子曰”多见于篇中或篇末，据有人统计在《左传》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其评论共有一百三十四条，而明言“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的有八十四条②。
《五帝本纪赞》原文翻译及作品欣赏【作品介绍】《史记》的首篇为《五帝本纪》，本文就是司马迁为首篇作的赞语，列在该篇的末尾。
赞语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表的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
在这篇赞语中，司马迁说明了《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和他对这些史料的看法。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在验证史料时跋山涉水的艰苦过程。
【原文】五帝本纪赞出处：《史记》太史公曰①：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②，而百家言黄帝③，其文不雅驯④，荐绅先生难言之⑤。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⑥，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⑦，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⑧，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⑩。
书缺有间矣⑾，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⑿。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注释】①《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
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原文与解析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了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手法和字词，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独特的评价原文。
本文将对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原文进行解析，使读者更加深入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一、项羽项羽，西楚霸王，他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骄急，轻险，十倍于人。
”这句评价用简练的词语，生动地描绘了项羽勇猛而轻率的性格特点。
虽然项羽勇猛善战，但他的骄傲和冲动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刘邦刘邦，汉高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握大一统政权的皇帝。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饶舌而不实，称制而不服。
”这句评价暗示了刘邦善于辩论和谋略，但同时也揭示出他对权力的渴望和不服从他人的个性特点。
尽管刘邦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他的谋略和智慧帮助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
三、韩信韩信，项羽麾下的名将，他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略布局而闻名于世。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是“长者不及，少者不及，领赵三十四城。
”这句评价直接点出韩信的军事才能超过了长者和少者，并且成功地占领了赵国的三十四个城市，显示了他的非凡能力。
韩信的战略眼光和才智为他赢得了许多胜利，使他成为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
四、曹操曹操，中国东汉末年乱世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曹操的评价是“非常之人，度常”和“工于倾陷。
”这两句评价分别强调了曹操非凡的才智和善于用计的能力。
曹操才情出众，善于策划和实施各种计谋，使得他在乱世中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和强大的势力。
五、吕布吕布，中国东汉末年的名将，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无敌神将”。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吕布的评价是“骁勇，善骑射。
”这句评价点出了吕布勇猛善战和出色的骑射技术。
吕布是中国历史上战场上的一匹狂马，一度在战争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但同时也因为他的自负和不稳定性而导致了失败。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译文|赏析《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
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作者：司马迁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
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
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
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史记》所有“太史公曰”——司马迁评论部分十二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
会稽者，会计也。
——《夏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殷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
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
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秦灭周。
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周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
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
及殷夏之闲微散。
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
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
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
秦直其位，吕政残虐。
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 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
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
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
诛斯、去疾，任用赵高。
痛哉言乎～人头畜鸣. 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 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闲，竟诛猾臣，为君讨贼. 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
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
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
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
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
纪季以酅，春秋不名。
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
婴死生之义备矣。
——《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
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朝以十月。
车服黄屋左纛。
葬长陵。
——《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
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
呜呼，岂不仁哉～——《孝文本纪》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
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
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孝景本纪》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人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孝武本纪》十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三代世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鸣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
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
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
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
”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
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闲，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
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
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
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
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悲夫～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着诸所闻兴坏之端。
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
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
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襃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
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
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
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
非德不纯，形势弱也。
汉兴，序二等。
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
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
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僣于天子。
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