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过热，会增大虚拟交易市场的货币需求，大大拉升市场整体的利率水平。
高利贷或高利率，正在抽掉中国经济增长的釜底之薪。
中国经济在减速，且滑坡的速率令人担忧。
专家学者、国内外研究机构对其原因的分析众说纷纭。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30年来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开始滑坡了呢？“资产荒”与“资本纠结”美国麦肯锡公司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是全球最高，占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而美国仅约20％。
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美国的4倍。
中国金融界的就业人数不过558万，却赚得了7.7亿人辛辛苦苦创造出来利润的80％。
2015年中国其他服务业增长9.2％，房地产增长仅3.8％，而金融业却增长了15.9％。
2016年1月－7月，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为2.95％，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仅为1％，中国的脱实就虚还在以近2倍的速率加速。
即便按照2015年统计局的数据，金融业收入占GDP比重8.5％，这意味着只占就业人数0.7％的金融业，其人均收益要比其他行业高约12倍。
如此高的金融成本，意味着实体经济企业除了为金融业交租之外所剩无几，谁还愿意向实体经济投资？中国的银行贷款利息约为6％、债券收益率在3％－4％，而高风险金融产品则承诺提供11％－14％的收益率。
于是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包括一些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优惠利息贷款中的一部分，也会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流到高利贷市场去赚取利差。
所谓“资产荒”是指没有人投资，更准确地说“资产荒”似乎应当是“投资荒”。
而“投资荒”的本质是“资本纠结”，就是说并非所有投资都无人问津，而是与实体经济投资相比，其他投机方式会显得更具魅力和诱惑力。
例如，温州模式在这几年转变为区域集群投机（温州中小企业集群），转变为“温州炒房团”后，大量民资开始外流，温州同时也成为民间高利贷盛行之地。
此后，温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地区。
“温州衰落”的背后，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可能遇到的“资本纠结”：实体经济投资预期渺茫，投资者不知所措、进退两难。
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M1与M2之间不断扩大的剪刀差，它反映出短期存款在不断增加，也就是人们手中开始大量滞留现金。
太钢集团2016年活期存款资金比往年高了约10亿元，其他一些煤炭集团的存款规模上升到几十亿元。
2016年7月中国的M1与M2的“剪刀差”已经扩大到15.2个百分点，而且M1与M2增速背离的现象还将持续。
更令人担忧的是，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则十分罕见地负增长26亿元。
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滑坡的结构看，制造业中以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降幅最大，同比下降12.8％。
此外，有色金属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降幅都在5％左右。
企业新增贷款负值，是2005年7月以来的第二次。
回归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2008年金融风暴后各国的主流“国策”。
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莫衷一是。
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只靠金融套利虽然短期可能获利，但长期会失去国家的根基。
1730年以来人类所谓“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机器生产自动化的不断升级。
用尽洪荒之力都未必打得赢人家的今天，有关部门却要求企业：“中国制造2025”不能一哄而上。
“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一句话：早上岸、早解脱。
”东莞某灯饰厂唐老板的这些话，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两年前将工厂关闭后在广州买了4套房。
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接近零很明显，中国企业和个人都在“持币观望”，既不敢在投资利润率已经降为零甚至负数的情况下贸然投资，也不情愿资产在负利息的环境下存入银行。
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的利润率已经降到什么程度了呢？从图中可以看出，扣除物价因素后的中国投资毛利率已经从2004年的最高点18.89％，下降到2015年的0.17％。
也就是说，在2004年投资5.3年就可能收回；而到了2015年，实体经济的投资需要58.8年才能收回。
投资利润率如此之低，还有谁愿意铤而走险？中国政府并没有坐视投资下滑，2.2万亿元的PPP项目投资为冷却中的市场带来希望，但民间投资萎靡怎么办？在这一现状背后，确实有预期投资利润率下降（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力成本推高，原材料、运输等其他成本的推起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几乎所有将从中等收入“毕业”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偏偏中国在短短几年投资利润率突然从约18％一下降到零甚至负数呢？净投资（总投资－折旧）的增长，最终决定GDP的增长。
民间投资不振是中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而导致实体经济投资降温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沉重的融资成本负担已经挤压得实体投资都无利可图。
即便那些自己就有钱投资的人，也会将直接投资转向理财市场获利。
作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流动性宽松下的经济低迷”的认知并不准确。
因为央行信贷扩容并不能视为“流动性”宽松，而只是货币量宽松（将“货币流通量”等同于“流动性”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错觉）。
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货币量虽然很宽松，但货币的流动性却存在偏流，即货币供应量的扩容可能只是在满足投机方向的货币需求，而不能反映同时满足了交易（投资）方面的需求。
用“流动性陷阱”概括当今中国经济现状也不准确。
凯恩斯的所谓“流动性陷阱”的本意，是不论利率怎么降低货币都不流动。
而中国的现状是：虽然货币量很宽松，但货币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却较少向实体经济流动。
所以，对目前中国现状更为准确的表述似乎应当是：“货币供应量宽松下的投资低迷”。
“高利贷”遏制经济增长所谓“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
那么，中国的法定利率是多少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入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国民间借入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如果按照美国金融业利润占比计算，中国金融业的收益占比已经是美国的4倍。
说的严重点，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高利贷”国家。
但问题在于“合法”与否的边界，不应当只是一个量的限制，而且应当包括质。
就是说，即便借贷实际利息没有达到同类贷款利息的4倍，只要那些利用职权或特殊地位恶意或变相推高利率、并将利息差额的一部分中饱私囊者，都应视为“高利贷”。
比民间“高利贷”更可怕的，是“影子银行”与银行联手哄抬利率。
例如，银行业务经理或职员串通“影子银行”或其他民间融资平台，将正常银行贷款转贷后获取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自己从中获利。
这种哄抬利率的行为至少应当视为“类高利贷”，与“高利贷”属于同等性质的刑事犯罪，其性质比“首付贷”恶劣得多。
目前，中国超过15万亿元的影子产品是由银行发行，相当于银行资产的8％，资本缓冲的92％。
更有甚者，一些高风险金融商品的背后是那些让银行头大的不良债权，银行将不良贷款改头换面装进投资证券，以美化报表、减少风险金计提。
IMF警告：中国接近一半的影子信贷产品存在加速违约和损失的风险（中国影子信贷产品去年增速达48％，总规模提高到40万亿元，相当于银行企业贷款总额的40％、GDP的58％）。
目前103％的信贷用于购房，调控政策下的强劲购房需求，反映着中国被压抑的城镇住房刚性需求。
在银行背后民间金融平台或金融机构，它们以远超银行贷款利率贷出去的钱到底去哪了呢？很显然，在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接近零的环境下，没有人渴望借钱投资实体经济。
当今敢于在民间金融机构高息借去的钱，绝大多数是被拿去金融市场炒作，比如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和其他衍生品。
黄河宜疏不宜堵。
不是说不允许金融投机，没有投机就没有交易，有了闲钱是否参与金融交易是每个人的选择。
问题是，金融交易的升温或过热，会增大虚拟交易市场的货币需求，这必然会大大拉升市场整体的利率水平。
水往低处流，资金也会跟着利率向高处走。
国内金融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一旦资本自由化大门被挤开，那就不仅是大量资本外流，也是国内投资的大量失血。
可怕的不是杠杆，而是用杠杆撬什么证监体系下的私募资管计划“资管新八条”后，信托、银行的资金杠杆也将被收紧至1∶1。
全面降杠杆“全面”的背后，是中国大一统体制的典型范例，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家是国家公务员，自然令行禁止，没有人愿意丢了乌纱帽。
然而，任何实体经济活动要增长都需要增加投资、需要周转资金，新项目更需要前期投入。
有杠杆是国家经济活动兴旺发达的象征，对杠杆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问题并不在于有杠杆，而在于用杠杆借来的钱去干什么。
如果绝大多数杠杆来的资金都投向了实体经济，那就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再现；如果这些借来的钱都去搞金融投机赚取差价，那么到头来中国也总会有像雷曼兄弟那样的巨无霸轰然倒下的一天。
实体经济去杠杆，或“被去杠杆”的整个过程，就是实体经济和收入增长被萎缩的过程。
危险的不是杠杆本身，而是杠杆投机后的巨额亏空带来的金融震荡。
2016年以来中国共有36只债券、17个发行主体发生违约，比去年同期（7只）增加了414％，是去年全年的（19只）的近2倍，涵盖短融、超短融、中票、企业债、定向工具和私募债等全部债券品种，违约本金约达236亿元。
与此同时，年初以来已有近百家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主体信用评级遭到下调，负面评级事件发生频率较往年大幅提升。
违约的原因林林总总，但因借债利息被整体利率水平拉高而不堪重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杠杆放大带来的亏空，导致大型金融机构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社会恐慌就会诱发经济危机。
如果这样，国民经济就会被彻底打乱，原本正常的供求关系会一下子落入“恐缩”的深渊，本来不愁卖的商品也会因为突发性需求萎缩而滞销在仓库里——生产才会“被”过剩。
实际上，中国实体经济领域杠杆风险的重灾区是国有企业。
反正银行和企业两头都是国家的钱，没有人会因杠杆后资不抵债而自己倾家荡产，何借不为？非国有经济的老板，就没有哪一个敢往死里借债，因为谁都不想死。
他们真的到了资不抵债的还债期，是不会像国企那样有“央妈”来救驾的。
日本失去的20年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崩盘，牵连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崩溃。
在此后的20年中，日本持续萎靡不振。
这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谜。
1929年的“大萧条”也不过六年之后经济就开始恢复，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也只有不到一年的衰退期。
战后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如此优秀的日本，怎么20多年了还看不见起色的迹象？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并非泡沫崩溃所致这么简单。
经过高速增长财富积累后的日本，有点像今天的中国，比泡沫崩溃造成的资产价格下跌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已经尝到了一部分人靠金融交易可以暴富的甜头，很多人不再愿意艰苦奋斗、风险创业。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一心想投机取巧，一夜暴富。
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确实由于日元升值、工资待遇上涨，人工成本已经提高到了无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开始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