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大众媒体时代后，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在生活中的比重扩大，社会普遍认知媒体具有强大影响力，受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动的接受并被影响。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受众在多元化选择中变得主动，其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一方面我们承认媒介的强影响力可能造成媒介权力滥用，导致信息流通不畅、新闻报道夸张渲染娱乐化、社会责任感缺失。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受众需求对于媒介的反作用，受众地位提升后的正负面角色。在新闻实务中需探讨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平衡中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如对网络新媒体等平台的运用，媒介发散思维的创新操作。
[关键词]媒介权力受众需求关系平衡
现代媒介覆盖面不断扩大，随之扩张的是媒介影响力，受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动的接受海量信息。随着市场化竞争激烈，媒介亦要考虑尊重受众选择空间，受众在多元化选择中变得主动，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在社会公共事务中，为避免媒介权力侵害个人话语权，受众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需要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在动态演进中得到平衡。一方面需要媒介反思并抵制错误霸权现象，一方面需要受众自发摆正立场，辨别真相。
一、媒体影响力之争议
大众媒体时代中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在生活中的比重扩大，社会普遍认知媒体具有强大影响力，市场研究部门或官方宣传部门也资助了大量的传播实证研究（包括受众研究和收视率调查），根据经验性的数据证明媒体影响力对现实生活的作用。
媒体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受众得到信息，并能使受众理解和接受信息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当现代社会交往范围拓宽后，普通受众无法“事必躬亲”，难免会借助于各种媒介了解信息，而媒体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一并传递给受众，这些则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宏观层面上看，媒介建构了“第二自然”，对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亲历经验之外，媒介为公众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全部信息，这个“虚拟环境”的信息供给质量决定了公众认知世界的可能性和边界。比如对于一个从未亲自来过中国、且没有真实接触过中国人的美国人来说，他关于中国的认知就将严重依赖于美国媒体“有错必究”式的报道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那会是抽象、狭隘、充满了偏见的。无论媒介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受众或是全部接受，或是部分接受，甚至可以截然相反，都或多或少的被媒介左右，潜移默化中重塑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
由于大众媒体的传播优势，它的正面功能可以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而其衍生的负面功能也具有破坏性：其一是信息流通不畅，网上常有人指责中国信息的闭塞，特别在重大政治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上信息的交流是自上而下，有效信息供给匮乏，媒体确能左右公众的判断，引导、甚至决定公众认知和感受事物、事情的方式，“一面倒”的报道屡见不鲜，以媒体“封杀”的权力代替公众对事件审判，实际上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堵住悠悠众口，极易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
其二，用夸张渲染的报道制造刺激性。《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认为中国的媒体更像一个“冲动的青春期少年”，而真正成熟的媒体则应该像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是“多种趣味的调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新闻大战”由来已久，当媒体有了强大影响力，一些媒体或是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或是追求经济利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夸张、渲染的报道出现，令公众恐慌。甚至有时候并非媒体刻意炒作渲染，而是因为新闻本身的报道规律，为了能够不在新闻争夺战中占下风，而不得不加大报道力度，也会造成类似的效果。刺激性的新闻影响人们对于人、事、物的认知和情感，可能扭曲了真相，可能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幻象，或者助长了内心情感的极致化。大量的明星报道就是一个例证，它助长了粉丝族的偶像崇拜，通过娱乐资讯和八卦信息搭建了明星与公众之间的“超社会关系”。媒体在施加影响时，很大程度上是将观光性、市场性凌驾于新闻性与社会性之上。而当媒体的集体煽情与过度渲染越过一定的界限时，便极易发生新闻的“二次伤害”。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儿童的报道，媒介为了吸引受众执着于深挖残障细节，这对于孩子的隐私权是一种侵犯，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更是添上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其三、报道引发的社会效果值得商榷。媒体在“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名义下对报道分寸拿捏不当，丧失社会责任感与新闻专业精神。2010年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初始因为媒体的介入，令内地民众开始重新思考工会的作用，甚至引发一场关于工会改革的讨论。内地多个城市正在酝酿工会改革，例如北京已经开始试水人员薪资与企业脱钩的独立工会。但是因为媒介频频使用第“N”跳的叙述方式，造成心理暗示，后续跳楼者的跟风效仿媒介也难免其责。媒介需要注意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它只是一个平台，提供信息和让异见者发声以旁观的态度进行事实阐述，不要进行联想，甚至引导观众进行联想。
人对世界的认知受到二维因素的影响，一是自己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印象和认知；二是受到大众媒介所中介的资讯的影响，来建立自己并非亲历的世界观和认知。所以大众媒介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并非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要受到第一维因素的制约。1这就从理论层面上引入了受众反作用的观点。
二、受众关注点与媒体侧重点
倘若认为媒介是个不可抵挡的权力机器，也并不尽然，受众同样可能在媒介与受众影响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尤
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平衡
凌艺婷
137
其是媒体生存环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受众意味着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盈利。除却媒体经济利益的驱动，受众个体思维也对媒体产生限制作用。在多元信息自由流通、信息供给丰富的传播环境下，公众有能力从多元资讯中去辩证地认知，也有能力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理智判断来看待事物、事情，媒体就被要求以客观谨慎的态度提供信息，此时，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报道往往效果不彰，公众会从多渠道去了解多元的意见，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近两年一些金融资讯分析、养生保健以及交友征婚节目异常火爆，一部分受众对其趋之若鹜的同时另一部分受众反应冷淡，并且指责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扩大使受众沉迷于媒体制造的生活中，沉迷在观看的浅表化和娱乐化之中，最终完全迷失了自己，迷失了人最可贵的自我感受力和判断力。对于这一说法，尚须持保留态度。这类节目的出现，迎合了相应的受众需求心理，可以通过移情等心理机制，唤起受众的情感认同，占有忠实的收视群，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反应了当下部分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和资讯需求，与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并非是由电视节目引导而催生的虚假“景观”。
媒体只可能迎合，不可能凭空推动一个社会风潮的产生。股票、养生等节目的热播，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是集体对金钱的崇拜、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这类节目的产生正是迎合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公众是聪明的，他所选择的永远是迎合他的心理需求的，包括所谓媒体的引导力也只是因为媒体的表达恰好迎合了公众的某种心理，才获得公众追捧。任何一个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都潜在的折射了社会心理和社会问题。投资理财已成为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催生了金融咨询分析类节目的火爆；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看病难”、公众科学素养差等因素导致健康资讯节目的潜在需求很大；而都市青年职业压力大、社交面窄等原因导致了“结婚难”社会问题，使得交友征婚资讯节目也有潜在的市场需求。
媒体经历了一个有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在国内的发展尚不完善，它经受过并且也在经历着政治问题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先“破”而后“立”媒体正在突破封闭状态的瓶颈，倘若媒体影相对响力扩大，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民众必须且应该有知情权，而媒体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
确定媒体的合理限度，并非一夕之功，依靠社会力量对受众和媒体双方行为进行控制，才会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控制。要避免媒体权力滥用首先就要给予媒体权力，如果媒体不能自由表达的话，那很容易就出现一种声音，进而影响公众判断，多种声音的出现恰恰可以打破这种话语垄断。不同的声音可以给受众提供不同的视角，在综合了各种声音后公众自然会得到一个相对最客观的结论。当然，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或者一个有效的行业协会对媒体的自身约束极为必要。
三、新闻实务问题与应对
媒介权力与市场融合不洽的负面效应一直存在。在新闻实务中，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媒体的过度报道和重复报道性。关于“重复报道”等相关议题是研究者所提出来的观点，而实际上对于有着固定习惯的信息接收方的普通观众而言，难以及时察觉。只有当某一事件在某个时间点有过多个媒体介入、过多的版面和报道时间、过长的报道过程时，受众才会滞后反应出对媒体过度报道的反感。
第二，媒体报道中的同质化倾向。以重大报道为例，因事件涉及领域固定，在内容制作、广告发行等方面操作一致，同质化趋势明显。就获取信息的渠道而言，每家媒体与政府、企业、专家都存在固定的关系网络和“线人”，每当关系网内部有新闻发生时，记者们往往会得到相类似的信息。另外网络时代媒体间的相互借鉴甚至抄袭严重，一条新闻线索被不断复制，反复利用，最终导致了报道陷入同质化的尴尬境地。
网络这一新媒体的崛起让媒介新闻实务发展有了新契机。首先，它给予公众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媒体平台。无论是早期火爆的论坛还是现今推崇的微博，都可以就公共事务、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甚至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意见，通过网民的转帖、转发、“顶”的力量，能够使得事件在第一时间进行“直播”，“草根”的力量反而比专业的媒体走的更远。
即便是由官方主导的政治领域，民众也有了参政新渠道。2010年9月8日，人民网下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直通中南海——
—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留言板”，这个平台的开放，实属为民众参政的诉求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出口，为百姓声音直接被中央领导人看见提供可能性。随着公民的意识不断增强，民众希望能够自由地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以公开平台为基础，不断进行制度的健全，民众才能够充分表达自我，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使得民意进入立法、决策的程序，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稳定。
媒介本着“创新”思维，在报道时可以根据辐射原则打开思路，在发散思维的引导下找寻新角度与突破口，基于一个新闻点而去关注周围的其他新闻，继而将原本枯燥无趣的正面报道生动可感，难以攻克的负面报道切实可行，直射媒体传统僵化的死角，让媒介的负面效应在媒介正面作用的对照下逐步缩小。■
参考文献：
1、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
—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孙庚：《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4、【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1参见曹圣楠：《认知方式及其相关理论的探析》，《社会心理科学》2002年第一期，第17卷总第63期，第5-6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138
权利的相互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一是指有些诉讼...权利平等的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一是靠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机制，二是靠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维护，三是靠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相互尊重。 内参制度： 道德困境：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 隐性采访：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诱惑侦查：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而后者即为常说的“警察圈套”，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为被告人免责事由。 陷阱取证：刑事诉讼中的概念，是指在特殊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采取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或方法。简言之，是指采取诱惑他人犯罪的方式收集证据。“陷阱取证”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 犯意诱发： 机会提供： 知情同意：指在与当事人确立咨询关系之前，咨询师有责任向当事人说明自己的专业资格、理论取向、工作经验、咨询或治疗过程、治疗的潜在风险、目标及技术的运用以及保密原则与咨询收费等，以利于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接受咨询或治疗。 意识自治： 隐性歧视：区别于显性歧视 有偿新闻：新闻采编者将具有或不具新闻价值的信息，按照出资人某些宣传意图撰写的新闻。有偿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采取不正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活动。有偿新闻还包括故意隐匿和扣押新闻的活动。 消息性新闻：报道所采用的声音、图像均来自新闻现场或与报道主题相关的新闻采编活动，而非个人编造或拼接。不允许要求采访对象再现新闻事件的过程。 专题性新闻：允许人为地再现新闻事件某些场景（片段性场景），只要再现行为未改变原生态事件的基本要素。 事实逻辑： 意念逻辑： 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它是人格权的一种。这些被维护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 人格权：生命、健康、贞操、隐私、肖像、身体、信用、名誉、荣誉、姓名权。 新闻侵权：新闻单位或个人以传递新闻信息的名义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传播不真实情况或捏造事实或情况真实但新闻获取违背他人意愿，属于法律禁止传播的事实从而侵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尊严，造成精神损害或物质损失。 二审终审制：侵权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但作为一种策略，有相当高比例的新闻诉讼官司的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移送侵权行为发生地的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文艺批评：又称文艺评论。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家、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运动等文艺现象所做的探讨、分析和评价。 反诉：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称为本诉）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受理诉讼的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关联的相反的民事权益要求，以达到抵消、动摇或吞
浅谈影响受众选择媒介的因素 外国语学院 083班龚秋霞 内容摘要：纵观传播理论的发展历程，传媒事业飞速发展，作为信息传播接收的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他们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心理选择和接受程度已经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对受众选择媒介的内外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媒介；受众；选择；影响因素 正文 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着，目前社会已由原来的信息匮乏，供不应求的状态转入信息的膨胀，汹涌而来的状态，当人们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潮，再也不能照单全收，受众要麽理智的操纵自己选择的标准网筛从中挑出有用的信息；要麽就是将自己的宝贵时间，精力都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 一，什麽是受众？ 目前，随着传播效果理论的发展，完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传播效果的产生和大小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受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什麽是受众？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第四媒体网络的兴起使得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大了。早期的传播学者从宣传的角度出发，先后提出了“枪弹论”、“强效果论”等理论，其实质就是把受众看作是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随着研究的发展，传播学者们发现受众并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接受者，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 施拉姆曾这样解释：受众参与传播就好像在自助餐厅就餐，媒介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的作用只是为受众服务，提供尽可能让受众满意的饭菜(信息)。至于受众吃什么，吃多少，吃还是不吃，全在于受众自身的意愿和喜好，媒介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假设的中心是受众。它主张受传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决定的，人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腹有诗书气自华
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反复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和监督阵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文章将作简单论述。 【关键词】：新闻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民主政治 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是对社会权力（包括权力机构和个人）、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督。它既是监督公共权利、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侵犯的“盾牌”。运用舆论监督权力是现代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政治理念，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大报告在第六部分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该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认识。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闻媒介宣传对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起到了宣传促进作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5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48%和95.81%，今年，这个数字显然继续增加。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在民主政治理论的宣传上，新闻媒介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道：“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一切所指向的，还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人民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所以，民主政治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便是广大人民能够树立民主的理念，正确、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作为宣传舆论阵地的新闻媒介，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新闻媒介对民主政治有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
[摘要]进入大众媒体时代后，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在生活中的比重扩大，社会普遍认知媒体具有强大影响力，受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动的接受并被影响。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受众在多元化选择中变得主动，其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一方面我们承认媒介的强影响力可能造成媒介权力滥用，导致信息流通不畅、新闻报道夸张渲染娱乐化、社会责任感缺失。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受众需求对于媒介的反作用，受众地位提升后的正负面角色。在新闻实务中需探讨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平衡中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如对网络新媒体等平台的运用，媒介发散思维的创新操作。 [关键词]媒介权力受众需求关系平衡 现代媒介覆盖面不断扩大，随之扩张的是媒介影响力，受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动的接受海量信息。随着市场化竞争激烈，媒介亦要考虑尊重受众选择空间，受众在多元化选择中变得主动，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在社会公共事务中，为避免媒介权力侵害个人话语权，受众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需要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在动态演进中得到平衡。一方面需要媒介反思并抵制错误霸权现象，一方面需要受众自发摆正立场，辨别真相。 一、媒体影响力之争议 大众媒体时代中报刊、广播、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在生活中的比重扩大，社会普遍认知媒体具有强大影响力，市场研究部门或官方宣传部门也资助了大量的传播实证研究（包括受众研究和收视率调查），根据经验性的数据证明媒体影响力对现实生活的作用。 媒体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受众得到信息，并能使受众理解和接受信息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当现代社会交往范围拓宽后，普通受众无法“事必躬亲”，难免会借助于各种媒介了解信息，而媒体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一并传递给受众，这些则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宏观层面上看，媒介建构了“第二自然”，对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亲历经验之外，媒介为公众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全部信息，这个“虚拟环境”的信息供给质量决定了公众认知世界的可能性和边界。比如对于一个从未亲自来过中国、且没有真实接触过中国人的美国人来说，他关于中国的认知就将严重依赖于美国媒体“有错必究”式的报道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那会是抽象、狭隘、充满了偏见的。无论媒介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受众或是全部接受，或是部分接受，甚至可以截然相反，都或多或少的被媒介左右，潜移默化中重塑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 由于大众媒体的传播优势，它的正面功能可以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而其衍生的负面功能也具有破坏性：其一是信息流通不畅，网上常有人指责中国信息的闭塞，特别在重大政治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上信息的交流是自上而下，有效信息供给匮乏，媒体确能左右公众的判断，引导、甚至决定公众认知和感受事物、事情的方式，“一面倒”的报道屡见不鲜，以媒体“封杀”的权力代替公众对事件审判，实际上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堵住悠悠众口，极易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 其二，用夸张渲染的报道制造刺激性。《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认为中国的媒体更像一个“冲动的青春期少年”，而真正成熟的媒体则应该像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是“多种趣味的调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新闻大战”由来已久，当媒体有了强大影响力，一些媒体或是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或是追求经济利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夸张、渲染的报道出现，令公众恐慌。甚至有时候并非媒体刻意炒作渲染，而是因为新闻本身的报道规律，为了能够不在新闻争夺战中占下风，而不得不加大报道力度，也会造成类似的效果。刺激性的新闻影响人们对于人、事、物的认知和情感，可能扭曲了真相，可能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幻象，或者助长了内心情感的极致化。大量的明星报道就是一个例证，它助长了粉丝族的偶像崇拜，通过娱乐资讯和八卦信息搭建了明星与公众之间的“超社会关系”。媒体在施加影响时，很大程度上是将观光性、市场性凌驾于新闻性与社会性之上。而当媒体的集体煽情与过度渲染越过一定的界限时，便极易发生新闻的“二次伤害”。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儿童的报道，媒介为了吸引受众执着于深挖残障细节，这对于孩子的隐私权是一种侵犯，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更是添上了沉重的心理阴影。 其三、报道引发的社会效果值得商榷。媒体在“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名义下对报道分寸拿捏不当，丧失社会责任感与新闻专业精神。2010年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初始因为媒体的介入，令内地民众开始重新思考工会的作用，甚至引发一场关于工会改革的讨论。内地多个城市正在酝酿工会改革，例如北京已经开始试水人员薪资与企业脱钩的独立工会。但是因为媒介频频使用第“N”跳的叙述方式，造成心理暗示，后续跳楼者的跟风效仿媒介也难免其责。媒介需要注意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它只是一个平台，提供信息和让异见者发声以旁观的态度进行事实阐述，不要进行联想，甚至引导观众进行联想。 人对世界的认知受到二维因素的影响，一是自己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印象和认知；二是受到大众媒介所中介的资讯的影响，来建立自己并非亲历的世界观和认知。所以大众媒介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并非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要受到第一维因素的制约。1这就从理论层面上引入了受众反作用的观点。 二、受众关注点与媒体侧重点 倘若认为媒介是个不可抵挡的权力机器，也并不尽然，受众同样可能在媒介与受众影响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尤 媒介权力与受众需求的关系平衡 凌艺婷 137
南方周末的媒介定位与受众分析 《南方周末》是中国报业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一类媒体的发展方向。以其坚定准确的新闻理念，灵活及时的市场运营，超强力度的舆论监督，成为中国最出色的报纸之一 《南方周末》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的市场定位明确，读者人群清晰，内容独家性、深入性较强。《南方周末》的定位是严肃新闻周报，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萌芽和变迁，关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喜故事，关注在这样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用现代新闻的报道方式，独有的报道视角，反映出来。 从而成为这些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说者。 《南方周末》在细分自己的读者群时这样界定，“我们的读者有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知识与财富拥有量成正比。”《南方周末》对受众的定位是：600万的知识型读者。在《南方周末》的读者中，主动读者占全部读者的 75.3%，主动读者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忠诚度，是报纸的核心读者；深度阅读读者（阅读70%以上版面或内容的读者）超过58.7%；《南方周末》读者平均每期读报时间达到65.2分钟，比30座城市总体居民阅读报纸的平均时间多出12分钟。《南方周末》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读者，“我们的读者有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知识与财富拥有量成正比。”客观数据也证明了《南方周末》对其读者群的界定是准确的：它在全国的平均每期阅读率高达1.9%，在北京、上海等九个重要城市的平均每期阅读率高达2.54%，城市读者已经成为《南方周末》的重中之重。《南方周末》对市场进行了有效的心理细分，并进行集中性营销，占领城市中的知识型读者。《南方周末》的读者群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教育程度达90%，大专以上文化教育程度近60%，本科以上教育程度达30%以上，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尤其当我们从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实际水平来看以上数据时，《南方周末》的读者群与其“主流市民阶层”的定位是一致的。
引言 传统媒体主要有声音、图像还包括电视、收音机等、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统媒体之后，互联网成为又一重要的传媒形态。面临巨大冲击之时，做为强势媒体的电视，已经认识到充分发挥网络交互性功能，走整合与互动之路将是新老媒体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媒介的“新”指的是它与“传统媒介”的区别。这些区别，除了因新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化”、“大容量、易检索性”、“高交互性”等显而易见的特征外，还具有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传播行为的主动性、异步性以及新的传播效力等传播学意义上的特征。 随着数字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传媒业充斥着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几乎所有关于传媒产业未来的构想都与新媒体和新技术有关:移动电视、3G 手机、数字电视、电子图书……等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给相对的传统媒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生存压力。新媒体发展势头不可抵挡，相形之下，传统媒体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一、传统媒介 （一）什么是传统媒介 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言的，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平台的媒体，主要包括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及自媒体以外的网络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二）组成容 传统媒体主要有声音、图像还包括电视、收音机等、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而多媒体则集声、图、动画等于一体，更主要的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但是多媒体并不能取代传统媒体。 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互联网成为又一重要的传媒形态。面临巨大冲击之时，做为强势媒体的电视，已经认识到充分发挥网络交互性功能，走整合与互动之路将是新老媒体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主要特点 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以多媒体和全媒体为发展方向，加速传统媒体升级和战略转型。但如何转型是摆在传统媒体面前的一个难题。 以下为中国传统媒体转型升级的途径。 1.多媒体的优势 资源优势，容丰富; 时效优势;互动优势与高度的参与感;全方面服务。 2.网络媒体的三大不足 缺乏严谨性; 缺乏深刻性;缺乏权威感。 3.传统媒体的优势 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 发挥传统媒体的特长; 丰富的经验。
中国媒介受众心理分析作者：段鹏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更新时间：2009-10-9 11:09:55 受众，又称阅听人，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具体可以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他们能够决定一条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是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可以说，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称其为传播活动。因此，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媒介学界与业界中，受众的选择性心理问题渐渐成为广泛探讨的焦点议题。 受众选择性心理溯源 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本身并非新鲜议题，早在廿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克拉伯就在 其著作《大众传播的效果》中，系统阐述了受众倾向于有选择的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信念的讯息，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这一现象。克拉伯还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主义、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三个方面。 其中选择性主义是指当大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符合受众的认知范围，且能够满足受众的部份需求时，才能引起受众对它的兴趣而加以注意;选择性理解是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 化倾向和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则媒介内容;选择性记忆则是指受众往往只记忆那些对自己有利、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传播内容。此后，不少传播学者都对受众选择性心理展开过深入的论述，如阿尔伯特哈斯托夫、巴格拜(Bagey) 、麦克林登(Mcclelland) 、鲁巴(Leuba) 、坦卡德、梅尔文.德福勒等，他们的着述不断丰富着受众选择性心理问题。 中国大陆受众群体的变化 受众的选择性心理问题之所以近来成为大陆传播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受众群体正在发生着改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众细分化 近年来不少大陆传播学者纷纷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受众群体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细分化：从大众群体到分众群体再到小众群体，甚至是一对一传播模式，要求我们不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节目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 (二)受众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媒介所作的报导多数停留在「走马观花」的阶段，而缺乏一种「下马看花」的耐心。新闻报导深度与广度的缺乏与大陆不少电视台更为重视「名记者效应」，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编辑负责机制有关。在受众对讯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的今天，单纯灌输世界观的讯息理应销声匿迹，而如何使编辑重新掌控新闻资源，从而为受众奉献出「色、香、味」俱佳的news package 则显得尤为必要。 (三) 受众权益观得到更多的重视- 原来在大陆媒介与受众的传受关系中，不平等始终是其主流，这一点从有线电视运行初 期的「半强制」收费和各地方台在电视剧集间大量插播广告中便可窥知一二（如大陆某有线电视台在播放港片《鹿鼎记》时，一集中插播了七十五分钟广告）。但最近重视受众权益已 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媒介机构的认同。国家广电总局近年来更是先后三次发布有关条例，对在电
《权力的媒介》读后感 《权力的媒介》，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此书对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作了评断。即：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 新闻媒介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因为它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基本完整的信息环境，而这一与现实基本相符的信息环境则是人民进行政治选择与判断的前提。没有新闻自由，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第一个断言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提出了“真理的价格”问题，虽然他的措辞并不十分贴切，但他对触及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中存在的根本的两难困境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主要症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弊端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盈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前者带有大量宗教象征的意味，后者显然没有。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繁荣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 这种假设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实现统治。在选举投票站里，倾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依据他们获得的各种消息作出投票决定，而那些消息则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对于民主制的生存必不可缺。进一步推断：民主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政府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此，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公民的新闻流通必然来自于自身也是自由的新闻媒介。 摇摆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似乎是媒体不可跳脱的宿命，从政党报向便士报的转变，只是由受制于政治力量转变为受制于经济力量，媒介的独立性在其经济独立之前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就像文中所言的“主要症结”。而要解决这个症结，似乎除了分清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分工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苏联的信仰体系中，卡尔?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成为新闻媒介
媒介与受众 -------浅谈媒介与受众的关系 1.报纸、杂志、电台、电影媒介时代，媒介单一化，受众若要获取信息只能选择这些单一 的媒介，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在此期间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媒介也一度作为战时的宣传工具。媒介的影响力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并且迅速产生传播者想要制造的传播效果，而受众无力抵制媒介的影响，只能按照传播者所期望的方式行事。媒介威力巨大，受众孤立无援、在媒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功能独特地新媒介逐渐涌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由于这些新媒介所开发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丰富个人生活而设计，大众更多地感受到它日益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学习、交流工具，有些人花在媒介上的时间甚至多于与朋友、家人的相处时间，在这些人看来，媒介的出现及发展并非是在腐蚀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混乱，相反它是温和的，大众传播工具越来越丰富，受众甚至可以主动地选择、运用媒介来获取信息，满足自身的需求，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使用与满足理论”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它更多地关注的是受众对媒介主动、积极的使用，而并不关注媒介对受众产生的负面效果。媒介技术不断进步，媒介内容不断丰富，公众越来越依赖媒介，媒介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似乎又回到了大众社会理论时期的那种状态；不同的是，公众在面对众多媒介和信息时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媒介的影响力是通过受众对它们的自由选择表现出来的，因而媒介技术倾向于个人化方向发展，如数字电视、电子邮件等技术媒介的出现，媒介并不能强制我们去认同它的观点，相反受众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影响媒介内容的采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又处在“有限效果论”时代。新媒介越来越倾向于与受众的互动或是提倡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特别是网络技术地不断更新和完善，网络媒介的作用力也越发明显，人们更多地通过这种新的媒介方式进行人际交流、获取信息，这也表明大众传播中将逐渐蕴含人际传播的内容，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谁影响谁的层面，而是朝着相互影响这一更为复杂的层面发展，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媒体和受众的关系的重新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技术进一步成熟，信息内容不断的丰富，公众不仅有了平等接受信息的机会，而且积极地寻求信息为己所用，在面对同一信息时不同地受众有不同的解读，受众在接受过程中表现出主动性和选择性。网络技术更是给人们搭建了自由言论的平台，受众变得更为积极，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现在的受众甚至会充分运用媒介发布信息，变受者为传者。以６０年代为界，之前的研究注重媒介效果，是传者本位的时代；之后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对媒介受众的研究，是受者本位的时代。如今，在新媒介背景下绝对受者与绝对传者的角色被淡化甚至消失，媒介与受众的绝对界限越来越模糊，两者关系越来越暧昧，媒介本应扮演信息真实再现者的角色，生产信息发布给受众；受众应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随着新媒介的不断涌现，媒介之间的竞争加剧，媒介充分挖掘受众自我实现的需求，更多地以受众而不是以客观的新闻事件为主题去生产信息，迎合受众； 而作为受众则更多地利用媒介发布自己的信息，而不是接收媒介发布的信息，受众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 2.受众是由不同层次的各个群落组成的,他们分别根据自己的信念、爱好和需要,有分析、 有选择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传播,而且他们还会积极地参与媒介传播活动。如果媒介的传播活动没有受众的参与就不能说是完善的,有时候受众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有时候受众还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者。所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活动中,以传者为主导的信息“推入” 的传播定式是不可取的。那么大众媒介与受众的关系究竟怎样呢?大众传播学认为,传播
《权力的媒介》读书笔记 权利的媒介，此书堆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做了评断，即是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来自百度。 其实这本书资料很丰富，记录了美国新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分析。他是作者长期在新闻媒介的第一线工作，使得它能够接触到许多媒介背后的东西，能够发现真实的情况和表面宣扬的情况之间的落差，因此能进一步的触及到本质上的东西。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来去揭发资本主义的现实缺陷问题，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盛行的各种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加以揭露和批判。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是一味的维护，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也不是一味的持有偏见。当然还有一些对于第三世界的东西。 但是简单的说，全书就是围绕控制与被控制展开叙述的。虽然全书一直致力于描写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因为自由，但实际上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这个媒介。究竟是谁控制着谁，为何控制，控制的后果。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两点。 第一，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他们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是在潜在的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媒体的力量与危险。 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它对事件的报道和传播深深地影响这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国家领导人往往会利用他的这种强大的能力来为自己服务。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控制，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时候也会因为资本或各方面的问题而向国家领导人屈服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所以，国家政权就是第一只无形手。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其政府与组织通过增加、限制或操纵媒体对新闻的获取，影响新闻的传播。但是美国却对外宣称媒体采访任何人都不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干涉。 但是媒介反过来又对国家决策和政权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媒介首先在与制造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例如我们看到日本扣押中国船长，我们无需理性的解释变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为要求。从来压迫政府对此作出决策。这些力量使得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在多数的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议程仅仅是对新闻内容的反应，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内容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优先关注的政策和问题作了重新安排。在媒体激发的这种情绪下，政策制定者像救火队，没有预案和预防措施，都是临时作出反应，这就导致决策的草率形成与实施。后果则可想而知，尽管国家也有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来弥补。 且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传播的欣慰更具有政治偏见。全球性媒体是配合军方战术威慑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宝贝资产。但是庆幸的是这种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志。在中国，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客观度和透明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我觉得红果在未来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传媒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和环境。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的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 可见，媒体并不是孤立的，它时时刻刻影响这政治经济也时时刻刻为政治经济影响着。 第二点，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但我觉得这个是和国家的软力量有关的。软实力的形成和加强，靠的是规模经济。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好莱坞片商和时代华纳之类的超级媒体，才有实力掌握和控制全球影视市场。并且，每个历史时期，伴随着新的传播手段，形成世界
当今传媒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有句名言：“谁掌握了 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1]这里所说的“掌握了世 界”，当然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他本人由大众传播媒介（下 文简称媒介）起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和北美的传媒帝 国，手中掌握的媒介权力可谓大矣。在中国，学者借媒介宣 传学说，少男少女凭媒介踏上“星途”，商家通过媒介推销 产品，特定主体每每如愿以偿，媒介权力在其中所起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 媒介既然拥有相应权力，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此种权力 就可能被滥用。即使是在新闻业相当发达、从业人员素质相 对较高的美国，其新闻史上也出现过媒介越界使用权力乃至 “无法无天”的例子。至于在中国，媒介权力被滥用的现象 也并不鲜见。中外传媒界的历史和现实指明了同一个道理： 媒介应当对自己所具有的特殊权力负责。 要正确理解媒介权力，先要明白媒介权力究竟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 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 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 为和价值判断上服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6]。 从权力的共同特征及上述定义中，可以这样来认识媒介 权力：第一，媒介权力主体特殊，这在上文已有所阐述；第 二，媒介权力不同于其他权力例如政治权力，它在非制度化 的、隐形的层面上影响他人，是非强制的；第三，媒介权力 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其“合法化”不但是指法律意义上的 合法，而且还表现在受众对媒介权力的认可和自愿服从；第 四，媒介权力来源于传播资本的持有，即对信息和符号的控 制和支配[7]。 媒介权力的主体当然是媒介。媒介负责人决定着、记者 编辑们则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了媒介定位、办报（台、网）的方针；媒介拥有对版面和节目时段等稀缺资源的支配权；媒介拥有借助话语表达意见并广为传播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媒介权力的体现。不可否认，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承担着远远超过传播信息这一基本功能的责任。它们的肯定与否定，往往代表着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肯定与否定，从而在百姓中发挥了一种天然的放大作用。媒介的态度，多被解读为一种权威的认定。尽管因为角色的变化和行业的发展，媒介的功能有所拓展，但“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媒介权力及其主体受到受众的强有力的制约。就我国的 情况而论，媒介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人民（与媒介发生关系时则为受众）赋予的，而且受众理当是媒介的服务对象。在媒介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受众的权重大增，没有一个媒介敢于
1、媒介权力的定义 当今传媒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有句名言：“谁掌握了 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1]这里所说的“掌握了世 界”，当然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他本人由大众传播媒介（下 文简称媒介）起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和北美的传媒帝 国，手中掌握的媒介权力可谓大矣。在中国，学者借媒介宣 传学说，少男少女凭媒介踏上“星途”，商家通过媒介推销 产品，特定主体每每如愿以偿，媒介权力在其中所起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 要正确理解媒介权力，先要明白媒介权力究竟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 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 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 为和价值判断上服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6]。 2、简要认识媒介权力 从权力的共同特征及上述定义中，可以这样来认识媒介 权力：第一，媒介权力主体特殊，是大众传播媒介，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承担着远远超过传播信息这一基本功能的责任。它们的肯 定与否定，往往代表着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肯定与否定，从而 在百姓中发挥了一种天然的放大作用。媒介的态度，多被解 读为一种权威的认定。；第 二，媒介权力不同于其他权力例如政治权力，它在非制度化 的、隐形的层面上影响他人，是非强制的；第三，媒介权力 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其“合法化”不但是指法律意义上的 合法，而且还表现在受众对媒介权力的认可和自愿服从；第 四，媒介权力来源于传播资本的持有，即对信息和符号的控 制和支配[7]。 3、媒介权力滥用和异化现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 段。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媒介在 争取市场份额的同时，仍然应该担当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报道中准确把握分寸，扮演好“守门人”角色，这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但现实生活中，媒介 权力被滥用的现象时常可见。（1）我国一些城市的报业竞争 激烈，部分媒介在竞争压力之下，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全不 顾及应有操守。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权力往往被用于获得本 媒介的经济利益，从而染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
论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大众传媒从产生之日起就在政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它对政府起着监督权利、揭露权利腐败的作用，被誉为“第四权力”，正如张巨岩在《权力的声音一一美国的媒体与战争》说的，“无论偏向与否，新闻与电子媒介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始终具有影响力量。传播媒介的巨大能量能与政府三大部门分庭抗礼”，大众传媒的力量不可小觑。但它在监督政府的同时也在被政府利用。对于政府来说，它既是政治宣传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实现政治抱负、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途径。甚至媒体间的斗争演变为政治斗争，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演变为政治本身。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发达的美国更是如此，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更是关系非同一般。 美国政府无疑是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会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政府。在与我国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制度下，再加上几百年来经验的积累和发展，美国大众传媒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新闻理念与操作水平。所以更加难以“驾驭”。历届美国政府有过许多因大众传媒的揭露报道而面临困局的时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也有与媒介关系和谐的政府，比如罗斯福政府、奥巴马政府。政府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直接关系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以及相关利益。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大众传媒、与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政府与媒介打交道的关键问题。 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先后经历了政党报刊时期大众报刊时期，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这种变
化以便士报的出现为转折点，即在政党报刊向大众报刊过渡转变时最为迅速和明显。也是从那时起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开始由单向变为双向——从政党报刊时期的报刊沦为政府的工具喉舌，只为政府服务，只是政党之间互相攻击谩骂竞争的工具，所传播的内容是受众面窄真实客观性大打折扣，到后来大众报刊时期报刊的社会公器职能监督职能不断凸显，大众媒介开始了对政府的监督，向社会公众传播他们想要知道和了解的信息。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正视大众传媒的力量，开始探索最大限度的利用大众传媒，与大众传媒保持友好关系。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借助大众传媒这一舆论工具，与群众加强沟通并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美国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与美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大众传媒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国内政治，甚至传媒报道可以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和作出决策。基于大众传媒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的时候，大众传媒都成了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受到了历届政府的重视。报业大王普利策曾说：“我永远当不了总统，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过，有一天，我要自己挑选一作为世俗化的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媒体打交道，通过媒体来树立自己和政府的形象或者是达到某种效果。罗斯福是第一位利用媒介有效的激发公众支持的总统，他很好的利用了那时候的新技术广播，使他能够迅速地触及全国的观众获得支持，罗斯福的总统班子还创造了总统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制度；其后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总统都保留了定期举办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制度，杜鲁门时期开始在总统发布会上用麦克风，并批准将录音带用于新闻广播，使得新闻发布会更加正规，虽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
浅析新闻媒介的权利 “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摆布传媒的权势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可能体现为政治上的党派集团，也可能是经济上的。” 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在进行传播过程的同时，新闻传媒背后隐藏一种无形的权力。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阿特休尔说，“新闻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确实是共生共存的。”这种权力对每一个社会板块的整体和个体都会产生影响和控制的力量。早在1922年，德国社会学家迪菲南·汤尼斯就在书中言之有据地推论：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世界——或者至少控制了世界的舆论。18世纪末，美国政治家托·杰弗逊就指出，“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也提出“第三种权力”说，指出像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成为“广泛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所有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不过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传媒是在以自己特有的功能进入社会权力结构中，用新近客观的事实来达到支配舆论的目的。这种支配无需任何强烈的手段，只需要符合权力的源生处，即政治、资本或文化的需要。新闻传媒的中介角色，是权力分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当新闻工作者沉思片刻，思考一下人类的本性时，他们也许会看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带有政治性质。然而，新闻媒介所固有的信条最终限制了我们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简而言之，新闻媒介就是一个政治机构。政治权力性便成了新闻传媒的一大特征，政治作为新闻传媒最有约束力的权力形式，不仅掌控着传播渠道，而且决定着媒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必然影响着新闻传媒的立场与方向，政治权力必然左右媒介的运行与发展。政治在传播过程中，将负载有效信息的意图通过新闻传媒的阶级性转嫁给新闻传媒。结果造成了新闻的政治权力化，新闻即被捆绑在政治上，又把政治牢牢握在手中影响公众。 政府可以对事件予以强化或弱化的报道，避重就轻或大肆渲染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此时，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新闻传媒对市场的盲目迎合，导致新闻娱乐化和媚俗化，新闻所具有的舆论引导与教化功能因此减弱。国内学者曾提出的“新闻文化价值观”理论作为一个关于新闻学科描述、价值实现和效果评价的重要问题，将新闻的价值分为是了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的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其中，制约性价值体现在传播过程的诸多因素里，如党性原则、利益共同体、政客影响、权威影响、传播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新闻自由等，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