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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态度转变始末作者：王慧婷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03期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后战事主要参与者李鸿章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李鸿章“和战不决”的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很多决策是直接受制于清政府中枢机构或者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是清政府和战态度以及战争形势变化的综合结果。
关键词：李鸿章中法战争和战态度转变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3- 34-中法战争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但中法战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却处于驻足不前的状况，对于中法战争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框架内，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中法战争真相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对于中法战争研究的视野愈益扩大、论题愈益深化，突破了过去研究的限制，形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特色，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研究气象。
论著方面主要有通论性的如陈书麟的《中法战争》（陈书麟，1988）、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刘子明，1988）等；战争涉及的人物研究如廖宗麟的《抗法名将刘永福》（廖宗麟，1991）、李峰的《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李峰，1991）等；战役情况研究方面如炎明主编的《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炎明，1988）、郑剑顺的《甲申中法马江战役》（郑剑顺，1990）、黄振南的《中法战争诸役考》（黄振南，1998）等；研究成果整理方面主要有黄振南的《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黄振南，1994）、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广西中法战争研究会，1986）、伯琴的《法军侵台档》（伯琴，1980）等。
这些专著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这场战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就中法战争研究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以百计，代表了中法战争研究的趋势和最新成就。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左宗棠批李鸿章十个法国将军比不上一个李坏
事
导语：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条约结局之后，对当时主和的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 李鸿章
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条约结局之后，对当时主和的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
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
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
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
誉之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实际上，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
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
生活常识分享。
李鸿章一避战求和的思想严重错误，影响恶劣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家，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随后又赴贵州、陕西督办军务。
于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随后在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中博得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认同和赞许。
取代乃师曾国藩成为清朝的“柱石之臣”。
梁启超曾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
”至中法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已经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经营了十余年。
可谓位高权重，影响巨大。
在法越交兵，中国西南边疆受到威胁时，李鸿章却提出了错误的观点和外交策略。
李鸿章的“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如果与法国开战，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中法战争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等言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避战求和，妥协退让。
李鸿章的失败主义论调和妥协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他仅仅看到了中法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甚至只看到了法国的船坚炮利。
但却无视法国的种种不利因素：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刚刚从普法战争中恢复过来，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扩张，力不从心；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与英德矛盾重重等等。
此外，李鸿章也低估了中越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力量，看不到中越军民占了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错误的思想往往导致错误的行动。
李鸿章由于地位重要，资历较老，其外交思想对清廷对法决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要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思想而变得十分恶劣：其一，李鸿章的求和思想，影响了清政府的整个抗法基调。
李鸿章的态度首先影响了总理衙门的大官僚，军机处，随后又影响了慈禧太后。
由于有了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以及以李氏为首的许多大员的支持，慈禧在战争中推行她的卖国政策就大胆得多。
综观整个中法战争，清政府无一时不是以求和为根本策略的。
即使是宣战，也是为了以战求和。
总之，清廷是胜也求和，败也求和，一切以和为最高目标。
而李鸿章作为“享誉中外”的“柱石之臣”，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读李鸿章奏折有感作者：董宝珍的博客我最近阅读了《中国近代战策辑要》，这是一本记录中国1840年以来所发生的重要战争，核心决策者彼此之间的书信和奏折为内容的书。
书中有一篇李鸿章所写，关于中法战争的奏折令我产生很多感想！中法战争刚开始，首战中国就失利，丢掉了重要城池，导致士气低落，清朝核心决策层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李鸿章在中法矛盾初期是主和派，当李鸿章发现和平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变成主战派。
在中国首战失利后，李鸿章上书，反对停战议和并强烈主战！以下是李鸿章的奏折：《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
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
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
然我兵终无遵罢之理……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
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
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
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李鸿章的奏折中，解决了一个极具一般价值的重要课题：“在战略方针受挫后，是坚持原有方针，还是改弦更张？”李鸿章说道“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投资人借鉴重要的原则。
每一次投资行为都不可以轻易启动，谋划、决策时要反反复复从里面到外全面立体的收集信息、深谋远略，不要轻易的做出投资决定。
投资如同打仗事关重大，必须慎思考，没有接近百分之百的把握，决不能轻易投入。
一旦决定投资，不可避免要遇到与预期不符的阶段性挫败，此时不轻易放弃、认输。
评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如梁启超所说, 19 世纪末“四十年来, 中国大事几无一事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1]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在官场上吒咤风云，纵横捭阖。
他从事洋务运动30 余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并革新教育，培养人才，堪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但与此同时，他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所坚持的中庸的求和外交思想，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一、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在19世纪持续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之中，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当时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李鸿章将当时局势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引人深思，深刻地凸显了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局面。
而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强，李鸿章用敏锐的时代眼光，看到在国家面临危局之时，洋务运动可以让饱受侵略和欺凌的古老中国走向富强走向文明，他所说的“我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体现了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的决心与信心。
李鸿章提出办洋务的总纲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思想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认为当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实力过于悬殊，应当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军事冲突，同时遵守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办事就可以与列强和平共处。
这种思想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又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当时敌强我弱，清政府妄图改变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展开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对外保持“和局”的真正目的是为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通过创办军事工业、近代海军以自强，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增强与洋人抗争的能力。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外国的“利器”和“制器之器”，至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则没有必要学习。
中法战争的影响是什么中法战争发生在光绪年间，所以更准确地说，这是法国和清政府之间的战争。
受中法战争的影响，清政府的统治离土崩瓦解更近了一步。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法战争的影响是什么，希望大家喜欢! 中法战争的影响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历史学家和学者习惯把中法战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战争地点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的作战地点则在中国的东南地区。
中法战争之所以爆发，究其原因，理所当然和越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国最初的侵略对象是越南而不是中国。
本着吞并越南的目的，法国曾多次对越南发动战争，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越南便转而向它的近邻也就是中国求救。
为了避免唇亡齿寒的形势发生，中国和越南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共同抵御法国的入侵。
为了扫清占领越南计划的障碍，法国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并节节击退清政府的军队。
畏于法国的军事力量，清政府急于求和，并和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对法国割地赔款。
中法战争的影响和战败的惨淡事实笼罩在清政府上空，清政府的统治愈加艰难。
中法战争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反过来作用于越南。
失去中国保护的越南，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迫于压力也和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并使大片土地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中法战争时间中法战争是清朝末年备受争议的一场的战争，也是清政府不败而败的一场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涉及到的不仅有中法两个国家，还有当时清政府的附属国越南。
越南为什么会被卷进这场战争?中法战争时间是否包含法国对越南的侵犯的时间?清朝末年，各国列强纷纷踏上中国的领土，渴望在此分得一杯羹，法国就是其中之一。
法国与越南存在历史上的遗留问题，而越南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又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因此法国就以越南不履行历史上的承诺为借口于1883年8月开始攻打越南，中国开始在云南进行防御。
于同年12月正是在中国与清政府争夺山西，也就正式成为了中法战争的开端。
中国和越南的军队纷纷败退，但是黑旗军的胜利让两方有了谈判的机会。
次年5月份，双方进行第一次和谈以清政府的妥协获得一时的和平。
李鸿章一避战求和的思想严重错误，影响恶劣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家，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随后又赴贵州、陕西督办军务。
于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随后在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中博得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认同和赞许。
取代乃师曾国藩成为清朝的“柱石之臣”。
梁启超曾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
”至中法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已经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经营了十余年。
可谓位高权重，影响巨大。
在法越交兵，中国西南边疆受到威胁时，李鸿章却提出了错误的观点和外交策略。
李鸿章的“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如果与法国开战，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中法战争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等言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避战求和，妥协退让。
李鸿章的失败主义论调和妥协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他仅仅看到了中法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甚至只看到了法国的船坚炮利。
但却无视法国的种种不利因素：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刚刚从普法战争中恢复过来，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扩张，力不从心；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与英德矛盾重重等等。
此外，李鸿章也低估了中越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力量，看不到中越军民占了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错误的思想往往导致错误的行动。
李鸿章由于地位重要，资历较老，其外交思想对清廷对法决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要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思想而变得十分恶劣：其一，李鸿章的求和思想，影响了清政府的整个抗法基调。
李鸿章的态度首先影响了总理衙门的大官僚，军机处，随后又影响了慈禧太后。
由于有了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以及以李氏为首的许多大员的支持，慈禧在战争中推行她的卖国政策就大胆得多。
综观整个中法战争，清政府无一时不是以求和为根本策略的。
即使是宣战，也是为了以战求和。
总之，清廷是胜也求和，败也求和，一切以和为最高目标。
而李鸿章作为“享誉中外”的“柱石之臣”，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北洋与枢臣相表里”，共同执行妥协求和的政策，已经昭示了中法战争的结局。
其二，李鸿章的求和论调，影响了清政府的抗战决心，使得它推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并严重影响了前线将领的抗战意志。
从1882年滇军受命出境驻扎，到马江丧师，清政府一直推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清政府一面派清军赴越抗法，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进攻；一面谕奖刘永福黑旗军抗法，一面又暗藏借法军消灭黑旗军的阴谋；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来达成妥协。
在清政府这种消极的作战方针指挥下，前线将领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坐观黑旗军浴血抗法而不予支援；在中法战争爆发后又犹疑、等待、观望、退避。
直到引发马江丧师的严重局面，清政府才改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
从1883年法国兵指北圻起，清政府陆续选派了彭玉麟、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张树生、杨昌睿、岑毓英、刘铭传、潘鼎新、杨岳斌、鲍超等一大批内战内行的所谓“中兴名将”、“名臣”奔赴战场。
他们无一不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狠干将，为什么以他们为首的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呢？国子监治麟的一个奏折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官军屡挫，要隘再失者，非战之罪，不力战之罪也。
而揆厥由来，则在战志不坚。
疆臣窥见此意，以为和者朝廷之本心，而战乃迫于小臣之公议，于是时时为和计，反谓主战为不达时务，为沽名，而战事遂不肯实力讲求矣”。
这份奏折明确指出了李鸿章的求和论调对于那些湘、淮将领的影响。
内阁学士尚贤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疆臣视北洋为行止，北洋与枢臣相表里”的妥协投降路线是如发挥影响的。
其三，从求和的“本心”出发，李鸿章在战前的谈判中为法国所迷惑，委曲求全，但最终还是失败并延误战机。
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与洋人打交道，办了二十多年的洋务，对时局和西方列强还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李鸿章满脑子的只有求和、忍让思想，以至于无力也无心去识破法国的谈判阴谋。
虽然李鸿章在谈判中一让再让，但仍然难以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反而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
结果，法国以谈判为掩护，逼越南签订了第一次《顺化条约》，完成了变越南为殖民地的步骤。
而此时，清政府的将近一万大军却在越南无所事事，白白耽误了大好战机。
二签订《简明条约》动机可恶，内容则可与福禄诺在天津议和，签订《简明条约》是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行动。
对这一行动，当时的主战派是“交章论劾”，后人也是口诛笔伐。
笔者认为人们在评论此事时，割裂了动机与效果的辨证统一关系。
从动机来看，李鸿章无疑是应当受到批评的。
李鸿章一直是失败主义和投降论的宣传者。
1883年底，他对总理衙门说：开仗以后，中国胜，法必添兵再战，中国败，尚可退回本境，法军必不马上深入，到时可以充分讨论分界划守。
也就是说，抵抗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与求和。
所以，李鸿章就是抱者这种心态，在前线暂时失利后与福禄诺谈判的。
从内容来看，我们对《简明条约》应当基本肯定。
首先，中国方面并未有重大损失。
《简明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属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从越南撤军。
损失最终落在了越南身上。
中国只不过是对越南的“宗主权”被架空，失去了对越南国王册封，接受“朝贡”的权利。
而事实上，在国际大势中，清政府自身难保，内耗、外患不断，又有什么能力去保护越南呢？再者，中国越战失利，法国已经占领了北圻重镇山西、北宁，大部分越南已经处于法国控制之下，形成了事实上的“保护”。
主动放弃对越南的保护之责，又有何不可呢？其次，对比此前鸦片战争失利和此后甲午战争失利的结局而言，《简明条约》可以说是中国能得到的最有利条约。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利后，中国割地赔款，损失巨大。
此次失利，中国即使硬要说“割地”，那也只是“割”了越南的一小块给法国。
如果说越战失利不可和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同日而语，那么，同此后不久中国在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签订的《越南条款》相比，总是可以的吧。
此败彼胜，利弊却倒置。
可见，《简明条约》应当肯定。
再次，中国也需要和局来抽出力量去对付日本。
当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比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更为紧密，朝鲜的安危对于清政府来说也更为重要。
而日本却借中法交兵之时，在朝鲜大肆活动，扶植开化党人的势力，竭力利用开化党人作为在朝鲜扩充势力的工具。
因此，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冲突、矛盾日甚。
清政府需要分出力量去对付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签订和约就使清政府有了休整的机会，进而调动抗法的军力去对付日本。
三拒绝北洋水师南下并无大错许多人把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原因归罪于李鸿章掌管的北洋水师拒绝南下支援。
这是很不正确的。
笔者认为，马江丧师的主要原因是如下两点：第一，妥协求和，实行消极防御政策。
北黎冲突后，清政府还妄想维持和局，派人在上海与法国谈判，在军事上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还是进行消极防御。
对法舰侵入马尾军港非但不加阻止，反而命令福建海军“不可衅自我开”。
无异于把战争的主动权交给了敌人。
当谈判失败，又迟迟不肯解除不得主动进攻的禁令。
严重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
第二，政府挟仇用人，敌前将领昏聩无能。
福建帮办军务的张佩纶原来是清流言官，因为上书言事过于激烈，有碍于慈禧太后的投降政策，慈禧太后就把不懂军事的他派往战争前线，让他出丑。
而张佩纶和因为有点口才而受他提拔的舰队指挥张成，在战争一打响就逃之夭夭了。
闽浙总督何景，“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此外别无良策”。
船政大臣何如璋，“对于目前敌患，绝不设防；且下令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自行起锚”。
这样一批将领，如何能指望他们打胜仗呢？所以，那种北洋水师没有南下支援的论调近乎于一个借口，是完全占不住脚的。
况且，北洋水师此时另有任务，不宜外调。
一方面，北洋水师要留在北方以应付朝鲜局势。
清政府干涉朝鲜的“甲申政变”成功，就有北洋水师的功劳。
另一方面，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
在马江偷袭得逞和占据鸡隆后，孤拔等人也有同样的打算。
一旦刚建成不久北洋水师南下被法国得知，法舰北上，两者的遭遇战结局很难预料。
若是在马尾海战前抵达福建，在清朝消极防御政策和福建将领的昏庸指挥下，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马尾海战时，北洋水师以提督宋庆守旅顺口，丁汝昌以快船协防，罗荣光守大沽，唐仁廉守北塘等等。
其目的在于防备法国海军的北上袭击清朝的心脏地区。
这种做法是对的，至少是稳妥的。
四签订《越南条款》甚为遗憾，但不宜苛责中国最后与法国签订了《越南条款》，无疑是令人痛心和愤怒的。
法国在军事上大败后，仍然获得了比《简明条约》更多的权益，达到了它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即占领越南以窥中国。
李鸿章在谈判签约过程中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不说为越南争取什么，起码应该维护中国自己的利益。
但是，李鸿章还是秉承了他一贯的妥协思想，无所作为，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为什么又说对李鸿章不能苛责呢？首先，《越南条款》并没有使法国勒索赔款的企图得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维护了清军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李鸿章在镇南关大捷后说：“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
其中“妄求”就是指的勒索巨额赔款之事。
所以，《越南条款》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军事上的胜利完全抹杀了。
其次，李鸿章在整个谈判、签约过程中并没有多大的自由和回旋的余地。
1885年4月4日，受赫德操纵代表清政府的金登干就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签定了停战条款，规定在从新肯定李、福条约有效的基础上停战议和。
这就规定了谈判的内容和范围，李鸿章再怎么努力，至多也只能达到《简明条约的地步》。
此外，在缔结和约的谈判过程中，主要谈判者是金登干而非李鸿章。
李鸿章只就细节和约文加以核对，正如他自己所说“督同中法翻译官，详细考究，讲解文义”而已。
待到李鸿章与巴德诺签约时，李鸿章想抗争也不行了。
再次，整个中法战争期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非常不利。
法国同其他列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列强的态度是一致的：一是利用中国的困难谋利益，二是阻止中国的任何胜利。
这两点是列强对华的基本原则。
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说：“中国的困难是每一个外国的机会”，德国所关心的只是向中国推销军火和乘机占据北洋水师的操纵权。
国际资产阶级的这种共同宰割中国的态度，使得中国处境艰难，难以在谈判桌上抗争。
传统观点认为，1885年中法战争中清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卖国贼”，以胜求和，与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此乃清政府卖国外交的一大罪状。
笔者认为，此观点分析有失偏颇。
中法战争交战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镇南关大捷不能视之为战争对于中方的胜利转折，法军在更具战略意义的东南沿海战场占据压倒性优势。
李鸿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显示了其高明的外交眼光，《中法新约》的签订，是纵观整个国际国内环境，以最小的代价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明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