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影响李鸿章命运的几个人物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刘学慧[摘要]中国晚清史上一个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留下了太多的资料，可供后人探讨研究。
李鸿章，他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俾斯麦”，生前与死后皆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纵观其一生可发现一部晚清衰败史。
他的所作所为固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离不开个人的理想与追求，但也与其一生中所遇的几个重要人物有关系。
本文着重探讨了近代史上，尤其是李鸿章生活的那个年代，影响他的，举足轻重的几个人。
[关键词]晚清衰败家世背景政治舞台洋务运动李鸿章，中国晚清第一重臣，安徽名人也。
以他的话来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曾经“坐镇北洋，遥执朝廷”，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俾斯麦”，生前与死后皆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纵观其一生即可发现一部晚清衰败史。
当天朝美梦破灭之时，他也曾力图挽救风雨飘摇中的王朝，于是积极参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后主张“自强”与“求富”，改革吏治、兴办新学、推进洋务、创建海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国势危殆，以其个人能力无法达到理想境地，尤其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专制腐朽，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林则徐、曾国藩、翁同龢、左宗棠等能臣无法施展才华，只能和李鸿章一样暗自感叹。
弱国无外交。
当李鸿章作为外交能臣与法国、俄国、英国、日本等国交涉时，只能是以清王朝的退让而结局。
于是，割地、赔款成了一贯动作，由此李鸿章落下个“卖国贼”的骂名。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他身败名裂。
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留下了太多的资料，可供后人探讨研究。
以至梁启超写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笔者以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具有厚重文化内涵并有历史责任感的朝臣能在艰难的岁月里有所作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思想根源有关系，也与其一生中所遇的几个重要人物有关系。
政》、《矿政》、《利权》（一、二、三、四）和《变法》共14篇，除了过去已一再论述过的主张外，薛福成这14篇文字中主要叙述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反对不平等条约。
薛福成特别强调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以及协定关税三项对中国危害深重，强调应坚决抵制新的不平等条约，修订过去已经签订了的不平等条约。
（2）预防俄、日侵略。
薛福成认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目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觊觎中国领土的沙俄和日本，强调中国应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西方各国改善关系，并援助朝鲜、越南等国使之成为坚强的邻邦，同时，中国也必须加强边防、海防。
（3）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他认为中国必须振兴工商业，强调发展运输业、发展农业、发展工业是振兴工商业的三个要端。
（4）阐述洋务运动的理论根据。
他指出变法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强调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等很多方面需要变法，变法的目的是取西方器数之学使中国实现富强，从而使中国不受列强的蔑视和宰割。
薛福成的《筹洋刍议》虽没有像另一些早期改良思想家们那样明确提出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思想的触须触及了早期改良派关注的各个问题，特别是他那些否认传统的封建观念，认为“人人欲济其私”等观点，更是直接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
正因如此，这部代表其洋务思想的著作已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色彩。
这部著作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直到1895年，另一位广东的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在修订出版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时，特地将《筹洋刍议》中的《变法》等篇章附录于后。
《筹洋刍议》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陈虬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人们公认为19世纪后叶中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成果。
薛福成一生，从事着繁忙的公务，但他除写了大量公文，还写作了其他类别的大量著作，最能反映他的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的就是《筹洋刍议》和《出使四国日记》，他的业绩和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
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 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原创：世人只识丁汝昌，不知丁日昌，还是一位洋务运动的巨擘丁日昌画像（网络片）据记载，1875年9月17日（旧历八月二十一日），沈葆桢因接李鸿章密咨，郭嵩焘已奉命使英，改奏请派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接督船政（福州船政大臣）。
福州船政作为“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发轫之地，丁日昌自此走上了波澜起伏的洋务运动历史舞台。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又作禹生、雨生，广东丰顺人。
晚清政治家、军事家、藏书家。
然而一提及洋务运动历史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重量级人物，实际上，在内忧外患、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期时期，在变革图强、风云际会的洋务运动中，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一员干将、外交能手、治吏能臣，被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们的巨大光环遮蔽了，长久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拨开历史云雾，本文撷取丁日昌在推动洋务运动进程中若干历史片段，以此还原其在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海军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1863年9月，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调丁日昌时，评价丁日昌“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希望他能“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来办制造事宜”。
同年秋，丁日昌从广东到上海赴任，随身携带了西洋地图并翻译铸炮各书。
到上海任职后，他协助李鸿章筹划和办理洋务，其洋务思想日趋成熟。
经过不断实践和思考，丁日昌于1867年就整个洋务运动开展向曾国藩上万言书，并通过李鸿章转呈总理衙门，这就是著名的《自强变法条陈》，全面阐述了对中国实施“自强变法”的认识和主张，总理衙门认为《自强条陈》“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复函命李鸿章“通盘核计”，这是丁日昌洋务思想成熟的标志，对推动当时洋务运动广泛拓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而且有力影响了清政府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们的思想，丁日昌也由此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之一和重要骨干。
丁日昌到上海赴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主持创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旅美幼童（网络片）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称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或沪局，创立于1863—1864两年间。
试论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贾全胜【摘要】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又受中国传统经世思想及其师友、幕僚的濡染.李鸿章主张"和戎"的外交思想,即争取同列强保持和局的情况下寻求改变现状以图自强,在外交实践中,尤其在对日交涉中,他采取"以夷制夷"、谨守约章等原则和策略,以寻求和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应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8)004【总页数】2页(P7-8)【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中日关系【作者】贾全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27李鸿章，晚清重臣，1870年至1901年一直活跃于外交政坛，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大涉外事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理念。
本文拟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渊源和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并选取典型事例考察其外交思想的运用及实际效果，分析其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探求其和戎外交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从而对其外交思想作出理性评价。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的渊源首先，在外交政坛中，李鸿章逐渐深刻认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有这些压力形成合力，推动他积极寻求合理有效的外交方式。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与李鸿章等人一时束手无策，于是便从古代言论及传统经验中寻求应对良策。
因此，“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意识及“和为贵”处理华夷关系的羁縻政策便成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思想的有益借鉴。
其次，师友及幕僚对李鸿章的影响较大，其中，其师曾国藩及其幕僚薛福成、丁日昌、马建忠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
他还请洋人幕僚德璀林、毕德格为他解读了上百部的英法文著作。
最后，李鸿章的个人魅力也不容忽略，他主张“外敦和睦，内要自强”，但他并不盲目崇洋媚外，主张放弃传统宗藩体制，采取和戎外交的总方针。
二、从联日到防日的外交实践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是合理务实的，其主要表现在从联日到联俄制日，以求外部和局。
研究上海道台的力作――介绍《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熊月之梁元生教授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上海道台》)，是研究晚清上海历史的力作。
梁元生，笔名施榆，194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甲等荣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198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于上海史，梁元生可谓情有独钟，他的硕士论文《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便是有关上海史的题目，至今仍是中文世界研究林乐知的权威著作。
以上海道台作为专门历史研究对象，以前未曾见过。
20世纪30年代，蒋慎吾写过一篇《上海道台考略》，那是介绍形形色色上海道台的知识性文章①；1972年李国祁写过论文《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此外似无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人做过的题目不一定都有研究价值，但是，读了《上海道台》以后，我们会由衷地叹服，梁元生确实慧眼独具，选题角度巧妙。
《上海道台》分三个部分，九章。
开头两章为背景性介绍，第一章，总述；第二章，上海道台：背景，官府与人。
第一部分：“官员转身对外：上海道台与外国关系”，含三、四两章，第三章为通商口岸的夷务管理：态度与政策，1843-60；第四章，制度架构中的洋务：新体系中的上海道台。
第二部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上海道台与近代化”，含五、六两章，第五章，管理近代化：双重角色；第六章，沪津走廊：李鸿章与上海道台。
第三部分：“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上海道台与地方政治”，含七、八两章，第七章，精英与城市政治：上海权力结构；第八章，混合社会中的官僚政治领袖：上海道台与精英关系。
试析近代朝鲜双重外交的形成及影响摘要：近代朝鲜的双重外交是指朝鲜在保有与清政府宗藩外交的同时，与其他外部世界建立了条约外交。
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三种原因：首先，是朝鲜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其次，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作用；第三，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也促成了双重外交。
双重外交对朝鲜近代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朝鲜；双重外交；历史形成近代朝鲜的外交具有阶段性特点，即前期闭关锁国，奉行单一的宗藩外交，中期条约外交建立，宗藩外交与条约外交并存，后期沦为殖民地，丧失外交自主权。
其中，双重外交时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出现受朝鲜开化思潮的推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双重外交建立的诱导力量，列强打开朝鲜国门的外交攻势是双重外交局面出现的外部因素。
在双重外交体制下，朝鲜外交出现新特点，即宗藩外交突破朝贡与册封的单一形式，同时，朝鲜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
一、双重外交形成前的周边局势朝鲜确立双重外交前，东亚有着自成一体的外交体系，这就是宗藩外交或称作朝贡外交。
中国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优势，因此成为宗藩体系中的宗主国。
朝鲜、越南、缅甸、琉球是这一体系中的藩属国。
朝贡与册封是维系这一体系运行的重要方式。
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一体系的核心清政府沦为半殖民地，其藩属国也相继成为列强的侵略目标。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面对列强对其藩属国的侵略只能听之任之，至19纪纪70年代末，清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割占，越南和缅甸不断遭到法英的侵略，东亚自成一体的礼治体系出现缺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大院君执政时代，朝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多次驱赶前来叩关的美法舰船，又拒绝抱有“征韩”企图前来“复交”的日本，但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把目光锁定身处东亚要地的朝鲜半岛。
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迫使其签订《江华条约》，对日开放口岸，允许日本入朝贸易。
这一历史性事件给朝鲜带来巨大冲击，触动了朝鲜全国上下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种骤变的外界形势。
李鸿章：时势所造之英雄——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本书作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晚清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大师级的学者。
本书完成于1901年11月，即李鸿章去世不久。
本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尽管李鸿章是梁启超的政敌，尽管康梁“公车上书”才六年，但是梁启超对李鸿章仍然持论公正，作出许多正确、深刻独到的评价。
“书中对李氏的批评，尚称公允，所记其时代的事迹，也很详尽，所以出版后，颇风行一时”（注1）。
本书《序例》共有六小段。
说明写作的目的，“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介绍所用的文体，“全仿西人传记文体”，“夹叙夹论”；表明取材的原由；强调公正评价的意愿。
《序例》虽然篇幅很短，但寓意很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史学文章，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和反复研读。
作者在书中扼要叙述了李鸿章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所作所为，突出他对晚清四十年的重大影响，让读者对他的一生及中国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产生清晰的认识。
作者虽然不认同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的看法，但是他肯定地说，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无一人超过李鸿章。
“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注2），所以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反复强调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史学态度。
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李鸿章是晚清王朝无可替代的代表人，但作者评价李鸿章只是寻常的英雄。
作者“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他发现同治光绪时期的重大事件多与李鸿章有关联，作者评价李鸿章时，没有脱离他所置身的复杂环境和动荡时代。
本书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作者依据他对中国历史和当时国情之认识，断言李鸿章是纯臣，是庸臣，而非权臣。
他认为中国当时近四十年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
他并非有意袒护李鸿章而为之解脱，因为随着中国专制政体的发展，自清雍正朝以来，一直是军机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注3）。
!"收稿日期：#$$#—$!—#!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省丰顺县汤坑人。
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外交官，也没有出使过西方国家，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但却“谙熟洋情”，办理了众多的对外交涉事件，并就对中外关系问题多次向朝廷建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他的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仅对其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丁日昌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是其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外交是“天朝上国”以理藩对待外来民族，“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仍守着“天朝”的威严，并力图恢复传统的“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主权进一步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巨变，尤其是进入%)世纪*$年代中期以后，以日本侵略台湾为发端，造成中国边疆危机加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为了挽救危亡的清朝统治，清政府内部一批关心时局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巨变，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强敌”。
并已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这场变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不得不重新估计华夷的国际地位，逐渐抛弃传统的夷夏观，向西方学习国际公法等等，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则，从而促使外交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
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认识到西方国家及潜在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
丁日昌对于时局即常常发出“多事之秋”+%,（-"）的感叹。
早在%&!’年，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局时，就向李鸿章建议设厂造船并提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的主张。
.《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编，第"页/%&!*年，他又指出：“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
”+#,%&*0年他在《海防条议》中又进一步写道：“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
”+’,（-#’）丁日昌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局”完全是外国侵略所致。
因此，他十分关注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军事侵略。
他是这样分析中国的边疆形势：“法据安南与我云、贵、广西毗连，英占印度，与我云南、四川边境相接，俄占据黑龙江以北，染指新疆、包裹我东西两端，东南沿海数省更为洋船随处可到……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也。
”+’,（-%0）他在《临危口授遗折》中还写道：“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
”+",（-#*"）因而极力呼吁“……惟望内外臣子，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勿分畛域，勿惮浮言。
”+",（-#*0）丁日昌对世界形势的这种认识，足以体现他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自强的要求，与同时期一般士大夫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较早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
还在%&!"年，丁日昌就认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
”+",（-%%*）%&!*年，在《上曾候自强变法条陈》中再次就日本的侵略企图发表见解：“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现在驾驶轮船自船主管炉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延西人管其税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略欧米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志果何为哉？”+#,（-#0）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朝野之中实为鲜见。
病退之后，丁日昌还心系日本对中国之威胁，呼吁国人要加倍警惕和防范日本，“亟谋自强”，作好反侵略的准备。
遗憾的是清政府统治者当时并未对此加以重视，其结果先是%&*"年日本侵台引发边疆危机，进而于%&)"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这正好验证了丁日昌的预料。
#、认识到建立新的中外交往方式已成必然趋势丁日昌认为，当时清政府对外正面临“邻气日逼”之势，而国内却是“积习太深”的“穷极之时”。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摘要：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形成于%)世纪!$1*$年代。
这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内容有：坚守条约的和平外交思想，“自强为本”的实力外交思想，“遣使设领”、“保护华侨”以及主张实行“均势外交”的外交策略等等。
从三方面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略述。
关键词：丁日昌；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社会关系；地域中图分类号：2#0"3’文献标识码：4文章编号：%!*#($""5.#$$’/$%($$!"($’龙岩师专学报6789:;<7=>7:?@;:AB;CDB9EF7<<B?B第#%卷第%期G7<3#%H73%#$$’年#月IBJ3#$$’略述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谭艳萍“变通”。
对外则要变通交往方式，告别闭关自守的状态。
在#$!%年，他就指出：“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
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拒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关不出为长久计。
”&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页’丁日昌不但认识到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且还认为外国的侵略又给予了中国以挑战的机会，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学习西方，迎头赶上。
“取其所长以利于我”，&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页’从而发出对外“虚与委蛇”，力保和局，对内则“卧薪尝胆”图谋自强的呼声。
为了阐明自强的迫切性，丁日昌进一步分析：“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之资也。
故曰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也。
”(%)（*##$）这些见解充分体现了丁日昌的外交眼光和谋略。
二、广泛的社会关系丁日昌一生交友甚多，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晚清重臣，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代表清政府办理过许多对外交涉。
基于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状况，他们奉行“和戎”、“信守条约”的外交原则。
曾国藩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主张“驭夷之法，羁縻为上”。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不可否认，他们所奉行的外交原则有着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一面，但在当时的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情况下，就连和局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利害不同的侵略者之间周旋，以免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外交原则是适时的，可行的。
再说“信守条约”这一外交形式，也是符合国际法关于条约一经议定批准生效，双方必须遵守的原则。
“和戎”也好，“信守条约”也好，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发展国家实力，以抵御外国侵略。
他们认为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在对外交涉中坚持强硬态度，打击强权列强，维护国家主权。
丁日昌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以其“于洋人性情最为熟悉”&引自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年，第.!页’的特点，直接办理了许多棘手的涉外事件，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提拔和支持。
丁日昌在外交实践中，也强烈地认识到，在中国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对抗是万不可行的。
他说：“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绌。
”($)（*"+.）并且“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司洋器为自强张本。
”&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页’唯一的出路只有“外则虚与委蛇，内则力图整顿”。
(%)（*/,"）尽快增强国力以达到国强。
所以，他所执行的外交原则是“和戎为方，自强为本”、“信守条约”等等。
这不能不说是对曾国藩、李鸿章外交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容闳的影响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
曾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对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发展有过较大的贡献。
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与容闳关系密切，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称丁是其“老友”及“志同道合者”。
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受容闳的影响很大。
现重点列举两项：第一，对基督教及教案的认识。
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容闳的坚决反对。
在#$!$年他向朝廷转呈的条陈中就写道：“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丁日昌一生经办了多起教案，在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对教案的处理方针上，他受容闳的影响很大：一方面，能以较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宗教，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有“淫心兽行”的邪恶团体。
另一方面，对外国教会在华的侵略活动进行强烈的遣责和抵制。
尤其是丁日昌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容闳正担任丁日昌的随员，所以这种认识和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
容闳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深刻地了解到华侨华人在海外的遭遇以及他们思念自己家乡的感情。
“当#$""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为一串，牵往囚室。
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
”(.)（*-#）这种认识就直接影响着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的形成。
#$!,年，丁日昌向朝廷建议派使“赴各国有华人处所”(/)&*/#’专门处理华侨问题。
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但可以说是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萌芽的体现。
后在#$,"年，丁日昌在担任中秘换约钦差大臣期间，又直接利用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的报告，就秘鲁公然践踏中秘新订条约中关于保护华工的条款、虐待华工的事实同秘使进行谈判。
由于丁日昌据理力争，终于迫使秘方作出保护华工的保证，使在秘华人的状况大有改善。
勿庸置疑，丁日昌这次外交活动的胜利是与容闳的影响分不开的。
-、王韬的影响王韬是丁日昌的终生挚友，曾在上海英国教会墨海书馆任职，后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再后被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了法、俄等国。
这些经历使他对西学有较深的认识，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年，王韬将自己与黄达权合著的《火器略说》一书寄给丁日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