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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符号在视觉艺术中的运用【摘要】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
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
【关键词】视觉艺术;符号;转换;再生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人是符号(sign)的动物。
”1人类籍由符号来表达内心世界,传递信息。
将日常所思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包括声音、视觉、肢体行为将一个整合的概念传达给对方。
符号学(Semiotics)是一种关于符号和运用符号,包括观看符号的理论。
符号学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学科,而是一种阐释性的学科,但它能够在历史的探索中被加以有效地整合。
符号学集中关注构成和表征的问题,将“文本”看作是产生意义的符号的特定合成。
这是一种不带霸权和强制要求的有限度的视角。
2艺术的起源不论从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符号化的开始。
原始人用肢体捕捉动物的动作,用声音模仿动物的鸣叫,用矿物质将动物的形态描绘在崖壁上,手舞足蹈用简单的语言交流,于是就有了最初的舞蹈符号、音乐符号、美术符号、语言符号。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符号内容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微妙化,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
视觉艺术作为一门研究经由肉眼产生联想的人文科学,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
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
作为一套工具,符号学提供一系列我发现可以深入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的有用思想和观念。
当这些思想和观念可能由心理分析、叙述和修饰理论引发产生时,它们就产生与传统艺术史并不发生矛盾的洞察力。
艺术设计中的形式语言与符号学研究艺术设计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和交流方式。
在艺术设计中，形式语言和符号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形式语言和符号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设计中的语言和交流方式。
形式语言是指用来表达和交流的符号系统，比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
在艺术设计中，形式语言可以通过形状、色彩、线条、质地、空间等方面来表达和交流。
不同的形式语言有着不同的表现力和风格特点，因此在艺术设计中，对形式语言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设计师来说，他们需要深入了解不同的形式语言，掌握如何运用这些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情感。
在他们的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设计目的选择最合适的形式语言和表达方式。
例如，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选择某种颜色或者材质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格调。
符号学是指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研究。
在艺术设计中，符号是一种可以代表事物的符号，例如像素、字母、数字、图案等。
符号学研究的是这些符号的含义、内涵、形象和传达方式。
在艺术设计中，符号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符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符号和其所代表的事物和意义。
在艺术设计中，符号的使用可以起到传达和表现作用。
例如，在商标设计中，通过选择一些特定的符号和颜色，可以给人一种特定的印象和观感。
在海报和广告设计中，设计师可以使用符号来传达某种信息或者意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
形式语言和符号学在艺术设计中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艺术设计和欣赏作品，还可以为设计师创作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在艺术设计的实践中，形式语言和符号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设计师们需要不断地提高对这些研究领域的认识和理解，为自己的作品注入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使其更加具有美感和艺术价值。
总之，形式语言和符号学的研究对于艺术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设计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交流和传达方式，其中的形式语言和符号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些领域，才能创作出更加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符号学理论对现代平面艺术设计的解读萧冰(沈阳大学美术学院，辽宁沈阳110044)摘要：中国的符号学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的。
在现代艺术中的发展中也起到了深远影响。
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对现代平面艺术设计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符号学平面艺术设计解读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最早是二十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 e)提出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
”q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兴盛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
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罗兰巴特(R ol andB ar t hes)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他将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从语言学中剥离出来。
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主要思想是：符号学符号与它的语言学原形一样。
也由能指与所指组成。
巴特又从符号的功能性出发，提出了功能符号(源于实用，并兼具功能性的符号学符号)。
其过程可表示为：词一(实用)一符号——(吸收意义)一实用物品。
通过分析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可以发现：符号的意义最终源自深层次的文化结构．而这种文化结构又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
在特定的文化社会结构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任意性的关系．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通过换喻和隐喻的方法，组合成符号形式。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
因此根植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符号学研究。
从起步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勃勃生机。
对符号学的探索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
“设计”一词，英文为“D es i gn”，原意为做记号的意思，由此看来。
设计艺术与符号学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深层联系。
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一般人们关注的是设计的外部形式方面和装饰的语义层面。
符号学发展历程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学科，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古代符号学：古代文明中的符号学主要体现在神秘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和占卜预测等方面。
例如，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古代中国的八卦和易经、古希腊的神话符号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对符号的重视和运用。
2.中世纪符号学：中世纪时期，符号学在宗教、哲学和文学等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中的宗教符号、阿尔伯塔斯·马格努斯等人对符号哲学的探索，以及文学作品中的象征符号运用，都是中世纪符号学的重要表现。
3.文艺复兴符号学：文艺复兴时期，符号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重视。
文艺复兴人对古代文化的重新发现和理解，以及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崇，使得符号学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4.现代符号学：现代符号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运动。
结构主义者通过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探讨了符号的结构和功能，提出了符号系统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5.当代符号学：当代符号学涵盖了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心理学等。
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从单一的符号系统扩展到了更加复杂的符号网络和符号文化，涉及了多种学科和方法论的交叉和融合。
总的来说，符号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发展历程反映
了人类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探索和理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符号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为我们理解世界和人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艺术研究方法艺术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艺术作品及其相关领域时所采取的方法与技巧体系。
对于艺术研究者来说，采用恰当的方法与技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了解艺术作品，还可以让他们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
以下是关于艺术研究方法的十条建议：1. 采用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来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特点等。
在进行艺术研究时，研究者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献资料、论文等来获取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创作背景、艺术家的创作理念等，对于深入分析艺术作品的含义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2. 采用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观察、调查和实验，收集数据和信息，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结论。
在艺术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采访艺术家、观察展览、参与活动等方式收集数据和信息，在实际的艺术实践中验证自己的理论和假设，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3. 采用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指通过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发现其相似和不同之处，从而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意义。
在艺术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不同艺术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共性、特点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从而深入探讨艺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4. 采用解构研究法解构研究法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解构和分析，发现其中的结构与逻辑，从而领悟其内在意义和价值。
在艺术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了解其中的元素、构图、色彩等，以及其背后的思想和文化背景，进而发现作品的深层含义。
5. 采用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变革规律进行研究，了解其演变和变化，从而对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探讨。
在艺术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过程进行研究，了解其创作理念、风格演变等，从而深刻理解其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环境艺术设计中符号学的应用【摘要】环境艺术设计中符号学的应用对于创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符号学启发设计师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灵感，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艺术作品。
在设计中，色彩和形状符号被广泛运用，用以传达特定的情绪和意义。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符号学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方式。
符号学的应用不仅丰富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内容，还可以引导观众更深入地思考作品的内涵。
未来，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更加多样化和深入，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性。
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将在未来的设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符号学、环境艺术设计、启发、应用方法、色彩符号、形状符号、案例分析、意义、发展方向。
1. 引言1.1 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元素，更是一种沟通和传达思想的工具。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环境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高，环境艺术设计需要更多的符号学知识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环境的追求。
符号学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揭示隐藏在文化和历史之中的意义，从而创造出更具有深度和内涵的环境艺术作品。
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更在于它能够引导观众理解作品所要表达的信息和情感，使得设计作品在传达主题和引导情感上更具有效果和感染力。
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水平，同时也能够深化作品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2. 正文2.1 符号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启发符号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启发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
符号学让人们认识到环境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被解读和理解的。
每一个颜色、形状、图案都可能蕴含着特定的含义，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分析和理解，设计师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意图。
符号学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把握文化和社会的脉搏，从而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表达。
符号学进入艺术研究段炼本文是即将出版的拙著《视觉文化符号学》的一小节，此节对符号学及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符号解读方法作概略介绍，述及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基本符号概念、结构主义符号阐释、解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符号研究等。
如果读者已具备了这一学科的常识，则可跳过本节的前半部分，直接从后半部分读起。
一、符号研究的起源符号（sign）是指示事物的标记，符号学则是对符号及其指示特征和表意机制的研究。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semeiotikos，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70年）创用，意为“症状观察”。
对医生来说，观察病人身体出现的外部症状（semeion记号），如色斑、痕迹之类，可以洞察其内在疾病。
用符号学术语说，就是人体外在的可见标记，能够揭示内在的不可见的实质。
这外在和内在的关系，是一物指示另一物，这样的指示和表意关系，是符号现象的本质。
比希波克拉底稍晚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符号现象引入哲学研究，指出一个书写文字所指示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之外的事物，不仅是具体的某一事物，而且是具有相似性的相关事物。
例如“圆”字的所指是圆圈的形状，这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圆圈，更可以是泛指各种大小、质地、用途的圆圈。
柏拉图对符号现象的引申，使符号的形态超越了视觉的局限和个别性的局限，从而获得了抽象性和一般性，其所指可以是一个概念，例如关于“圆”的概念，由此大大拓展了符号研究的领域。
在柏拉图的语境中，符号的功能是再现的，也即以“圆”字来再现圆的形态和圆的概念。
符号的再现性，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研究符号现象的关注要点。
这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对符号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们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则预示了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符号研究。
启蒙时期最重要的符号研究，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波音索特（John Poinsot,1589-1644）给符号所下的定义。
他在1632年出版的《符号论》中指出，符号居于思维与事物之间，其功能在于使人将思想与现实直接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符号可以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周围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人对现实的理解。
启蒙时期英国的另一位大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其1690年出版的巨著《论人类理解力》中，正式将符号研究纳入哲学研究中，使符号学具备了初形，并启迪了随后两百年中欧洲思想家们对符号学的关注，从而使现代符号学得以诞生。
现代符号学发展于二十世纪，研究对象是符号及表意机制，其理论源头主要有二，一是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二元符号论，另一是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三元符号论。
前者代表了以法语进行表述的欧洲学派，后者代表了以英语进行表述的美国学派。
其始，两者间并无交流和相互影响，而是各有一套术语，就连“符号学”一词也各不相同，索绪尔用semiologie （semiology），皮尔斯用semiotics。
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术语各有偏重，代表了不同的关注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一般学者都认为二者大同小异，可以互换。
本文对术语问题持后一种看法，故不辨析二词之异，却聚焦于二者对符号现象的不同解说。
尽管索绪尔指出一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但一般人常将“符号”一词与“能指”一词混为一谈，而在普通的符号话语中，这样合二为一反而方便人们使用。
在此前提下，人们通常也将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体”（representamen），或译“再现者”，认同于索绪尔的能指。
如果我们接受常人的这种看法，那么关于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联系，就可以说是皮尔斯将索绪尔的能指细分为三种，即使用像似符的图标再现、使用指示符的索引再现、使用规约符的象征再现，三者也称图标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
下面先解说索绪尔，再解说皮尔斯，以及后续发展。
二、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矿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索绪尔自幼就显示了语言天分，后入日内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古代语言，专攻拉丁文、古希腊文和梵文。
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写出了研究印欧语言的学术专著，并于1880年获得梵文博士学位。
同年，索绪尔前往巴黎教授梵文和欧洲古代语言，直到1891年才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任梵文和印欧语言教授。
自1907年至1911年，索绪尔讲授语言学概论，试图将授课内容写作成书，但未能如愿，并于1913年去世。
后来，索绪尔的两位学生根据授课材料和课堂笔记，将此课内容整理成书，于1916年出版，书名《普通语言学教程》，署名索绪尔，是为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内容丰富，也相对复杂，其中与符号学直接相关的，是索绪尔关于音像关系和语言结构的概念。
在索绪尔的学说中，所谓符号（sign）是个表意系统，是以一物来指示另一物，而符号的二元性，就在于这“一物”和“另一物”合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
这一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大关键。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第一章是《语言符号的本质》，该章第一节讨论符号、能指、所指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尤其是心理关系。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并非连接某物及其命名，而是连接某一概念及其音像实体”。
他解释说，所谓音像实体，“并不是一个具体事物，而是某个声音所赋予的心理印记，能使我们理解事物”[1]。
我且用汉字举例来说明之：如“山”这个字符的声音shan,可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汉字“山”这一字形的心理印记，也进一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山之自然形象的记忆。
索绪尔说：“概念与音像的组合，我称之为符号”。
他这样厘清自己的术语：“我用‘符号’一语来指概念与音像的组合，用‘所指’来指概念，用‘能指’来指音像”[2]。
这样说来，“山”字的发音和图像是能指，我们记忆里关于“山”的概念是所指，无论我们听到shan之声，还是看见“山”之字，我们头脑里都会出现关于“山”的概念。
“山”的图像可以是这个汉字的书写字形，也可以是图画或照片里的山，还可以是现实中的山。
能指和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索绪尔符号学也因此被称为二元符号学，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则是索绪尔符号学的要义，他对这关系有两条解释，或称两条原则。
其一，符号的本质是任意的，也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不是必然的，二者间没有内在联系。
不过，若说欧洲语言中“山”的音像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那么在汉语中却有所联系，因为汉字“山”是象形字，其字形来自先民造字时头脑中对山的自然形象的记忆，来自造字者对“山”这一概念的形象理解。
当然，汉语“山”的发音shan，可能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任意的以音示意。
其二，索绪尔也注意到了声音能指与图像能指的不同，当他解释第二条原则时，便说能指的示意过程是线性的，是单向度的，尤其是声音的示意过程简单而直接，因为声音的表意是历时性的，发音和倾听都是一个时间过程。
相反，图像能指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是空间性的，因此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3]。
正是第二条原则中图像能指的多向度特征，或称多维性，才使我们能够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引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建立视觉文化符号学。
后来一些学者在解读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时，或有简单化倾向，笼统地将符号说成能指，将符号的意义说成所指[4]，而普通人更是接受了这样的解读，于是索绪尔符号学就成了能指表示所指的符号学。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索绪尔理论，所以不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会迁就这种大众化的简单解读。
但是我在此想要说明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多向度关系，是符号学之于视觉文化研究与图像解读的要义。
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是指人们交际时表层的口头话语（parole）受制于深层的思维语言（langue）,于是，所言揭示所思，所思决定所言，表层结构可以揭示深层结构，而深层结构则决定了表层结构的形态，这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内在互动。
在此，索绪尔的音像关系，是指某一发音（sound）可以指示图像（image），如前所述，“山”之音shan可以指示“山”这一书写符号的字形，更进一步指示大山的自然形态。
在音像关系中，发音是一个能指，而发音所引起的图像则是所指。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洞察语言结构和音像关系的连接：能指居于表层，所指处在深层，二者的表意关系，是符号的内在结构。
正是由于这个连接和关系，我才得以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视觉文化符号学之“蕴意结构”的一家之说。
三、皮尔斯的三元论符号学皮尔斯于1839年生于美国麻州剑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哈佛大学的天文学与数学教授，而他本人也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并于1863年在哈佛的劳伦斯自然科学院获得了又一个化学本科学位。
除化学与数学外，皮尔斯的学术兴趣还在于哲学逻辑学，他于1879年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为逻辑学讲师，但1884因故年离职，随后生活于贫困中，直到1914年去世。
皮尔斯写作了大量学术手稿，在世时却很少发表，更无关于符号学的专著。
美国学术界在皮尔斯去世后才逐渐认识到他的贡献，从二十年代起，他的各种文集陆续问世，其中一些收有他关于符号研究的文章，但直到七十年代才出版以符号学为名的通信录和文集。
这也就是说，虽然皮尔斯自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写作关于符号学的文章，但过了一个世纪才得以广为人知。
皮尔斯认为人的思维以符号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符号的生产和阐释，即符号化过程（semiosis）。
这一过程涉及三个方面，或说符号系统由三部分构成。
其一是再现项（representamen），也称符号项（sign），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二是事物项（object），或译“客体项”、“对象项”，即被再现者，类似于不在场的所指；三是阐释项（interpretant），即所指的意义。
前两项可借助索绪尔术语来理解，但第三项却不易确解。
今日荷兰学者米柯·鲍尔（Mike Bal,1946-）认为，阐释项介于另两项之间，是符号的接受者对再现项的接受和认知。
鲍尔从视觉研究的角度解释说，再现项是可感知的符号，它另有所指，阐释项则是人脑所接受的物象，也即对再现项的认知，是一个心理图像，而这个物象所指涉的意义，就是所指（referent）的事物项[5]。
在此，阐释项也可译作阐释者，但并非人，而是人脑的反应产物。
在以上三项中，再现项之内又有三项，称三类再现或三类符号。
尽管皮尔斯在自己的著述中指认了六十六种符号，归为好几大类，但主要有三个基本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