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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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而《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
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
二人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
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笔名要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
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任务,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
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
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
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
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
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
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
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
”①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
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
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也开始脱离共产党组织。
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
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
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
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踢下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像一块闲置的抹布。
听我讲妈妈过去的事情作者:龚伊红臧庆祝潘仲彦李清瑶来源:《百年潮》2016年第12期2016年3月9日下午,在吴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一知女儿龚伊红的家中。
龚伊红今年已87岁。
当吴军先生向其母亲龚伊红介绍说,从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来的客人,想听听外婆王一知的事迹时,龚教授便讲起母亲王一知跌宕起伏而又伟大的一生。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原型。
1945年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前几天晚上,毛泽东接见王一知时风趣地说:哦,一知啊,一知半解;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龚育之等人时对他说:“我认识你母亲,当年在广州很活跃!”1965年5月21日,刘少奇在王一知的来信上写下“关于半工半读试点改制”的批语。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周恩来对101中学的红卫兵说:你们校长怎么样啊?请代我向她问好!她就是1922年8月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入党的王一知。
龚伊红教授说:以前听到别人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时,内心还不怎么在意;直到自己步入不惑、花甲之年后,就越发想听母亲讲过去那绝对不能吐露半字的地下斗争生活。
险被土匪抓走我外公姓杨,叫杨凤笙,他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曾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又一同留学日本;熊希龄担任国民政府国务院总理时,我外公被邀请担任国民政府国务院主事。
可他不习惯官场那一套,不愿做官,硬是回到家乡,长期担任《湘报》主笔。
外公虽留过学、做过京官,但满脑子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因为我外婆生了我妈,是个女儿身,便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讨了妾,生了儿子。
我外婆40岁白头,50岁便抑郁而死。
那一年我母亲才14岁。
外婆去世后,我母亲便失去依靠。
1915年春,我母亲考取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后五年时间,外公没有给过我母亲一文钱。
但这反而更加激励我母亲思考与求知的欲望。
除了完成课堂学习任务外,她还读过卢梭的《民约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她最感兴趣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期刊。
口述王庆莲内战前离开军统地王庆莲,在年军统局撤往台湾时也邀她一同前往,她没有跟随去,如今已经是大陆仅存地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地女译电员.她地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组长姜毅英,是军统里面惟一地女少将.她为我们回忆起了在军统地那些日子里地故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地名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里长大.不到岁,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国民党地官员.到底怎么死地,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不懂,大起来怕母亲伤心,不敢问.妈妈那时年轻,二十几岁,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她改嫁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读到小学毕业,去考师范,没录取.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过来,生活就全番打坏了.年吧,江山沦陷了,房子也烧光了,我继父在重庆,我舅舅也在重庆,家里地生活来源,本来都是重庆那边寄回来地.现在寄不回来,我妈妈、小舅、小舅妈、外公外婆、我表兄弟,生活就很困难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逃难回来,我帮人做香烟,收入不多,可以添一点家用.岁那年,军统局地东南办事处,设在浙江江山峡口,在江山招个工作人员.个打印员,个译电员.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地.我妈妈怎么知道呢,我有个表姨妈,她也去考.她大我岁……也算晦气吧,也就考取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小学毕业,文化低,就报了打印员.那时啥也不懂.就知道去重庆那边,有饭吃.我当然乐意喽.年月日到重庆地,大卡车开了半个多月.出门地时候,我妈妈、外婆和我抱着哭,大卡车要开了,她们还跟在后面挥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地军统特务冒险发回来地当时个人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地局本部,我和另外地人到磁器口造纸厂,那是译电科地密本股,做打印工作.那时日本人老是来轰炸,密码本是机要东西,怕给敌人炸坏了,所以放在乡下.我在密本股工作了个月.每年地月日,局本部都要开“四一大会”.为了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地人,殉职地,病死地,照片放起来,开一个纪念会.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年召开四一大会时,我从乡下去局本部开会.乡下生活太枯燥了.密本股属于译电科管地,科长姓姚.我就问姚科长,你可不可以把我调到城里来.他问我,译电会不会,我说,不会可以学嘛.我回去没多久,姚科长就把我调到局本部译电科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舅舅王威,是华南股股长.他把我调到我舅舅股里做译电员.可是我舅舅根本不管我是不是亲戚,工作上一丝不苟,做不好,就打回来重做.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译电科其他几个股,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混进奸细.听说军统局也有共产党员,但想调到译电科,很难.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军统局地一把手,戴笠,戴老板.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后来叫机要组.总共个单位,有一千多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每个礼拜一上午,戴老板在重庆地话,都要到局本部来训话,讲形势.他站在讲台上,我们站在下面,听几个小时,谁也不能中途走开.中饭就在大礼堂吃,个人一桌,个菜,老板也一同吃.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年四一大会时,戴老板已经遇难,我还是做招待员.那天上午蒋介石来,他儿子蒋经国也来.蒋介石在台上,话都讲不出来,他心痛啊,戴笠这样一个得力地助手没有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在那里工作时,纪律很严.一礼拜只有半天休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晚上点才下班.译电有个密码本.比方你是华南股,这个码本就只有你有,其他人都没有.你地电报,交给其他人,都译不出来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们翻译出来地电报,马上转交上去.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地军统特务,冒着生命危险发回来地,比方说,鬼子部队地进攻计划、调动情况,等等,都是机密情报.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按照规定,我们每天要翻译字地电报.工作量非常大.完不成,就要加班.我把分派给我地电报拼命在白天完成.晚上溜出去看看电影,或者去跳跳舞.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军统是不准去跳舞地,我偷着去.虽然可以出门,但不能暴露身份.出去都穿便服.军统人员有个章,别在衣服上,坐公车或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不会用.你用了,就要受处分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戴老板还立下规矩,谈恋爱可以,但抗战不胜利,军统地人都不准结婚.当时有一个军统地男同志,在潜伏时,和另一位军统女同志谈恋爱,并怀上了孩子,结果男地在渣滓洞关了半年,女地则被留在局里工作不能出去.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其实,军统在抗战时,为了情报工作,殉职地人很多地.经常有人今天还跟你一起工作,一起聊天,过几天就不知道去哪儿工作了,再过一段时间人就没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们在译电时,有时也会译到哪里地军统组织被人破坏、有人牺牲之类地电报,心里都会难过.后来有过统计,说军统为抗战一共牺牲了大概有万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在重庆那年,大家都叫我“娜妮鬼”当时在局本部,大家都知道王庆莲.我年纪小,大家都叫我“娜妮鬼”,江山话里就是“小姑娘”.大家都很照顾我.我爱笑,又活泼,每天都是蹦蹦跳跳地.人家说,小王啊,唱个歌.唱就唱.大家都喜欢和我在一起玩.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军统里面,最不欢喜我地就是姜毅英.她很厉害地,也是江山人,唯一地女将军,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地情报,就是她破译出来地.她当时是我们译电科改成机要组后,调来地组长.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若偷偷出去跳舞,被发现就要关禁闭.幸好我从来没有被抓到过.有一次军统局在各单位办公室里贴了一张布告,我在上班,姜毅英进来叫了一声“娜妮鬼”,那张布告你看了没有?我就跑过去看了,上面地意思是,女同志不能穿红戴绿擦粉抹口红,我看了很气,一手给撕下来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其他同事很担心,说我这次估计要被关到渣滓洞了.当年渣滓洞不仅关外面地人,我们内部人员犯了错也是关在那里.还好只记了一次大过.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后来我怎么离开军统地,就是因为姜毅英对我盯得紧.姜毅英说过好几次,娜妮鬼不听话,我要把她关起来.否则我也不会离开军统.在重庆那年是我“无忧无虑:地日子.那时年轻,啥也不懂.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共产党养了我年,从内心里感谢它刚解放地时候,我参加过衢州公安局办地公安训练班学习,个月后,派到江山县委下乡工作组.大概上面知道我在军统工作过,就精简回家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在我妈妈家住了年,我去了杭州,给介绍到杭州市白肉市场,做会计工作.年“镇反”工作开始了,当时我很清楚,我曾经是军统局少尉译电员,这个历史问题必须彻底交待.我就把所有地问题,全部毫无保留地写成书面材料,向公安局交待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工作一直非常努力.但是因为我有历史问题,每一个运动来了都是提心吊胆地.年,我点到名了,要求我“主动申请,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我后来结婚地丈夫,是黄埔军校里最后一期地学生.他对我倒是挺好地,能体贴人,生活上也照顾我,可是他年被划了“右派”.我“政治清理”清出去之后,就跟他一起到乡下去.挑了个没有人知道我们底细地地方——塘栖.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到了丁河公社钟介场大队,被安排在一家贫下中农地房子里.前面是羊棚,羊棚后面堆柴,柴后面又是羊棚.我们地床就搭在柴地后面,两张小凳一张二抽桌,我们就这样与牲口为伴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那天晚上,我们在食堂吃了晚饭,回到羊棚里,我就开始哭了——我才岁,就这样完了吗?第二天,我就跟着贫下中农下田干活了.割稻子,手割破了,我就坐在田边哭.这样地日子一天天过去,也慢慢习惯了.最惨地,是那年冬天,派我们去修水利.五类分子一个不能少.住在贫下中农家,地上铺稻草、席子,就那么睡.我们夫妻也挤在当中.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文革”中,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总理讲地几句话,就读了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就为了这几句话,他们把我关起来,白天黑夜地审问.有一次我假装上厕所,猛跑几步,跳进旁边地鱼塘.但是运气不好,被人发现了,一个男地跳下来,抓住了我地脚.结果就没死成.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有一天我游街回来,实在太累了,丈夫和儿子叫我吃饭,我说吃不下,就躺在床上.睡下不久,我又起来了,叫儿子:把饭拿来,我吃!就这样坚持活下来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年落实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两个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我是年落实政策地.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地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年,共产党养了我年.所以,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来源:羊城晚报)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大陆最后的军统特务回忆口述/王庆莲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在1949年军统局撤往台湾时也邀她一同前往,她没有跟随去,如今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
她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组长姜毅英,是军统里面惟一的女少将。
她为我们回忆起了在军统的那些日子里的故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名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里长大。
不到1岁,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国民党的官员。
到底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不懂,大起来怕母亲伤心,不敢问。
妈妈那时年轻,二十几岁,就把我送到外婆家。
她改嫁了。
读到小学毕业,去考师范,没录取。
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过来,生活就全番打坏了。
1942年吧,江山沦陷了,房子也烧光了,我继父在重庆,我舅舅也在重庆,家里的生活来源,本来都是重庆那边寄回来的。
现在寄不回来,我妈妈、小舅、小舅妈、外公外婆、我表兄弟,生活就很困难了。
逃难回来,我帮人做香烟,收入不多,可以添一点家用。
16岁那年,军统局的东南办事处,设在浙江江山峡口,在江山招20个工作人员。
10个打印员,10个译电员。
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
我妈妈怎么知道呢,我有个表姨妈,她也去考。
她大我6岁……也算晦气吧,也就考取了。
我小学毕业,文化低,就报了打印员。
那时啥也不懂。
就知道去重庆那边,有饭吃。
我当然乐意喽。
1943年6月8日到重庆的,大卡车开了半个多月。
出门的时候,我妈妈、外婆和我抱着哭,大卡车要开了,她们还跟在后面挥手。
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的军统特务冒险发回来的当时10个人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的局本部,我和另外的人到磁器口造纸厂,那是译电科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
那时日本人老是来轰炸,密码本是机要东西,怕给敌人炸坏了,所以放在乡下。
我在密本股工作了8个月。
每年的4月1日,局本部都要开“四一大会”。
为了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的人,殉职的,病死的,照片放起来,开一个纪念会。
1944年召开四一大会时,我从乡下去局本部开会。
中共党史上的十对著名英烈夫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有这么两段激情洋溢的话:“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这里所说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中,有许多是英烈夫妻。
以下是其中十对著名的英烈夫妻:陈潭秋与徐全直陈潭秋(1896—1943),1924年夏与徐全直结为夫妻。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1920年参加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
后曾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武汉区执委委员长、中共安源地委委员、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山东临时省委负责人、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以及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1933年初到中央苏区。
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粮食部长等职。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7月,被党中央派往莫斯科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
1939年5月奉命回国,途经新疆时,党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17日,与毛泽民等被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软禁。
1943年9月23日,与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下令在狱中秘密杀害。
徐全直(1902—1934),湖北沔阳人。
早年就读于湖北女子师范,受到陈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陈潭秋等同志去安源煤矿工作。
1926年9月调任省立第二小学校长、湖北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
后曾任湖北妇女协会执行主委兼交际部主任。
1930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她虽然处境十分险恶,但却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沉着、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
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作者:林建刚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2期一在《扬子江评论》看到王彬彬先生的《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一文,受益匪浅。
此文从当时险恶的历史大环境出发,对鲁迅不看章太炎,给予了“理解之同情”。
不过,关于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我不太赞同王彬彬先生的观点。
在《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一文中,关于胡适为何不去看雷震,王彬彬先生分析说:在猝然倒地前,胡适一直没有到监狱探望过“儆寰老弟”。
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去。
而之所以没有去,我想,还是不愿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真正破裂。
“总统选举”事件和雷震案,使得胡适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已经是“命悬一线”。
蒋介石对雷震恨之入骨。
在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胡适做出些令蒋介石不快的举动,也无大碍,也不会对二人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在二人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时候,再做出令蒋介石十分不快的事,就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
王彬彬先生认为胡适不去看雷震,是不愿跟蒋介石集团真正破裂。
其实,对为什么不去看雷震,胡适自己早已有过解释,据《自由中国》的编辑胡虚一回忆:至于社会上有人不谅胡适未去监狱探望雷震一事,我曾趁为办理《自由中国》杂志结束事向胡请示之便,奉告过胡,并当面请问过胡不去探监的缘故。
胡先生坦率地回答说:“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去探监看雷,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可去。
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
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
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
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大可不必计较。
”我听了胡先生的解答,这才明白他之不去探监并非全无道理。
智者虑事,确乎高人一等。
这是我三十多年前面聆胡先生教益的感想。
[1]由胡虚一的这一回忆,再加上王彬彬文章中谈到的聂华苓对这一事件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胡适去不去狱中看望雷震的行为,《自由中国》内部的编辑已经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胡适未免太懦弱,太乡愿,他不愿与蒋介石集团破裂而虚与委蛇,这一派以聂华苓、殷海光等人为代表。
关于林彪一段史实的辨证——与《唐纵日记里的林彪》一文商榷赵晖此前在网上看到《南方周末》7月24日发表的王彬彬先生文章《唐纵日记里的林彪》,读后感觉文章在相关史实的叙述上存在一些问题乃至于硬伤,故撰文谈些个人看法,与王先生略作商榷。
王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硬伤”颇多。
首先,林受伤并非是在37年秋的平型关伏击战中,而是38年3月初被阎锡山部队士兵所误伤,关于这一史实,有多方史料可以证实,在此仅引《罗荣桓传》的一段记述:“1938年3月1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因部分人员穿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当地驻防的阎锡山第十九军的哨兵以为日寇来了,开枪误伤林彪。
罗荣桓立即报告集总和中央军委。
当日24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罗荣桓传》,第87页)。
王文之后叙述林彪的回国事迹又有不少明显的硬伤,林回国确实跟国际局势变化有关,但说这一局势变化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则是有些想当然了。
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载,1941年7月21日他和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9页),很显然,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已经确定安排林彪他们回国,而此时国际局势最大的变化是苏德战争爆发,与四个多月后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却扯不上多大关系,7月份的时候日本方面还在就“北进”和“南进”战略进行激烈争论,并未作出最后的决定。
接下来王文称“林彪没有直接回延安,而是在兰州和西安与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广泛接触,后来,又去了重庆,”此一叙述又是错误多多。
这种说法的源头可能是来自于伍修权回忆录,伍在回忆录中说林彪“回国以后他又不回前方部队,连延安都没来,却给毛主席发了个电报,异想天开地要求批准他到重庆去,说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同蒋介石有那么点师生关系,他要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做蒋介石的统战工作,以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劝说蒋介石积极抗日,毛主席采取了不妨让他去试试的态度复电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便借此又去了重庆”(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190-191页)。
铭记历史,忠诚党的保密事业——《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事业》读后感翻开《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这本书,一个个鲜活的革命先辈的动人保密故事展现在眼前,让我在精神上、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洗礼。
这本书向我诠释了革命先辈为严守党的秘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从不同的层面阐述了我党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党的保密历史是无数革命先辈秉承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用铁一般的纪律约束、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保密历史。
这种精神像是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这种保密的精神有着多方面的体现,作为涉密人员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严格要求自己。
一要秉承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鼓舞和激励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基础。
没有理想就没有目标,没有信念就没有实现目标的动力。
1928年12月的,时任高密县先为书记的王全斌在济南参加完省委扩大会议后在返程的火车上被国民党南流区头子宋法玉逮捕,并妄图“撬开”王全斌的嘴,进而将潍县、高密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但是宋法玉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粱。
王全斌在酷刑的折磨下失去耳、舌、手、脚、甚至双眼都被挖出,仍然顽强的同敌人做殊死搏斗,为党的事业、为革命献出了全部。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王全斌虽死犹荣,虽死犹存。
他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不但在当时激人奋进,而且永为后世敬仰。
在新形势下,我仍然要时刻铭记王全斌的英雄事迹,要像他一样怀着对党的绝对忠诚,继承党的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
二要坚持铁的保密纪律。
“凡党员泄露本党的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严明的纪律历来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严明,党的战斗力就会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纪律松弛,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建设、改革开放乃至以后的历史时期,同样如此。
揭秘“皖南事变”中三个重量级中共叛徒的结局.txt我是天使,回不去天堂是因为体重的原因。
别人装处,我只好装经验丰富。
泡妞就像挂QQ,每天哄她2个小时,很快就可以太阳了。
揭秘“皖南事变”中三个重量级中共叛徒的结局----------------------------------------------------------------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
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
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
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
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
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共。
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后根据中共大本营安排,赵凌波到新四军,被派往新四军任第3 支队参谋长。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赵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
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即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这样,他就难以脱身。
王功彬追寻黄埔人足迹作者:程小程来源:《今日中国·中文版》2015年第07期足迹遍及中国30多个城市,走访黄埔老人及黄埔后人亲友500多人,王功彬,一个为中国抗战史为抗战老兵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长达7年的寻访之路201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黄埔军校第17期学员、国民党上校军官田培桂的儿子、76岁的田永泰老人携夫人由天津回故乡山东枣庄扫墓,人还在路上便电话相约王功彬见面。
此时,王功彬正在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陇子村,采访同是黄埔军校第17期学员孙晋慈的后人。
田永泰老人对于王功彬来说并不陌生,在这之前,王功彬已经电话采访过他,也正准备着去天津拜访他和另一位黄埔后人。
老人在耄耋之年能回故乡,多半原因是牵挂着王功彬正在整理的他父亲的传记。
在一间安静的酒馆里,宾主甫一落座,田永泰老人便向王功彬回忆起父亲的往事,无奈老人当年幼小,关于父亲的事情知之甚少,王功彬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在一旁不停地补充提醒。
及至后来,完全变成了王功彬一个人的叙述,从19 39年田家兄弟为报家仇远赴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到舍家仇报国恨,直到1944年6月灵宝战役与日军遭遇战中田培桂牺牲。
王功彬用详实的史料还原了田培桂英雄的一生,田永泰及家人听得目瞪口呆,又惊讶又感动,田家人不停地对王功彬说:“你比我们还了解我们的父亲,比我们还了解我们的家史。
”采访结束,田永泰老人把珍藏多年的,唯一的田培桂的戎装照片赠予了王功彬。
这只是王功彬在搜集整理枣庄籍黄埔人事迹过程中,采访众多黄埔后人的一个场景。
从1998年,王功彬无意间获知在灿若星辰的黄埔军人里,还有数量众多的枣庄籍黄埔人,在枣庄黄埔人里,不仅有刘安祺、高魁元、朱道南、孙伯龙等有着赫赫战功的抗战名将,还有籍籍无名出生入死的英雄战士,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些国民党军人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后人也不愿提及父辈的事迹,更没有人主动去整理他们的资料。
抗日英杰不分国共,皆为民族英雄,王功彬认为,趁着一些黄埔老人还健在,应该尽快找到他们,把那段宝贵的历史记录下来。
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王彬彬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
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
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
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
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
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
《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
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
这且不谈。
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
文中有这样一段: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
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
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
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
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
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
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
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
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
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
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
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
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
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
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
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
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
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
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
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
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
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
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
“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
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
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
”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
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
”“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
”“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
”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蒋介石的烦心事:前线拼杀与后援不继】在农村,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也毫不逊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
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
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
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
“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
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
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
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
“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
“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
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
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
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
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
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
”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
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
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
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
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
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
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
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
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
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
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
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
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
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1927~1928:国共激烈对抗】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
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借助青洪帮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翌日,当工人游行示威时,白崇禧下令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
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国民党“清党”的实际开始。
广州其时也是中共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