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三里湾》

重读赵树理长篇小说《三里湾》史界新思维121孙涛《三里湾》是作家赵树理在1953-1954年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

从1955年1月开始，这部小说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后出单行本。

当时的情况是，《三里湾》一经面世，便深受欢迎，不仅印刷量巨大，而且一版再版，在1950年代文坛上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里湾》所书写的那段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往，当时代的文化语境与读者的接受兴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三里湾》曾经的热度也已然不再。

然而，当历史拉开距离，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一些新的问题便从头脑中产生：是否这部当年曾经风靡一时的小说放到现在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随着时间的沉淀，当历史的迷雾渐渐散去，这部已被评论过无数次的文本是否还具有重新解读的空间？显然，存在即是合理，一部放到当下看来在艺术上并不出众的作品在当年却能够做到街知巷议、普及全国，这一反差的背后总归应该有着合乎逻辑的解答。

本文对《三里湾》进行重读，即是站在这样一个重新解读的立场上，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考察作者在建国初期合作化运动中的写作动机与设计意图，并以当时党的合作化政策为参照最终抵达文本的真实本质，以期对《三里湾》的文本价值以更加客观准确的衡量与评价。

一、试验性的合作社：模范村中的新问题关于《三里湾》的写作缘起，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作者有这样的一段阐述：“在这时候，文艺界在创作方面虽曾有一度不太活跃，可是作家们并没有闲着，大部分都到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

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

”®1951年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的重要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22百家评论|2018年第4期|总第35期必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

摘要《三里湾》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合文本：其显性文本是作家赵树理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而定制的，但在进入创作过程后，他无意识地将亲身感受的农民在参与合作化运动时的无奈、紧张和痛苦，以及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幕投射进去，而形成了受到显性文本压抑的隐性文本。

隐性文本是作者下意识的产物，而非其创作的本意。

换言之，尽管隐性文本意义在事实上形成了对通常的合作化叙事中欢乐情绪的嘲弄，以及对宏大叙事中的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潜在解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赵树理对合作化运动的怀疑或抵制。

对于一个积极投身于“翻身”、“解放”事业的革命作家来说，赵树理对合作化的态度，用赞成其目标伦理，而质疑其手段的正当来描述，大概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一心态，是造成这部小说在意蕴上分裂症候的深层原因。

而这一症候也提示了诸多“十七年”宏大叙事文本的复杂性。

赵卫东关键词隐性文本意义阐释权力叙事旗杆院会议门进入1990年代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才开始从概念化的价值重估，转入到扎扎实实地文本重读和细读中。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文化批评还是从纯粹的审美批评出发，只有基于对文本的深入挖掘和阐释，才可能酝酿出对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研究的切实推进。

本文选择了“十七年”中叙述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赵树理和他的《三里湾》——进行细读，对这部小说中隐含的隐性文本意义予以揭发和阐释，进而分析了小说文本意义分裂症候产生的原因，希望能够藉此提示人们对“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能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一从意义结构上看，《三里湾》并不是单一层面的叙事文本，而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合文本：一个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定制的显性文本，另一个则是从作家赵树理心理和经验层面发生、经由文本的多重意象所显现的隐性文本。

在显性文本层面上，作者要叙述的是一个“千百万农民努力挣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在党的带领下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宏大叙事；在隐性文本层面上，作者的人格使他不可避免地将亲身感受的农民在参与合作化运动时的无奈、紧张和痛苦，以及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幕投射于创作过程，从而使这一文本既隐秘地流露出作者对待合作化的矛盾心态，也暗示了权力对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强制干预。

论《三里湾》中的人物形象摘要：在当代文学里，赵树理以其独特的风格开创了“山药蛋派”他的作品朴素而通俗，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农民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赵树理本人出身农民，因此他对农民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和特殊的感情，对农民的认识如同他熟悉自己一般，他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观察和描写，从而使他的作品人物形象原汁原味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本文主要写述《三里湾》，的写作背景以及谈论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形象和意义。

关键字：农业合作化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

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

《三里湾》写作背景：当时中国革命从反革命，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度时期的开始，全国人民在这种新的历史任务之下都经历过了创造新经验的时期。

1951年9月，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但经过调查后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验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

，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进他们组织起来，逐渐实行年年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迎合当时政治上的需求，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步伐，同时赵树理也敏锐的发现农业生产合作化这一新生事物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认为农村中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已经落后了，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去刺激生产，发展-生产-以土地，劳动按分红比例的统一方式，通过对新的生产方式的宣传，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从而推动和加快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

浅析《三里湾》的叙述和人物艺术中心摘要：《三里湾》是赵树理的一部长篇小说，本文尝试从叙述艺术和人物艺术两个方面解读《三里湾》，叙述艺术主要讲叙述者和叙述结构、情节安排，人物艺术方面则从民间性、人物塑造和人物绰号入手，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分析，能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赵树理以及他的作品《三里湾》。

关键词：《三里湾》；叙述者；人物；绰号一、叙述艺术1.叙述者：赵树理是中国现代农民作家之一，创作了很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通俗易懂的小说，《三里湾》就是其中之一。

赵树理很多小说都采取全知全能的说书人视角，所谓说书人视角，是指小说的叙述者不受任何限制，在故事之上，能够随意出入故事人物的内心，无所不知，亦无处不在。

叙述者对环境、事件和人物无所不知，可以不受任何时空限制，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或者从现在说到过去再回到现在，即使跨越幅度过大，读者也不会感到诧异，这样有利于故事的叙述，并且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拉近文学和群众的关系。

《三里湾》这部小说一开头就有了说书人叙述的倾向。

文章开头，“从棋杆院说起”，这一个“说”字就暗示了叙述者的说书人身份，小说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读者也就变成了听众，虽然没有传统的显性书场，但小说一开始就拟定了一个“说——听”的隐含书场格局，这也为接下来故事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叙述者在故事之上，对故事的发展了如指掌，又可以随时走入并窥视人物内心，便于故事的叙述和小说的写作，而且以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更符合大众的阅读兴趣和审美习惯。

如小说第四节：“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1]（[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8.）这句话和传统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极为相似，以叙述者主动提问来引出故事，有利于将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述清楚，既传递出说书人的声音，也展示了说书人的全知视角。

用其他的叙述手法，小说的叙述有时候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是如果“叙述者＞人物”，即用说书人手法来叙述，叙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知道的都多，这样故事中好多人都觉得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疑惑，待叙述者借金生之口做出了解释之后，大家就会弄明白。

2013/08 党史博采55历艰险走上革命路赵树理，原名赵树礼，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1911年，他开始随祖父学识字、读《三字经》等，同时还跟着父亲参加农民自乐班“八音会”的活动，加之他从小经常要跑很远的路去看戏，因而格外喜爱地方戏曲，对上党梆子等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7年，在祖父病故、家庭败落的情况下，赵树理因不堪欺压，从村塾退学。

直至1919年夏，他才又到距尉迟村约30里外的榼山高级小学（县立第二高小）读书。

1923年，他小学毕业后到鹿村任初小教员。

此后，他相继在板掌村小学、阳城西冯村私塾任教。

1925年，赵树理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在校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古典文学，同时也阅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屠格涅夫、易卜生等中外作家的作品，成为“五四”新文学的爱好者。

1927年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常参加长治市反帝爱国的演讲、游行等活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清党运动的白色恐怖很快于1928年弥漫到山西，赵树理被迫潜逃回家乡躲避，从此失去了党籍。

1929年2月，赵树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沁县小学教员招聘考试，被分配到西关模范小学任教。

4月28日，他在该校被以“共产党嫌疑人”的罪名逮捕，并很快押解到太原，交山西省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审讯后，关押于“山西自新院”。

1930年5月获释出狱后，直到1936年夏，他过着流浪汉一般的日子，从事过在太原当差役、为大学教授刻讲义、为中学教师批改作业等各种活计，广泛接触社会下层，对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1931年1月14日，赵树理创作的七言古诗《打卦歌》被《北平晨报》发表，这成为他的处女作。

受此鼓舞，以后他为了补贴生活，不断向一些刊物投稿。

同年冬，他的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被《大风■熊坤静56党史博采 2013/08报》发表。

1933年，他还在太原某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金字》。

三里湾读书笔记
《三里湾》是赵树理的一部经典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首先，这本书的故事情节非常引人入胜。

三里湾是一个小村庄，故事情节围绕着这个村庄展开。

作者通过描写各个角色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故事中，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这种故事情节让我感到非常真实，仿佛置身于故事中的场景之中。

其次，这本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在故事中，作者通过描写各个角色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同时，作者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落后。

这种描写让我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最后，这本书中蕴含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和启示。

作者通过描写各个角色的生活和思想变化，表达了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深刻思考。

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思想和启示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总之，《三里湾》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启
示和思考。

我相信这本书会对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课文注释：赵树理和《三里湾》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

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

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1/ 1。

赵树理与《三里湾》案例呈现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草案出台后，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生活的作家们征求意见。

著名作家赵树理接到了一份文件。

之后，他来到了太行山区的川底村。

赵树理的真正来意是要了解农民对互助合作的看法。

经过调查，赵树理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这个意见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

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积极发展，又要稳步前进。

到1952年底，农民自愿组织了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村民常双虎在被记者问及当年是否愿意入社时说：“我愿意。

我倒不怕，我倒是也有牛羊，3个牲口，有30多头羊，还有树木，种了18E04-022-T001 三里湾亩地，但是我愿意入，因为我跟上这个党，沾了光了，因为集体起来，比较富裕。

”这一时期成立的初级社，大多在生产上有所发展。

川底村的粮食亩产就从解放前的105公斤，增长到了1953年的260公斤。

那年冬天，中国农民又听到了一个消息。

1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农业个体经济和工业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进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之后，中国农村进入到大办初级社的阶段。

这时，赵树理也开始支持合作化运动。

他以川底村为原形，写成了他的小说《三里湾》，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的写作与发表都是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当时农业合作化作为一个高潮尚未到来。

赵树理是从农村的实际生活出发，敏锐地感觉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的。

他看到了农业生产中“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需要寻求“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这就是“以上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统一经营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