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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集汪曾祺散文集1汪先生的文学造诣以及生平轶事实在用不到再复述了。
那些可以百度，可以自己去讲究，而我只想细细体会那些文字之间表达的生活之美妙。
活着，其实是一件很俗气的事情，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但是精神的丰富又可以让生活变得格外美妙。
《我的家乡》中，有一段提到舵楼中住着家眷，多数年轻带着孩子。
脑补这个画面，禁不住想，为什么都是年轻的女人。
是不是因为撑篙的汉子多半也都是壮年，不年轻，哪里有力气，一步一步走过运河。
古铜色应该是晒的，不说话应该是习惯默默从船头走到船尾吧。
“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
一只新船造好了，油了桐油，过两天就要下水了。
看着崭新的船，叫人心里快乐——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喜欢这一段，船航行很久，工作了很久，所以累了要休息，可能还会生病，需要治疗修理。
而新生的船，刚刚披上新装，可以下水开启自己的新生活，怎么不让人兴奋。
所以看着这样的事物，让人感觉充满了希望。
有次晚间和朋友去漫步，途经的一段小路边的路灯亮的很整齐，唯独有一个在哪里闪烁，或明或暗。
我一时兴起，问朋友，你看那路灯会想到什么啊？朋友也很直白，就说，啊。
那说明这个路灯的启动器坏了呀。
发挥不稳定。
需要换一个。
哈哈。
当时我就笑出声来。
我就非常得意地开场描绘起来，你看大家都在好好工作照明道路，就它一个在偷懒听音乐，还听的很有节奏，禁不住摇头晃脑，所以才会闪啊闪啊的。
朋友听了也开场笑起来。
这么一想似乎是真的。
你看它闪两下，好似亮起来，又立马暗了一瞬。
好似跟音乐节奏在打拍子~又想起每天在马路上遇到的洒水车，通常都是开的渐渐悠悠，然为了回避行人还会放着同样渐渐悠悠的音乐，我就会觉得它很快乐。
这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会有吧，和朋友一说。
她倒是有着截然相反的想法，你有没有在炎热的大中午，有事赶着路，人困乏不堪，想睡觉却骑着小电动车等着洒水车开过去。
那么慢的车速，那么慢的音乐，简直烦死人啦。
是啊，那样的情景下，即便只是听朋友说我也会觉得不耐烦了呢。
赵树理挨批斗时如何玩幽默？“文革”一起，赵树理被斗得死去活来，头上好几顶大帽子——“丑化工农兵”、“富裕中农代言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学标兵”。
但他天性乐观，遭批斗时还能玩幽默：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
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
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
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一次批斗会上，口号声震屋瓦，赵树理反而笑出声。
红卫兵怒责：“你笑什么？”赵树理依然笑着，用浓重的山西沁水话不慌不忙地说：大家刚才喊口号，说我罪该万死，其实人只有一死，也用不着万死！红卫兵也乐了笑了。
主持人有些紧张，横眉怒目拍着桌子：“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拉下去！”刚拉到门口，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赵树理也振臂高呼，主持人高声喝止：“赵树理，你喊什么？”“喊口号呀？”“你是反革命，不准你喊！”赵树理又笑了：我在晋城参加批斗会时，革命群众喊口号，我未跟着喊，主持人质问我“为什么不喊？”现在我赶紧跟着喊，你们又不准我喊，究竟是喊好还是不喊好？原来一个地方一个做法呀！会场再次被逗乐。
另一场批斗会，赵树理挂着沉重的大木牌，脖子又被摁得发酸，他忍无可忍地一扬头，质问批斗者：我看见今天墙上贴着勒令，今晚是和我开拼刺刀会。
既然是拼刺刀，就该双方都有武器。
今晚光是你们发言，不让我说话反驳，我看这不能叫拼刺刀，应当改成捅刺刀！会场上所有脸孔都露出震惊与愤怒，没想到赵树理竟敢如此嚣张，会场骚乱起来，“拼刺刀会”成了歇斯底里的大打出手。
当赵树理被押回牛棚，难友关心地问：“受不了吧？”他一笑：出了几身臭汗，也没有什么，锻炼小将嘛！赵树理的故事还有一则“三类半”。
这一次批斗会只有十来名“革命群众”，主持人一开始便朗读文件“二十三条”，然后质问赵树理：“根据中央文件中干部队伍的分类，赵树理，你应该划归哪一类？”赵树理低头不语，“革命群众”发喊助威：“快说，你属于哪一类？”赵树理慢慢抬起头，不慌不忙地：根据文件规定，一类是好干部，二类是比较好的干部，你们不把我往那里头划，我也不想往那里头钻。
龙源期刊网 赵树理“折磨”年轻人作者：郝金红来源：《钟山风雨》2018年第04期解放战争时期，陈登科写了一篇小说《活人塘》，行军时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建國后，陈登科一次到北京出差，时间有半年之久。
他听说著名作家赵树理是文联副主席，就带着《活人塘》前去拜访，请赵树理为自己的处女作把脉。
陈登科见到赵树理时，赵正在埋头写一篇稿子。
陈登科自我介绍后，赵树理从书桌旁绕到陈登科面前，拿过手稿，足足看了十来分钟，然后轻轻皱了一下眉头说：“稿子你留下，你再留个电话给我，到时候我通知你来取稿。
”陈登科见赵树理答应为自己看稿，既意外又激动，当即留下了联络方式。
陈登科在招待所一直等赵树理的电话，一个星期过去了，未见音讯。
陈登科等不下去了，就直接去找赵树理，见面就问：“赵主席，我的那篇稿子您看了吗？”赵树理缓缓说道：“正在看，那是个长篇，需要时间，你不要着急啊。
”陈登科不好说什么，只好作别。
后来的时间里，赵树理从未主动联系过陈登科，反倒是陈登科连续跑了赵树理的办公室十来趟，每次赵树理都说“不要着急啊”。
到了第十次的时候，赵树理终于拿出了那本手稿，告诉陈登科：“你这部小说好长哦，我足足看了一个月呢。
”说完，随便翻了其中的几页，陈登科看到每页都用红笔做了圈圈点点。
赵树理笑着说：“你不要介意我弄脏了你的手稿，其中只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也不一定对，权当参考吧。
”陈登科跑了赵树理办公室十趟取稿的事，在北京市文联不胫而走。
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时，一位同事开玩笑地问赵树理：“老赵，你给人改稿子，让人家跑了十趟，这不是折磨人吗？”赵树理点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要‘折磨折磨’他。
”同事惊讶地放下筷子：“老赵，你这何必呢？年轻人写点东西不容易呀。
”赵树理也放下筷子说道：“正是因为他年轻，写文章不容易，我才要让他多跑几趟。
你想啊，一位年轻人，写出了一部长篇，肯定有些心高气傲，我让他多跑几趟，他就会想，是不是我的文章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呢？这样一思考，他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作品，不会急于求成，才会在思考中不断完善，你说是不？”后来，经赵树理推荐，陈登科的这篇《活人塘》成功发表。
陈为人：赵树理的人生悲剧陈为人：赵树理的人生悲剧(2014-03-13 18:00:20)赵树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塑造英雄人物的使命。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主张革命文学作品要描写新人形象，要有“火一般的热情”。
毛泽东早在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指出：“‘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
《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做了如是报道：“大会首先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
……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
”掌管中国文艺的周扬说：“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
”座谈会闭幕的那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根据座谈会上发言整理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
文章认为：赵树理所说：“老百姓喜欢，政治上起作用！”这两句话“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也是我们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朴素的想法，最具体的作法。
”赵树理之所以被作为“方向性人物”肯定，是因为他早在《小二黑结婚》中，就已为共和国的文学画廊塑造出小二黑和小芹这两个“新人”的形象。
几千年来，封建家长制模式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但在赵树理塑造的小二黑和小芹身上，这些变了：他们不再把父辈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反抗和叛逆的精神。
小二黑和小芹服从的是新的政权、新的政策、新的思想。
小二黑是村里的青抗先队长，“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
民主政府制定了婚姻自由的新法令，他们向往之，实施之。
对代表着旧势力的金旺兄弟，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赵树理幽默故事夜搬石头上世纪50年代初，赵树理曾在晋东南家乡深入生活。
一天黑夜，他和一个同志到几里外的村子去开会。
他正走着，突然绊了一跤，差点儿摔倒，细一看，有个石头挡在路中间。
接着他继续赶路，走出一段，忽又掉转头往回走。
同行的那位同志以为他丢了什么，于是也跟了过来，只见黑影里，赵树理弯着腰，从路中间搬起个东西，放在了路边，原来就是绊他的那块石头。
对此，赵树理打趣地说：“这死东西，要不搬掉，就会兴妖作怪，影响行人车马的安全。
绊倒了我这条大汉，倒也无妨，要是绊倒一个大娘，而她又恰巧提着一篮鸡蛋，那就不得了了。
反问得好赵树理一向不赞成以粗暴的态度任意删改传统剧目。
195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去看了新编《柳毅传书》，发现这出传统戏里强加进了许多“新内容”，例如主人公柳毅居然能揭示出地主和农民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带领农民去清算地主。
戏演完后，有人问赵树理有什么看法，赵树理突然反问道：“柳毅入党了没有？”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还没有，就该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了，戏名应改为《柳毅入党》。
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嘛。
”赵树理的这一幽默反问，对参与改编剧目的同志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致儿子信上世纪60年代初，赵树理的儿子家庭人口多，工资入不敷出，写信向父亲要钱。
赵树理收到信后，本想给儿子汇些钱，可是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大多都帮助文艺界的穷朋友了，一时手头无钱。
于是，他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极其简短却又十分幽默的回信——上款是“儿”，下款是“父”，正文是一个“0”。
儿子接到老子的信一看，倒是很理解父亲的为人，知道父亲准是把钱资助别人了。
不好说呀“文革”初期，赵树理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被打成了“黑帮”，并被关进了“牛棚”。
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想把公家的一盆花儿拿回家去，又不识花的好赖，就去问被专政的“黑作家”们，但大家谁也不想理他，都推说不知道。
于是，这个“造反派”头头火了，指着赵树理大声说：“你也不知道？”赵树理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是黑帮，实在不好说呀！我说是香花，你说是毒草；我说是毒草，你说是香花。
汪曾祺的三所大学•相关推荐汪曾祺的三所大学原标题：汪曾祺的三所大学1946年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张家口（右一）除家乡外，汪曾祺一生待的最长的是三个地方：昆明、北京和张家口。
家乡给了他的童年记忆，而昆明、北京和张家口却给了他经历、见识和人生教育。
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三所大学。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随着这篇追忆文章，重温他的人生轨迹。
在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上，他究竟汲取了怎样的暗功夫，使他成为了汪曾祺。
昆明，西南联大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
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又留了一年。
我们知道，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
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
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
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他自己说：“朱自清教我们宋词。
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
一张一张地讲。
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汪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
他是个夜猫子。
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
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
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晚上早睡早起；而汪黑白颠倒。
因此汪回来该同学上课去了。
汪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
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
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成了沈先生的入室弟子。
他还认识了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唐兰、陈梦家、罗常培……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读了A·纪德、萨特、弗吉尼·伍尔芙、契诃夫、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的作品。
他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
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
五年读书，两年教书。
关于小学四年级读《汪曾祺散文》有感范文5篇读后感作文600字《汪曾祺散文》是2005年05月0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汪曾祺。
下面是橙子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小学四年级读《汪曾祺散文》有感范文5篇读后感作文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关于小学四年级读《汪曾祺散文》有感范文5篇读后感作文(一) 《汪曾祺散文》是我01年时偶在市集中买的，记得还是盗版书。
当时对汪先生所知甚少(应式教育的后果)，只知汪先生就应算得尙是一茖著名作家。
闲暇之余，开始是以一种慵懒的情绪看《汪曾祺散文》的。
哪知，一读之下竟不能放下。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是听一位经历抗战、解放战争的历史老人在向我們娓娓动听地述说生活小事，而在倾听之中，這种生活小事似乎更是一种无形中的人文和历史教育。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們看了以前的西南联大教授們的风采，我們读了当时人們对于政治、文化的评判，我們如同读一位历史老人的故事。
在《汪曾祺散文》中，我們读了中国文人不屈的傲骨，看了中国学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对思想与学术的孜孜追求。
汪老以一种充满人文色彩的笔调，向我們讲述着以前的往事，向我們传來种种可供学习的精神与思想。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在读历史，更如同在向众多先贤和在世的思想老人学习为人处世!读了汪老的书，坚信大家都能明白，其实中国不缺乏文化大家和散文大家，我們只是缺乏学习和认知的机会。
读了此书再说中国无散文大家，也许会是一种笑话!汪曾祺之书，不读后悔，读了不遗憾!关于小学四年级读《汪曾祺散文》有感范文5篇读后感作文(二) 这天读完汪曾祺散文，感触较深。
一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
比如如何在文章中用字，其中他提到中国汉字的独特性和好处，他说中国汉字是用来看的，不是说的。
许多诗歌一朗诵就没有以前的东西了，因此他反对朗诵诗歌和散文。
他主张一字一字的认真扣字眼，沈从文的《边城》不到七万字，但写了半年。
汪曾祺的散文同样从一个一个的字来看没有什么独特。
但当放到一齐那种行云流水的洒脱真的很奇妙。
《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1500字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
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
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
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
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
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
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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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
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
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我别良人去矣。
大丈夫何患无妻。
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
小妮子终当有母。
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
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
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
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
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中国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
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中国青年身上消失。
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
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
汪曾祺散文赏析范文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
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
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
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
《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
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
《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
间作小考证，亦可喜。
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
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
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
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
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
励志小说推荐：《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2009年5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汪曾祺。
下面，yjbys小编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喜欢!作者简介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30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
一九四〇年开始发表小说。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协理事，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内容简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系列图书之一，其他还有《打渔杀家·文化篇》、《四方食事·饮食篇》，《人间草木·人物篇》分四部分，分别是人间草木、西南联大中文系、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往事如烟。
图书目录人间草木葡萄月令泰山片石国子监城隍·土地·灶王爷胡同文化钓鱼台金陵王气人间草木紫薇夏天的昆虫熬鹰·逮獾子西南联大中文系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跑警报七载云烟闻一多先生上课金岳霖先生吴雨僧先生二三事晚翠园曲会星斗其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转业之谜老舍先生关于于会泳潘天寿的倔脾气艺术和人品赵树理同志二三事老年的爱憎马·谭·张·裘·赵往事如烟我的家乡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的“解放”一辈古人沈括的幽默建文帝的下落苏三、宋世杰和穆桂英老董。
在高小上学后的一年冬天，15岁的赵树理由父母作主，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了婚。
这位马姑娘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
相比之下，赵树理又矮又弱，颇有“小女婿”之感。
结婚之初，赵树理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
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
当时他只是一名高小学生，年龄不大，阅历也有限，对妻子的一些苦衷不以为意。
有时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子对他倾诉日常生活之苦，想从他那儿寻个精神安慰，他总是认为这些小事无关圣贤之道，因而置之不理，有时还加以斥责，使妻子颇感委屈。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接受了一些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感觉以往对妻子那样的态度很不应该。
不知不觉中，夫妻关系日益亲密起来。
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和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
1929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24岁。
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小名大湖，学名赵广元。
赵树理晚年回忆起与马氏夫人8年的夫妻情分，时有内疚之感。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38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
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赵树理当之无愧的知音。
关连中1914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她兄妹7人当中，先后有5人被活活饿死。
一直长到十七八岁，她连名字都没有。
她个子又瘦又小，关家人称她为“小女”。
“关连中”这个名字，是赵树理在新婚之夜为她取的。
他们在1932年结婚，婚前互不相识，婚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是聚少离多。
那时赵树理先是在外地教书，后来又参加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
他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成为烈士。
《小二黑结婚》使他成了“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但是，“一顶破毡帽，一件破棉袄”却让许多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
怎样看待赵树理现象赵树理，原名赵树礼，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农民家庭，自幼喜爱民间曲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捕入狱，释放后四处流浪，熟悉农民的文化风俗，1931年开始发表通俗文艺作品，1937年重新入党，并参加抗战工作。
1943年因《小二黑结婚》儿一举成名。
40年代后期在文坛上获得广泛的赞誉，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
1949年后，先后任中国曲艺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编、北京市作协会副主席等，1959年因对农村政策有意见而被视为“右倾”，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0年9月23日被批斗致死。
赵树理是最受中国农民欢迎的作家之一，曾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
以赵树理为杰出代表的“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赵树理从小喜欢民间曲艺、戏剧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
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文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1925年入长治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的影响，曾沉醉与鲁迅的新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开始尝试学习写作写小说和新诗；20世纪30年代，赵树理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学名“赵树礼”改成“赵树理”，表达自己一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左翼文艺运动对新文化的欧化、资产阶级倾向的反省与批判后，倡导文艺的大众化，赵树理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赵树理一直生活在两种文化的交叉地带，一方面喜欢与文艺青年交往，另一方面与农村老百姓亲密接触。
在两种系统文化生活的对比、反省中，，他确立了自己的创作理想，既立志做一个“文坛文学家”。
为此他关注现实、感时忧世、体悟农民，创作了一篇又一篇揭示农民生活的小说。
赵树理方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构建起来的里程碑；是特定时代的要求、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作家的艺术相结合的“历史结晶”。
（1）“赵树理方向”是时代的呼唤，文学的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而产生和发展的，现代作家历来重视文艺的社会功利性。
汪曾祺散文2篇《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1500字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
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
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
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
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
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
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
找房子搬行李等注册搞SNCF结束这里的caf银行警察局资料。
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
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
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我别良人去矣。
大丈夫何患无妻。
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
小妮子终当有母。
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
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
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
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
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__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
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__青年身上消失。
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
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
我所看到的赵树理一个穿黄粗布军衣的人我第一次见赵树理同志，是在一九四○年七月。
那时华北新华日报馆，住在太行山武乡县的一个小山庄上。
有一天下午，找到校对科去，一进门看见土炕上靠窗口的地方，高高的坐着一个穿黄粗布军衣的人，头顶离房顶只不过二尺来高。
低着头正在校阅着工人送来的“清样”。
余同志向我作介绍说：“你不认识吧？这位是赵树理同志，是新来的校对。
”他抬起了眼睛笑了笑，瘦长的脸上显出几道皱纹，面色发黄，客气的尽让着：“坐吧，坐吧！”可是往那时里坐呢？他们三个人，才只有两个方凳子，余同志是坐在自已的床沿上。
仅有的一个泥土砌成的煤火台，上面还难放着他们的碗、筷、洗脸盆、麻油灯、和一个半截洋油桶做的打菜桶。
他们三个人很少的那一点东西，就把这黑屋子给塞满了！这地方老乡的窗口都是留在炕上的，因为地下没有地方放桌子，赵树理同志便把一张单桌放在炕上去了，但是窗口太低，光线从他的桌子下面射进来，桌面上，反而只能得到很少一点亮光。
他的睡铺，就在自己的脚旁边。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
后来才让人说过他会写“通俗化”的文章。
一九四二年，正是他的第一篇名作“小二黑结婚”快要产生的时候，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编一种给敌占区同胞看的通俗小报，叫“中国人”，（原铅印，从改为石印），他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每期要写各种形式的文章：通俗言论、小说、诗歌、话剧、唱剧、活报、快板、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等……还要数字数，排扳样；还要在石印药纸上写各种字体的标题，画小插图和题头画，细心地描绘各种图案花线；还要负责校对。
不仅敌占区同胞喜欢看这个报，石印工友们也常常一面印，一面朗读着他的作品。
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几年的一位缮写员，曾背诵过一段他在三四年以前写的嘲笑日汪的“新相声”给我们听，逗得人家笑了一场。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赵树理同志的小报上出版，便常到我们的院子来；他是一个愉快的人，爱说笑话，更喜欢唱，特别爱唱的是他的家乡戏——“上党梆了”。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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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
面长鼻直，额头很高。
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
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
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
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
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
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
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
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叽布的制服。
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
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
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
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
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
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
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
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
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
他吃得很随便。
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
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
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
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
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
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
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
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
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
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
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
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
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
这是可信的。
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
见过高盛麟、孙毓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
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
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
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
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
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
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
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
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
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
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
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
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
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
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
——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
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
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
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
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
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
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
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
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
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
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
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
《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
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
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妳”字。
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妳”。
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
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
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
“妳”字读“奶”，不读“你”。
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
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
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
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
柳字的底子。
他平常不大用毛笔。
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
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
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
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
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是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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