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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作文】中晚清之叹高二作文400字中晚清之叹中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和衰败的时期。
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由化改革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
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感叹不已。
中晚清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外因素的交织，让这个时期充满了无奈和苦涩。
中国的科技、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被列强欺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失去主权。
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
另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是，中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和军阀混战。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国家无法有效地治理，民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各种军阀割据，抢夺土地和财富，民不聊生。
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衰退。
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打击。
传统社会的僵化和保守主义限制了社会的发展。
儒家的礼教和伦理道德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使得创新和改革变得困难。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和传统观念的僵化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和经济的滞后。
中晚清时期的衰落也给了中国人民一个警钟。
这个时期的动荡和衰败让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主创新和改革的重要性。
自由化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中国的民众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中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壮但也充满希望的时期。
尽管这段历史充满了不幸和悲愤，但它也是中国人民觉醒和自我改变的起点。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自主创新和国家富强的梦想，中晚清的衰落也让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改革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在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积极向上的时期。
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的教训，不断创新和改革，为实现中国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只有经历了曲折和挫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这也是中晚清之叹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
环球瞭望026论晚清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人数及其民族成分江东六十四屯是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之后并入俄国黑龙江版图的。
然而与此同时，从结雅河口南至霍尔莫勒津满人屯的阿穆尔河左岸中国居民却永远在其原住各地归满清政府管理，从而留置下来[1]。
结雅河外江东居民生活地域是沿阿穆尔河岸长约70.4千米,宽约21.3千米,总面积1484平方千米。
由此可见，1858~1900年间俄国领土上存在过几十个外江东居民—满族人、汉族人和达斡尔族人的村屯。
这些村屯的居民法律上服从清朝政府，却生活在俄国的领土上。
鉴于俄国当局许多头面人物把居民视为军事上令人极不舒服的居民群体[2]，而且由于他们与毗邻的俄国居民不断发生冲突和纠纷的缘故，也会经常提出他们在地界内人数增长的问题。
十九世纪50-60年代俄国旅行家和官吏们收集了相当大数量的资料，难以确定村屯的准确数量，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注意自己乘船从旁路过的那些地方究竟分布多少个中国人的村屯。
除此以外，旅行家中的某些人仅限于记述当地居民的外表和风俗，或者既没有留意那些村屯，也没有留意居住在那里的人。
该地域内的人口进程尚无专门的研究。
况且俄罗斯阿穆尔河边区政府只是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收集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邻居们情况的有关资料。
该区域居民数量1867年才确定为男女总共10640人。
然而阿穆尔州督军К·Н·格里布斯基少将后来在其1899年给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呈文中曾点明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确定的。
最早一批准确数据是地形测量员涅列赫申斯基收集的，他于1869年对这个地域用仪器做过地形测量，而且数据只是涉及分布在那里的村屯的个数。
据他估计，地区当年有57个这样的村屯。
当年居民人数的第二次确定是1881年的事，那一年东西伯利亚总督曾派遣一个矿山县的警察局长帕夫利谢夫携带通事（翻译）米罗特沃尔采夫和5个哥萨克进行过人口普查。
由于他们的工作中国臣民的数量才确定为12204人。
清朝末年八旗子弟真实记录
在清朝末年，八旗子弟的生活状况是比较特殊的。
他们是清朝的军事和社会组织中的一员，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
首先，八旗子弟在清朝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
他们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负责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由于他们是开国有功之人的后代，朝廷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待遇，包括免除赋税、徭役等义务。
同时，他们也不允许从事农业、商业、匠人等“贱业”，只能作为士兵为国家服务。
然而，在清朝末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八旗子弟的生活状况逐渐恶化。
由于长时间的和平和缺乏战争，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减弱，一些八旗子弟开始沉溺于烟馆、烟花柳巷等娱乐场所，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
一些八旗子弟甚至开始在大街上欺压百姓，明抢暗偷，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加剧了清朝的灭亡。
此外，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变和社会的变迁，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出门时喜欢乘坐人力车，大户人家的马匹也越来越少。
同时，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朝廷虽然不惜重金给八旗子弟购买武器装备，但许多人不愿意吃苦而无心操练，操练也都只是敷衍了事。
总的来说，清朝末年八旗子弟的生活状况是比较特殊的，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但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以及自身的因素，他们的生活状况逐渐恶化。
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清朝的社会底层奴隶制度与社会弱势群体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社会底层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度和社会弱势群体。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奴隶制度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这三个方面，对清朝社会的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一、历史背景清朝是由满洲族建立的王朝，他们的入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满族奴隶制度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冲击。
满族统治者将汉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视为奴隶，实行严苛的奴隶制度，导致了社会底层的奴隶人口的大量增加。
二、奴隶制度1. 奴隶来源清朝的奴隶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形成。
一种是对战败的敌人进行奴役，这种奴隶被称为“战俘奴”，通常被用于军事或农耕劳动。
另一种是通过贩卖人口形成的，贩卖者通常是贫穷的农民，他们出售自己的子女或通过绑架他人获得奴隶。
2. 奴隶生活奴隶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他们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贫困，权利被剥夺。
奴隶无法自由迁徙，也无法摆脱奴隶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低。
奴隶还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虐待，没有人身保护，经常面临残暴的待遇。
3. 奴隶制度的衰落随着社会的演变，奴隶制度在清朝末期逐渐瓦解。
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思想觉醒使得奴隶制度无法持续存在。
清朝的改革和现代化运动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的呼吁和改革运动的影响，使得奴隶制度逐渐被废除。
最终，在1910年奴籍法的颁布下，正式宣告了清朝奴隶制度的废除。
三、社会弱势群体除了奴隶制度，清朝社会还存在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如女性、贫困农民、佃农等。
这些群体在社会中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受到压迫和剥削。
1. 女性在清朝社会，女性受到重重限制和歧视。
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缺乏独立人格和权利。
妇女的地位较低，被束缚于封建礼教和家庭责任，失去了个体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2. 贫困农民清朝社会的农民普遍贫困，生活艰辛。
土地集中制度和赋税制度使得他们不断被剥削和压迫。
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和官僚阶级控制，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生活贫困并且缺乏社会保障。
清朝的反贼与暗事件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在这个王朝的统治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事件和暗中活动。
这些反贼和暗事件对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带来了一定的动荡。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清朝时期的反贼活动和暗事件。
一、反贼活动1.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清朝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反清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这场革命由孙中山领导，旨在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辛亥革命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也揭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序幕。
2. 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清朝末年一次大规模的反外侵的斗争。
义和团是一个农民组织，由于清朝的腐败和外国列强的侵略，他们开始抵制外国势力并发起攻击。
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但在列强的打压下最终失败。
3. 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是明末清初的一次民间起义。
白莲教是一个民间宗教组织，因为农民的疾苦和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而兴起。
他们秘密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白莲教起义对清朝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最终被清廷镇压。
二、暗事件1. 苏州囚室惨案苏州囚室惨案是清朝时期一起血腥的秘密事件。
清朝官府设立的秘密囚室中，关押着大批政治犯和异己分子。
这些囚犯在囚禁期间受到非人道的虐待和折磨，导致许多人死亡。
苏州囚室惨案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2.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时期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旨在推翻清朝的统治。
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给清朝带来了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
3. 紫阳观起火紫阳观起火是清朝一次重大的暗中事件。
紫阳观是一个道教寺庙，因为与政府发生矛盾而遭到清朝内阁的指示纵火。
这场火灾烧毁了紫阳观和附近的住宅，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慨。
紫阳观起火事件揭示了清朝内部的腐败和不公，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清朝时期的反贼活动和暗事件对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第四讲边疆危机参考书目：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晚清海军兴衰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共12册戴逸北洋海军关捷孙克复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关捷刘志超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许华甲午海祭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郑彭年甲午悲歌——北洋水师的覆灭盛和煜走向共和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亡史陈悦沉没的甲午——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处王树增 1901年（上）翁飞李鸿章官场艺术和人际权谋安徽出版社李鸿章全集春帆楼条约“春愁难谴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丘逢甲“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挨了一子弹，少了一万万。
”伊藤博文巨款的明细是：1.战争损失费两亿两。
2.赎辽费三千万两。
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
4.库平实足差额1230.868万两。
5.镑亏1494万两。
外相陆奥宗光：“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列宁：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
”吉田松阳子：“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奏折：“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人类非常有意思，学习先进的东西非常慢，而且很难见效果；但对落后的糟粕东西就不一样，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很容易就学会，而且往往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第二件应该是满人的“旗二代”问题，这一年嘉庆帝训谕八旗，并颁布了诏书，认识到统治的危机。
自从入关以来，已经170年了，这么多年的优裕生活，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八旗子弟已经成了脱毛的凤凰，不仅不能战斗甚至不能养活自己，有的开始赤贫，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分子。
在1811年之后的一百年，就是一百年的耻辱，一百年的凌辱。
于是，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德国人也来了，比利时人来了，荷兰人来了……太多了，最为让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日本人也来了，按照先前的惯例，他们是“进贡”的，但这次他们是“进攻”的。
我们的文明传承几千年，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但从未中断，是世界上唯一的。
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诚然是其优点，同时也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继承这样一种文明本身就需要智慧，加上人类对文明糟粕的天然亲近性，所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继承了糟粕。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就有，早就知道，但从一再重复的历史，甚或仍将重复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吸取教训。
对待历史，就要采取类似中西医结合的手法。
既要像西医一样就事论事，对一件事进行细致彻底放大并找出病毒，也要像中医一样辨证施治,弄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是说不仅仅追求找到病灶进行手术，还要探求是怎样形成的，进行防微杜渐。
中国历史，一言以蔽之，荒唐和悲怆。
就是当政者荒唐，老百姓悲怆。
荒唐之后，就是悲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用儒家的思想来解读，科举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多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内讧、内斗、内耗，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发展之道，是改善民生的锁钥。
关于清朝历史的五个问题了解历史的作用：不懂历史,就难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经验和启示.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清朝历史，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清朝历史(一)清朝的加衔制度是怎么样的古代封建社会，官员如果因公殉职，或是有突出贡献，朝廷照例会有所表示，在原职的基础上给予加衔。
不过在明代以前，这种加衔还较为随意，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
到了清代以后，关于加衔，才有了法律上的规定。
清初由于是开国时期，重视武功，只是规定了武职官员的加赠事宜，并以级别加以区分。
如顺治九年(1652)规定：提督任满三年，勤劳死事者，均准加一级。
顺治十年(1653)定：总兵官赠三级，副将、参将二级，游击、都司、都司佥书一级，以下不加赠。
但是清初时期，由于爵位和官职不分，因此这一时期的加赠其实就是赠爵。
后来，爵职分开以后，才成为真正的赠衔。
康熙三年(1664)，又做了具体规定：提督、总兵、副将病故如奉旨交部议奏给予加赠者，副将充提都、总兵官赠署都督佥事，提督赠都督同知。
康熙十三年(1674)又定：绿营武职阵亡，均给以加赠，提督、总兵官各加赠三级，副将、参将各加赠二级，游击、都司、守备各加赠一级。
次年，又将千总、把总阵亡者，照守备例加赠一级。
雍正二年(1724)年，左都督充提督、总兵官者，无可加赠，嗣后如有特交部议恤者，有部将应否加赠宫、保之外恭请钦定。
同是这一年，雍正帝出台措施，绿营武职阵亡者其子孙给荫，三品以上均荫以守备，四品至把总均荫一千总，阵亡之提督、总兵官荫子弟一人，以都司用;副将、参将、游击荫子弟一人，以守备用;都司、守备荫子弟一人，以千总用;千总、把总荫子弟一人，以把总用。
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体制更加完备，规定绿营将士和八旗一样，一体给予世职。
从此，“汉员死难者，亦多得世职矣。
”乾隆以前，武职加赠或给荫还仅仅是限于“阵亡”，嘉庆时期有了新的变动。
嘉庆六年(1801)出台新的规定：官兵出洋巡哨，遭风飘身故者，提督、总兵荫子弟一人，以都司补用;副将、参将、游击荫子弟一人，以守备补用;都司、守备荫子弟一人，以千总补用;千总、把总荫子弟一人，以把总补用。
被蒙古汗国与大清帝国遗忘的林中百姓，流浪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引言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蒙古右翼大军随其父于乃蛮纳忽山与太阳汗统帅的乃蛮大军发生决战。
此战是蒙古崛起的关键一战，全军奋力拼杀之下乃蛮军溃败，太阳汗为成吉思汗擒杀，就此漠北草原完全一统在蒙古麾下。
作为对在与太阳汗决战中英勇表现的奖励，蒙古大汗铁木真令长子术赤进驻阿勒泰山镇抚当地未归附部众。
成吉思汗之令明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部署，但实则暗含将阿勒泰山地区民众赏赐为术赤部众之意。
术赤的确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在镇抚阿勒泰山的两年间他成功招抚了当地部落民成为蒙古属部。
术赤招抚的这些百姓在蒙古人的习惯中被称为“不里牙惕”，即林中百姓。
这些本语言习俗完全与蒙古人不同的部落民在日后的岁月中不仅部分随术赤远征东欧并常驻当地，其语言习俗亦完全蒙古化。
然而他们虽被转化为了蒙古人，但他们的名称却再没变过。
没错，他们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溯源：贝加尔湖畔千年的游牧民！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形成是其与北迁的蒙古部落长时间杂居与混血的结果。
如去除蒙古人的血脉与影响，就其最直系的祖先则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的贝加尔先民。
根据考古发现，在公元前5000-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畔便已有居民定居。
如今在贝加尔湖畔发现的石器、骨骼、粪便等遗迹充分证明了贝加尔湖畔早有人类居住的痕迹。
但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畔的古代人类是否就是现代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呢？这不能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史籍《史记》、《汉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北海（即贝加尔湖）居民肯定是现代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之一。
缘何？中国典籍传承有序且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北海居民的变化是有着清晰的脉络与传承的。
谈起北海湖畔，绕不过的便是汉代著名的外交家苏武了。
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可汗扣押并流放，其流放之所便是贝加尔湖畔。
苏武牧羊的典故讲述了苏武独自一人面对贝加尔湖畔的恶劣环境而生存下来的英勇故事。
但如若追根溯源，查阅书籍资料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苏武在匈奴是得到过当地部落民的帮助的，显然这些部落民极有可能便是布里亚特人的祖先。
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二毛子 、另类百姓、大清子民邓常春[摘要]晚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教民。
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还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引发民教冲突。
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成为非教民眼里的 二毛子 ,官方眼里的 另类百姓 ,洋人眼里的 大清子民 ,身份颇为尴尬。
[关键词]晚清;教民;身份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926(2006)05 0217 06作者简介:邓常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四川成都 610064引言晚清,天主教和耶稣教(以下合称洋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教民。
教民是时人对信奉洋教的中国人的称谓。
教民 一词,不仅关涉到宗教信仰,而且标志着某种社会身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含义。
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
更重要的是,教民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由此引发了数不胜数的民教冲突。
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身份显得非常尴尬。
在平民眼里,教民是沾了 洋 气的 二毛子 ;在官方眼里,教民是疏离大清的另类百姓;而在洋人眼里,教民则是官府应该一视同仁,一体保护的大清子民。
前此的晚清教案研究,对此几乎没有涉及,本文拟加以探讨,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晚清洋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影响。
一、平民眼中沾了 洋 气的 二毛子在平民(即非教民,时人称之为平民,以和教民相对)看来,教民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与平民颇多差异。
首先,教民受到官员的殊遇或者仇视。
譬如,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
1862年,川督骆秉章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说,习教之人, 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
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地方官甚为难办。
[1]可见此类现象并非少数。
又譬如,1873年,教民仝姓在重庆城中开设店铺,销售洋货,官府怀疑其有漏税之嫌,因顾忌可能有主教染指其中,竟然不敢前往盘查,只能 遵照条约所开,明察暗访,使其不敢公然违犯,庶几彼此相安耳 。
[2]有官员给教民以殊遇,同样,也有官员歧视和苛待教民。
1863年,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署,称,川省劝捐军饷。
有教民家中尚且殷实,按照产业,应捐银三百两。
该教民 急公好义 ,愿意捐五百两,而地方官 有意加害,必派捐四千五百两 。
该教民无力措缴,即被监押。
[3]此事虽由法国公使说出,未必十分可信,但同治初年,地方官实有歧视或苛待教民之举。
1886年,川督刘秉璋将教民罗保之斩首枭示,更是地方官从严处置教民的著名案例。
罗保之是重庆教民之首,与教中关系密切,势力很大。
在民教纠纷中,虽然致毙多人,但起因在于闻听打教风潮,起而保护身家,情有可原。
不但法使两度为之求情,总署亦倾向于从轻处置。
就连刘秉璋的老上司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劝他 既已治罪,何必正法。
既已正法,更何必枭示。
实属办理太狠,为各省所从来未有 。
但刘秉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硬是将罗元义斩首,并将罗氏之首悬挂于巴县城头。
一个多月后,在法使的一再抗议和总署的一再催促之下,方才取下掩埋。
刘秉璋因此与教中及洋人结怨。
嗣后,在1895年成都教案时,洋人遂强烈要求将刘秉璋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之处分。
[4]清廷考虑再三,最后不得不允从。
[5]罢职归田后,刘秉璋寿至八十。
然终其一生,仇教态度未尝改变, 每论及此事,始终无悔 。
[4]无论殊遇还是歧视,总之,在许多官员那里,教民与平民所受待遇是不同的。
并且,随着朝廷对办理教案不力之官员的惩罚力度越来越大,殊遇教民的官员越来越多,而歧视教民的官员越来越少,整个官场袒教抑民的色彩也日益浓烈。
其次,教民在诉讼中享有特权。
此种特权的第一个表现是,普通的民事案子,一旦涉及教民,立即变成教案,并且常常因为有洋教士出头帮忙而比一般未涉及教民的案子更能获得官员的重视。
第二个表现是在诉讼程序上。
平民与平民构讼, 必先觅代书,取格式盖戳记而后递入门公,准驳不能自主。
而教民与平民构讼,不取讼状,不觅代书,只取 白纸一张,由主教帖送入衙,即行批准 。
[6]1878年,江北教案议结后,川督丁宝桢主持议定的民教善后章程,列以专条,规定教民应该象平民一样照规定程序递交讼状。
[7]正可见彼时教民诉讼,多半并不遵循一般的章程。
教民诉讼特权的第三个表现是,判决结果多半偏向教民,此类例子很多,鉴于篇幅,仅略举两例。
1864年的灌县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
而官府判决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
而从前所交之押租银,张氏兄弟则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并且,此案虽然牵涉到华人人命,却未曾移交臬司衙门,而是由主管教务的将军衙门一手办理。
下手正凶高世华(戴高氏为主谋)在逃未获,即告结案。
[8] 1868年的第二次酉阳教案中,民教对峙之际,地方官出示晓谕,劝导民教双方均解散党羽。
团民遵谕解散,而教方则有华人覃教士召集匪徒多人,于民团解散后,出而报复。
两次烧毁民房100余户,杀毙民人200余命。
[9]对于覃教士,官府竟不敢及时捉拿。
酉阳教案即将办结时,主教范若瑟称奉罗马教皇之命,回国议事,并将覃教士带出洋。
其所有应得之罪,不了了之。
[10]与此相对照的是,打教之民团团首被就地处决。
另一个涉案的酉阳乡绅,因与教方积怨甚深,在官方的劝导下不得不变卖田产,举家迁居湖北。
[11]再次是教民奉旨免交迎神赛会份钱。
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
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
会费依据赛会的规模和次数而多少不一,但对于村民始终是一笔开支。
总有些人因家贫而无力交纳,甚至因拖欠或拒纳会费而兴讼。
洋教传入后,教民以交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请求准予免交此费。
此举得到教会和法使的支持,并由总署行文各省督抚,规定教民免纳此费。
[12]以教民的信仰而论,不纳戏份固然不无道理,但此举却引起非教民的强烈不满,常常由此发生冲突。
最后是教民可以拒绝加入团(练)保(甲)。
举办团练是彼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之安危存亡。
最初的团练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遭受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社会救济和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
[13]但有些教民却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
这自然也引起非教民的不满。
对于教民享受的种种殊遇,平民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教民的特殊身份有很深的认知。
时人曰: 未入教,尚如鼠;一入教,便如虎。
此语勾画入教前后教民的身份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可谓入木三分。
多次类似的经历,使平民对教民渐渐惧让,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免与教民生出交涉,以免惹火烧身。
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在江北教案结案后悔教,称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奉教后,没有人再请他做轿子,难以糊口,所以悔教。
[14]同治年间的酉阳州民石长兴和光绪年间的江北厅民李春芳,[15]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将房子出租给了教民或教士,后来发现了对方是教中人且租房是为了传教,便都要收回房子,不愿出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民对自己的特殊身份,亦有认识,并常常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抓扭,到州城控案,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
郑含魁令其诈称教民,并代作呈词,称如此 包可全胜 。
魏宗仁 听信允从 。
[16]有些教民以迎神赛会有违教义教规为由,不肯交纳会钱。
等到迎神赛会演社戏时,又照看不误[17]。
明显是利用教民身份规避缴纳戏份钱。
还有些教民,以入教可打赢官司,官府不敢过问等理由劝令别人入教,等等。
总之,教民具有特殊身份,在当时已是社会上一般民众(包括入教与未入教之人)的共识。
原本不起眼的人,一旦入教,就获得了特殊身份,不但在与平民的交往中可以占据上风,而且可以与地方名流甚至官府相抗衡。
那么,为什么教民会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呢?教民与平民相比,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入教与未入教,教民的特权正是源于其与洋教及洋人的关系,这是时人很容易得到的印象。
而洋教士的诸多行为又不断地印证和加深了这一印象。
1862年,法国传教士艾嘉略写信给川督骆秉章,请其加意关照习教之人,严禁 不肖官员及不习教之人 凌辱欺侮教民。
这一行为给中国官民的强烈信号是:洋教士(也就是洋人)是教民的保护伞,教民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
[18]而实际上,洋人和洋教对教民也确实庇护有加。
譬如,引发民教冲突最多的教民免交迎神赛会钱一事,即由洋人力争而得。
教民免交迎神赛会钱,最初本是教士的意见(当然,教民是极为赞成的),而总署认为此举必至引发民教冲突,表示反对。
然而,法使坚持此项要求[19],甚至代拟好文稿,请总署照此通行各地督抚。
[20]并要求总署将给各省的咨文先抄送一份给法使。
[21]总署无奈,最后只好照办。
1875年,奉法使之命到四川办理黔江教案的法国参赞赫捷德,到重庆后,住在城内法国天主教教堂爱德堂里(而没有照常规住官方的驿所)。
[22]该参赞到达成都时,主教 派令教民顶冠束带为之引导 ,以致 观者如堵,势颇汹汹 ,沿街还 间有揭贴 。
[23]前引刘秉璋斩枭罗元义案中,法使两度致函总署,亲自为罗求情,[24]并遣人将罗元义之子罗应祥的诉状面交总署。
[25]罗元义被斩首后,法使又请求总署饬令川省不必将首示众。
总署首肯后,法使又在两周之内两次催促总署致电川省,将悬挂于城门的罗氏之首取下掩埋。
[26]在时人看来,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出洋人和洋教对教民的关照与庇护。
另一方面,教民也常常表现出(有时甚至是炫耀)与洋教士的密切关系。
譬如,在教案中,教民常常充当中间人,在教士与官府间来回奔走,沟通消息。
如李鸿章办结酉阳教案时,教士漫天要价,李鸿章摸不清对方的底线,便让教民去打听。
打听结果是教士期望能够得到要价的一半,就行了,于是李鸿章照此办理。
[27]又如,川东主教范若瑟被撤换回国后,曾传闻其又潜回重庆,川省大吏很是担心。
于是,便派教民去教中探听详细的情况,最后知道范氏并未回来且不再回来,这才放心。
[28]教民的此种沟通作用,一方面使之获得官方的倚重,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未奉教的人士对教民与洋教之间密切关系的认知。
除此以外,教民还在多种场合,代替教士出面办事,如1865年的酉阳教案中,主教派教民到堂听审,以免地方官判案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