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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号 0401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中文）：论张之洞湖北新政的实践及其历史影响（英文）学生姓名：张茜茜学号： 1115403005系别：教育科学系专业：人文教育指导教师：夏洪亮讲师起止日期： 2014.9-2015.52015年5月12日怀化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诚信声明作者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对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作者承担。
本科毕业论文作者签名：年月日目录摘要 (I)关键词 (I)Abstract (I)Key words (II)一、前言 (1)（一）选题的目的 (1)（二）选题的意义 (1)（三）相关研究动态 (2)（四）自己的见解 (2)二、湖北新政的背景 (3)（一）西方势力的入侵 (3)（二）晚清社会的自我变革 (3)（三）张之洞洋务思想观念的转变 (4)三、湖北新政的实践 (5)（一）创办机器工业企业 (5)（二）发展近代交通通讯业 (7)（三）兴办新式教育 (8)（四）建立近代军队 (10)四、湖北新政的历史影响 (11)（一）促使湖北从中部地区迅速崛起 (11)（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1)（三）推动全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12)（四）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造就了力量 (13)五、结语 (14)参考文献 (14)论张之洞湖北新政的实践及其历史影响摘要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与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清政府看重并信赖的有权势之臣，而且还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
张之洞一生的政治抱负，集中体现在他于1898年写的《劝学篇》上，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其所负责的湖北为试验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新闻事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随之造就了清末显赫的“湖北新政”。
张之洞晚清著名家与改革家倡导洋务运动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与倒退之中，面临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与国家的内忧外患。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作为一位杰出的晚清著名家与改革家，积极倡导洋务运动，旨在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振兴中国国力。
本文将从张之洞的背景与成就、洋务运动的推进与影响等方面，对张之洞晚清著名家与改革家倡导洋务运动进行探讨。
一、张之洞的背景与成就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之洞，号方亭，湖南湘阴人。
自幼聪明好学，勤于进取，被人称为“神童”，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晚清文臣。
张之洞历任各级官职，包括直隶总督、江苏巡抚等，以及辅佐康有为于光绪变法中。
他在政务与教育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被誉为“新政一代宰相”。
二、洋务运动的推进与影响洋务运动，是晚清一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科技革新运动。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1. 引进技术与设施为了推进洋务运动，张之洞积极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与设施。
他派遣多批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并聘请外国专家来华传授先进的科学知识。
同时，他亲自督办了一系列工程，包括兴建铁路、修筑船坞、改造军工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发展。
2. 改革教育与科研张之洞深知教育与科研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着手改革教育体制，促进科研的开展。
他成立了实验学堂，引进西方教科书，推动科学教育的普及。
同时，他还鼓励科学家进行研究，支持他们的实验和创新。
3. 推动产业发展与贸易洋务运动不仅仅是科技革新的运动，也涉及产业发展与贸易的推动。
张之洞积极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促进国内产业的迅速崛起。
他还鼓励对外贸易，改进关税制度，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洋务运动对晚清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为中国向现代化迈进提供了思想启示与实践基础。
尽管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问题与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洋务运动的局限与反思虽然洋务运动带来了一定的现代化成就，但它也存在着局限与问题。
张之洞：无力回天的“清末新政总设计师”导读光绪十五年（1889年）12月17日,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停靠在武昌司门口,一位身形矮小的清廷封疆大吏,踏上了武汉的土地。
他的到来,将为这座江城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也将把这块在当时中国版图上并不显眼的土地,推到变革时代的“潮头”,推上驶入近代化文明的“快车”……01“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时年已52岁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交割完两广事宜后,登上“粤秀”轮,由广州北上,抵达长江边上的武昌。
他将在这里就任湖广总督,总管湖南湖北的军民政务。
张之洞之所以调任两湖，是因为他修建卢汉铁路的建策被清廷采纳——这条计划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是当时设想修建的中国最长的干线。
而就在此前,紫禁城内曾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铁路之争。
1880年,时任直隶总督刘铭传从用兵、商务、矿物、漕运需要,上书朝廷,主张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网,却遭到顽固派以生事、扰民、夺利三弊的驳斥。
八年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由天津向北京修津通(通州)铁路,又引起一场辩论,顽固派认为此线一修,将有损海防、尽失险要、百利不能偿此一害,遂搁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冷眼旁观的张之洞,于1889年抓住时机,上书清廷,提出在中国腹地修建一条铁路，把立论着眼点放在“开通土货为急”，巧妙避开了顽固派指责的要处。
这番陈说，赢得了慈禧和光绪的心。
清廷于是下发谕令，肯定修筑铁路是“自强要策”，对张之洞的修筑计划给予了肯定。
1889年，清廷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负责修筑卢汉铁路，同时再建成汉阳铁厂,为铁路提供钢材。
值得一提的是，建铁厂，这在当时是连号称晚清最有胆略的“开风气、办大事”的李鸿章都不敢起头的事业。
1889年，他在给张之洞的去电里如是相告：“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非得已也。
”但张之洞没有退缩。
即使海军衙门之前允诺的铁路款项下的支拨，迟迟没有兑现；而实际建厂的费用又远超预算。
论张之洞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张之洞作为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一直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无论是在推广洋务运动，还是在清末主持的新政的过程中，都贯穿着这种政治思想并以此支配和影响着晚清的政治格局。
虽然其带有明显的封建阶级的特征和阶级局限性，并没有帮助旧中国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他对救国之路的探索也是值得我们后人所深思。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晚清政治变革、实业振兴、思想嬗变、教育鼎革、军队改制及外交格局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百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他的思想及行为，对其是非功过予以评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近百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张之洞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
一、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在晚清政治日益腐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际，张之洞充满忧患意识，亟思挽救清朝的统治地位。
这就决定了他反对革命、仇视人民反抗斗争的政治品格。
张之洞为维护清朝统治所作的种种努力，客观上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恩格斯曾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的确，张之洞总督湖广十数载的苦心经营，却结出了武昌首义之果。
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酿造师。
张之洞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而感到痛心疾首，对甲午战败进行了反省，呼吁一变旧法，提出了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广开学堂等９条建议。
虽然其建议大多仍是洋务变法的继续，但已体现了向政治改革过渡的趋向，能顺应时代潮流参与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维新运动兴起之初，他捐资开办北京强学会，接着又与康有为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并积极支持《时务报》的筹办出版。
该报出刊后，他又以总督之尊极力提倡，命各衙门、书院用官款订阅该报。
张之洞晚清时期的改革家与现代化奠基人张之洞，晚清时期的改革家与现代化奠基人晚清时期，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巨大挑战。
而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现代化奠基人崭露头角，他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张之洞的个人背景、改革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化的贡献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个人背景张之洞于1820年出生在山东省，他出身于一个被誉为“教育世家”的家庭。
他父亲张彝海是清朝的一位大臣，对张之洞的思想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年少时的张之洞聪明好学，他从小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和改革的意愿。
二、改革思想与实践张之洞是一位早期改革家，他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案。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变法以治国，提倡注重人才选拔、机构改革、法制建设等。
他力主增设新官职，引入西方行政管理理念，致力于推动政府机构的现代化。
在经济方面，张之洞提出了“育人强国”、“富国强军”的主张。
他主张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并对中国的农业、商业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
他积极引进西方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技术，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力图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提倡以新学为主导，加强对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学习。
他积极推动中西合璧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三、对现代化的贡献张之洞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他的改革思想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的轨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政治方面，张之洞的改革方案促进了政府机构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政府的管理和决策能力，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张之洞的改革方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他通过引进西方的工业和商业技术，促进了中国商品生产的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研究清末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教育困境。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清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学校教育政策，旨在推动教育现代化，培养新式人才，促进国家发展。
本文将深入探讨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情况及其影响，以期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在清末时期，张之洞、李鸿章等重臣极力倡导教育改革。
他们认为，传统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必须创立新式学校，引进西方教育理念和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学校教育政策。
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参与者包括张之洞、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以及伍廷芳、罗振玉等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
他们深入探讨了西方教育的优势和劣势，并参照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经验，制定了学校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
此外，政策的制定还得到了外国传教士和民间教育团体的支持和参与。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推广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设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课程；其次，注重实用技能的培养，以培养国家需要的新式人才；第三，强调母语教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推行全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政策实施后，社会反应不一。
一些开明人士积极支持教育改革，认为这有助于国家发展；而保守派则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资金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设立专项资金、培养教师等。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其次，政策培养了大量的新式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同时，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政策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然而，清末学校教育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方面，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传统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和师资力量的不足，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浅论晚清张之洞湖北新政的成败(这是笔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文章)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
为同治进士。
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政、山西巡抚、湖广总督（１８８９年始任）。
任湖广总督长达１８年之久。
在湖广总督任上，励精图治。
秉承早期洋务精神，在“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忠朝廷、卫社稷”的旗帜下兴改革之举。
组织发起了一场以新式公商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同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改革开放的新政运动。
前后历二十余年。
期间所兴办的汉阳铁厂雄居亚洲之首。
甚至跻身世界同行业强者之林。
商业贸易，无论是内贸还是外贸，都仅次于上海而位居全国第二。
以东方芝加哥——汉口为代表等一批具有多功能辐射作用的中心城镇兴起。
张之洞因此获得晚清维新运动领袖之盛誉。
以上所述也可能是张之洞的在湖北新政中最大成就吧。
但是在当时湖北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张之洞也写下了败笔。
综述如下。
一．张之洞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可以说把湖北新政引向失败。
张之洞督鄂之后，为了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建立起一个能与东南沿海淮系相抗衡的新局面。
不顾湖北地区的客观条件许可与否。
利用权力强行展开一系列改革与建设活动。
从而在社会经济建设领域形成追求短期目标、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向。
当时新政之令，一日数项，倾泻而下。
由于张之洞急功近利、贪大求全、抢快，使湖北新政运动处于一种非正常的运转状态中。
二．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领域科学知识的严重缺乏是湖北新政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地方政府领导人，虽然不缺乏创新的锐气和实干的精神，但他们都是旧式科举培养出来的官员。
对于如何建设与管理现代经济可以说都是门外汉。
导致在新政中挫折不断。
例如。
在汉阳铁厂的选址、购机器等方面就出现了问题。
就购机器一项。
承办此事的驻英公使刘瑞芬、薛福成曾转告鄂省政府，要求将所采铁矿、煤焦寄往英国。
英国的机器厂进行化验之后才能设计造铁厂的生产设备。
但张之洞却自以为是，复电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尔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提要：1907年至190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
在他的主持下，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提倡保存国粹，继续奖励学堂出身，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
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关键词：张之洞晚清学部在张之洞研究的众多著述中，其管理学部的情况较少被涉及，主要原因当是他的文集、年谱甚少收录有关资料。
其实，张之洞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将相当多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学部事务，这恰恰也是他从疆吏进入权力中枢，对国家决策发挥作用与影响最直接的时期。
缺少这一重要部分，对其一生的把握便不够完整，尤其难以认识张之洞晚年思想的延续与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张之洞与学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发现背后隐藏着清末兴学过程中湖北与直隶、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门户立异。
人脉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学部，在张之洞管部之前，更多地运用直隶兴学经验，而对张之洞按照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未照本宣科地贯彻执行。
这不仅是理解张之洞与学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为认识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例证，表明应从制度条文与实际运作的差异来把握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
管部大臣1907年9月30日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是学部短暂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张之洞政治生涯形式上的巅峰。
南北两大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是“丁未政潮”余波之下晚清政坛的重大调整，成为传媒注意的焦点和朝野议论的中心，时论对此颇多揣测。
其实，所谓调虎离山，主要矛头应指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至于张之洞，权力制衡之外，共辅朝政以挽危局说似乎更符合实情[注解：《申报》1907年9月6日《论袁张同入军机事》：“环顾廷臣疆吏，由稍实政事思想而才识之足以稍备缓急者无出袁、张。
况当是时，革命之风潮正亟，而满汉之意见未融；官制之更张如麻，而立宪之基础未定；外交则在在棘手，而折冲樽俎者尚乏其人。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读书报告2013211682 刘瑾作为晚清重臣的张之洞，一生历经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可以说，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几乎与一部晚清史相伴随。
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对中国的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都有涉足，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都曾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对于张之洞的评价，从生前到死后，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由此，长期以来，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
自20世纪以来，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大致可以以八十年代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在中国大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者形象，在文革期间颇受批评和指责。
故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关于张之洞的研究所取得的理性成果较少。
不过，在港台和海外地区，学界对于张之洞的研究还是有不少建树。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76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台湾学者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论述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湖北教育改革中的实践。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台湾学者朱传誉的《张之洞传记资料》，对张之洞也做了多方面的评析。
1972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的台湾学者张秉铎的《张之洞评传》，系统叙述了张之洞的生平活动及思想。
1971年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着重叙述了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思想及活动。
此外，还有197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H·贝斯的《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等。
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改善，学术界的学术氛围渐趋自由和多元，学术界对晚晴重臣张之洞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和理性，对张之洞的生平及主要活动都展开了丰富和深层的探讨。
除了数量丰富的论文外，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苑书义等人主编的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以及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清末新政背景下张之洞对留学日本的影响作者：何云鹏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0期摘要张之洞是清末重臣、洋务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宗旨宏达、新旧杂糅的著作家、思想家和颇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家。
在张之洞40余年的从政经历中，始终没有中断过对兴学育才教育活动的倾心与关注。
尤其是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教育的展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张之洞清末新政留学日本教育作者简介：何云鹏，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史学。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10.293一、兴学重教是儒臣张之洞仕宦生涯的重要特征之一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芗）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
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
咸丰二年（1852）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
1867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等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他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死后被清廷谥为“文襄公”。
张之洞政治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所以被追随其多年的幕僚辜鸿铭称为一代“儒臣” 。
张之洞在忙于公务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其著作有后人整理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行世。
其中，特别是张之洞于1898年4月出版的代表作——《劝学篇》，更是把他的“儒臣”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之洞作为晚期洋务派思想的代言人，在《劝学篇》中最全面最充分地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使它成为洋务派的总纲领。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在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它有调和顽固派反对变革与激进的改良派主张彻底改革之间矛盾的用意。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共由二十四篇独立成章的文章构成。
略论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谢清溪（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
在清末新政中，不论在文教、军事、工商以及政治等方面，张之洞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他在清末新政中最突出的成绩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
在他的努力之下，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使学校教育迅速得到发展，使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
［关键词］张之洞清末新政作用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诸如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维新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等他都身历其中，特别是在清末新政中，张之洞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拟就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能有所裨益，舛误之处，乞望专家斧正。
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扼杀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进一步觉醒，坚定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人民大众的反帝斗争愈风起云涌；同时，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康梁等逃亡海外，由“保皇”而后转向立宪；清政府于庚子之役后，面对内外加剧的危机，亦深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１９０１年１月，清政府颁布维新上谕，指出“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诏书说：“世有万祀不易之理，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声言要“取外国之长”，“去己之短，”“壹意振兴。
”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各地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条议以闻。
”［１］（Ｐ．４６０１－４６０２）这道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张之洞积极地投入其中，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
为了筹办新政，清政府于同年４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政治，列成条文，汇编成典，供朝廷参考。
是年７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其变法主张，先后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合称“变法三疏”，亦即著名的“江楚会奏”。
在“变法三疏”中，张之洞针对“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的严重形势，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指出“不变何以为国。
”［２］（Ｐ．１０）在文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改革文教，这是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最为显著的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制定新的学堂章程。
张之洞在“兴学育才”过程中，深感科举制度对培养选拔人才的束缚，主张变革科举制度。
他认为“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变科举始。
”“科举制度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文而弊起。
”［３］“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
”［４］（Ｐ．２－１５）因此，他主张“将科举一事”，“酌量变通。
”［５］（Ｐ．２－１５）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他提出了变革科举的办法：（１）设文武学堂。
认为此乃“救时首务，振作大端。
”（２）酌改文科，递减科举旧额。
“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
”以“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休用兼赅，有裨时用。
”（３）停罢武科。
张之洞认为，武科落后于时代，“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争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
”［６］（Ｐ．２－１９）主张选拔“晓枪炮火精”，“诸营阵之法”［７］（Ｐ．２－１９）的良将。
根据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１９０１年８月宣布废除武科教育，取消“八股文程式”，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政治、时事策论等考试内容。
尽管如此，科举取士仍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众所争趋，学校教育仍得不到很大发展。
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得不到很大发展。
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再次奏请递减科举。
他认为“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
”［８］（Ｐ．７－８）科举是“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敦成之。
”［９］（Ｐ．２－１９）因此，只有大兴学校，才能培养以济时用的人才。
对于科举制度，即使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分科递戚”［１０］（Ｐ．７－８）。
此折上奏后，未有覆议。
同年１１月，张之洞与茶庆、张百熙联衔上奏，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
张之洞指出，各省学堂之所以未有大的进展，原因在于“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
”“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
”他把科举与学堂分析对比后指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但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史文理诸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此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未所备。
”［１１］（Ｐ．２４－２５）因此，他建议“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计划十年即１９１２年减尽，以后生员皆出于学堂。
他还对旧日举贡生员的安置，提出具体方案，以减少变革科举的阻力。
但是，张之洞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发展，“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按清廷计划，十年后取士尽归学堂，科举停后，也须多年人才始盛。
方今“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因此，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５年８月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建议停罢科举，广兴学校。
认为只有“广学育才，化成民俗”，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１２］（Ｐ．５７－５９）。
在张之洞等人的倡议下，清政府于１９０５年下令：“自丙午（ｌ９０６）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１３］（Ｐ．５７－５９）这样，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废除。
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张之洞对废除科举制度付出了巨大努力，其功绩不可磨灭。
张之洞对清末文教改革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参与制定新的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即颁行全国的“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之前，已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了１９０２年学制“壬寅学制”。
但朝中大臣意见不一，于是清政府著令重新修订。
张之洞素以“知学”著称，特别是在湖北“兴学育才”，名震遐迩，被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１４］（Ｐ．２１）清廷遂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订学堂章程。
实际上，重订学堂章程的任务主要由张之洞承担，“癸卯学制”主要出自张之洞之手。
经过张之洞重订，“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１２】史志鉴研究１７备。
纵的方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
横的方面，与高等小学堂同级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等学堂同极的，有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农工高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同级的，有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进士馆、译学馆等。
张之洞特别重视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
他认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
“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
”把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至于实业学堂，他认为是“富民富国之本”［１５］（Ｐ．１９８），可以使人民“均有可执之业，虽薄技粗工亦使略具科学之知识”［１６］（Ｐ．７４３）。
所以“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
”［１７］（Ｐ．１９６）张之洞制订“癸卯学制”的宗旨，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
他说：“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１８］（Ｐ．１９５－２００）在新的学制中，读经占用了大部分时间，他认为“若学堂不读经书，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１９］（Ｐ．１９５－２００）。
他还认为“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２０］（Ｐ．１９５－２００）。
“癸卯学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毕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近代学制，它“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２１］（Ｐ．１９５－２００）。
使所办的学堂体系化、制度化，以客观历史发展来看无疑是进步的。
可以说，中国近代化教育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张之洞本人的努力，这是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又一大贡献。
加强军队建设，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张之洞提议停罢武科。
他指出：“军兴以来，以武科立功者，概乎其未有闻，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
”他进一步指出：“兵勇起家为良将者”，在今日“已不能与强敌角胜。
若应武科者平日所习皆与兵事无涉，既不晓枪炮之精，复不谙营阵之法”，他认为“讲求兵事，必须武学西操，相资为用，若仍以循旧之武科，滥厕右职殊于讲武励才之出路有妨”。
因此，他奏请“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２２］（Ｐ．１７－１９）。
另外他还主张裁绿营，练新军，广军实，加强清军的战斗力。
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奏议，清政府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命令“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２３］（Ｐ．４７１８）。
并且又下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时添募之勇营，亦并酌量裁撤”［２４］（Ｐ．４６９５－４７１９）。
“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事，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２５］（Ｐ．４６９５－４７１９）。
根据朝廷的命令，张之洞在湖北聘请臼本教习，仿照日本军制，编练新军。
湖北新军以完备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和较强的战斗力，成为清末新政中编练新军的典型。
作为一名洋务大吏，张之洞一直十分重视发展农工商实业。
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故）天下大利必归于农。
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工贷为要义”，“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
”［２６］（Ｐ．１１－１２）因此他建议清查土地、开荒屯田、设立垦务公司创办农业学校、翻译农业书籍、购买农具、兴修水利等等。
与此同时，他再次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认为“西国之富实以工。
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贷，粗者使精。
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贩运”［２７］（Ｐ．１７）。
这些内容，张氏曾在《劝学篇》中提及，此时尤为强调。
他主张多设工艺学堂，劝工场、奖励良工。
另外，他还建议定矿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等等。
１９０３年９月，清政府下令成立商部，接着又命令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