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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称呼歧视建设和谐社会作者：陈晨林凤高岩来源：《建筑与文化》2013年第09期摘要“民工”，本来是中性的词语，然而这几年来却蒙上了贬义的色彩。
颇有争议的是，“民工”这一词到底应该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庞大的民工群体已经形成新的社会阶层。
这一群体有着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他们去不到乡土气息，又渴望城里的生活；他们为养家户口，却到处招人们的白眼；他们求新求变，但摆脱不了小农意识。
他们是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是社会新的阶层。
然而，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的社会阶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这种平等，不仅仅要体现在制度上，也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同样包括对人的称呼与称谓。
取消“民工”这一称谓，势在必行。
关键词民工歧视阶层新市民农民，一提到农民大家会想到什么？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一张嘴一股大苞米叉子味，整天在土里刨食的人。
他们到落后、贫穷、愚昧、粗俗。
而提到“工人”，人们往往想到的却是城里人，吃国家粮的。
那么，提到“民工”呢？盲流？农民工？Urban Migrant morkers ？进城务工的农民？外来经商人员？没有人会去想这么琐碎的词语。
孙金栋先生在2003年12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撰文《“民工”这个词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是说：“多少年来，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民工是衣冠不整、文化不高、素质低下、偷鸡摸狗而且只配在小品中出现，逗人一笑的被大都市的人贬为…江北佬‟、…山东老乡‟之流。
”这就是以上三个词语在大部分人头脑中的反映。
当用母语说出一个很常见的，习惯性的词语时候，人们头脑里反映的只是这一事物的形态或形象。
“民工”，是1.2亿中国农民为寻找出路，改善生活条件，靠自己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后的神州大地上创造了这个词。
然而，这个词却被蒙上了歧视的色彩。
在“两会”中，政协委员郭树清认为，消除歧视要从称呼开始，建议改掉“农民工”这个称呼. “农民工” 这个称谓将逐渐淡化。
公务员申论：2020年国考申论考试热点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一、背景：经济转型期，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金融危机压力下，农民工问题更为凸显，如何解决好当前存在的种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公正与和谐所以，无疑这也就成为国考申论命题的一个重点所在。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并且提出了更高要求。
理解《决定》的基本精神，要求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来对待农民工问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决定》对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逐步实行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
要抓住工资和劳动保护等突出问题，标本兼治，加强政府引导、依法监管，增强企业以人为本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劳动者维权能力，充分发挥工会对维护农民工权利的作用。
加大清理工资拖欠工作力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同工同酬，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引导和促进形成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
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
加大劳动执法监察力度，确保劳动合同法切实贯彻实施。
第二，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
农民工与户籍人口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地位平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都应该依照同样的法律规范享受公共服务。
流入地要转变观念，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创新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将农民工各项公共服务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安排，有计划地扩大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项目和范围。
按照中文语言习惯，职业称谓一般都非常直接，在农村工作的人称“农民”，在工厂工作的人称“工人”，经商的人称“商人”或“老板”，公司的经理、董事长和不同职位人员的称呼也直接以职位或头衔称呼。
如果按照这个称谓逻辑，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产业，也应该按其所从事的职业来称呼。
事实上，有些农民离开农村，从事其他工作后，也确实是按其后来从事的职业来称呼的。
这样，那些自主离开农村，进入工矿企事业务工的农民，也应被称之为“工人”。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把他们称为“农民工”。
为什么会形成“农民工”这个概念呢?可以说，这与传统户籍制度有着重要联系。
在传统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的概念包含着双重含义，它既指一种职业，也指一种身份。
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在其他国家里，“农民”更多的只是一种职业称谓。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他们的户籍性质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职业状况是工了，正好称之为“农民工”。
如果不考虑“农民工”这一概念所带有的社会偏见与社会歧视含义，它是一个非常简明清晰的事实陈述性概念:“农民”指身份，“工”指职业。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简明清晰的特性，“农民工”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后一直沿用至今，同时难以受到质疑和挑战。
在长期形成的这种话语环境中，相当多的城里人就把农民工与没有修养、没有素质、低人一等、不文明、不卫生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农民工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以至于只要这个具有社会身份标识的称谓一出现，这种印象就会产生。
不可否认，一些农民工身上也确实存在许多城里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惯和各种问题，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他们的真实形象并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当前这一群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农民工"是这个样子，那也是社会环境赋予他们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
其实，他们有着很多优点和值得称道的地方，例如:朴实、正直、善良、勤劳、节俭、勇敢等等。
消除“农民工”称谓背后的不公
消除“农民工”称谓背后的不公
不得不承认，取消“农民工”称谓，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笔者看来，取消“农民工”称谓却有轻重倒置、舍本逐末之嫌，因为该取消的不应该是一个“农民工”称谓，而应该是这一称谓背后的制度不公和观念歧视。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下的产物。
在城乡二元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农民为了改变自身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低的命运，来到城市打工，成为了“农民工”。
但是，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民工建设了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他们身处城市，却无法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他们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却很少能分享改革成果。
制度和政策的不公又造成了人们对农民工的观念歧视。
农民工这一群体被外界打上了很多标签。
在很多人印象里，“农民工”虽然吃苦耐劳，但往往文化程度不高，有时还会和脏乱差、缺乏法律意识相联系。
农民工让座反被嫌脏，农民工坐公交车有座而不坐，类似的新闻不断出现。
固然，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但这些附着在他们身上“刻板印象”和观念歧视，客观上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
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称谓背后的不公，不能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不能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权利和福利待遇，不能扭转人们对农民工的观念歧视，而仅仅取消和改变一个称谓，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充其量，如同卖淫女改名“失足妇女”一样，只是表面文章。
（李金磊）。
农民工定义辨析和身份认同困难方喜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流动群体。
如何界定“农民工"，并没有没有明确的说法，一些文章中把农村流动人口与“农民工"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这怕事不妥的。
一、农民工定义辨析学界对于“农民工”的定义很多，“农民工”就是身份上属于农民但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从事工人职业，并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特殊身份标识。
固“农民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企业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一个社会群体，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工农民。
“农民工”，从理论上讲，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化从业人员。
结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对于农民工定义辨析要考虑如下三个基本特征：1．户籍身份。
“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但其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一般在家乡都承包有部分土地，并没有所在城镇居民所具有的各种教科卫的公共服务保障。
2．职业身份。
“农民工"大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都脱离土地，从事出卖体力的工人。
3．收入来源。
工资收入是“农民工’’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一点是与从事个体经营等依靠其他收入为生的进城农民相区别的关键。
总的来说，“农民工”是一种从农民到工人的连续状态，它同工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农民身份，而同农民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其工资收入。
二、“农民工’’的身份有人认为，“农民工”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虽然“农民工”参与了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划分工人和农民的标准是户籍。
农民工的户口还在农村，他们在农村还保留着承包耕地，所以他们带着浓重的农民色彩。
“农民工”的消失在城市的建设浪潮中，“农民工”这个词汇曾经是那样的熟悉和常见。
他们从农村涌向城市，用勤劳的双手筑起了高楼大厦，铺设了宽阔的道路，为城市的繁荣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然而，近年来，我们却发现“农民工”这个称谓似乎在逐渐消失，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趋势呢？过去，“农民工”之所以被广泛称呼，是因为他们有着鲜明的身份特征。
他们来自农村，往往缺乏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
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中，他们大多从事着艰苦、危险、低薪的工作，如建筑工人、清洁工、搬运工等。
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工棚或出租屋里，生活条件艰苦。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系列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首先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如今，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使得新一代的农村劳动力具备了更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有能力和机会从事更具技术含量和发展前景的工作。
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对“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取代。
这就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曾经的“农民工”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纷纷通过自学、培训等方式提升自己，逐渐融入到新的产业体系中，身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再者，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村发展的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创业和就业。
农村电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许多人选择回到家乡，利用自己在城市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不再依赖于外出打工。
另外，社会观念的转变也不容忽视。
过去，人们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认为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
但如今，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可日益增强。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劳动的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农民工”这个带有一定歧视色彩的称呼也逐渐被摒弃。
作者简介:吴光辉(1965-),男,湖北省困风县人,黄冈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董前程(1982-),男,湖北黄冈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应当淡化“农民工”的称谓:社会歧视与社会公正吴光辉1, 董前程2(1.黄冈师范学院政法系,湖北黄冈 438000;2.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但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由于以身份甄别为特征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社会歧视,他们在城市缺少平等的竞争环境,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的“农民工”这个称谓。
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就有必要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称谓。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歧视;社会公正;和谐社会中图分类号:C 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557(2006)0120106202 一农民工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身份还没有或者未能得以转换又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是现行户籍制度下的产物,是一个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相分离的独特的社会群体。
他们这一群人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他们的劳动具有季节性、兼职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横跨农业和非农产业两大领域,每到农忙时节就回乡干农活,农闲时节就到城里打工。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特征基本上消失了。
因为随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乱拆乱建,违法征用土地导致了农民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左右,耕作这点土地根本就没有必要依靠进城的农业劳动力,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农忙时节回乡劳作了。
虽然这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民政策的改变,已出现大量的“返乡潮”,但在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城市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现象。
第二,他们的身份是农村居民,但从事的是城市产业工人做的工作。
也就是这些人的户口是农村居民户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
他们这种职业与身份的不对称,反映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发生了错位,虽然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但是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依旧。
这一点恰恰反映了社会基于城乡原有身份对这些社会成员的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对待。
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是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还处在城市经济制度接纳与社会制度排斥的夹缝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转轨与结构变迁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二自从1958年通过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严格的城乡身份区分政策,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为两个相互隔绝的生活板块。
这种做法将城乡人口固定化后,不平等的身份、不同的权利和资源的不平等配置就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中间延展开来。
工人、农民和干部身份之间具有严格的限制,其流动性极低。
政府将所有的人编入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并固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这样做便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身份。
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力,整个中国进入了以市民和农民为最大差别的身份社会。
进入80年代后期,农民工从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新的身份制是农民身份在城市的延续,市民与农民的权益差别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几乎就是不可能,农民想成为市民的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途径是上大学或者上中专成为城市工人。
在很长的时间里,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往往被斥之为“盲流”,即使后来被戏谑为“打工仔(妹)”,这都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歧视现象。
而“农民工”或“民工”的称谓就带有与此相联的歧视色彩。
就他们的工作性质而言,凡是在非农产业领域从业的劳动力就已经不可能是农民了,而是在向工人转变了。
“农民工”的称谓也就很不准确了,是一个语义混乱的称谓。
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有的环境中,既然带有“农村户口”的背景,那么“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就必然会遇到歧视性的现象,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以致造成错位缺位的现象。
首先,政策制度缺位。
现实政策在实施中对农民工群体不利甚至是歧视的。
长期以来,由于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尤其是近年来城市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加之个别“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的缺陷给社会治安所带来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使得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
这种偏差导致了许多歧视农民第19卷第1期2006年3月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F inance C ollege V ol.19N o.1 M ar.2006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屡屡出台,设置行业和工种限制,硬性规定企业单位使用本地工和农民工的比例。
从1995年开始,各大、中城市对农民工都做了相应的调整限制措施。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劳动管理部门制定和公布的《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在1995年只有5个限制性行业和34个限制工种,可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变成了8个和103个。
在最初,进城的农民工还被当作“盲流”加以遣返,使城市成为了本地城市居民的城市,而不是全国人民的城市。
在管理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需要登记办理的证、卡少说也有五六项,收费手续多达十几项,每年至少要交500-600元,而且各种证、卡还必须年年审核,手续费、管理费必须年年交纳,他们的工作和生存受到了来自政策的卡、压、挤。
在和农民工的访谈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外出不办卡,走到哪里哪里卡”的抱怨。
其次,社会权益的缺失。
与政策制度缺位相对应,农民工作为一种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位置上遭到种种利益损失,缺乏自己的维权机构。
近年来,骇人听闻的伤残农民工事件时有耳闻,据统计报道,2003年因工伤死亡的有17315起。
同时遇到不幸无法讨回公道和故意拖欠工资的事时常发生,甚至因此而发生刑事案件。
因此,他们被贴上了问题人物的标签,被看成了是社会的异己分子。
单从报纸突出农民工反面形象的如“身无分文,却有歹念”“打工无着四处闲逛,违章骑车带人”等等,无疑,民工的不良行为和犯罪形象被加强。
要真正弄清多少罪犯出自农民工,还是农民工被简单地作为替罪羊这是困难的,尽管每年都会有类似流动人口犯罪的统计数字,但是谁又能保证城市人就一定能洁身自好呢?事实上,农民工是不是罪犯已经不重要了,问题在于他们在城市人中流行的形象。
但是农民工所干的大部分是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工作,而且收入十分低下,往往是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
城里大部分用人单位都不为农民工办理各种保险;他们的居住、生活与工作条件是城市当中最差的,劳动安全没有什么保障,轧、压、砸、炸、毒等时刻在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工厂里的工会本是他们可以依靠的维护自己权益的组织,但是一些单位由于农民工素质的缺陷而拒绝将他们纳入工会。
因此,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就缺乏自己的维权机构,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第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错位。
他们往往干了工人的活,却没有取得工人的身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候鸟式的农民流动,并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待遇。
他们往往被称为农民工、务工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等。
这一工农混合的身份称谓说明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尴尬地位。
他们在城市务工多年,却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
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将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老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民。
他们有别于中国传统城镇劳动者的在于他们是农村户口,这种传统的身份阻碍着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城镇居民的相关制度所排斥;同时他们有别于传统农业劳动者的在于离开土地而在城镇,从事着非农产业,其直接后果是在获得高于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传统的真正的农民群体日益加深的隔阂,以至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地位。
三农民工在城市是否呆得住,能否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份能否改变。
显然,“农民工”这一称谓是一种严重的社会歧视,严重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规则,因而必定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首先,它人为地强化了不平等的意识,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破坏了一个平等的社会竞争环境,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阻碍了社会平等,破坏了社会和谐。
其次,它加重了就业歧视,影响了一视同仁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客观上也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从而妨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甚至对已有的较大的贫富差距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妨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目前中国社会彻底消除现有的城乡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在从业者称谓方面的逐渐并轨则是应当可以做到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为了消除社会歧视,为了体现社会公正,应该逐渐在生活中淡化“农民工”或“民工”诸如此类带有歧视性的称谓,应当逐渐一视同仁地称为不同行业部门的“员工”或者“工人”等,使之同这些行业部门的员工有同等的对待。
毕竟,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已经或逐渐向产业工人转变了。
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消除原有的城市当中从业者的歧视现象,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城乡体制性分割,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最终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同时,这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政策的需要。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并强调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而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称谓,从而消除社会歧视,实现社会公正,这无疑是建立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基础。
(责任编辑:沈 五)701第1期吴光辉 应当淡化“农民工”的称谓:社会歧视与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