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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质的两次转型与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或者说，划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作为两次社会性质转型的决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一、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是社会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依据和标志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早先相对分散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最后都逐步选择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那个思想格局，并在小区域逐步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代，最终完成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府。
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转型的三大要点是：经济上是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为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政治上的关键和标志事件是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思想与文化上成长了统一的汉字和中华文化。
加速实现转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设，最后是在汉武帝手上得到巩固和完善的。
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区别，近代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是与资本力量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过程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典型的欧洲经验基础上，把资本作为主导一切的积极因素来对待，把政治权力建设和技术革命成就都化约为资本主导的结果，没有这个共时性，马克思这样的叙述就不会产生。
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一个核心认识是资本具有主导一切的力量，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
这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经验，是明显不一致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与资本主导力量上升没有任何关系，与工业革命也不是共时性事件，认真对照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过程，足以否定资本至上的伪历史观。
欧洲政治经济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迁，实际上是集中在近代一次完成的，而中华民族是两次转型的结果，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重大区别的第一个特点。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有2/3以上的时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管治之下，早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自治和邦国林立局面已经结束。
公共服务供给项目制下的政社关系 以社会组织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成效为例赵洲洋摘要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与政府㊁社区之间的合作迎来较好的发展契机㊂但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体系的成效并不令人满意，表现为以项目制作为联结纽带的不稳定性㊁相互间的信任感缺失㊁社会组织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社会组织无法参与社区治理的决策中㊂政府通过 选择性吸纳 的机制，依赖居委会落实行政事务，引进社会组织开展项目，组织活动和提供服务，实现职能上的补充；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嵌入主体的服务市场化㊁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嵌入手段的项目市场化以及社区作为嵌入对象的利益内部化，共同形塑社会组织 有意的脱嵌 于社区治理体系㊂这体现了政府在职能转型㊁实现社区治理转变的过程中，仍发挥主导性的影响，但社会组织㊁社区本身作为 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着较大异质性和自主性，反塑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共同导致 嵌入 的名存实亡㊂这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重新反思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和嵌入理论在社区治理体系分析上的层次性和复杂性问题㊂关键词选择性吸纳有意的脱嵌社会组织社区治理体系项目制㊃761㊃一 问题的提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推进，中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㊂2014年，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和促进政府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㊂随后，各地政府以项目化的购买服务方式，促使社区与社会组织对接，为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条件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后，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果㊂由于显示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前景，① 嵌入 （embeddedness）概念及理论，在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中被广泛讨论㊂②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社会治理变迁的一个阶段；③而大部分学者则视其为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和目标㊂④但两者均认为 嵌入 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主体的相互关系状态及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机制㊂嵌入要求社会组织能够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关系，参与到社区的决策和管理，成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㊂⑤在解释社会组织发展及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 社会组织关系时，多元主义⑥和统合主义⑦理论是主要的竞争性解释㊂⑧有学者认为当㊃861㊃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第四辑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徐盈艳㊁黎熙元：‘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 服务外包下的政社关系调整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㊂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㊂岳经纶㊁邓智平：‘依附㊁分立㊁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王春：‘拒斥㊁嵌入㊁反噬：社会组织行动策略与制度适应逻辑 基于S 市公益创投的观察与思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㊂闫臻：‘嵌入社区治理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 以天津KC 社区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曾凡木：‘耦合与脱耦的平衡：社会组织进社区的实践策略“，‘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6期㊂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㊂与法团主义对应的是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假定下形成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存在混淆㊂参见张静‘法团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吴建平：‘理解统合主义 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㊂法团主义，英文corporatism，又译为合作主义等，本文为行文方便统一为法团主义㊂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利益团体和国家的角色以及其间关系的理解上㊂参见张静‘法团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㊂多元主义认为利益多元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竞争性群体，从而形成市民社会，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统合主义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㊁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㊂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呈现出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 的态势，但社会治理显示出 国家主导 的生成性特征；①或者随着社会组织作用的增强，政府会反向嵌入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体系，②因此具有国家统合主义的特征㊂③有学者则认为由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组建㊁运作㊁监管体系发生较大变化，两者关系更接近于社会法团主义模式，④在这一模式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 双向嵌入 使双方权力都得到拓展，成为一种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向㊂⑤而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种嵌入手段，在不同的环节上维持着传统大政府模式⑥，使得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新领域中的强化，虽然塑造了新的可能，但受制于旧的路径㊂⑦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组织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改革和优化，但也有学者质疑 嵌入 的效果，⑧他们基于权力视角指出，在外部服务行政化㊁内部治理官僚化和社会组织建制化的影响下，基于项目制的嵌入性策略难以达到社会组织介入基层治理的效果㊂⑨以上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解释，却也存在不足 10：首先，两者无法㊃961㊃公共服务供给项目制下的政社关系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10郁建兴㊁关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㊂李春霞㊁巩在暖㊁吴长青：‘体制嵌入㊁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吴斌才：‘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㊂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㊂张长东㊁顾昕：‘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演变“，‘东岳论丛“2015年第2期㊂张紧跟：‘NGO 的双向嵌入与自主性扩展：以南海义工联为例“，‘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纪莺莺：‘从 双向嵌入 到 双向赋权 ：以N 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 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㊂管兵：‘政府向谁购买服务：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1期㊂管兵：‘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3期㊂卞文忠：‘从 嵌入式 转向 合作式 发展 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㊂朱健刚㊁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 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㊂Dickson，Bruce J.，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No.4（2000 2001）；吴建平：‘理解统合主义 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㊂。
三大法学流派以及代表人物观点的整理西方法学思想回顾 (1)法学流派概述 (2)一）自然法学派 (2)1、古典自然法的思想：不是古典自然法学派 (2)2、中世纪的古典自然法的思想： (3)1）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神学自然法 (3)2）古典自然法学派：启蒙时代 (3)3、新自然法学派：19世纪-21世纪 (3)1）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衰落与复兴 (3)2）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改造 (4)3）德沃金的基本理论 (4)二）分析实证主义 (4)(一)奥斯丁(边沁) (5)1、理论的基础- 主权者的命令： (5)2、法律与道德：严格分开，不注重法的历史发展，仅着眼于实在法的逻辑分析 (5)3、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认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定于“实然法” (6)(二)凯尔森 (6)1、法律与道德： (6)2、国家与法律 (6)1）一元论 (6)2）反对三权分立学说 (7)3）主张按公民同法律秩序的关系把国家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种 (7)4）反对绝对主权理论 (7)5）国际法思想：国内法与国际法一元论 (7)纯粹法理论之评价 (7)国际法理论之评价 (7)(三)哈特 (8)1、反对奥斯丁“主权者命令” (8)2、引入“规则”(rule)这一观念 (8)3、接受维特根斯坦后期语义分析哲学的方法 (9)1）反对对法律概念传统的下定义的方法 (9)2）哈特：恶法亦法 (9)3）哈特：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9)三）社会法学派 (9)西方法学思想回顾(一)、古希腊：丰富的哲学、美学成就，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出现(二)、古罗马1.职业法学家集团* 五大法学家：426年，罗马皇帝Valentinianus III 颁布《引证法》(Law of citations)，规定:凡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依五大法学家的论点决定；五大有分歧，依多数意见；相持不下时，依伯比尼安2.成文法体系：《国法大全》(东罗马帝国时期，565左右，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及死后不久新编纂的，它是《查士丁尼法典》、《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编》、《新律》四部法典汇编的统称，也是奴隶制时代历史上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
《法团主义》读书笔记张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7月第1版现代社会的决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它比过去需要更多的专业经验、特别信息、专门技术知识和不同意见的合作参与，这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组织或单凭国家自己就能承担的，它需要社会各方面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需要既代表“公”利，又代表“私”利的组织共同参与决策过程。
（28）如此说来，有理由把法团主义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性冲突及秩序的学说，具体而言，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不同利益如何得到有序的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并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有序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
法团主义安排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在多元主义政制下，自由竞争导致了利益团体权力的不均衡，一部分团体有反映利益的优先渠道，而其他团体没有，这种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反映了不同团体动员和行动能力的差异，因而对于某些团体是不公平的，它可能将一部分利益排除在社会整合之外，这个缺陷需要通过体制安排来解决。
（29）从这种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斯密特指出，社会多元主义一般被发现与这样的政治制度相联系；它是相对自治的，有多个地方单位，有开放的、竞争的选举过程和政党，有多种变化的意识形态，有着主动的政治文化传统；国家法团主义则同中央科层协调的政治体系相联系，它通常有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政党，行政权威有意识形态统一的传统，它通过特别渠道招募成员，其政治文化的基础是阶级或种族，并伴随有对地方主义的严厉抑制。
（32）法团主义的一个潜在观点是，利益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国家角色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且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即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协调社会利益的政治结构是有差别的，而当代发达社会政制的主要变化，是参与机制朝向制度化的发展方向。
（33）权力是“实施法律的权力”，它是普遍主义的、抽象的，而不是一种特权维护自已地位的手段，即使是国家也不能例外。
（36）不同于自由主义把国家权力看成压制的主要来源，法团主义假定国家是一个公正的中间人角色，社会团体与国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避免团体中间的强制，因为所有的社会团体都能被体制包容进去。
社会团结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整合问题，迪尔凯姆用社会团结这个概念称谓社会整合时，突出了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而社会团结这个概念突出了社会结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
社会团结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结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建立在共有的情感体验、共有的道德情操、共同理想信念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因为生活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上。
迪尔凯姆认为，作为社会其他关系的基础，社会团结要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历了2种最基本的团结形式：1、机械团结：以社会成员共有的宗教取向作为社会整合或群体联系的纽带。
根本特征：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信仰上的高度同质性。
它存在于分工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
实质：农业社会的产物。
2、有机团结：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
在有机团结中，维系社会成员的纽带是他们不可超越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尤其以物质利益为根本内容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方面。
观点：1、迪尔凯姆认为，正是因为对待个性的区别才导致了机械团结一致社会活力，而有机团结则提升社会活力。
2、有机团结是对机械团结的否定与超越，其中维系社会成员的纽带正是机械团结中被泯灭的个性。
3、专业化程度或社会分工程度越高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功能依赖关系越强。
社会由个体之间的高度切不可分裂的功能依赖关系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由此获得了有机团结。
4、有机团结是异性多样性的团结，是以肯定个性为前提的功能性团结。
迪尔凯姆把有机团结称为具有活力并且能在动态中保持相对稳定的高级的社会团结。
5、在论述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对立和区分时，迪尔凯姆强调了机械团结是以超越个体的价值理想和宗教意识为纽带的。
有机团结是以社会成员现实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因分工而造成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的。
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联系纽带具有观念性和现实性区分。
第三部门理论基础研究综述作者：单胜男来源：《智富时代》2015年第08期【摘要】第三部门指的是存在于政府部门与营利性组织中间，收入来源于组织成员缴纳费、政府财政拨款或者民间捐款，弥补政府与营利组织无力、无意的社会公共事业。
第三部门的理论基础是第三部门发展的前提，公民社会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法团主义理论、多元主义理论理论等是目前学术界热议的关于第三部门的理论基础来源。
【关键词】第三部门；理论基础；理论来源对于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虽然不计其数，但是研究第三部门理论来源的文献不是很多。
因此，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如下几类：一、公民社会理论赵秀梅针对有学者提出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公民社会的说法，提出“公民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现实，因为公民社会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分离、社会的自治。
”①吉涛在《第三部门与法治——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为发展视角》中认为，市民社会应该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济部门（这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部分是非营利组织，也即第三部门。
这种界定综合了二分法和三分法的优点，弥补其缺点。
吉涛进一步指出，二分法说强调经济但是忽视第三部门，三分法说强调第三部门但完全排除经济领域。
不同于吉涛的以市民社会理论演进为视角，在另一位学者孙静在其文章《非政府组织基本问题研究综述》中，把公民社会理论分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公，民会社理论、国家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无政府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
二、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合约失灵论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在1974年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他采用“需求一供给”这个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面临的危机并解释了第三部门为什么会存在的原因。
合约失灵理论由汉斯曼提出，他认为某些商品或服务，由于信息不对称，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营利性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提供劣质的商品和服务，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等价交换的契约原则，出现了“合约失灵”，而非营利部门因其慈善目标，监督生产者提供合格的商品和服务，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权利。
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3———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顾 昕 王 旭提要:专业性社团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的调查,作者发现:由于国家的卷入,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专业性社团享有垄断地位。
绝大多数专业性社团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由组织出面组建”;虽然国家不再为专业性社团提供财务支持,但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有效地控制着专业性社团的活动。
为了能够继续维持其垄断性地位,专业性社团大多也不积极寻求社团自主性的强化。
由于国家主义的遗产,国家与专业性团体的这种法团主义式关系,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渡性形态。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并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社团空间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化?关键词:专业性社团 公民社会 法团主义 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 市场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专业人士社会自主性空间的拓展。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专业人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类别并不存在,而是同所谓的“知识分子”混同起来的。
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话语,还是作为政策文件中社会类别的称谓,人们用“知识分子”一词笼统地指称所有达致大学教育水平的人士。
所有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专业人士,都受雇于国家,也受制于国家。
虽然党和国家强调“又红又专”,但是政治正确性总是压倒专业才干,成为国家管理专业人士活动时所遵循的第一原则。
尤其是,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改革前长期推行的对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特征,所有类型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均被归入所谓“臭老九”(White,1987:254),甚至属于“人民的敌人”之3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袁瑞军教授的大力支持,深致谢意。
551列,经常成为政治运动的清洗对象(Thurston ,1987)。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社会经济领域,中国的专业人士正在形成半独立的社会群体。
专业服务的组织、专业教育的开展、不同领域专业人士的社会角色和声望、专业资格的认定、专业人士的薪酬收入、专业人士的工作条件等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力量来主宰,而不再是国家行动的产物。
在新一代专业人士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专业才干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由于国家放弃了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社会控制(邹傥,1994;Walder ,1986;Shue ,1988),①国家对专业服务部门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专业人士来说,一个制度化的私性实践空间得以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专业空间(the professional sphere )的扩张更加显著。
其中,专业社团(pro 2fessional ass ociations )的大量增加是社团空间结构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专业社团也构成了中国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获得的全国性统计数字(参见图1)显示,虽然在1999-2003年间,全国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总数有起有落,但是专业性团体的数量却年年有增无减,其占社团总数的比重从1999年的25.4%上升到2003年的28.4%。
伴随着专业空间的结构转型,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变迁。
当全能主义一去不复返之后,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很显然,作为一种制度变革,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改变无疑会受到原有制度遗产的制约,同时也会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
②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无疑留下了国家强控制的遗产,这一遗产为当前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关系打下了深深的法团主义烙印。
那么,从国家主义向法团主义演变的走向如何?国家在推动这一演变方651社会学研究 2005.2①②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已经众所周知。
一些研究市场转型的学者特别重视过去的遗产对于制度变革的约束作用,形成一个所谓“遗产派”(参见Craw ford ,1995:3-42;C om iss o ,1995:200-238;G eddes ,1995:239-274;Harter &Easters ,2000;Craw ford &Lijphart ,1997)。
邹傥(1994)和史华慈(Schwartz ,1968)用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来概括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后来,邹傥改用全能主义(totalism )这一概念。
此外,另有学者反对用全权主义或者全能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刻画改革前的中国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性控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活动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参见W alder ,1986;Shue ,1988)。
本文不打算深究这一争论。
实际上,只要我们把有关概念视为理想类型,那么其可应用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理想类型作为分析工具本来就同现实不能完全吻合。
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日益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图1 注册社团总数及专业性社团总数(1999-2002)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0-2004。
说明:在专业性社团的条形柱中显示的是专业性社团占社团总数的比重。
一、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为了系统探究专业空间的结构转型,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的研究状况,进而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给出一个分析框架。
有关专业人士和专业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尽管从来不是大热门,但也始终绵延不绝。
社会学对这一研究领域贡献良多。
20世纪50 -70年代的30年间,有关专业人士的研究被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所主宰,其主要论题集中在专业教育中的社会化、专业工作中的组织结构、生涯发展、专业生涯中的流动问题、个体专业人士与其工作单位的关系等问题(Pars ons,1949)。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所谓“批判性政治社会学”兴起,这一研究套路力图揭穿专业自主性的神话,探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专业人士的无产阶级化或官僚化现象(Derber,1982;S pangler,1986;Perkin,1989、1996;T orstendahl&Burrage, 1990:71-96)。
其中,珀金(Perkin,1996)在90年代沿袭批判性政治社751论 文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社会学研究 2005.2会学的路数,研究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专业类型的多样性。
同时,有关专业工作的性质及意义的分析,也与后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问题联系起来(Inglehart,1990;G iddens, 1994;Eder,1993)。
然而,所有这些研究路径都留下一个缺失,即对专业人士与国家复杂动态关系没能给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分析。
专业群体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及其行使的社会职能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为国家所忽视。
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同业行会就同国家签约,以让渡对其主要活动的检查和控制权力,来换取某些垄断特许和自我监管方面的权力(Black,1984:135-189)。
实际上,国家卷入专业活动领域是普遍现象(K rause,1991:3)。
批判性政治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就是对国家主宰性的怀疑,以及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同国家结盟的警告,甚至断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同政治精英们形成统治阶级。
后现代主义所谓“话语就是权力”的话语,更为这种批判专业人士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论述推波助澜(P oulantzas,1978; K onrad&S zeleny,1979;G ouldner,1979;F oucault,1978)。
这类研究更多地关注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国家权力、如何同国家机器整合,以及这种趋势的负面意涵,仿佛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只有这一种,对于国家卷入与专业自主之间复杂、动态、多样的互动,未能进行详尽的经验分析。
的确,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群体)进入国家体制,乃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2 ing)过程中的一大趋势。
二战以后,西欧福利国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更加积极地卷入专业工作;另一方面专业人士在福利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
许多专业组织依赖于公共资金得以建立,大批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受雇于国家(K rause,1991:10;Bertilss on,1991:114-133)。
在实行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专业服务几乎完全由公立机构(亦即“事业单位”)来提供,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专业服务的市场缺失,导致了民间提供专业服务的活动处在半合法甚至非法的境地中(K rause,1991:10)。
与此同时,走向专业自主性的趋势也同样明显。
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民间专业活动的空间和专业社群的自主性从未因国家卷入和干预的普遍存在而受到严重侵蚀。
在专业知识的发展和控制上,在专851业服务的递送上,在专业组织的监管上,专业人士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维持着主宰性(H ollingsw orth ,1986)。
①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某些专业社群,例如前苏联的律师,也能维持相当程度的专业自主性,以确保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认同压倒政治正确性(Hus 2key ,1986)。
②上个世纪末,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专业自主性的成长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全球性现象。
二、转型时期国家与专业人士关系的变迁:一个比较分析的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西方发达国家专业人士与国家关系多样性类型及其历史演变的经验研究开始问世(H olmes ,1983;G eis on ,1984;Cleaves ,1987;Jarausch ,1990;Malatesta ,1995;Johns on ,et al.,1995;K rause ,1996)。
然而,有关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Buchner 2Jeziorska &Evetts ,1997:61-72;Nigenda &S olorza 2no ,1997:73-99)。
本文关于中国国家与专业人士关系的研究,试图为现有的研究领域填补空白。
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而言,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以民间的专业组织为主导,国家参与专业活动抑或国家雇佣专业人士为辅,美国比较接近这一模式;另一端则是国家直接组织专业服务的提供并且雇佣专业人士,转型前或尚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