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经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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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二程哲学的异同变化及其对陆王心学的影响(5)程颐既讲心与天的联系,又讲心与天的区别。
指出:“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程氏经说》卷一,《易说》)认为天地无心,圣人之心也是自然无为,与天地变化无关。
并指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从而表明心与天存在着区别。
王守仁则从心一元论哲学出发,强调心即天,扬弃了程颐心天有别的观点。
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认为心即是天,心把宇宙万物囊括在内。
此天实际上是指天理,心即天,天理便具有了主体的意义。
从而本体与主体融合为一。
这是对程颐以及朱熹思想的扬弃。
陆王心学对程颐思想的扬弃还表现在,陆九渊从批评程颐天理人欲之分入手,提出了心学的存心去欲的思想。
他说:“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
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
此其原盖出于老氏。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认为天人同一,本之于心,反对天理人欲相分的观点。
指出:“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
”(同上卷三十五,《语录下》)陆九渊之所以批评程颐天理人欲之分的观点,是因为天理人欲之分有导致天人相离的倾向。
这是他心一元论哲学的逻辑所不允许的。
由此,陆九渊把天理人欲之分改造为存心去欲。
他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
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
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
”(同上卷三十二,《养心莫善于寡欲》)由心本论哲学导出存心去欲的理论,以修正程颐存理去欲的思想。
(二)对程颢思想的丰富和创新陆王心学的思想源头出自于二程思想中的心学因素,尤其出自于程颢的心学倾向。
但陆王,尤其是王守仁又大大发展了程颢的心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把程颢以及程颐思想中的心学成分发展为完整的心学体系。
如果说,在二程的思想体系里,程颢的心理合一、守约内求、不讲体用之分,程颐的心性一元等思想只是一些心学因素、成分和倾向的话,那么,经陆王的丰富和创新,这些心学因素、成分和倾向则发展成为完整的心学思想体系,并风靡于明中叶时的学术界,打破了朱熹道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转禅宗与宋明理学2南宋朱熹(1130--1200年)在这一方面也不亚于二程。
他曾参学于"看话禅"的创始人径山宗杲(1098--1163年)及其徒谦开善等高僧。
《宋元学案·卷四十八》云:"(朱)熹旧日无所不学,禅道文章…事事要学。
"明清学者说他"凡诸子、佛老…无不涉及讲究也"。
朱熹本人也说:"少年亦曾学禅","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
"关于"理"的学说,可上溯到先秦诸子的著作。
《管子·心术》云:"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
《孟子·告子上》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这里的"理",均是指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义。
《荀子·正名》之"形体色理以目异",《易传·系辞上》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之"理"均是指事物的形式。
《庄子·养生主》之"依乎天理"即依乎自然之规律。
《庄子·天下》之"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之"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中的"理",均是指事物变化的特殊规律。
他们都未把"理"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体现了早期儒家不重本体的探讨。
而程朱则把"理"作为其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这一发展,既有儒学自身演变的因素,也是受佛学影响的结果。
唐代华严宗提出了"四法界"的观点,作为其理论核心,对程朱理学影响较大。
圭峰宗密曾批评儒家在穷理尽情方面不及佛家。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说:"梁武帝不识正理"(见《坛经》),这里的"正理",依慧能弟子永嘉玄觉(665--713年)的解释,乃真如佛性也。
四书论孟大中《四书》是主要讲价值的学说,这是《四书》能够成立的重要的原因。
《四书》是对于《六经》的一个继承。
关于《四书》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按照朱子的说法,《四书》是对《六经》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接续。
朱子说《六经》非常繁重,《四书》比较简约。
学习《六经》就像到田里去割稻子,割下来再舂成米,再经过筛捡、打磨,再做成饭。
而学习《四书》就像直接拿米来做饭。
从繁重到简约,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这四部典籍,以前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远没有《四书》成立以后那么强。
比如《论语》,在汉代时虽然也比较受重视,但是它的地位不能同五经相比。
《孟子》,西汉时也曾经立传记博士,但是很快就罢去了。
最后只剩五经博士。
《大学》和《中庸》,它们受人重视就更晚。
南朝梁代的时候,梁武帝他自己写了一个《中庸解》,这说明在梁代的时候,《中庸》才从《礼记》里面独立出来,单独成书。
再如唐代的大思想家李翱,他也非常重视《中庸》,他把《中庸》作为他的复性说的基本前提。
《大学》,韩愈非常重视。
北宋的一些思想家也比较重视《大学》。
《四书》有一个慢慢被发现和被重视的过程。
到了北宋二程,他们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
南宋朱子把四者合在一起作了注。
《四书》这个学问,到朱子这里就正式成立了。
《四书》这套学问之所以能成立,就是人们想把经学里面已经表现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以浓缩的形式特别提出来。
朱子以后,特别是到了元朝,元朝明确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范本。
当时的考生不但要背诵《四书》的本文,而且最好还要把朱子的注背下来。
元明两代,《四书》是士子家弦户诵之书,读书人必读。
《四书》既把《五经》的内容包在里面,又以非常平易的方式把《五经》的内容提揭出来,这就是所谓“五经繁重,四书简易”。
朱子和南宋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吕祖谦合编了一本书——《近思录》,《近思录》里明确提出:学《四书》是学《六经》的阶梯,学《近思录》又是学《四书》的阶梯。
北宋二程理学文化北宋二程理学文化以北宋“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少年时代在黄陂滠水岸边鲁台山巅筑台望鲁、仰孔崇儒的演义为楷模,后蔓延滋长于历世以讲求礼仪道德、人伦秩序、尊师重学、创新思辩、综罗百代和圣贤人格理想等为基本内容与形式规范的新儒学文化。
二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辩哲学,结合社会发展之需要,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
它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家道德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
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思想大厦。
经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完善,世称“程朱理学”(或称后孔孟儒学)。
“程朱理学”在宋以后的封建社会思想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不仅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全民的文化,尚对东亚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黄陂鲁台山地区是二程理学思想的最初发蒙之地。
鲁台山隔滠水河与黄陂城区遥相对峙。
据清同治间《黄陂县志》载,北宋仁宗时,黄陂县尉程垧妻侯氏因夜梦双凤投怀,于明道元年(1032年)和二年先后在黄陂城内故居程乡坊生下两子,长子名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次子名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
他们就是后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显赫地们的北宋“二程夫子”。
二程自幼文思敏捷,且好读经阅典。
因信奉儒学,仰慕孔子而常登陟山巅,筑垒土台,企望东鲁孔子出生地尼山并作一系列尊孔演义,此间渐萌理学思想胚芽。
二程后师承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融入佛、道学说的基础上,把孔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南宋又一大理学家朱熹完善,世称“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在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政治领域占据正统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程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杰出贡献。
一是成功回应了价值理想的挑战。
有鉴唐末至五代十国以来的长期混乱。
程朱理学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的哲学逻辑结构,切实化解了来自价值理想方面的挑战。
二是成功回应了外来文明的挑战。
自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以致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
二程即指中国北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位理学家。
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两人并称“二程”。
二程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生于湖北黄陂,有《二程集》。
他们早年一同求学于周敦颐。
学说此兄弟二人的学说有“二程学派”,“二程儒学”之称。
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性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
二程在学术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1]。
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
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
二程而且提出人类社会的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
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著作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
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
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
《遗书》即《河南程氏遗书》﹐由朱熹编定。
朱熹又编定《外书》12卷,是《遗书》的补编。
张栻编《文集》。
《易传》即《程氏易传》,是程颐注解《周易》的心得。
《经说》是程颐注解儒家经典四书四经(不含《礼经》)的著作。
杨时编有《粹言》2卷。
影响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
从《六经》到《四书》——宋代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建立作者:朱汉民《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6日11版)朱熹《大学章句集注》资料图片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
“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
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
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但是,儒学史上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其学术形态先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四书”原初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从事民间讲学之“语”的记录,是他们“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的诸子之学。
由于儒家诸子往往以三代先王的政典文献为创造思想的依据,他们个人讲学离不开“六经”之学,因此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均转化为“六经”的传记之学。
到了两宋时期,在儒学复兴和重建的大背景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受到特别重视,发展成为与“六经”地位同等甚至更高的“四书”之学。
可见,“四书”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呈现为诸子之学、传记之学与新经典体系的不同形态。
本来,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汉到唐宋的儒家经典体系,就从“五经”拓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早就以不同形式进入这一经典体系。
但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将“四书”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
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后世开始将专门训释《四书》的经学著作称为《四书》学,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
《明史·艺文志》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
清代乾隆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将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归类其中。
卷三论书篇【1】或曰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载物岂非人君之用【2】子曰尧夫历差之法妙绝乎古人矣。
盖于日月交感之际以阴阳盈虚求之是以不差。
阴常亏阳常盈差之所由也。
昔洛下闳之作历也谓数百年之后当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虑其差也则以所差之分均于所历之年以考每岁所差之多少谓之岁差法而差终不可定也。
【3】子曰《五经》之言涵蓄浑然无精粗之别。
【4】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过当年数人而已。
穷理之要也。
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
然以通《语》、《孟》为先。
【5】或问《春秋》发微。
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6】子曰易变易也。
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至微者理至著者象。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
易于近非知易者也。
【7】子曰有谓《六经》为六艺之文何其求之于浅也【8】刘绚问孔子何为作《春秋》子曰由尧舜至于周文质损益其变极矣其法详矣。
仲尼参酌其宜以为万世王制之所折中焉。
此作《春秋》之本意也。
观其告颜子为邦之道可见矣。
【9】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事在三月则书王三月。
无事则书天时书首月。
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
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
【10】子曰《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
韩子谓《春秋》谨严深得其旨矣。
【11】子曰诸侯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政。
故《春秋》曰春王正月。
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12】或问《易》有大过何也子曰圣人尽道而无过。
故曰大过亦当事之大耳。
犹尧舜禅逊、汤武放伐之类也。
道无不中也无不常也。
以世人所不常见则谓之大过于常耳。
是故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而实无所过也。
【13】子曰《素问》出于战国之际或以为《三坟》者非也。
然其言亦有可取者。
或问何说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岂不当哉若运气则不可用。
【14】子曰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
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
故《春秋》灾异必书。
汉儒传其说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15】子曰《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
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
由于二程的思想十分接近,生活经历大体相同,一般学术史和评价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亦很少作分别介绍,笔者谨从旧例,将他们同列一传。
一、官僚世家两兄弟经历不凡有名声二程的家世历代居官,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
在宋太宗为晋王时,又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
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
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
二程的父亲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程颢,宇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后人号为明道先生。
程颢自幼聪颖,幼年时期就开始习诵儒家经典,10岁就能写诗作赋。
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
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干练的官员。
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时期的一些重要事迹。
中进士后,调京兆府酃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上任时,县令即因其年轻,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时,县衙受理了一宗比较复杂的案件:有个县民借居其兄长的屋宅,很多年之后,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于地下的钱币,这个县民的兄长之子认为是他父亲所藏,两家到县衙争讼。
县令觉得难以判案,对程颢说:“此事没有证据说明钱币为谁人所藏,应该如何断案?”程颢说:“此事容易辨明”。
他对原告说:“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把钱币埋在宅内的?”原告说:“四十年了”。
又问:“被告借住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说:“二十年了”。
程颢即派人取出十千钱币,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对原告说:“如今官府铸钱,不到五六年就流行于全国,这些钱币都是未藏前数十年所铸造的,怎么解释?”原告不能答对。
案子判清了,县令对程颢十分惊奇。
国学经典解读二程哲学的异同变化及其对陆王心学的影响(4)(三)守约内求对陆王心学的影响与程颐强调知识积累,内外结合的治学方法有所不同,在方法论上,程颢提出守约内求的治学原则,主张守约,内求于心,反对外求,泛滥无归。
程颢的这一思想影响了陆王。
陆九渊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强调内求于心,忽视知识,不立文字,主张读书不求甚解。
这与程颢守约内求,忽视知识,不必读书的思想十分相似。
陆氏心学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以六经为我心的注脚,崇尚心悟的倾向便是受程颢轻视经典,“不下一字训诂”(《程氏外书》卷十二),重心灵领悟思想的影响。
王守仁心学也受到程颢思想的影响。
王守仁在方法论上强调贵在自得,内求于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
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非也。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不空庵少宰书》)通过内求于心,把圣人的权威置于心的权威之下,体现了他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
王守仁不仅把圣人置于心的权威之下,而且把圣人之作——儒家经典也称之为记载心之常道的工具。
他说:“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同上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这是对陆九渊“六经注我”思想的继承,并受到程颢轻视经典,把辑录《五经》称为“玩物丧志”的见解的影响。
王守仁并强调,求道“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这与程颢反对外求的思想是一致的,说明程颢的治学方法对陆王心学确实产生了影响。
从以上二程对陆王心学各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二程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思想中的心学因素与陆王心学是彼此沟通的。
陆王心学尽管在心学理论上大大完善了二程的心学观点,但不可否认,作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流派,陆王思想的重要源头出自于二程,这是孟子学说及佛教心学均不可替代的。
三、陆王对二程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在宋明理学史上,陆王心学的崛起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国学经典二程哲学的异同变化及其对陆王心学的影响(2)(三)守约内求、何必读书与知识积累、内外结合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二程哲学之间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程颢主张守约内求,忽视知识,程颐则强调积累知识,以求贯通,讲内外结合。
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这对后世的朱陆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程颢明确提出守约,认为泛滥则无功。
他说:“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
所守不约,泛滥无功。
”(《程氏遗书》卷二上)守约的前提是省外事,也就是摒除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而内求于心。
认为只要内求于心,便可进其诚心,而不违“中”的原则,并指出守约便是主敬,其要旨在近求于内,而不必远求于外。
他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同上)程颢并强调心性不可外求。
指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同上)显然,程颢守约内求的思想排除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知识积累。
程颢曾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程氏遗书》卷三)这种内求于心,不必读书的思想体现了程颢心一元论哲学的特点。
与程颢不同的是,程颐强调知识积累和内外结合。
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外求,向外探索。
他提出格物致知说,把认识外物纳入格物穷理的范围。
指出:“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同上卷十八)其格物的物既指性分中物,又指外物。
程颐承认外物存在的客观性,主张通过格物来穷理。
穷理则通过读书,应接事物等间接或直接地与外物相联系。
这就具有某种外求的倾向,在外求物理的过程中,以认识内心固有的天理。
故又具有内外结合的思想。
程颐认为,格物穷理的过程,即是知识积累的过程。
他说:“格物亦须积累涵养。
”(同上卷十五)并指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同上卷十八)通过日格一物,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掌握广博的知识,由积习达到豁然贯通,以认识天理。
《二程全书》:[二程,即指北宋程颢(hào)、程颐两位理学家。
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
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
两人并称“二程”,有《二程集》,即《二程全书》,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
早年一同求学于周敦颐。
]《河南程氏遗书》:意味深长(yì wèi shēn cháng):词意: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外书一二》:如坐春风(rú zuò chūn fēng):词意:像沐浴在春风中。
比喻与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相处,受其熏陶。
《遗书一》:彻上彻下(chè shàng chè xià):词意:指贯穿着上下。
《遗书二》:谈虎色变(tán hǔ sè biàn):词意:被老虎咬过的人,一听人谈起老虎来,吓得脸色立刻就变了。
比喻一提到可怕的事情情绪就紧张起来。
《遗书七》:见猎心喜(jiàn liè xīn xǐ):词意:看到别人打猎,自己也感到高兴。
比喻旧习难忘,一被触动便跃跃欲试。
游骑无归(yóu jì wú guī):词意:比喻远离本源,不得归宿。
《遗书十一》:鞭辟近里(biān bì jìn lǐ),也作——鞭辟入里:词意:形容分析问题说明道理透彻深刻。
《伊川易传一》:阿谀逢迎(ē yú féng yíng),也作——阿谀奉承:词意:曲意讨好迎合别人。
二程经说内容主要包括《易传》、《诗经》、《尚书》等经典的研究和解释。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内容:
1.《易传》:二程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了《易传》。
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包括了对宇宙、人生、社会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阐述。
2.《诗经》:二程对《诗经》也有所涉猎,他们认为《诗经》是一本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的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3.尚书》:二程对《尚书》的理解主要是以政治思想为主线,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总之,二程经说的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经典的各个方面,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