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龙慧内容摘要：李白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漂泊中度过，他身上具有强烈的漂泊意识，这也反映到了他的诗歌作品中。
本文通过剖析李白一生的漂泊经历，意在找寻出这一特定的生存方式对其精神建构及诗歌创作所产生的独特影响。
关键词：李白诗歌漂泊感前言公元725年，也就是开元13年，李白25岁，大约在这年秋天的时候，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此后，李白四处漂泊，终其一生，却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
可以说，漂泊感在其诗歌作品上烙下了不可忽视的独特影响。
所谓漂泊感，是人们心灵无所皈依的时候而产生生命的漂泊流离之感。
生活的动荡变迁，人生的短暂和磨难，事业的蹉跎，都会促使漂泊意识的产生。
就李白而言，终其一生都在漂泊之中，有进京干谒求官的时候，有安史动乱乱离逃难的时候，也有被皇帝放逐贬谪的时候，更有出翰林后千金散尽，从璘兵败贬谪夜郎的时候，最终客死异乡[1]。
李白的诗歌正是其在漂泊生涯中的心声，表现他对命运、对信仰、对生存的焦虑以及对国家与个人未来前途的恐惧、忧伤。
一、漂泊的一生李白诗歌中的漂泊感与其一生的遭遇密切相关，研究其“漂泊的灵魂”，首先要了解其漂泊的人生。
（一）安陆时期这是李白第一次流浪的时期，是李白实现济世理想的奋斗期，这一时期自二十六岁至四十二岁。
为了踏上仕途，他以任侠、干谒、隐居为手段，“广为结交，养望待举”。
由于“士志于道”的思想、名士传统及时代召唤等原因，李白“伏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读万卷书之后的行万里路，漫游兼求仕。
这一时期自开元十年始。
诗人的“事君”、“荣亲”的忠孝观念与建功济世的理想紧密相连，成为支配一生的主导思想。
（二）长安供职时期这一时期是李白的思想矛盾斗争时期，李白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又是向当权者上书，同时又是避入道观假做隐士，汲汲于从民间步入庙堂。
前人与今人对这一时期的划分最一致。
玄宗后来终于认为李白“非廊庙器，赐金放之还山”，于是，李白“五噫出西京”。
若用儒家观点视之，李白徒有外王机遇，却不能因内圣而保有之，故天命糜常，就不能继续在朝供奉翰林了。
（三）东鲁、梁园时期这个时期李白开始了第二次流浪，是诗人济世理想与出世思想矛盾尖锐时期。
公元755 年，安禄山叛乱，李白辗转于宿松、匡庐之间，只是在一贯的乐观与自信之中，加进了些许的悲愤。
（四）安史之乱时期这段时期李白成了阶下囚，是诗人士济世理想执著坚持时期。
其实，个体人生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并不是机械直观的，李白的这一人生时期应从安史之乱后一年(公元756 年) ，即自李兵败自杀那一年始，至李白病卒那一年(公元762年)止，凡六年。
与传统分期的一年之差反映了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不完全同步。
此时期内的李白，天才情结与人生遭遇的对立发展到最高峰，似一出悲剧达到了最高潮。
士大夫做不成便罢，诗人却因误入反王军幕而牵连获罪，居然变成了阶下囚!荣亲梦也彻底破碎了，成了“辱亲人”。
诗人晚年赠张相镐中曾悲愤地感叹道:“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
其事竟不成，哀哉难重陈。
”出狱后又遭流放，他追怀景状曰:“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得赦放还后，有了前科的诗人不能回家做一个父亲与丈夫，只能寄居在族叔家里郁闷以终，最后的绝笔是“临路歌”,前人殊不知李白是在籍道士，在教义上“羽化登仙”。
是得道之人死后的境界，道士李白，当然相信他的死是“临路”了。
他的肉体人生太痛苦了，当然指望另有灵魂的安妥之境可以往奔!诗人的身后，儿女们的景况并不好，等同于庸碌之辈。
他曾有诗曰:“天夺壮士心”，此语看似呼天抢地，实了自况一己之哀情。
二、李白诗歌中独特的漂泊意象诗歌经常是借景抒情，寄情于物，读李白的诗歌，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中寂寞冷清的情与景，也许通过对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意象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从精神上把握李白倾诉漂泊流离的痛苦和忧思。
（一）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的诗歌里总是出现猿这个意象。
猿猴哀鸣益增漂泊在外的愁绪，猿猴悲啼的意象，在漂泊诗中增添了哀伤悲戚的气氛。
李白漂泊诗有很多“愁猿”意象的运用，天宝十三年（754）以后安禄山逆迹已露，将带来天下动乱，诗人满怀忧情，由因至德年间皇室内讧，永王兵败丹阳，诗人因此遭受被判流夜郎的不平待遇，心态转趋悲观低沉，这增加了他更浓烈的漂泊心态。
其所作《别山僧》云：“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别离在即，各自又要踏上漂泊之旅，万般愁绪，辗转难眠，一夜猿啼更添别情。
在李白诗歌中“愁猿”的意象，多为悲凉哀戚，在历经漂泊沧桑、饱受风霜之余，愁猿哀啼益发令人肠断。
（二）流水李白身世浮萍，自比流水。
他将流水意象广泛运用于诗作，有以水流四海比喻思念不绝，有以一水两端比喻相隔遥远，有以流水消逝不返象征别时容易再聚难，有以水面的茫茫与冷清比喻漂泊心境之的茫然，水意象在李白漂泊母题诗歌创作中扮演着多元的角色和功能。
天宝十三年李白与王屋人、魏万相遇于广陵，二人同舟漂泊秦淮、上金陵，二人相别时李白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云：“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
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以黄河入海无边无际以喻羁旅漂泊思念不尽之情。
其时，安禄山逆反之迹已显，天下即将面临大乱，诗人漂泊在外，空有忧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心中的焦虑和痛苦难以言喻。
（三）雁群雁南飞，无家可归。
迁徙是雁的特点，李白诗中经常出现雁，也许是有感而发，惺惺相惜。
离群之雁，常运用于漂泊意象，盖因雁的习性乃是群序而飞，故前人常以“雁行”喻指兄弟相序相随，以失群“孤雁”比喻手足离散，亲人离别，故一朝失群各分飞。
在李白诗歌中，形单影只的孤雁足以使漂泊者将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的表面上的相似性，为词人创造孤雁的艺术形象提供了依据。
孤雁作为表现受尽漂泊流离之苦的人们的象征，在本质上是诗人对时代苦难的亲身体验的艺术成果。
因此，李白诗歌中的孤雁意象是浓缩了的时代投影，又不仅仅是词人们漂泊生活的自我写照了。
三、李白诗歌中漂泊感的根源分析（一）内心的孤独李白诗歌中总是给人一种漂泊感，无家可归的放浪形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内心的孤独，或者说归属渴望。
造成李白内心深处的无依感、漂泊感，笔者以为首先在于李白身份的特殊性，即为胡人血统的身份。
李白的身世有如他思想那么飘忽不定。
在此，笔者支持陈寅恪先生关于李白身世的观点，即李白乃是西域胡人。
尽管李白多处宣称他乃是陇西成纪李氏，并且到处交攀李姓名流，攀结宗亲关系，但在当时李白始终没有真正被接纳。
例如，玄宗曾经征召李白为翰林供奉，但始终是把他当作点缀风景的轻微人物。
可以通过对比同时代王维作品，发现此期间李白几乎全是一些无关国家社稷大计的应景酬赠之作，而王维却作有大量关乎朝廷重大事件的应制、应教之文，由此得出结论：李白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玄宗重视过。
找不到归依感，这在李白内心深处，无疑会加重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从而产生可怕的孤独，这种孤独使他一直漂泊，一直寻找寄托。
同时，这样是诗人对群体的归属感的渴望。
故他在儒者为主流的唐代，难以获得群体的认同。
李白一生的漂泊证明了他这种找不到归依的孤独感。
李白自20多岁出川之后，几乎遍游天下。
李白的漫游虽然客观上造就了他的诗文创作的辉煌，但就目的而论，其出游决不是像司马迁一样是为了创作。
可以说，李白之游绝非简单的漫游，而是为了寻找援引之人，寻找出仕的机会。
事实上，包括李白扬州“散财三十万金”在内的种种行为，都不是为显示富公子哥儿的洒脱，而是为了结交友朋。
而其结交友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更深处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群体认同，获得归依感，从而摆脱内心可怕的孤独。
可以试举一例以说明李白心语之迹。
如《春日独坐寄郑明府》一诗：“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
长条一拂春风去，尽日飘扬无定时。
我在河南别离久，那堪对此当窗牖。
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
”一位朋友的失约竟然让豪放的李白如此悲愁，如此无所适从，令人费解。
表面上是李白情深义重，其实是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使李白无论走到哪里，诗歌中都充满了漂泊他乡的感觉。
（二）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李白的漂泊，也是一种灵活的游走，是一种自我救赎。
假如“众人皆醉我独醒”，功利世界不再显得可亲可爱，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生活成为险恶的渊数，成为他者，成为实现自我的障碍。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在其一个独幕剧间隔中，借用剧中人的口，道出自己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人就是地狱! 可见在构成人际关系中，人须努力在人之间超拔，人须在他人的眼里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活得不错，还象个人!就如同李白的自我价值不能自恰、自适、自我完满一样，他须得有另一他者作为评判。
因为他无法在皇权的评价体系中获得自我认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自我价值在皇权评价体系中，是以对现实社会的掌控和改变作为依据的，但改变现实世界是需要多种因素和条件的。
李白也不见得就必然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治国方略，尽管我们对他们的诗歌才能实在敬佩爱戴，视之“仙圣”，对其在诗歌中描绘出的经世济用之宏图，也多以褒扬宽仁之心包容。
（三）动荡不安的时代因素李白在朝廷收到排挤，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体面地打发了之后，人们念念不忘他的遭受谗言，为他鸣不平。
但对于李白而言，就是怎样走出朝廷为主导构成的价值氛围中。
前面说到，在唐代，尽管它同其他封建时期相比，算得上是一个开明的封建君主时代，但是，就其构成的基本的社会氛围而言，还是只有一条道。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李白个人想要实现自己，须得借助于皇权，借助于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这种价值单一的情况下，假若诗人遭际到被皇权遗弃或排挤打击，想要冲出这个唯一的价值氛围，想要逃出它的强大的吸引力，是非常困难的。
何况这种吸引力具有黑色般的强大力量，黑色的吸附力。
怎样逃避它的吞噬，这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杜甫在怀念李白的诗句中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大凡诗人都会遇到不幸的遭际，这种不幸，也含有诗人在精神上的无所归依。
所以，李白依凭的就只能是山川风月，他的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及时行乐恰恰是对千古不移的皇权统治秩序的恒定性之反叛。
漂泊就成了反叛的一种形式，一种载体。
李白在骨子里，一直对漫游天下有着理想性的情结,即使在他念念不忘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事君之道的热狂之中，亦未能忘记“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
所以，他自己认为的最为如意的状态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
真可谓“身居魏阙之上，心在江海之间。
”诗人们原本是想求取功名，博得个封侯荫子，留名青史。
然而，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走出家门、游走天下。
然而在其奋发的过程中，或者因为仕途上的挫折，或者因为及第愿望的落空等等，这个原本的目标逐渐丧失其本源目的，逐渐淡出其视野，而走向了另一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