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中剑的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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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笔者最崇拜的诗人，他一生都在为理想和自由苦苦奋斗。虽然他奔放不羁的个性、建功立业的抱负遭到了压抑和破灭，但因此而碰撞出的焦灼而痛苦的火花点燃了他生命与艺术的熊熊巨烛。他在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时代把人的魅力张扬到极致，他用如椽的诗笔为自己绘制了大鹏般的永恒画像。他有着火山般的激情，孩子般的天真。他好酒，也爱剑，常常“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酒和剑，还有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伴着他度过了潇洒而狂狷的一生，正如余光中所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i]。面对这位旷世奇才自由挥洒的盛唐诗峰，虽时隔千年的风云变幻，犹能感受到那跃跃跳动的生命活力和精光四射的生命本色。如何通过诗歌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对他的人生具备“了解之同情”[ii]，是当前李白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以为，抓住与诗人的生命碰撞交融的“酒”、“剑”、“月”等重点意象作为对话交流的桥梁，或许是个有效的途径。本文打算对“剑”意象进行尝试性分析。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
“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地钟情于剑了。他既谦虚又骄傲地称与自己相濡以沫、生死相许的妻子为“拙妻莫邪剑”(《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他豪爽而坦荡地褒奖亦弟亦友的李凝为“吾家青萍剑”(《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留饮赠之》)，他把朋友苏明府比作“苏季子”，并称赞他“剑戟森词锋”(《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诗人从小就有学剑的经历，而且剑术还很不错。[iii]剑是他的知音，他的至爱，甚至是他生命的化身。他用自由的诗笔把我国文学史上的剑舞蹈得出神入化、潇洒翩然，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一、“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建功立业的凭借
剑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成不易，其威力往往被神化。《列子·汤问》说：“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iv]《越绝书》中的泰阿之剑在败晋郑围楚之师时大显神通：“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驱逐，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v]虽然早在东汉末年，适于劈砍的环柄刀已取代适于推刺的长剑而成为军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vi]但人们对剑的喜爱并没有衰歇。众多关于宝剑的神话传说已牢牢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处。
李白生活的唐代，正处于国威远扬、万方臣服的盛世。他“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在国土开拓、民族融合、边战频繁的现实刺激下，在开放型文化的熏染下，勃发为一种建功立业的奋发情怀。而且他“性倜傥，好纵横术”，一生推崇太公、张良、诸葛亮、鲁仲连等人。这使他不会像常人一样以科举或入幕博取功名，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幻想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一清。”(《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于他诗歌的剑意象之中。
此类意象中最气势磅礴，最能体现李白抱负的要数那“天子之剑”了。《庄子·说剑》最早将宝剑分为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现实中的李白虽不敢自视为帝王，但在诗歌的世界里，天真而迫切希望建立盖世功业的诗人分明已成了那手挥神剑、叱咤风云的帝王。《古风》：“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送族弟绾从军安西》：“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塞下曲》：“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李白从有关宝剑的神话传说中吸取养料，加以天才的想象发挥，从而把《庄子》中用来寓“道”的较为抽象的剑写得更加生动形象、气韵飞动!
剑不仅是一种颇具神话色彩的兵器，也是人们喜爱的佩饰。在官
僚集团内部，剑更是作为身分、地位、官阶、特权的象征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vii]李白诗中有些剑也属于此种类型。《入朝曲》：“天子凭玉几，剑履若云行。”《赠郭将军》：“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佩剑还是侠客身份的象征。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viii]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他们“渴望通过古代游侠那种偶逢知音便平步青云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ix]。且统治者有一定的胡人血统，采取文化宽容政策，儒、释、道、侠等文化思想并存，不少皇室有过一段任侠或交接豪侠的经历。[x]“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不论是京师豪贵子弟，还是地方豪族少年、闾里恶少，争以任侠相标榜。任侠成为一种时尚和“逞强势、竞豪奢、享悠闲的理想方式”[xi]，也被视作一种英雄气质，而佩戴一把光彩照人的宝剑则是显示游侠身份的必须。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xii]，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xiii]。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诗人“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喜纵横术、击剑，好任侠”(《新唐书·文艺列传》)。血管里汹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