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述汉德,义尚光大

颂述汉德，义尚光大作者：王德华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03期《文选》首立赋类，六十卷中占有十九卷，其分量可想；赋类以“京都”开其端，而《两都赋》又赫然居首。

《两都赋》在时人和后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两都赋》的作者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

东汉著名史学家、辞赋家。

九岁即能作文、诵诗赋，博览群书。

二十三岁时，开始在其父班彪所著史书基础上，续著《汉书》。

有人以私改国史罪上书明帝，下狱，经弟班超上书，得以自明。

出狱后奉诏撰写《汉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乃成。

后为外戚窦宪中护军，窦宪因谋反罪自杀，班固牵连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创作的《两都赋》，是继司马相如、扬雄之后，汉代大赋的又一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一起被誉为汉赋四大家，其《两都赋》开拓了大赋题材表现领域，在赋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著录为《两都赋》，至《文选》析为两篇，标明《西都赋》与《东都赋》，两赋前有班固自作《两都赋序》。

《两都赋》之“两都”，是指西汉都城长安和东汉都城洛阳。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在选址与构建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都是刘姓王朝的两汉，东汉都城的迁建还意味着在政治文化与政策上对西汉的继承与变革。

反映在赋体创作上，就是东汉前期(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出现了京都题材的赋体创作，并形成迁都与反迁都观点的对峙。

马积高先生《赋史》中指出：“自杜笃作《论都赋》主张迁都长安开始，接着有班固作《两都赋》，崔骃作《反都赋》，傅毅作《洛都赋》、《反都赋》，为都洛辩护。

这场争论涉及到用什么思想建国的问题，在东汉前期有着头等重大的意义。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从光武之世开始延续至明帝、章帝之世的迁都与反迁都观点的论争，与东汉前期三朝帝王在建都问题上的态度及政治导向有关。

光武帝刘秀从建武元年选址定都洛阳，有众多因素。

刘秀虽是皇室后裔，但作为南阳蔡阳人，追随他身边征战的武将大都出自这一地域，因而，其选择洛阳定都有一定的家乡地域意识。

但更为重要的是，王莽之后，各地诸侯竞相争夺政治权力，刘秀利用谶纬迷信，河洛地域以及殷周以来河洛文化的政治积淀，自然成为刘秀建都改制的文化资源。

因而，刘秀初定天下，在建都问题上采取一种以洛都为中心同时兼及西京的治国方略。

但是刘秀的东西兼顾却同时给关东与关中人士带来思想上的波动与情感上的疑惑，这一点在杜笃的《论都赋序》中有明显的表现。

如何解决这一由定都带来的上上下下的思想波动，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光武帝在东汉初建、天下初定之时，还没有时间在这一方面作出解答与积极的政治导向。

明帝继位后，同样面临着稳定政权的政治问题，最为棘手的就是平定诸王之乱。

永平十六年，连连不断的诸王谋反一一平定之后，如何在思想上施行一统的文化政策以稳定政治，才成为一个迫待解决的问题。

光武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遗留下来的论都问题仍然存在，表现为西土耆老仍然以西京为前朝都城秉持迁都论调。

《明帝纪》载明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其实汉明帝在尊奉刘秀制定的制度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建树。

在定都问题上，大力营建东都洛阳，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确立东汉建都洛阳的政治意义与神学地位。

经过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的云龙门对策，“颂述功德”的政治导向得以确立，这就是班固《两都赋》为首的东汉前期京都题材创作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汉章帝继立，在建都问题上继续推行明帝政策，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建初四年(79)召集群儒讨论并让班固撰集具有法典性质的《白虎通》，对“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建都等问题作了很明确的解释，正式确立了东都洛阳政治意义与神学地位；二是继此之后，汉章帝不断地亲身实践，这就是汉章帝之世的具有践履儒学意义的四方巡狩，并同样在《白虎通》中有所反映。

可以说，东汉前期以班固《两都赋》为代表的京都题材的同题赋作，与东汉前期三朝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政治导向密不可分。

《后汉书·班固传》将班固《两都赋》系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并云：“时京师修起宫室，濬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

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认为《两都赋》创作有着“犹望朝廷西顾”的迁都论与“盛称洛邑之美”的反迁都论对立的政治背景，其目的是批评“西宾淫侈之论”的，范晔的这一观点明显承自班固《两都赋序》。

班固《两都赋序》阐明了赋体文学具有的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并本着这一认识，认为在汉武帝、汉宣帝对“润色鸿业”的文章之事的积极提倡下，文学侍从的赋体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主旨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以至汉成帝时彬彬蔚盛，“炳焉与三代同风”。

班固对赋体讽谏与颂扬两个方面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对赋体颂美的强调，在赋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大赋创作由讽谏向颂美为主转向的历史性的标志。

班固认为赋体创作“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将《两都赋》创作与前代比论的用意甚显。

可以说，此序不仅见出班固对《两都赋》创作的价值定位与期许之高，其中对赋体颂美政治功能的强调，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大赋创作的基调。

班固《两都赋》由《西都赋》与《东都赋》上下两篇组成，从结构上看，这是为了表达两种对峙观点服务而特意安排的。

《西都赋》主要借西都宾之口，“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两都赋序》)，即盛赞西都长安原有的规模体制，借此批评当今迁都洛阳的举措。

《东都赋》主要以东都主人的身份“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固传》)，即盛赞东都洛阳的礼仪制度，借此批驳西都宾炫耀奢侈的言论。

从《西都赋》来看，西都宾之所以希望皇帝能眷顾西土，迁都长安，理由不外有二：一是长安乃形胜之地，便于防守；二是秦、西汉皆都长安，有很长时间的积累，尤其是在宫殿建设等方面。

因而东汉再于洛阳营造宫殿，费时费力，实属不必。

《东都赋》主要针对这两个方面，一是指出西汉初都长安，乃是汉高祖刘邦权宜之计。

班固认为汉高祖刘邦以布衣之身奋起，数年之间，登上皇位，开创刘氏天下，这样的伟绩是六经没有记载过的，前代圣贤也不曾论及的。

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之下，高祖讨伐强秦、平定动乱，这是顺应天意民心的举动。

所以，娄敬审时度势向高祖提出定都长安的建议，萧何因时制宜拓展了长安的规模。

当时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贪图奢侈与享受，而是时势所致，不得不如此罢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光武帝迁都洛阳，倒不是违背祖制，而是对西汉基业的发扬光大。

所以班固盛赞光武帝刘秀具备“帝王之道”，首先从定都上说，迁都洛阳，有效法殷王盘庚迁都中兴的意义；在天地中央建立国都，承继周成王营建洛都的体制。

其次，与西汉帝王相比，光武帝没有尺土封地与任何权力，同高祖刘邦一样受天符命而建立天下；克己复礼，奉行终始，与孝文帝一样严肃恭敬；效法先代典章制度，封禅泰山，刻石颂德，礼制与汉武帝一样辉煌。

而明帝继光武初备王道之后，拓展周代洛阳的旧址，兴建都城，宫室巍然高大，翼翼生辉，华夏因都城洛阳而生辉，洛都也具有总领天下并为天下法则的至高地位。

而且宫廷内外的一切建设，都本着“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原则，天子搜狩、讲武等一切活动均“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即以儒家的典籍为准则。

所以班固所盛称的洛邑之美，一是称颂光武帝迁都改邑具有历史的根据，一是称颂明帝营建洛邑皆符合儒家的制度之美。

班固最后一段总结性的话，也颇能见出《两都赋》是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

班固一连用了五个反问句显示二者的对比，首先从总体地势上讲，西都长安地接西戎，依恃四塞险阻与修缮防御，怎能比得上东都洛阳地处中央、平旷通达且具有万方辐凑的中心地位?从细处而言，西都拥有的秦岭九嵕之山及泾水渭河，怎能比得上东都洛阳有贯通环绕的四河五岳及河图洛书的文化底蕴?西都建章与甘泉宫富丽堂皇可住神仙，怎能比得上东都的灵台与明堂，象征着统和天人之德?西都内的太液与昆明池，徒然成为鸟兽的苑囿，怎能比得上东都辟雍，环水周流，象征着道德教化周遍天下?西都游侠奢侈、逾越法度礼制，怎能比得上东都上下共遵法度，在上威仪，在下恭谨?总之，西都形胜之地远不如东都仁者无敌的力量。

班固始终以儒家礼制来看待西汉与东汉之间的关系，这样既维护了西汉的皇权威信，又突出了东汉所达到的无可替代的地位；既强调了明帝营造洛邑的“合礼性”，又强调了这种“合礼性”所达到的“王者无外”的远胜于函谷关的形胜之便。

《两都赋》后所系五首诗，也是班固推崇儒家礼制的表现。

西都宾在东都主人的一番教导之下，也连称所诵之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即思想与叙述的事情都比西汉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显得义尚光大、真实可信。

这篇作品刻意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写法，大量采用地理名物、人文掌故，在虚拟夸饰与历史典实之间，铺张扬厉，体物赋形。

我们知道，“体物”是赋体重要的表现手法，但是“体物”的或繁或简，或虚夸或征实，与作者的“言志”目的密切相关。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

”对照《两都赋》，《西都赋》在表达用辞上趋于“明绚”即明丽绚烂，而《东都赋》则“雅赡”即典雅而富丽。

二者虽都讲究言辞，但一是明丽以至绚烂，一是虽富丽但典雅。

对西都宾来说主要突出的是西都的形胜与富庶，所以在表现上西都宾强调高祖刘邦建都长安，乃天人合应，从刘邦至汉平帝，历经十二帝，世代增饰崇丽，穷侈极奢，全篇都是西都宾的“昡曜”。

何义门云：“此赋略分三段，首述形势田里之饶，中言宫室之胜，末言田游之乐，皆从‘昡曜’二字中铺排出来。

”(见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正是从结构上说明了这一特点。

与西都宾截然不同，东都主人强调的东都建都的礼制及仁者无外的道德力量，当《东都赋》以颂美为主时，表现与语辞也变得征实，少了夸饰的成份，用辞雅赡。

这一点只要将《东都赋》与《西都赋》有关校猎的部分进行比较便能看出。

如为了表现西都宾“穷泰而极侈”的夸耀心态，其对天子的校猎极尽“娱游之壮观”，西都宾对校猎惊心动魄的场面的描述，若与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天子游猎相较，其铺张与夸饰，并不逊色。

相如是为了展现天子之威，故不得不写出壮观与气势，西都宾为了夸耀西京也须如此。

而《东都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则充分展示儒学精神，东都主人先交代了天子出狩并非出于“娱游”而是为了“讲武”，其出行也是“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符合礼制。

故其强调了天子出猎的“祲威盛容”(盛大的威仪)，对狩猎的场面只是作了极其概括的描写，所谓“指顾倏忽，获车已实”，重点强调出猎的意义，即“乐不极盘，杀不尽物”，狩猎只是为了“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达到祭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