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析李贽的“童心说”作者：柴玉如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06期李贽“童心说”以探究“本真”、“本心”为核心，以重真情、重个性为基本内涵，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的色彩。
强调创造主体对自然人生的真切感受与率性抒发。
一、历史背景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通过行政机构、各级学校、编纂标准化经书、科举制度等各种措施确保社会思想的统一，以便更加适合日益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这种教条推向了高潮。
这种对“天理”和“人欲”的二元划分，客观上造成士人意识的僵化，人格的偏执。
无疑这种压抑人性、鼓吹僵化教条的做法会促生新的思想解放。
因此晚明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重真情、重个性(自我)。
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当属李贽。
李贽的“童心说”更以提倡赤子无伪之真情实感而猛烈地荡涤了当时文坛的拟古主义恶劣文风，抨击了宋明理学。
二、思想观点(一)“童心”贵真，出于本心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
李贽所认为的“童心”是“心之初也”，即人最纯朴天然、源自真性情、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童心说》一文，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这里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就是绝假之心，就是人的真实情感，即一种朴素单纯的心地。
它不被功名利禄左右的，是没有掺杂私心杂念的。
李贽的“童心说”昭示了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其审美趣味表现出鲜明的自然真情和平民主义的倾向。
李贽特别突出了他对主体精神的强调。
(二)真情实感，源于自然李贽把“童心”作为文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批评标准。
他提出文学创作要表现童心，重要的就是要强调真情实感。
从文中我们能得到证实，一方面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
是他对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强调。
另一方面，李贽认为“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
第十七讲李贽的文论思想（提纲）一、李贽的文论思想1、李贽的生平与思想受左派王学的影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思想具有叛逆色彩和反抗精神，把伪道学作为攻击的目标，被时人目为“异端”。
李贽主要的文论思想（1）“童心说”：文学本质观《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童心”是李贽论文的基础，强调为文须有真情实感，不能人云亦云（2）“发愤而作”：文学创作观这是李贽批评小说《水浒传》时提出的观点。
另外，李贽标举“忠义”二字，揭示《水浒》的创作精神。
李贽从正面肯定了水浒人物的正义精神，也就大大提高了《水浒》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
然而，李贽的认识自然有他的局限性。
首先，他所认同的“忠义”英雄，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宋江；而把鲁智深的“坐化六和”、燕青的“涕泣辞主”、李俊、童威、童猛的退隐江湖，看作是“小丈夫自完之计”，不算得是“忠义”之举。
其次，李贽把《水浒》看作是“君臣必读”的教科书。
他说，“有国者”、“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朝廷矣”。
（3）“化工”与“画工”：文学境界观李贽把文章的境界，分为“化工”与“画工”两种。
《杂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
”什么是“画工”？就是作者殚精竭虑，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
什么是“化工”呢？乃是天地造化之工。
李贽在此强调的“化工”之作，实质是指真情吐露之文。
1．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思想（1）“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小说艺术与历史著述的区别金圣叹把《水浒》与《史记》比较后发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就是说，历史必须尊重事实，小说则可以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虚构和夸张。
另外，《史记》只是从事件出发，只能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斟酌损益；《水浒》则以性格塑造为中心，允许想象和虚构。
第30卷第4期2018年8月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Vol.30No.4Aug.2018收稿日期：2017-11-29作者简介：任蕾懿（1994-），女，安徽阜阳人，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心学”和晚明文学的复兴任蕾懿（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摘要：明初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束缚文人创作，文学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明中后期“心学”空前发展之势促使文学理论趋向“离经叛道”，推动了晚明文学的“复兴”与发展。
“心学”在明后期文化统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奠定了晚明思想解放和文学发展的基石，从而促进了晚明文学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心学”；童心说；晚明文学；“复兴”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 （2018）04-0035-04DOI:10.16595/j.1671-055X.2018.04.008Xinxu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Ren Leiyi（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New-Confucianism was considered as the orthodox ideology in thoughts,bound literature is a literary creation,depression scene.In the late Ming Dynasty,“Xinxu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trend making literary theory become “deviant ”,promoted the “Renaiss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The “Xinxu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ultural rule established the cornerston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so as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the late Ming literature,which has significance and value.Key words:Xinxue ;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literature in late Ming Dynasty;revival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学理论思想的指导，“心学”这一学派的发展对晚明的文学理论、小说、戏曲、小品文等文学形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明文学的“复兴”。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左 东 岭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唐顺之称之为“本色”,李贽称之为“童心”,公安派称之为“性灵”,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
就其不变因素言,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就其变化言,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
大致说来,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
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变化较为明显的一环,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将有利于理清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1 先看本色论与童心说的相同之处。
李贽与唐顺之在历史上虽没有过任何实际的交往,但因二人同属心学体系,从而使李贽的童心说与荆川的本色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二者都强调文章的内容因素,尤其以主观心性作为文章的首要因素,而对形式技巧不屑一顾。
唐顺之认为只懂得绳墨布置而缺乏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断断写不出好文章的。
李贽《童心说》也同样强调,倘若非出自真心,“言虽工,于我何与?”①其《杂说》更明确地说:“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
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道理,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
”②若欲写出天下之“至文”,必须要靠“童心”,而决不能靠什么形式技巧。
从王阳明到李贽,心学一系的文学思想可以说都是主观心性论者,都把形式诸因素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有意识地颠覆既定的传统形式技巧。
王阳明曾说:“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
”③王畿也说:“本色文字,尽去陈言,不落些子格数。
”④均表现出贬斥形式的倾向。
与此相联系的是,二者均主张自由无碍的表现。
唐顺之要求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而李贽也要求“童心自出”,“童心者之自文”,此所谓“自出”、“自文”,都是指自发自然、流畅无阻之意。
试论李贽的“童心说”摘要：李贽的文学思想对晚明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其对“童心”即人的自然之性的提出，使晚明文学理论和创作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景象，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影响重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卓越的戏曲小说评论家。
他重视具有真实性的人情世俗的现实文学, 反对形式化，刻意化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都出自于“童心”。
这里所说的“童心”,就是指真心,即人的自然本性：“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乎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①本文从“童心说”的理论渊源、思想内涵等方面来对李贽的思想进行分析, 以论证其对当前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的启发及意义。
一、“童心说”的理论渊源李贽的“童心说”吸收了中国道家的传统和佛教禅学以及反对儒学教条的文化思想。
“童心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在《老子》中,有“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②以及“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③等句。
老子提倡“童心”、“赤子之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
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
”④李贽的“童心”, 主要强调“真”,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到了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获得了既定的知识和约定俗成的认知，具有了“理性”,于是便歪曲了外在对象的形象, 他就失去了本真成了不真实的人。
李贽提出的“童心”,正是要打破当时的社会加于人性的枷锁。
李贽的“童心说”和禅宗思想也有密切关系。
李贽深通禅学,其一生, 深受佛禅思想影响。
禅宗以“悟”为参禅法门，它不需要分析、推理、判断，不需要认识事物所必需的逻辑程序，只要保持心灵的空灵澄澈，进行全身心的直觉体验，就能得到对宇宙的根本认识。
童心说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生活在晚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李贽，面对道德秩序的解体，传统束缚的消失，极力倡导个性解放，反对道学。
“童心说”是李贽反叛传统的宣言，这一宣言并未因李贽的自杀而消亡，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蓬勃放射出了类似的光辉。
一借鉴《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开头鸦片战争后，西方进步资产阶级文化涌向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从中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译介进来。
1840年，教会出版了《意拾蒙引》（《伊索寓言》）。
19世纪末，林纾重新选译了《伊索寓言》，梁启超翻译了《十五小豪杰》。
1903年，鲁迅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这些作品多用文言译就，读者也仅为成人，并未形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儿童文学真正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革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事业，新文学社团普遍关心儿童文学，其中尤以“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最为热心，它曾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倡“儿童文学运动”（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交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早在发起文学研究会之前，周作人就已竭力倡导儿童文学，并对儿童文学的建设提出了不少的见解。
首先，在猛烈批驳封建文化的大环境下，周作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应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妇女与儿童。
对于儿童文学，周作人最早为恢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振臂呐喊，最早肯定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最早强调儿童文学应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特点，其核心儿童文学观为“以儿童为本位”。
1914年，在《绍兴教育月刊》第9号的《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周作人提出，“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倡新文学，是“人的文学”。
欧洲“人”的真理发现历经了三次大的动荡，女人与小儿的发现迟至十九世纪，而中国尚且停留于发现“人”的阶段。
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李贽与晚明文学“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李贽是“一意孤行”之人，性情乖张古怪，蔑视六经，挑战儒家之正统，不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自己也以“异端”自居，极具反传统理念，态度分明，言辞犀利。
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离经叛道”是后世对李贽的评价。
他的思想，的确不为当时社会所容，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社会新思潮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史上常有的浓重悲剧色彩。
晚明时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吏治腐败，奸佞当道，把孔子奉为神圣，主张着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为官学的理学思想，文学上剑走偏锋，倡导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激进的李贽顺应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社会变化，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性的作用。
李贽主张“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人的个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挑战“天理”学说。
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强调文学的自然表现，反对刻意求工。
李贽的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思想革新的重要杠杆。
一、李贽与公安派。
在于李贽接触之前，袁氏兄弟接触开化风气，游宦而见多识广，那时就已有追求自我解脱倾向，且受禅道影响。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间三袁对李贽数次访道，相互之间交叉影响，而通过三袁又影响其他公安派成员，各依自身资质方面有所取舍。
无论是人生观或是文学观，公安派的确经历过一个从早期狂放外向到后期内敛平静的变化过程，而此种转变与李贽有直接关系。
首先，公安派文论建立的哲学基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狂放思想。
主要是“百姓日用之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1.明代文学的论争有何特点？（1）他们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2）他们不论高喊“复古”的口号，还是打着“反复古”的旗帜，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
（3）但晚明的时代风貌，使得多数文人缺乏学养和胸怀，在一些文学问题的论争上舍本逐末，拘泥于细枝末节；同时，为标新而故意立异，矫枉过正，陷入极端片面化的境地；在作风上党同伐异。
这使明代本来应该具有的一种学术自由争论的空气，被自以为是、相互攻击、抹煞一切的风气所污染。
2.“前七子”的文学复古有何主张？（1）复古论：因不满文坛萎弱卑冗的格局，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借助复古的手段达到变革的目的。
（2）主情说：贬斥文学“主理”现象，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认为“真诗乃在民间”。
这些都在强调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创作体持怀疑，具有某种挑战性。
（3）过多的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强调“高古者格，宛亮者调”的诗歌审美标准。
3.李东阳的茶陵派有何文学主张？（1）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宗法杜甫，“轶宋窥唐”。
（2）在对待如何学古的问题上，李东阳强调较多的是对法度声律的掌握。
（3）这些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文学的艺术审美特征，当时无可厚非的。
4.什么叫“八股文”？它的体裁特征是什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1）八股文是明代官方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2）八股文的体材特征是对偶性。
（3）影响：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
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略谈李贽的“童心说”作者：刘倩忠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04期摘要：李贽所生活的时代，政治上日渐衰落，而经济又极盛，思想文化新旧交替冲突，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社会发生巨变的前兆。
李贽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学说对后世文人有巨大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
关键词：李贽思想史文学史一、李贽其人李贽一生富有传奇色彩，颇具争议，后人对其评价不一，褒者如“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贬者有“狂悖乖谬，非圣无法”之类。
李贽在《明史》本无传，只有片断之语附带于《明史》耿定向的传记中：“（耿定向）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
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
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
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
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
”李贽1527年出生于泉州，当时家道早已中落，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中举后无法再继续努力获得进士及第的资格，早早地做了官。
自1556年始，其历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到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此为其一生担任过的最高的官职。
李贽一生都没有真正富裕过。
他当了二十几年的小官，俸禄微薄，经常靠人救济，连家人都养不起，其子女多夭折，只留下一个女儿，这种紧巴巴的日子直到他做了知府后才有所好转，又在任满后主动离职，放弃大好的前途，携全家迁往黄安。
两年后，李贽只身去了安徽麻城，住维摩庵，不久，又迁移麻城阎家河镇北部的龙潭湖芝佛院。
三年后，李贽剃发为僧。
从李贽的随笔中获得的信息来看，李贽出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摆脱俗事束缚，寻得自由。
当时的李贽已是花甲之龄，他觉得一生飘零困苦，为仕二十几年，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已尽，是可以为自己选择命运的时候了。
他落发后，读书著述，游学讲道，其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李贽个性放荡不羁，常评论时事政治，思想独特新颖，信徒众多，影响广泛。
2010/6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金 华摘 要: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 童心说 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
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 至圣 的 偶像 文人所谓的 仁义道德 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
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 童心说 离经叛道 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 变通 的文学观念。
正是这种 变通 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 新文化运动 提供了准备。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晚明文学;文化传统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0)6-190-03作 者: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北京,100876一晚明文学的转型与李贽的 童心说 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 至圣 的 偶像 文人所谓的 仁义道德 批驳得体无完肤,这也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
许建平在 李贽思想演变史 一书中认为: 他发现了耿定向等自称孔学正脉者,并不真知学,并不真正知 道 ,并不真知孔子,他们不过是假孔子之学而谋求功名富贵的伪道学,假君子。
于是以孔子原精神攻击他们道学之浅谬;以人性本私攻击他们的人性为公的伪人道论 其实,李贽思想影响最大的无非就是他的 童心说 中所提出的反儒学和反理性的 人性本私 观,这对晚明文学的影响是极大的。
为此,冯梦龙对李贽的思想也做了诸多评论,代表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想法,为后世文人们更大胆的思想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所以才有了晚明小说的高度发达,甚至像 金瓶梅 这样的小说也不断流传于世,深受人们的喜欢,所有这些,绝非偶然。
而与李贽的 离经叛道 思想,是分不开的。
李贽的这种 离经叛道 也体现了晚明文学的 自救 精神路径。
于此,我们不妨看一下 童心说 中的一些言论,以明晚明文学转向的历史文化基础。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信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
言虽工,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之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由是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
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
满场是假,矮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则?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体,为杂居,为 西厢曲 ,为 水浒传 ,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 六经 ,更说甚么 语 、 孟 乎? 正是这种近乎激烈而不受古人束缚的自由的大胆言论,为晚明文学从思想理念上奠定了基础。
李贽在另一篇言论中也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真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吾之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
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既已喷王唾珠,昭回云叹,为章于天矣,道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
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砍欲杀,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
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
李贽的这些言论无疑是对那些传统卫道者们的当头一棒,对晚明文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文学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不仅是道德,首先是其有无真实的感情与否。
如果没有文学的感情和真实性可言,那只是 卫道士 的做作而已。
刘勰在 文心雕龙 就说过: 人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
刘勰还说: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方其搦翰,其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
是以授于思,言授于思;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这是讲文章的好坏,全在你个人有无感情和思想,如果没有感情和思想,即,文辞就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感受,文辞再工,也不会是 至文 ,就会 大打折扣 ,李贽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更为激烈,有着鲜明的反叛性,甚至提出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更说甚么 六经 ,更说甚么 语 、 孟 乎 的言论,对后来的 公安派 和 竟陵派 等人的文学观念的改变,起了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我们来看看以袁宏道为代表的 公安派 等人的言论,就可知道李贽的言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袁宏道(1568~1610)即生于隆庆2年,卒于万历38年,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公安人。
宏道在文学上反对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风气,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 公安三袁 即文学史上所说的 公安派 。
他提出: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性灵说。
为后人所称道,在为其弟所作的190序, 叙小修诗 中说到: 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群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
大都独抒性灵,不据格套。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这是晚明的一种潮流,在李贽等人的大力推动下, 说自己的话 已成为一种趋势,是晚明文学的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晚明文学转型的必然趋势。
郭绍虞先生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说道: 此种新的潮流之形成,最基本的当然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有新兴的市民阶级;而另外和袁中郎文论,有更直接的关系,又有二种力量:自文学上的关系言,为戏曲小说之发达;自思想上的关系言,为左派王学之产生。
前者可与中郎之倾倒于徐文长见之,后者可于中郎之倾倒于李卓吾见之。
郭绍虞先生评价道: 中郎便不肯立一标准的格,所以要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于是佳处固可称,疵处亦有可取。
为什么?因为它是变,因为它是变而后能存其真。
他创作的诗文也是如此,譬如在 归来 一诗中便可知其诗的生活情境 归来兄弟对门居/石浦河边小结庐/可比维摩方丈地/不妨扬子一床书/蔬园有处皆添甲/花雨无多亦溜渠/野服科头常聚首/阮家礼法向来疏/。
我们从他的诗中便可略知其当时的悠然自得的生活情境和兄弟怡怡的心态。
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晚明诗文的变化,而不像传统诗文的给人正襟危坐的感觉。
而是更加生活化和更加人性化。
我们再看 竟陵派 的主张。
尽管 竟陵派 对 公安派 没什么好感,但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相同的地方,正像邬国平所说: 在文学理论方面,除了继承公安派及其先驱者重情的主张外,还强调了一个 理 字,突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他们同公安派作比较的话,应当承认,他们的作品与文学思想,同社会现实生活结合得要比三袁兄弟更为紧密和广泛。
他们不愿随世沉浮,向往古代淳朴厚实的人伦关系, 崇尚一种我行我素的哲理。
公安派斥伪尚真,与七子异趣,这一点为钟惺所欣赏和接受,因此产生了共鸣。
正是虑及于此,钟惺在指出自己与公安派相宜的一面之外,又肯定了双方相同的地方 钟惺是 竟陵派 的主要人物,毫无疑问,他的立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
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钟惺没有按照袁中道的意愿走上一条与公安派合作的道路,相反他在既反对七子又反对公安派的批评原则指导下,开辟了殊途异径,创立了晚明文学一个新的流派 竟陵派。
应该这样认为,钟惺从公安派的风习及其领袖示意联合的企望影响下摆脱出来,比之他早期脱离对七子的影响,对竟陵派的形成带有更为决定性的意义,否则,他只能作为一名公安派的追随者出现在文学史上,其意义和影响就将会微弱得多。
七子 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七子 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其文学主张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前七子崛起与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迅速风靡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具特色。
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 刻意古范 ,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
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 领会神情 、 不仿形迹 ,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
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
前七子的文学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 嘉靖七子 之名。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所以郭绍虞先生在他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认为 求其真能阐文必秦汉之旨者,惟王世贞与屠隆二人。
以汉魏、盛唐为楷模, 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
王世贞在 李于鳞传 也说: 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 操觚之士不尽见古作者语,谓于鳞师心而务求高,以阴操其胜于人耳目之外而骇之,其骇与尊赏者相半,而至于有韵之文则心服靡间言。
较前七子更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
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
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
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 超悟 、 兴趣 ,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
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
谢榛外,最富独立性。
宗臣长于散文,以 报刘一丈书 名动一时。
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
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三说到晚明的文学,在创作上张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作家,因为在其作品中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晚明文学的特点。
一是他能够体现出晚明社会的变迁;一是在他身上表现出晚明的市井气息和改朝换代过程中的末世情怀,把晚明文学的转向在其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即其文风极为个性化和生活化,真正的体现出公安派所谓的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特点;不过动乱的社会和奢靡的作风也在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其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也造就了他的文学态度是跟传统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