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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童心说的美学内涵与文化价值李贽童心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美学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
文化乃至生活都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李贽看来，童心即天真烂漫、毫无羁绊的心态，这种心态表现了一种自由、开放、真诚、纯净的美学，它不仅仅是针对童年时期的心态，更是一种超越时间、超越年龄、超越国度的美学理念。
李贽认为，童心是一种感性认知，而感性认知才是领悟真实美的
最高境界，它打破了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更强调了人类感性、创
造和自由的本性。
也就是说，童心说所强调的不是简单地回到童年时期，而是回归到产生真实创造美的源头，追求美的真谛。
童心说中的美，要求我们去寻找和感知那些真实、纯粹、朴素、大自然的自然美，而非艺术或文化形式的美。
童心说中的美学理念也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在我们今天富裕、
繁华、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往往过于看重物质和功利，忽略了
人的真实存在和感知。
而童心说所强调的人的真实、自由、开放、创
造的本性，提醒我们在现代文明的大厦中仍需保持着原始的本真，继
续探寻和感知人类本真而非虚构的文化表现。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价值，不仅让我们重新看待和感知
被我们忽略了的自然美，同时也引导我们返璞归真，寻找真实、自由
和创造的本途。
浅析李贽的“童心说”作者：柴玉如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06期李贽“童心说”以探究“本真”、“本心”为核心，以重真情、重个性为基本内涵，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的色彩。
强调创造主体对自然人生的真切感受与率性抒发。
一、历史背景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通过行政机构、各级学校、编纂标准化经书、科举制度等各种措施确保社会思想的统一，以便更加适合日益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这种教条推向了高潮。
这种对“天理”和“人欲”的二元划分，客观上造成士人意识的僵化，人格的偏执。
无疑这种压抑人性、鼓吹僵化教条的做法会促生新的思想解放。
因此晚明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重真情、重个性(自我)。
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当属李贽。
李贽的“童心说”更以提倡赤子无伪之真情实感而猛烈地荡涤了当时文坛的拟古主义恶劣文风，抨击了宋明理学。
二、思想观点(一)“童心”贵真，出于本心童心说是李贽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
李贽所认为的“童心”是“心之初也”，即人最纯朴天然、源自真性情、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童心说》一文，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这里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就是绝假之心，就是人的真实情感，即一种朴素单纯的心地。
它不被功名利禄左右的，是没有掺杂私心杂念的。
李贽的“童心说”昭示了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其审美趣味表现出鲜明的自然真情和平民主义的倾向。
李贽特别突出了他对主体精神的强调。
(二)真情实感，源于自然李贽把“童心”作为文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批评标准。
他提出文学创作要表现童心，重要的就是要强调真情实感。
从文中我们能得到证实，一方面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
是他对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强调。
另一方面，李贽认为“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
李贽“童心说”张青波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初姓林，名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
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最重要的体现在美学上。
“童心说”本质就是强调作者的真实感受，敢于摆脱束缚世俗的苛刻，最重要的是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代表新兴理论形成的思想家李贽，接受所谓的“心即理”，“心无外物，心无言，心不合理”的思想，强调以精神主义为主题，要时刻保存本心，反对假的现象。
李贽在他的著作《童心说》中提出了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命题：其中一个就是哲学命题，他认为做人要时刻保持着一颗原始的童心，做一个真实的人，讲真话。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对是假纯真，最初的人性也。
如果失去了纯真，他们就失去了真正的童心，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人。
”一、崇尚自然、实事求是李贽围绕着童心，“清白”思想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场所，他要求文学必须实事求是，做事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追求自然的本质，坚决反对违背道德原则的思想，李贽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感受，他强调指出，自然是感受文学作品的重点、真理，李贽认为美是自然的，自然本身是美丽的，只要是自然的，天然存在的理性管理。
文学主要表现在人的内心想法要时时刻刻遵循自然的规律和原则，既然人的心性是童真的、是自然的，那么文学应该自然的表现这种真情流露的童真之心，它本身是不应加以任何限制和阻碍的。
李贽反对新的叛乱，那就是他能从“真”和“自然”开始正视自私和愿望，这是一个正面的功利思维是人的本性，并认为这是良心的自然表现并且不加节制。
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
除去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这种物质欲望和追求的生活是人的天性，所以客观存在的自私是合理的，所以在文献中也应该表达普通人的感情，文本应该是由人的真实的所思所想写出来的，并不是因为“自然的在写感情的文字，面对自然来表达真实想法，以创造它可能成为对文字作品真实自然的愿望。
文学创作要保持一颗纯真之心12——浅析李贽的《童心说》3李贽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初姓林，名载贽，4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
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
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而死。
《童心说》56是他著名的一篇散文，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7的文学观念，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89精神。
关于《童心说》，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说说我的拙见。
10一、童心即真心——反对假道学11我们知道，《童心说》是李贽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童心说》的开头，12他说道：“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13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1415李贽认为，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16心。
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
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1718资格。
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
而19所谓“假道学”则是指满口仁义道德，而言行不一的人。
这种人与李贽提出的20“童心说”相违背，他认为写文章要遵循真实性，根基于现实生活，不能“失21却真心”。
他的文学理论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家——巴金。
“讲真话，把心交22给读者"——这是“人民作家”巴金的心灵感言。
其实“说真话”既简单又复23杂，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巨人精神，在当下求真意识淡薄的氛围下，更彰显出24“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巴金正是以“说真话”而被大家所赞赏的。
他在《随25想录》里提出说真话的倡议，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题，也是我们平时经常26挂在嘴边的。
第八节李贽的童心说及其对理学的批判 >一、自然人性论与童心说在中国哲学心性论发展史上，道德理性与自然人性是对应的两端，它们之间对立依存的相互关系构成心性论历史演变的主线之一。
一般说，儒家重伦理，提倡以社会伦理为本位，重视和提高道德理性的价值；道家崇自然，提倡以个性自由为前提，重视自然人性的自我满足和精神自由。
重伦理与崇自然之争不仅成为中国哲学心性论发展演变的主线之一，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结果，是儒家伦理与道家自然的首次融合；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儒、道思想的再度融合，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适当吸取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人道伦理虽以天道自然为形式，然而天道自然却以人道伦理为内容。
其后，理学重伦理，反理学崇自然。
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心性论，都可从它是偏重于伦理，还是偏重于自然，来确定它的性质和思想特征。
李贽的心性论以其倡童心说和自然人性论，以私反对义理，以童心反对义理之心，根本否定了宋明理学的根基，所以尽管他受阳明心学和佛教的影响，以心为宇宙本体，但却不能改变他反理学的思想实质。
需要指出，理学与反理学的区分，不在于是否以理为宇宙本体（心学以心为理，故以心为宇宙本体），或是否对理学某派的理论、观点有所批评，而在于是否从根本上反对义理。
凡反对义理的，属于反理学；只反对以理或心或性为宇宙本体，而不反义理的，不能称为反理学。
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等都只是反对以理或心为宇宙本体，而不反义理，尤其张载对义理十分推崇，有开创理学之功；罗钦顺、吴廷翰等虽批判了理学流弊，但并未从根本上反义理，所以不能把他们归于反理学一派思想家。
而应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气学的理论代表。
反之，李贽则从根本上反对义理，所以他是一位具有“异端”色彩的反理学思想家。
如果因为李贽以心为宇宙本体而笼统地把他称为阳明一派心学家，那就不仅混淆了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而且也模糊了儒家心学与佛教心学的区别。
区分了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后，再来探讨李贽的自然人性论和童心说，就比较容易把握其思想实质。
试论李贽的“童心说”摘要：李贽的文学思想对晚明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其对“童心”即人的自然之性的提出，使晚明文学理论和创作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景象，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影响重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卓越的戏曲小说评论家。
他重视具有真实性的人情世俗的现实文学, 反对形式化，刻意化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都出自于“童心”。
这里所说的“童心”,就是指真心,即人的自然本性：“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乎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①本文从“童心说”的理论渊源、思想内涵等方面来对李贽的思想进行分析, 以论证其对当前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的启发及意义。
一、“童心说”的理论渊源李贽的“童心说”吸收了中国道家的传统和佛教禅学以及反对儒学教条的文化思想。
“童心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在《老子》中,有“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②以及“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③等句。
老子提倡“童心”、“赤子之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
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
”④李贽的“童心”, 主要强调“真”,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到了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获得了既定的知识和约定俗成的认知，具有了“理性”,于是便歪曲了外在对象的形象, 他就失去了本真成了不真实的人。
李贽提出的“童心”,正是要打破当时的社会加于人性的枷锁。
李贽的“童心说”和禅宗思想也有密切关系。
李贽深通禅学,其一生, 深受佛禅思想影响。
禅宗以“悟”为参禅法门，它不需要分析、推理、判断，不需要认识事物所必需的逻辑程序，只要保持心灵的空灵澄澈，进行全身心的直觉体验，就能得到对宇宙的根本认识。
简析《童心说》思想内涵及其影响作者：许莉萍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9期摘要：本文从阳明之学和佛学两个角度追根溯源，浅析了李贽“童心说”的思想渊源，力求挖掘出李贽核心观念的学术渊源，并从“童心说”对人生境界的影响和文章创作的美学价值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出发，管窥“童心说”美学价值的现代意义，在更深层次上探求李贽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真心；自由；佛性；禅宗；生命意识一、“童心说”的思想渊源（一）“良知说”对“童心说”的影响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影响，程朱理学成为儒教社会正统思想。
原本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程朱之学，由于与现实利益的牵绊，也失去了原意，沦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
儒家道德之功利虚伪的风气积久成弊，自私自利之假道学充斥着社会，王阳明对朱学的流弊有着清醒地认识，遂予以严厉的批判。
而李贽从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先后经历了天灾人祸，自此功名利禄于他已是浮云，在李逢阳、徐用检的诱掖下，开始接触并学习阳明之学，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对李贽产生了思想震荡。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良知”学说，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1）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发自内心的善，比如看到父亲就很自然想要孝顺他，看到孩子落井，就下意识去伸手救援。
这就是人最自然的本性。
所以，他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2）人的良知就是人的本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也是所谓的天理。
王阳明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但是作为最高道德的“善”却常常被外界的物欲所蒙蔽，所以要想保持“良知”的本真，就需要去除外界的物欲。
李贽在童心说写道“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3）童心最初就是没有善恶的一张白纸，不过“道理闻见”愈多，就会被改变，失去童心，那些僵化变味的“理”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童心”，从而导致那些固有的童心渐渐丧失自我，开始说假话，写虚伪的文章，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
童心说是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
“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
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
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
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童心者，真心也”。
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童心说》是李贽公开讨伐假道学、假文学的一首檄文，有着很大的震撼力。
一、他以“童心说”反对把文学作为阐发孔孟之道的工具，甚至把矛头指向孔孟及儒家经典，指出他们的说教非“万世之至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二、他以“童心说”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
他认为文学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出好作品，而作品的优劣不是愈古愈好。
三、他以“童心说”改变历来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
肯定传奇、院本、杂剧的价值，进而把《西厢记》、《水浒传》列为“古今之至文”。
强调抒真情，说真话的《童心话》，对古人今人以至后人都有启迪，是为千古之至文。
李贽（明）《童心说》及译文龙洞山人叙《西厢》[1]，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李贽：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福建泉州晋江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宏父）、百泉居士、思斋居士。
其人品性高洁，有胆识，多惊世骇俗之言行，时人甚异之。
又长于论述，读史书常有卓见。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有《焚书》、《继焚书》、《续藏书》等，更有对诸作品如《水浒传》、《西厢记》之评点，其著书曾屡遭禁焚，然依旧风行于世。
其“童心说”理论，对晚明及晚明以后的思想界、文学界有巨大冲击，影响深远。
一中晚明的文学及思想状况有明一代，文坛上复古主义思想兴盛，文学创作和理论深受前后七子文学运动的影响。
程朱道学思想和科举取士制度普遍地影响着明代的政治与文化生活，左右着士人的思想与命运。
与此同时，作为对程朱道学派思想之一种反拨，陆王心学派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并极大地影响着中晚明士人们的思想。
明初科举考试范围较宽泛，尚涉《诗经》、《春秋》等书，及至永乐年间，考试内容则被限定为《四书》以内，以程朱道学为尊，同时明代政府在各地兴办学校，为八股制度储备人才，使得教育体制与科举考试相呼应。
科举考试内容既已限定，士人们作文便不再遵守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意愿，只是依循程朱思想写作。
既没有对经籍辨义释疑，也不带文学色彩进入创作，则失却学术研究之精神，文学创作也自然衰落。
在如此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只能是沽名钓誉、弄虚作假之辈。
嘉靖时何良俊对此做过抨击：“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
”清代吴敬梓亦在《儒林外史》中对此批判为“一代文人有厄”。
八股取士与程朱道学的结合，在士人中造成造假风气，文坛则为拟古之风所蔽。
明初诗坛大家高启，诗歌创作即曾模拟汉魏、六朝、唐宋，至林鸿、高様等辈，强调格律、技巧，尊奉盛唐，建立评诗轨则，正式以盛唐相号召。
及至中期，复古思想盛行。
弘治、正德及嘉靖、隆庆四朝前后七子之文学运动，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刻意在诗文创作上蹈袭前人，谨守成法，不思创新，这种文学创作风气，因过分句拟字模，抹杀了诗人之真性情，致作品丧失了内在精神与艺术魅力。
李贽童心说的理论渊源及其文学批评意义作者：阳竞希来源：《科教导刊》2011年第11期摘要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本文在理论渊源方面探讨良知说到童心说的理论演进轨迹。
同时，从创作和鉴赏两个角度对童心说之文学批评价值做一阐述。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Theory Origin and Its Literary Criticism Significance of LI Zhi's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YANG Jingxi(Humanities School,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AbstractLi Zhi proposed the 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 tha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cience in the theory origin aspect to speak of the theory evolution path which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said. At the same time, from created and appreciates two angles to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saying tha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value made an elaboration.Key wordsLI Zhi; 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 conscience; literary criticism significance1 童心说的理论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哲学与文学呈现出水乳交融的面貌。
哲学与文学同为“人学”，二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必然归宿，那就是对人的认知和建构”。
晚明时期，人称“异端”的李贽，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提出了他颇具影响的童心说。
作为李贽的思想核心，“童心”既是一个自然心性范畴，又兼具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李贽“对人的认知和建构”的集中反映。
1.1 何谓“童心”关于自然心性的“童心”，李贽在《童心说》一文开宗明义，这样论述道：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卷三《杂述·童心说》）李贽所谓“童心”者，“真心也”，“心之初也”，具有“最初一念”和“绝假纯真”的特点。
李贽认为若要为“真人”，则不可“失却童心”。
李贽的观点虽远接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之说，但就直接理论渊源而言，则是承阳明学派的良知说而来。
他的童心说是对王阳明、王畿等人的良知说加以继承，更为重要的是革新的结果。
1.2 王阳明的良知说从根本精神与最终旨归上讲，阳明仍为儒学。
他虽然没有对“良知”的伦理属性作特别地强调，但在《答舒国用》一篇中却是其义自见，他说：夫君子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优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通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
(卷五《答舒国用》)这封信写于嘉靖二年，是年阳明五十二岁，应该可视为定论。
其间“从心所欲而不逾”一句，显然是取自《论语》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阳明虽然承认良知的不假思索的直觉性，但他仍坚持“致良知”需有静心、守矩等修养的功夫，仍未放弃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
1.3 王畿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在此之后，阳明的得意弟子王畿和王艮（并称“二王”），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其师的“良知”说。
学界一般认为，李贽的童心说受王艮之左派的影响甚大。
事实上，李贽对于浙中派王畿的思想的吸收、借鉴，对童心说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畿在《答楚侗耿子问》中说：“良知原是不学不虑，原是平常，原是无声无臭，原是不为不欲，才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
”。
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的、先天自足的本体，它在“不学不虑”、“不为不欲”中便可以自然地得到。
因此，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他主张一任自然，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 (《心泉说》)。
他还将“贵于自然”进一步推向了“随其所为”(《华阳会语》)，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
尽管良知说到了王畿手里，仍然不出阳明之体，但从他的这种对“自然”的体认与崇尚中，已然可以隐约捕捉到自然人性论的光影，基于此，王畿之说同样可视作童心说之先声。
1.4 李贽对良知说的革新王阳明与王畿均强调良知不学不虑的自然现成，但“前者对现成的强调侧重于伦理规范的必然性，后者则侧重于（伦理规范的）自然性”。
到了李贽的童心说，则是大刀阔斧地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消解，毋庸置疑地走向了自然心性的审美。
在《童心说》一文中，李贽不仅反对以名教义理为童心的内容，而且将义理视为丧失童心的根源。
他大胆呈辞，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大半非圣人之言”，毫不客气地将儒家经典一并斥之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以童心立论，李贽还对《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礼教做了彻底的反驳：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内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
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卷三《杂述·读律肤说》）卓吾所说的“性情”，指的是自然之人情与自然之天性。
他认为性情之外并无礼义，若“矫强”以“礼义”匡正“性情”，则损害了“自然”。
李贽不但反对儒教，对佛、道两家同样不以为意，在李贽看来，儒释道三家无非以“名”、“死”、“长生”之名，以引诱或恫吓的方法教化后人，“非真是也”。
他对儒释道三家之教义一概予以反叛，更进一步体现了他对“绝假纯真”之自然人性的呼唤。
2 童心说的文学批评意义在论述其思想的过程中，卓吾往往将文学批评之实践结合进来，以文学批评之实践作为其理论的说明或支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贽是将童心说运用到了文学批评实践当中，一方面丰富了童心说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童心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即文学批评意义。
李贽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从鉴赏者和创作者两个角度着手的。
2.1 童心说的鉴赏观从鉴赏者的角度进行的文学批评，具体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是李贽展开了对传统经典的反叛和对传奇、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的追捧；二是在新兴文学样式内部，主要是戏曲内部，李贽对不同的戏曲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比较和批评，把出于真情而不“矫强”的戏曲作品推到更高的位置。
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卓吾对于传统经典的反叛，兹不赘述。
对圣人、经典之地位的颠覆，并非卓吾冲动之言，他“破”中有“立”，对当时因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而流行起来的传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红拂》一篇中，李贽说，“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 (卷四《杂述·红拂》)，公然提出“今之乐”的传奇犹“古之乐”的《诗经》，传奇同样也可以“兴观群怨”，与《诗经》“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卓吾将传奇与《诗经》等而视之，以此来抬高传奇的地位。
出于童心而写就的文章，才具备成为“天下之至文”的可能。
而从创作的结果来看，天下之至文“自然发乎情，自然止乎礼义”，因而自然能深入人心，自然具有“兴观群怨”，宣扬“忠义”的社会作用，是作者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因此二者并不矛盾。
对于戏曲，李贽同样予以积极地关注，甚至对于戏曲本身的文学价值，李贽也做过细致的品评和同类比较，辨别其高下，品评之标准，同样也是与他的童心说的理论构建相一致的。
他在《焚书》卷三《杂述·杂说》中，专门阐述了其对于《拜月》、《西厢》与《琵琶》的看法。
他认为，各种合乎为文之章法的，“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
与《西厢》、《拜月》相比，《琵琶》之为文最为工巧，然而，正因为“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却让读者感到“似真非真”，自然也“入人之心者不深”。
而《拜月》、《西厢》则“如化工之于物”，自然天成。
因此，李贽评价“《拜月》、《两厢》，化工也”，相比之下，《琵琶》则“已落二义”，乃“画工也”。
2.2 童心说的创作观从创作者的角度，李贽极力倡导文应出于“童心”与“发愤”的创作态度。
在《复焦弱侯》中，他评价苏轼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
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认为苏拭的文章之所以能“惊天动地”、“垂不朽”，其根本原因在于苏拭的人格卓然独立。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水浒传》有极高的评价，对施、罗二人“发愤之所作”的创作态度也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他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敢问泄愤害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卷三《杂述·忠义水浒传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认为创作之“发愤”源于个人遭受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表现的是身处逆境而又奋发有为的执着精神。
而李贽所说的“发愤”，并非着眼于自身，而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表现的是对黑暗现实的勇敢、尖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强调的是忍辱负重、“述往思来”的冷峻理性；而李贽的“发愤之所为”，则带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的性质。
相较之下，李贽的“发愤”是一种势不可遏的“发狂大叫”，是一种“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的偏执，极富异端色彩，却正是李贽“不失童心”、做真人、言真言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难以突破的局限，或许他的偏执造成的片面在所难免，然而，今之视昔，亦为他的一个“真”字所动容。
禀一颗童心，做一个真人，对今天的人思考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不无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