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无事生非——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接连发生两起吸引世界现象学界目光的事件：其一是乌泊塔尔大学哲学教椅的拥有者、克劳斯•黑尔德的继任者、匈牙利裔的哲学家拉兹洛•腾格义(1954 –19. Juli 2014)突发心脏病去世。
他空下的哲学教席的传承引起全世界现象学家的担忧。
在我的弗莱堡大学学长、美国现象学家托马斯•奈农的邀请下，我也像世界各地许多现象学家一样致函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主任，请他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和乌泊塔尔大学校方转达我们对乌泊塔尔大学由克劳斯•黑尔德开启的现象学研究传统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现象学交流中心的支持和声援，以及对此教授席位继承人选的关心。
我曾作为洪堡学者在这个传统中学习和研究过两年，在此精神土壤中得到过丰润的栽培，因而尤其自觉有责任表达我的关切。
此事后来得到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的积极回应。
目前招聘教授的事宜正在进行之中。
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发生的另一个更为轰动的事件是关于弗莱堡大学的“海德格尔教椅之争”。
与乌泊塔尔事件不同，弗莱堡事件从一开始便是由媒体制作的，因而影响远大于前者，超出了哲学界的范围。
这里一再提到的教椅(Lehrstuhl)，或可比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一直设有两个哲学教椅。
其中哲学教椅I 的思想史传统十分醒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辉煌：从文德尔班(1877-1882)到里尔(1882-1896)，再到李凯尔特(1896-1915)；随后是胡塞尔(1916-1928)，再后是海德格尔(1928-1945)，这里出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德国当代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执掌期间，弗莱堡因为这把教椅而一跃成为德国的哲学思想中心。
二十世纪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在这里受到过精神的洗礼。
但由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对纳粹的道义支持以及对纳粹运动的积极参与，二战结束后，由他战前的挚友雅斯贝尔斯领导的战后大学审查委员会将他的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立场评定为专制的、不自由的，因而他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
他的教椅后来由匈牙利裔的哲学家威廉•斯基拉奇代理(1947-1957)，后来还空缺了几年。
直至1964年，这个由海德格尔空下的教椅才由维尔纳•马科斯(1964-1984)正式接任。
随后是格罗尔特•普劳斯(1984-2001)再接任，直至今天的君特•费伽尔(2001-)。
这个教椅从一开始便是为德国观念论的传统而设。
此外，哲学系还设有另一个教椅，即哲学教椅II，那是为中世纪哲学而设的。
我于1985年10月来到弗莱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的邀请函是由维尔纳•马科斯签发的。
但他已经处在退休状态，我只与他在胡塞尔文库面谈过一次。
在我近六年的弗莱堡学习期间，这两个教椅的执掌者是普劳斯和雅可比两位教授。
为我入学定级的就是当时的系主任、刚刚于一年前接任马科斯教椅的普劳斯。
他是康德哲学专家，其任教资格论文是《康德的‘现象’：〈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柏拉图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是《柏拉图与逻辑埃利亚学派》。
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属于德语哲学史研究的经典。
我曾听过普劳斯的“柏拉图引论”的课程，虽然他的工作并不算是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直接继承，但仍被视作处在德国观念论的大血脉中。
因此，他对维尔纳•马科斯教椅的接任在当时并未引起争议。
普劳斯于2001年退休后，这个教椅由海德格尔专家费伽尔接任。
在早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与后期的解释学海德格尔之间，他的研究方向偏重于后者。
这与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海德堡大学所受思想传统之浸染有关。
他师从伽达默尔、图伊尼森、亨利希、图根特哈特等人，在那里完成了以阿道尔诺审美思想为论题的博士论文和以海德格尔的自由现象学为论题的任教资格论文。
此后他的研究与教学也主要在这个具有浓厚浪漫派－解释学色彩的方向上展开。
费伽尔是1949年生人，于2015年满65岁后进入法定退休程序。
但在巴登－符腾堡州，他有权提出延长其工作年限的申请。
只是这一申请在2014年并未得到学校批准，因为学校对这一教椅的设置另有安排。
费伽尔不服这一决定，为此状告巴登－符腾堡州的教育部，要求教育部修正对他延长工作申请的否定性批复。
随后，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将此事定义为“海德格尔教椅的废除”，由此引发了所谓“海德格尔教椅之争”，它成为这年世界哲学界的一个轰动新闻。
但如果了解这个教椅的传承史，那么从一开始就很容易看出，这个教椅最不可能被称作“海德格尔教椅”，除非是为了媒体宣传引人注目的需要。
的确，如果这里关系的仅仅是“费伽尔教椅”，那么它就难以成为一个如此轰动的媒体事件。
我首先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以及《时代报》等网站上看到相关的报导和评论。
它们通常会把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讨论：其一，海德格尔的《黑皮书》的出版，以及由此导致的他的纳粹思想的真实曝露；其二，德国大学中教椅制度的不复存在以及取而代之的国际通行的教授分级制度；其三，费加尔的退休以及由此导致的弗莱堡大学现有哲学教椅I的正式结束。
这三件事之间实际上并无内在关联，但却被媒体放到了一起。
从媒体的报导和评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德格尔的《黑皮书》的发表，表明他在政治上犯有致命性错误。
因此，为了避嫌和政治正确，在费伽尔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所继承的“海德格尔教椅”以及由它所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便被弗莱堡大学取消。
媒体进一步透露：接任这一教授位置的将会是一位分析的语言哲学家。
这意味着，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不仅他的解释学传统，而且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以及此前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传统也“像一顶旧帽子一般”被扔到了一旁。
倘若这些都属实，那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阿克瑟尔•霍奈特就的确有理由将弗莱堡大学的这个决定称作“愚蠢的”和“荒谬的”，《海德格尔传》的作者萨夫兰斯基也的确有权利将它称作“狭隘的”。
确实，这里讲述的故事曾一度让我感到愕然和不解。
这也在全世界的哲学界和海德格尔粉丝群中引起轩然大波。
同样是根据媒体报导：从美国到韩国、从挪威到秘鲁、从西班牙到澳大利亚，到处都在讨论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人事安排。
几乎有3000名学者签名呼吁拯救弗莱堡的现象学与解释学传统，其中不乏像巴特勒、南希、贡布莱希特、亨利希、萨夫兰斯基这样的重要学者和作家。
前不久因一篇即将发表在《胡塞尔研究》上的文章，我与主编斯蒂汶•科洛韦尔有多次书信来往。
他在一封信中顺便询问我是否知道在弗莱堡发生的“可怕事情”，以及现象学在德国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我回答说，作为弗莱堡大学校友，我的确无法理解此事，但我不久就要去那里，应该很快会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2015年5月2日，我来到弗莱堡，住在一个遍布思想精灵的环境中：哥德街33号。
就在前后左右相邻的街道上，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曾经居住过瓦尔特•奥伊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埃迪•施泰因、阿伦特、本雅明、马尔库塞、勒维特、英加尔登、伽达默尔等一批耳熟能详的现当代重要思想家。
——这就是在弗莱堡触手可及且难以抹消的思想传统。
几天后的中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与我的学长、哲学系主任汉斯－赫尔穆特•甘德教授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基本了解了这里的实际状况。
作为曾经的弗莱堡大学哲学生，尤其是深受胡塞尔－海德格尔思想传统熏染的现象学生，我决定为弗莱堡大学围绕“海德格尔教椅”所做决定做一个大致的说明，一个独立于媒体的陈述或辩护。
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将德语媒体视作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在近期已经做了自我反省。
《时代报》、《苏黎世报》、《巴登报》的一些采访和评论已经给出了一些较为客观中立的报导，取代了此前揶揄弗莱堡大学校长和鼓动社会公众的总体风格和取向。
2014年所谓“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直接思想背景是海德格尔三卷本日记《黑皮书》于年初的出版。
他在其中表达了他的反犹主义和亲纳粹立场。
这当然不是新闻。
真正的新闻在于，如该书的编者彼得•特拉夫尼所说，海德格尔自己在其中明确地表达出这个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后者构成前者的理论基础。
他的反犹主义不仅仅是纳粹式的种族和血统的反犹主义，而且更是从存在历史本身中生成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反犹主义。
关于海德格尔《黑皮书》的具体内容以及在它们出版前后国际学界的种种反应，听说靳希平已经有了更为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将在今年年底举办专门的研讨会来集中讨论《黑皮书》中的问题。
它还会是国际哲学界今后几年的重要论题之一。
媒体曾批评弗莱堡大学至此为止对《黑皮书》噤若寒蝉，不愿招惹。
但如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回应《巴登报》记者采访时所言：按理说这应当是哲学教椅当下持有者需要主动应对的事情。
但费伽尔至此为止的确是对《黑皮书》退避三舍。
他在2013年便看过《黑皮书》的清样，因此也早已了解其中的内容。
《黑皮书》出版后不久，他便辞去了国际海德格尔协会主席的职务。
他为此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海德格尔的复杂纠结要比我们至此为止所能知道的大得多。
”除此之外，导致他辞职的另一原因也与他对海德格尔家族的不满有关。
即使作为海德格尔协会主席和德国海德格尔研究的至关重要人物，他也同样因为海德格尔遗嘱执行人的封锁而无法接触海德格尔的遗稿。
海德格尔遗稿的管理和出版全然不同于作为天下之公器的胡塞尔遗稿。
在这点上，海德格尔本人在其遗嘱中表露出的“算计精神”要远甚于他批评的犹太人胡塞尔。
他的遗稿和书信的出版常常会使他的研究者们和追随者们感到措手不及，他们不得不一再面对好像已经抓住，但很快又滑脱的海德格尔，一再地觉得自己以往的研究都与海德格尔的真实思想相隔有距。
然而饱受诟病的所谓“取消海德格尔教椅”事件实际上发生在《黑皮书》出版并引发学界讨论之前。
还在2013年，弗莱堡大学便已经决定，就像在全德国的大学中已经通行的一样，不再维持大学中的传统“教椅”体制。
这属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甚至连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的大学所特有的任教资格考试(Habilitation)制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
我们可以思考和讨论这种为适应大学的国际发展的改革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但它们都与海德格尔的纳粹立场无关，也与所谓“海德格尔教椅”的取消无关。
眼下德国的所有哲学教椅在其当下的持有者退休之后都会被取消，或迟或早。
现行的大学教授等级由此前的C3、C4教授被改为今天的W1、W2、W3教授。
它们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等级制度，或者在名称上更接近在台湾的大学中使用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等级制度。
弗莱堡大学在2013年便已通过方案：费伽尔退休之后，他的教椅、即这个W3教授的位置，将由一至两名W1教授取而代之。
这种W1教授往往被俗称为青年教授(Juniorprofessor)，因为他们任职时的年龄大都在35岁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