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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改革的“不”选择及其前景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即，这次会议刚好也是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大会，因而引来全世界的深切关注。
人们不仅关注新的领导集体的组成，更为关心新领导层会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怎样的改革。
不过，令很多人非常担忧的是，新领导层是否会对中国的改革道路做一个“不选择”的选择。
这种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尽管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坚持“中国道路”，但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方向和内容不甚明了，更没有确定感。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
这些年，中国兴起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
但这场最初被认为很有意义的讨论，很快就被高度政治化，转变成为中国左、右派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
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很好，比西方模式还好，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以改革；右派恰恰相反，不仅不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而且认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根除掉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中国高层似乎刻意回避这场争论，除了一些已经处于政治边缘的官员出来参与争论外，官方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官方选择的是“中国道路”的概念，寄希望用此概念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甚至建国以来60年的发展经验。
但是，无论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境况，还是海外各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来看，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即中国要通过怎样的改革走向怎样的未来。
很显然，无论建国以来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道路”都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
建国以后的道路和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主观选择分不开；改革开放的道路和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选择分不开。
尽管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历史的呈现形式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
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极为关键，选择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近年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人民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中国领导层做新的改革选择。
郑永年：“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佚名
【期刊名称】《理论与当代》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据11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教授日前接受记者专访,谈及他对于＂十三五＂规划、反腐和政治改革的看法。
郑永年表示,首先要认识到,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经历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
过程。
没有人会喜欢社会不公平,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阶段都是必经的。
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
【总页数】1页(P57-5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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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德靖:这次民族运动会非常精彩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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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报告本书是中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郑永年，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讨论，目的是寻找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并把这些实践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供人们对改革概念的理解或理论上的深入思考。
在书中郑永年先生分别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三个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迈向富强和民主的改革路线图。
然而经过一番剖析之后，不难发现，改革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甚至是举步维艰。
社会改革的目标早已经确定，然而由于执行不力，改革处于“疲惫状态”改革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此书，主要分为改革的步骤篇和改革策略篇。
步骤篇中，首先作者谈了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目前中国社会政府人民的关系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而如何实现最理想的关系--“强政府、强社会”？这样的社会必须是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要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第二社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政府不必亲自管理，可以委托与社会组织，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也可以更加持续，第三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主要体现在体制建设上，然而我国离目标尚有一段距离。
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过去很多年以来越来越显现的是“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中央要发展必须向地方要钱，地方向农民要钱，这样财富逐渐向上集中，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这种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而这种国富是暂时的，因为在中国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国家代理者，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能为政府所有，而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很多时候，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富地方穷”这些经济问题，必须依靠政治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减少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其次谈了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所谓的政治改革，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首先是开放，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
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虽不能通过西方的多党执政来实现，却可以依靠内部多元主义，这种政治的开放，促进了精英的快速更替。
郑永年：新一轮改革的逻辑作者：来源：《商周刊》2015年第05期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
这也符合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逻辑，顶层设计师是邓小平，但最终还是通过分权创造了活力。
只有分权，才会把束缚活力的东西拿掉。
分权给社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多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
然而此前，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
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才过去两年多，新政府下的中国却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
为了改革，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
过去中国曾出现过“无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动的局面。
“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
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3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
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过去多年，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又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四中全会，主题都是改革，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老百姓对改革的期望也越来越大。
顶层设计已经具备了，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主体是谁呢？改革的主体显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有些方面是改革的主体，比如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
社会活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也是创新的主体。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来源日期：2011-3-29本站发布时间：2011-3-29 22:33:04阅读量：377次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
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
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
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
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
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
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
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
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
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
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
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
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
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政治问题。
如何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
实际上，“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
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革政策。
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
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
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一些人只知道“不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获得解决。
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
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
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
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
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方方面面的制约。
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很快就改变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
我的感悟：未来已来，将至已至，远方不远。
近几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此类出版物就有《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惊雷》、《中国未来走向》、《文明的冲突》、《新中国发展面对面》等等。
相较于上述如雷贯耳的大作，郑永年先生的《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尚远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但作为中外全贯的学者，郑永年先生八十年末赴美求学，被多所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争相聘请，曾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但郑先生始终保持着中国国藉。
我想，郑先生不仅对于时刻发生的问题，以时事评论的速度给出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而且用他的行动在证明，他坚信，祖国能走好成功、光明、伟大的“下一步”。
读书摘抄：1.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２.“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３.为什么计划得好好地改革和改革的主体都动不起来了？新利益成长起来后，是对改革者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持，改革者可以使用新利益对老的既得利益构成压力，克服它们的阻力，从而推进改革。
４.实际上，要推进改革，就必然会造成一些人的利益损害。
５.除了干部管理，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国家行政机关调动资源，这些资源是国家进行社会—经济转型所必需的。
６.“以党领政”体制下的三权分工、协调和合作制度构架基本确定。
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如果不发生激进民主化或者革命，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调整和调适都会在这个构架内进行。
７.随着监察制度的确立，经常被忽视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应当引入被监察的领域。
８.一旦县政改革取得成效，其必然会造成强大的动力，向下推进乡镇政府的改革，向上为省级政府的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
９.1944年分税制以后，中国大部分乡镇政府经济和财政上处于破产状态。
这个问题也必须面对。
10.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笔记（占草硕5023班学号3115162051）1.综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越来越难，越来越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中国改革三步走的观点，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
当然，每一个步骤的改革都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的改革需要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提供支撑，但是又必须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社会改革过程中也必须要有政治改革提供一定的动力。
2.经济改革的内容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经过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及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基本保持10%的高速发展，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有三个，一是分解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二是分权性，标志事件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
1996年，在“抓大”方面，国家确定了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的方案。
在“放小”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在这一年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
各地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一大批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
三是开放性，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3.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领域的改革如何进行既能深化经济改革也能阻碍经济改革。
郑永年：中国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发布时间:2012-11-14 09:21 作者:郑永年字号：大中小点击: 1145次今年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包括各种政治谣传、政治丑闻和毫无规则的党内竞争等）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不管喜欢与否，人们可能不得不加以接受。
很显然，事情发生了，并且这些变化已经变得不可加以阻止，这就说明政治生态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状态。
这些新现象也已经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有人甚至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状况可以在毫无预见性的情况下发生。
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它们，政治系统运作的瘫痪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执政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现象，在此基础上之上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
那么，中国政治面临怎样的新政治生态？如何根据新生态来进行体制改革，推进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才能应付新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新政治生态呢？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大方面和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变化来看。
在国家层面，或者严格地说，在领导层层面，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和利益的多元性，从而失去了政党的有机整合性。
任何执政党如果要有效、可持续地执政，都是需要行动导向的。
只有行动才能应付面临的危机、解决存在的问题，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行动，就要赋予执政党的领导人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
一个政党如果是无为而治，那么就不会有行动，会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酿成最后的总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重塑一个行动导向的执政党领导集体和政府？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政治如何从无为转型成为有为？也就是说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带来的过多的内部制约。
要有效减少内部制约，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不可避免。
第一，中国迫切需要在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退而不休。
退休之后，尽管没有了正式的职位，但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行使着原来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继续干预现存领导层的权力行使。
在缺失政治退出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年来非正式政治有了很大的发展。
因为正式制度的改革不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快速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
因此，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大大减少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在任何国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过度，不仅会有效制约正式制度的运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瘫痪正式制度。
至少在外界来看，中国除了一套正式制度在台面上运作，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其他隐形的制度的存在和运作。
有人称其为“影子政府”或者“影子政党”。
第二，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确保形成能够支持新领导人进行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执政团队。
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度，强调的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团队。
例如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内阁就是总理（首相）的执政团队。
而在总统制国家，例如美国，实行的是所谓的“政党分赃制”，即总统有权任命支持他的政党成员为部长，组成执政团队。
今天，西方的执政团队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多党制国家，内阁往往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各党派在内阁里面互相制约，经常造成政府运作的低效率。
如果考虑到国会和议会的制约，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有效性更会成为问题。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制度里，政治责任是非常明确的。
总统和总理可以任命部长，也可以解雇部长。
中国和西方的制度不同。
尽管强调集体领导，但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内阁制。
人们可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是政治局及其常委，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层面的内阁。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掌管重大政策的决定及其实施权。
其次是国务院，是行政部门。
无论是政治局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都没有可能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因为这个执政团队是集体选择（选拔）出来的。
在今天，他们往往是党内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
实际上，在执政团队的选拔方面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倾向于为了增进各种个别利益而非执政党的整体利益。
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很难决策和执行政策，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和政府不作为、既得利益和官僚坐大的局面。
因此，中国需要给各级领导形成自己的执政团队的权力，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班子”。
行动型领导班子的形成是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
这里，人们不应当把执政团队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派系”和“山头”。
执政团队当然有可能演变成“派系”和“山头”，但这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制约和避免，例如限任制（两届）和政治退出制度。
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还有一个相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政治局常委层面设立数个委员会。
在这个层面，早已经有一个委员会，即中央军事委员会。
还可以设立中央社会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等。
这些委员会可以在现存的中央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来设立。
各种领导小组往往是为了满足一些领导人个人决策的需要而设立，体现为过分的非正式化，很难提升其制度化水平。
委员会制度可以通过互相交叉任职等方法来满足高层政策协调的需要，改变近年来“一人负责一摊”的局面。
在政治层面，各个委员会成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从而把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官僚机构区隔开来，从而避免因为官僚体制坐大也就是官僚既是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的局面。
同时，各委员会可以吸纳更多的来自下一层的官员（例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等），既能提升党内民主的格局，又能培养未来政治人才。
第三，要形成有效的执政团队，必须把政治官员任命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区分开来，也就是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
这种分割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制度的最优实践之一，对近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本土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这种分割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实现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性、变革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政治官员来来去去，但公务员则是永恒的。
政治官员由新的领导人任命，是执政团队的一部分，是决策者，而公务员则由非任命产生，是政策的执行者。
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人大和政协（“两会”）等基本国家制度。
社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退休领导人，要进行政治活动，产生政治影响力，都应当通过这些正式的平台。
现在，中国很多退休官员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来动员体制内的力量，通过非正式的关系和管道来影响当政者。
这种现象在深刻负面地影响着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程度。
如果各种权势政治力量能够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命运，而一般社会成员没有政治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那么社会对体制的怨恨会越来越重。
不管那些参与非正式政治干预的政治力量如何来论证他们行为的合理性，因为没有透明度，没有正式的程序，在人民眼中他们是没有合理合法性的。
民间对这种现象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恨。
怎么办？如同其他社会力量，这些权势阶层也有权利参与政治。
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正式的渠道！那就是人大和政协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权势阶层的人事都安排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代表或者议政机构。
“两会”已经充斥着太多的权势阶层了。
有效的改革就是把“两会”转型成为真正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机构。
在社会层面，政治生态也同样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概括地说，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
近年来，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遽然增大，越来越超出现有体制的应付能力。
社会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必须意识到，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政治参与会继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
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
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
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甚至充满暴力。
第三，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期待持续提高，也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
第四，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无论是像游行示威和群体性事件那样的有形事件还是像谣传和揭露丑闻那样的无形事件。
就是说，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
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
这要求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来应付社会参与。
社会层面的情况也说明了国家层面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来自社会的压力。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社会无序的参与，那么社会政治的稳定很难得到保障。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学到很多深刻的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意味着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
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人们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
同样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层就有什么样的顶层。
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两方面需要互相配合。
在很大程度上说，基层设计并不见得比顶层设计来得容易。
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到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各种“隐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权阶层都深居“城堡”，操纵着国家政治，而对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感觉。
而执政者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恨，只能救火，而无能通过改革而解决问题。
如果顶层和基层、政府和社会继续脱节，必然最终造成中国数千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革命局面。
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社会都会成为受害者。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这样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但执政党内部的各种利益都在忙着增进自身的利益，还没有想着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的行动团队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