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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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科举看阶层流动鼎甲进士是明代科举功名群体中级别最高的一层,拥有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科举实力的最鲜明标志。
一个地区出了多少阁臣,也是衡量当地人才仕途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者的构成状况及其变化,自然成为反映当时社会流动状况的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明代福建鼎甲进士和阁臣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来自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社会中下层家庭者占了两者的绝大部分。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郭培贵认为,这无疑是科举制度和明代选官空前的“形式公平”带来的结果。
殿试成绩优于会试鼎甲进士又称一甲进士,即明代殿试后产生的前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和探花,这一固定称谓亦自明初始。
终明一代,共举行89次殿试,鼎甲进士总数应为267名。
福建士子共在其中26榜分别考中状元11名(福州府6名,兴化府莆田县2名,建宁府、漳州府、泉州府各1名)、榜眼12名、探花10名,所成鼎甲进士群体共为33名,占全国总数的12.36%,位列南直隶、江西、浙江之后,排在全国第四位,比福建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五提前了一位。
郭培贵认为,这说明“福建士子在殿试中总体上比会试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洪武、永乐、宣德三朝是福建收获鼎甲进士的黄金期,从洪武四年(1371)至宣德八年(1433)共62年间的19次殿试中,福建共考出18名,占明代福建鼎甲进士总数的54.55%。
而自正统至明亡200多年间的70次殿试中,福建仅考出15名;在正统、天顺、弘治、天启、崇祯5朝,鼎甲进士竟然全是空白,仅万历年间主要由于泉州府科举的兴盛而有所起色。
福州、泉州、兴化、漳州等东部沿海4府的鼎甲进士共有29名,占了全省总数的87.87%,与明代福建各府的经济、人口、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尤其是有1/3的福建鼎甲进士出自福州府,而出自此地的状元更占了全省状元的54.55%,充分彰显了闽都在文化上的优势。
兴化府的6名鼎甲进士全部出自莆田县,这是与莆田作为明代拥有进士人数最多的县份的地位相适应的;又全部产生于嘉靖之前,则反映了莆田嘉靖年间因惨遭倭寇荼毒而致科举实力在明后期明显走向衰弱的事实。
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摘要】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变革也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战乱、经济机会等因素,形式主要表现为农民的迁徙和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实现了由封建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农业、手工业、商业相互融合。
这种调整带来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对人口流动产生了影响。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密切相连,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经济变革、增长、发展、原因、形式、结构、调整、影响、关系、持续发展1. 引言1.1 明代农村人口的增长在明代时期,农村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显著的现象。
这一时期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许多地区的农村人口数量大幅提升。
这主要是由于明代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加速。
明朝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减少了战乱带来的人口减少。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保障,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增产措施的实施,为人口提供了充分的粮食供应。
在明代农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
人口的增长也带动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为农村经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步演变。
在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到土地资源、人口增长、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土地资源的充足与合理利用是明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迅速,需要更多的耕地来维持生计,因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明代,通过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江南士人社会流动研究作者:李瑞来源:《资治文摘》2016年第05期【摘要】科举制度源于隋唐,止于清末。
它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人员流动。
科举制度促进的社会流动不仅包括阶层间的垂直流动同时也包括代际间的水平流动。
本文主要以明代南京为中心的应天府地区为例考察明朝科举制度下的社会人口的垂直流动状况及这种流动对社会的影响,对代际间的水平流动不做分析。
【关键词】社会流动;垂直向上;垂直向下;影响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江南士人社会流动研究‖(项目编号:CX2016SP14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户籍管理的森严,社会的各阶层之间是相对封闭的。
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血缘世袭和高门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为下层民众进入仕途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
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即个人地位在社会阶层中的上升或者下降。
一、垂直向上的流动经过元末战争的洗礼,明太祖朱元璋为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建国初期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求取贤才,科举取士是实施最早、效果也最为显著的。
整个明代,先后开科89次,录取进士25232人,其出身来自农民、军人、商户及工匠的大有人在。
整个明朝,大量的平民百姓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平均比例大约在42%左右。
科举成为明代平民入仕的最主要的通道。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自1371年首次开科到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明清两代共举行殿试201科,加博学鸿词科,不算翻绎科、满洲进士科,一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24866人,清代26815人。
江南一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比例的15.24%,其中明朝3864人,占全国15.54%,清朝4013人,占全国14.95%。
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大概就有一个来自江南。
根据何秉棣先生以硃试会卷为主要参考资料,对进士的出身状况进行统计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明代科举制度的相对开放,极大地促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与阶层变化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荡,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的剧变,阶层的重构,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清朝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稳定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同时社会流动也逐渐趋于平缓。
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与阶层变化。
一、政治动荡导致的社会经济剧变明朝中期,由于政治腐败的盛行,吏治混乱,农民起义不断,战乱不断,社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物价上涨,大量的银钱流入市场,财政收入上升,而土地兼并、出租、抵押等经济活动的出现,加剧了农民们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
由于明朝政治权力的腐败,官员官职的售卖和门阀派系之间的关系交错不清,导致了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巨大分化。
地主阶层和大户人家日益繁荣,而农民则是贫困困顿,被迫向各种外部机构和团队寻求支持,以维持生计并维护自身利益。
二、阶层重构与阶层分化在明清时期,阶层的重构和分化是由华北地区实行分封制度,而造成的。
这种制度使得社会上层的权势得到了强化,同时又导致了低端社会分层的增加。
地方上也出现了许多的贵族官僚家族,这些家族成为了地方上的小权利中心,它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据地上权利中心的成长紧密相连。
而在清朝时期,随着军队的撤军和财政的压力,国内农民的剩余产品被大量奉献给国家,也就是说,资源的流动趋势一直向中央政府倾斜。
同时,在清代的初期,逐渐形成了一个既稳定又积极向前发展的阶层结构。
由文士、科举及其所著等,全程推动了商人、手工业者等中低层民众的阶层上升,增进了这些居民的地位和生活质量,使之在社会中逐渐地占据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排位。
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明朝时期,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是由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影响。
由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地理环境的认识的不断加强,一些河流流域上的城镇开始形成,产生了许多的土地、水源和自由职业者。
作者简介:雷继凯(1994~),男,河南驻马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藏历史地理。
收稿日期:2019-05-12近二十年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综述雷继凯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00摘要:沐氏家族作为明室统治云南地方的代表,镇滇长达282年,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其家族史浓缩了明朝的云南开发史、西南地区民族斗争史,更体现出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互奕。
近20年来,相关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西平侯沐英、沐氏家族同南亚国家的交往、沐氏家族的墓葬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对此进行梳理,对明代的政治史、社会史以及西南边疆史研究会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明代;云南;沐氏家族;西南边疆;综述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734(2019)04-0038-042019年8月普洱学院学报Aug.2019第35卷第4期Journal of Puer University Vol.35No.4对于沐氏家族的研究,之前大都集中在对沐氏家族的庄田考证以及沐氏家族镇滇期间对云南的社会开发等方面,成果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但近20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发掘和考古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关于穆氏家族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一批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不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还包括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等。
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对西平侯沐英、穆氏家族镇滇的过程以及同南亚国家的交往、沐氏家族的墓葬考证等方面的研究为主。
一、对沐氏家族整体的研究近年来,沐氏家族整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李建军教授所著的《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1]一书最具代表性。
该书依托丰富的史料,从多方面分别论述了沐氏家族得以长期镇滇以及最后走向覆灭的原因,如从“与明朝皇室亲情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守土安边,功在西南”、“推进云南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进程”三个方面论述分析了沐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原因;详细介绍了沐氏家族的成员、世系、家业等;分阶段地论述了沐氏家族在近300年的镇滇过程中对于云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各方面的建设、民族关系的改善、同东南亚邻国和地区的交往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试析明代徽州谱序中程氏家族的迁徙缘由作者:徐斐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年第07期[摘要]谱序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概括全谱的作用。
程氏家族作为徽州名门望族,在其谱序中则着重记载了其家族迁徙的历史。
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社会中,程氏各支派迁徙的具体缘由虽然万殊,但都是以家族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背井离乡。
对程氏家族迁徙缘由的研究,加深对其家族历史的认识,也丰富了对徽州地区的研究。
[关键词]明代;徽州谱序;家族迁徙;缘由[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7-0192-03“家之有谱,犹国之有籍乎,共为大小,繁简虽殊,以纪人数一也。
”家谱是记载了家族变迁、世袭繁衍和家族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文献,是整个家族发展兴衰的历史。
而谱序则是家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谱序中主要记载了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和家族迁徙等重要内容。
家族迁徙则是谱序中着重记载的内容,从中国古代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上看,无论是个体或是家族,又或是部族甚至民族,除游牧民族以外,大多都有着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思想。
因为迁徙对大家族来说并非易事,家族发展大多依靠乡土优势,迁徙则意味着背井离乡,若不得已而迁徙,毫无例外都是以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期望通过迁徙去寻求家族更好的发展。
本文拟通过分析,明代徽州家谱谱序中,关于程氏家族迁徙部分的内容,来阐述其家族的迁徙缘由。
一、程氏家族渊源程氏家族是徽州的名门望族,追溯其姓氏渊源可知,“程之得姓也,以国由伯符公始,其后曰休父者,为周宣王司马,勋烈之盛,诗人咏之。
”程氏家族广平世系,第一世始祖为程伯符,伯符公是高阳氏火正黎之苗裔,历经虞夏商周,至周成王时,伯符公有献三异之瑞之功,因而被封为程国伯,程氏自此得姓。
西周宣王时,程氏广平第五世休父,淮夷叛逆,宣王诏尹氏命公为大司马,将兵伐之,克平徐方,诗人作常武诗以美之。
“春秋时,诚信侯婴,保赵孤立奇节,至舍生以取义,尤人所难者。
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研究明代,简称明,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自1368年至1644年的276年间。
明代社会呈现出许多特征,其中包括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首先,明代的人口流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据史书记载,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得到了显著的增长。
明代初期,主要是由于南北统一和战乱结束,使得人口逐渐恢复和扩大;后期则因为移民和移居的增加而进一步提高了人口数量。
人口流动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农民移民、文人游历和商业交流。
首先是农民移民。
明代社会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乱、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因素。
面临战乱和灾害的农民纷纷迁徙,寻求安身之地。
同时,经济发展也激励了大量的人口流动。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是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这也造成了南方井陉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发。
其次是文人游历。
明代文人的游历活动在社会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文人游历主要出于求学、任官和参与科举考试的目的。
文人游历的范围广泛,有些选择去理想的地方旅行,寻找灵感;有些则择地赴任,同时把外来的文化带入到当地,对地方的社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最后是商业交流。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明代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和福建等。
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进行了广泛的人口流动。
许多商人走上海上航线,与东南亚、日本以及朝鲜半岛进行贸易往来。
这种商业活动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使得社会变迁更加迅速。
人口流动对明代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人口流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流动,一些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其次,人口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文人游历活动使得不同地区的文化得以相互融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交流。
最后,人口流动对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同地区人员的流动加深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总的来说,明代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是密切相关的。
农民移民、文人游历和商业交流在明代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
【摘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家族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随着家族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大族兴衰以及望族的地方作为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本文以四库系列丛书中的1595篇明人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研究明代家族的社会流动,以期从整体上揭示明代家族崛起的条件、机制及对地域社会的影响等问题。
全文主体内容共有六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即第一部分,考察所用家族案例的地域分布。
在所录1595篇明人谱牒序跋中,有1474篇关涉的1370个家族有地域可考。
从政区、府、州县三个层次对这些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发现其分布极不平衡,形成了东南多,西北、西南少的基本格局。
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集中了绝大多数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其中长江下游流域的江西、南京、浙江三政区是分布的密集地,以江西为最密集,长江下游以南的福建、广东为分布的次密集地。
其它西北、西南九政区均为分布的不密集地。
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三政区为分布最稀疏的三政区。
这种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在政区内的各府、州、县也有鲜明体现。
明代长江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鹊起的文人名士、完备的家族制度、发达的地方经济是谱牒序跋所涉家族集中于此的关键原因。
第二、三、四、五章共同构成本文的第二部分,分析明代家族的社会分层和上行流动。
从静态的角度描述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在明代垂直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比例及基本秩序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社会各阶层家族之间的互动
关系,特别是低阶层家族上行到高阶层的条件和机制是本部分的重点内容。
通过对明代“官本位”价值取向的顺应以及谱牒序跋所涉绝大部分家族社会流动特征的观察和认识,再参考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确定的考察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纬度(权力、财富和声望),本文第二章将客观存在于明时期的不同社会地位家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官宦家族、准官宦家族和潜在官宦家族,并在对这三类家族及其垂直性组合方式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勾勒了明代家族的社会分层结构图。
文章第三章着重讨论的是业儒、从军、行医、经商以及联姻几种明代家族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认为军职晋升可为家族获得政治前途大开方便之门,但这只发生在明王朝开创之初的短暂时期。
终明之世,科举入仕是上升为官的主流,也是最令人敬仰和最光荣的途径,荐举、学校、行医、经商和联姻均为次流,且这些“殊途”最终也要同归于业儒之道。
本文的四、五两章分别从内部发展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来考察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的做法是从特别注意不同家族背景下流动的不同种类和它们上行的速率来观察明代家族向上流动的历程。
文章首先从分析官宦阶层家族的家世门祚入手,将其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官户型和民户型,然后比较研究两类家族的主要上行途径,展示它们的基本流动历程,统计它们的一般流动速率。
通过观察发现,内部特别是“先赋性”因素在家族上行流动过程中起到全方位的影响作用。
较之白丁家族,仕宦家族的上升要轻便得多。
“后致性”因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明代民户家族向官宦家族转型,然而,这类家族在上行流动中要受到更多的挫折。
在正常情形下,一
个家族显著的上升的转移,最快的也需要二世,而更通常的是经过五六世的持续努力。
第五章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制度及其运行在家族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
不仅探讨了元明之际,战争频仍、制度崩溃背景下,传统世家大族地位的滑落和把握战争“机遇”之军功家族的骤然兴盛,而且分析了由战争所引起的家族迁徙对家族上行流动所产生的严重和持久性的影响。
此外,文章还纵向考察了明代部分规章制度在从创建到发展乃至完备的过程中为家族所提供的上行流动机会的差别,从而揭示明王朝渐失活力的原因。
第六章为第三部分,以明代江西泰和县为例,探讨家族崛起对地域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影响。
明代,特别是弘治以前,江西泰和县分布密集的大族、鼎盛绝俦的人文和数量充分的谱牒序跋使它在三百多个州县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文案例选择的最佳代表。
通过对该县百余个崛起大族的分析,在验证前述有关家族上行流动条件和机制的同时,得出以下结论:即家族是地域的家族,地域是家族赖以存在的基础。
虽然能否在地方事务上享有支配权往往取决于家族所掌握的地域社会资源的份额,并也正因为如此,家族上行流动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对地域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资源的掠夺,但是,当有限的地域社会资源被崛起之族瓜分殆尽,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势力格局之后,为改善家族与地方的关系,为本家族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条件,家族一般又会转而从文教、经济和入仕队伍等方面建设地方,为所在地域整体争取更多外在资源,形成“回馈”的表象,且这种“回馈”亦的确在稳定地方、发展地方方面作用显著,而这也许正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能长期控制地域社会的根源所在。
除
上述三方面内容之外,文章还在“余论”部分就科举与社会分层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认为作为一项以公平、公正为完善目标的人才选拔制度,明代科举的各个程序环节已发展到与目标接近的程度,然而它越是完善,其所具有的欺骗性就越强,也就越能使社会不平等正当化、永久化。
与其它选官制度相比,科举在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上有无可比拟的操作优势。
【关键词】:明代家族谱牒序跋上行流动社会分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K248
【目录】:中文摘要6-8英文摘要8-16绪论16-32一、明代家族研究的学术史回顾16-23(一)组织制度:明代家族研究的主旋律17-191、从通论家族组织制度入手172、从族权、祠堂、族产、家法、族规、族谱等内部结构的专门研究入手17-183、集中探讨闽粤、皖南地区之宗族组织及结构18-19(二)经济、人口、文化、观念、教育、望族:明代家族研究的重音符19-21(三)家族与地域社会:传统家族研究的新乐章21-23二、本文的研究视角和材料基础23-25(一)地域分布-社会流动-地域社会资源再分配:本文的研究视角23-24(二)谱牒序跋:本文的基
础材料24-25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本文的结构安排25-32(一)相关概念的界定26-301、家庭、家族和宗族26-272、社会流动及相关概念27-30(二)本文的结构安排30-32第一章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32-62第一节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33-49第二节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地域分布不均衡之原因分析49-61一、地理独特:宗族凝聚和壮大的广阔背景,谱牒兴盛的先天条件50-52二、人文辈出:家族强盛和发达的重要筹码,谱牒发达的后天条件52-55三、制度完备:家族活动昌盛的文化源泉,私修谱牒繁荣的传统优势55-58四、经济发达:家族活动的费用来源,谱牒修撰的物质基础58-61小结61-62第二章明代家族的社会分层62-84第一节关于谱牒序跋资料的处理:从方法到结果62-69一、“官”参照基点的选择62-66二、家族上行流动五项指标的确立66-68三、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分层统计结果68-69第二节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社会构成69-80一、官宦家族70-74二、准官宦家族74-76三、潜在官宦家族76-80第三节明代家族社会构成的现实影响80-82小结82-84第三章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基本途径84-105第一节业儒仕进:上行流动的宽阔大道84-89第二节军功授职:长距离跃进式的向上流动89-93第三节行医经商:上行流动的重要渠道93-99一、以行医为社会阶梯的上行流动93-96二、以经商为社会阶梯的上行流动96-99第四节竹木成约:经由婚姻关系而上行流动99-104小结104-105第四章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内在机制105-148第一节家族的社会和经济背景105-111第二节家族上行流动的种类111-141第三节家族上行流动的速率141-148小结148第五章制度变革与家族社会流
动148-179第一节元明鼎革之际家族的陨落和升腾148-163一、旧望族的陨落150-154(一)货产荡尽150-152(二)流离失所152-153(三)人口亡绝153-154二、新家族的升腾154-157三、战争与迁徒157-163第二节明代制度因素作用下的家族社会流动163-177一、明初多项制度的出台和家族上行途径的畅通164-172(一)安抚流民、鼓励垦荒:为家族向上流动开辟广阔空间165-167(二)限制豪族、迁徙富户:为家族向上流动创造公平环境167-169(三)“三途”并举选拔官吏:为家族向上流动疏通多种渠道169-170(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为家族向上流动提供持久机会170-172二、明代中后期中央政策的失效和家族上行渠道的壅滞172-177(一)官贪吏污173(二)土地兼并173-175(三)赋重役繁175-177小结177-179第六章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江西泰和为中心的考察179-219第一节明代泰和家族概况182-194第二节家族崛起与泰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194-208一、政治资源194-199二、土地、家产、水利等经济资源199-203三、文教资源203-208第三节崛起家族对泰和地方的回馈208-217一、建设文化,树立地方风教208-211二、救济乡里,维持地方稳定211-215三、引掖后进,壮大地方入仕人群215-217小结217-219余论: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及其它219-228附录:1595篇谱牒序跋编号及来源228-267参考文献267-275后记275-276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