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有关系麽
- 格式:doc
- 大小:33.50 KB
- 文档页数:5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关系究竟如何?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但是他们的关系却错综复杂,时而抨击对方,时而又像知己相处。
自然就有人问他们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呢?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政见不同,还是文人相轻?王安石是苏东坡的学生,北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推行新法,这引起了新旧党派的明争暗斗。
苏东坡与王安石恰在此上持相反观点。
于是两人似争似和,若即若离,让后世开始猜疑这对师生的关系究竟是好是坏。
从政治立场上看,苏轼最初从反对王安石变科举,又变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被贬。
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王安石的新政。
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想要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对新法提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以致又被一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
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难以说清。
一些人分析:苏轼对待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
苏轼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意思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均输法”,食盐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村之民,由于供应不上,吃不上盐了。
这是在讽刺王安石的新法科举。
然而根据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两头不得好的事实,有人认为苏东坡不是趋炎附势之人。
他可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
从私交上看,苏东坡曾途经金陵,与赋闲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同游历了一些江山美景。
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
东坡不冠而迎揖日:‘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日:‘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
”《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二人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
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慨叹。
但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替哲宗小皇帝撰写了一首《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南宋初年的郎晔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
苏轼又作有《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此,二人之间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王安石与苏轼是同时代文学家,他们的关系如何,有哪些逸闻轶事?王安石与苏轼是同一时期的文学家,他们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而同时入选“唐宋八大家”名录。
他们作为同一时代熠熠生辉的文学家,在生活与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自然也会有许多逸闻轶事。
首先说一下苏轼,苏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被誉为“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再看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王安石也是时代的佼佼者,他文史一流,著作等身,他和苏轼都是同一时期的杰出文学家。
苏轼官拜翰林学士,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而且王安石时任参知政事,位在苏轼之上,王安石很器重苏轼的才能。
然而,苏轼恃才放旷,自恃学识渊博,对王安石制定的一些政策多持反对意见,且语多讥诮。
他们两人对变法一事存在不同的看法,经常意见相左。
所以,两人的交往和相处中,经常是暗中较劲,单从学识方面来说,两人就经常对对方很是不服气。
关于他们的交往,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的演绎,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文章生动地记载了两人交往中的逸闻趣事。
从这些逸闻轶事中,也不难看出两人在政见、思想上的差异,也能看出两人在学术、学术上的各有所长。
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宋神宗年间推行的变法,新学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自宋英宗治平年间,王安石在金陵讲学时,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与科举制度的年轻士子就聚集在王安石门下,俨然形成了新学学派。
与此同时,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
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主政,他便把这一思想付诸行动,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编撰的《三经新义》一变而为官方科举考试大纲,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
尤其是王安石编撰的《字说》,又称《熙宁字说》,是王安石推行其有名的新法中的“新学”一环的重要角色。
“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独行于世者六十年”,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安石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
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两大诗人的个人恩怨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中国历史故事-苏轼和王安石亦敌亦友的关系王安石和苏轼,是中国历史名人,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在后世和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大多数人熟知二人,应当是在文学方面。
两人才华横溢,文笔出众,特别是苏轼,可以说是北宋文坛文宗级人物。
《庄子·外篇·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苏轼和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大地就像庄子写的这样。
王安石虽然文学上成就没有苏轼高,但却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对于北宋的政治有着直接而深入的影响。
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就是由王安石主持的,所以这场变革又叫王安石变法。
国家法度不是小事,牵连甚广,一旦确立就少有更改。
这期间也不是没有改革之事,但波动都很大。
熙宁变法,也是一场改革国家各领域的变法,自然受到同等对待,朝内外反对声音无数。
当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之后,朝廷官员纷纷作出选择,自发的形成了新党和保守党。
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同样才华出众的人,站在了对立阵营。
苏轼一家都是保守派,其父还曾作《辨奸论》,大肆批判过王安石,说他“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毫不客气的指责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受到家庭的影响,苏轼一进入仕途就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新秀。
在政治上两人站在对立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会相互攻讦。
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写《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苏轼在当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在文坛上却占据极大地位。
所以苏轼所作的文章,对于王安石的新党和改革都阻碍极大。
后来苏轼当上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这就触怒了王安石。
王安石当时深受宋神宗信任,在他的推动下,苏轼最终被贬。
虽然政治上两人不和,但是却并不妨碍两人互相欣赏。
苏东坡与王安石苏少瑛读宋朝的历史,总也绕不过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
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世人皆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早年苏东坡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因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曾一度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并力加阻碍,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也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此后,苏东坡在政治生涯上的跌宕起伏也都似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却相互钦服各自的人品和文才,能够为此而冰释前嫌,尤其是晚年双方相处得甚欢,感情相当融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富有兴味的文坛佳话。
实际上,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既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又是可以冒死相救的朋友。
而想要详细了解他们的这种关系,则要具体联系相关的历史事件了。
宋神宗时,北宋内有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造成民不聊生,农业凋敝,田赋税收没有保证;外有辽和西夏均要北宋割地献金,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宋王朝的生存,因而北宋政权内忧外患严重,几乎国无宁日。
幸好当时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孜孜以求变法图新,富国强兵。
于是他重用王安石为宰相,在全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岂料改革命令一出,朝野即刻大哗,反对声四起,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也站出来表示支持反对派。
在这种局势下,神宗皇帝变得有些动摇,先后将王安石两次罢相,以平息反对之声。
因此,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反对变法的人当中,时任监官诰院(官诰院,指主管颁发官吏凭证文书的机关)的苏东坡曾是最激烈的一个。
1070年夏天,王安石提出要废除诗赋明经考试,而以经义、论策取士,进行科举改革。
神宗当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听取朝臣的意见。
苏东坡呈上《议学校贡举状》,全面论述选拔人才的问题,坚决反对进行科举改革。
他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改革考试制度,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
他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神宗看了东坡的上书,猛然醒悟说:“我本来对此就有些怀疑,如今才算彻底明白了。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导语:王安石出生于宋代,是政治家家,文学家,改革家。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些相关的名人故事,欢迎查阅。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与王安石是一对仇敌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王安石为何百般刁难苏轼,让苏轼差点命丧黄泉王安石为何百般刁难苏轼,宋神宗又为何要处死苏轼,一切来源于乌台诗案。
何为乌台所谓乌台诗案,是苏轼因诗词而被捕的历史上少见的文字狱。
元丰三年(1080年)8月18日,经宋神宗批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派皇甫兆光到浙江湖州,逮捕了知府苏轼,押回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牢。
由于御史台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又成乌台诗案。
苏轼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这与王安石变法有密切关系,由于王安石的新法,与苏轼的设想差别很大,再加上苏洵苏辙兄弟及其父亲苏洵,与王安石之间早有矛盾,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且上书宋神宗。
王安石也素来看不上苏氏父子,现在他们又反对变法,一而在再而三的要求处分,苏轼兄弟。
王安石指使其女婿谢景温诬陷苏轼贩卖苏木、私盐(宋朝规定官员经商贩运货物,重则有杀头之罪),要求重惩苏轼。
由于司马光全力营救,宋神宗放过了苏轼,苏轼由此而被贬职。
苏轼被捕起因早在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宋神宗派沈括到两浙考察新法执行情况,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热情招待了原来的同事,兼朋友沈括。
毫无防人之心的苏轼,向沈括反应了执行新法的真实情况。
手书诗一首赠予沈括。
不料沈括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大科学家,回京后向朝廷告密,说苏轼对新政不满,并拿出书诗作为物证。
对苏轼身怀嫉恨的御史中丞李定,获得这一信息后,趁机对苏轼下毒手,李定到处收罗苏轼的诗词文章。
呈送宋神宗审批,宋神宗批准逮捕苏轼。
李定也正是利用了宋神宗,维护自己权威的心理诬告苏轼诽谤皇上,煽动民众反对新法。
宋神宗便拿苏轼开刀,杀一儆百。
已天下闻名的苏轼将被处死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痛心却不敢相救,说明宋神宗确实采用了杀一敬百的高压政策。
是何人救助苏轼元老重臣张方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与王安石是亲戚的宰相吴充,都曾先后挺身而出,救助苏轼。
吴充对宋神宗说,曹操能容得下骂自己的祢衡,陛下为什么容不得苏轼。
王安礼也对宋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摘人,陛下若处死苏轼,后世会骂你不能容才。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故事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故事
一、苏轼对王安石的敬重
1.在苏轼的诗歌中,他景仰过王安石,歌颂过他的名号。
2.据记载,苏轼尊重王安石,他曾经引用过王安石的句子,表达他对这位开国元勋的敬意。
3.苏轼对王安石的尊崇之情甚至溢于诗歌,他经常在社交活动中谈起王安石的事迹,以此来表达他的赞赏之情。
二、苏轼与王安石的相识
1.据记载,苏轼与王安石曾有过接触。
2.苏轼曾经参加过王安石推行的开明改革的讲学会,在那里他并不仅仅是听众,而是与王安石进行了有效对话。
3.王安石推行改革时,苏轼成为了他的支持者,这也是他敬重王安石、为王安石着想的原因之一。
三、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
1.苏轼被王安石明里评定为“聪慧有理”的人。
2.因为苏轼的才能而受到王安石的看重,并被王安石委派去执任重要的官职,这也是王安石对苏轼的一种赏识之情。
3.苏轼也会在许多宴会上,与王安石一起坐一桌,向王安石请教诗词,用以赞礼他,可见这是一种友谊之情。
四、王安石与苏轼的因果关系
1.因为苏轼的聪慧有理,使得他赢得了王安石的赏识,从而改变了苏轼后来一生的命运,使他成为一位有名的官员。
2.苏轼也因为其才能“不可没有”而主动给王安石写诗,以表达他的敬意。
3.此外,
苏轼的关心也深深的感染了王安石,使王安石不再孤单,乃至于一心奉公,助力明朝改革。
总结:苏轼对王安石极为尊敬,把他当做自己的偶像。
他们之间有机会接触,苏轼也得到王安石的赏识,为他效劳。
苏轼的聪慧有理、才能无可没有,也深深触动了王安石。
最终,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有益的友情,为明朝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
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
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公元1084年7月7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4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拜访已于8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一42年前,22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
王安石18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4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1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诗人王安石与苏轼什么关系王安石是北宋年间著名的诗人,那么王安石与苏轼什么关系?下面是店铺为你收集整理的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希望对你有帮助!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王安石和苏轼是北宋时期的人物,两人均是大文豪,很有才气,在文学上造诣颇高。
王安石与苏轼可以从两块内容介绍。
第一块就是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第二块指的是一本连环画。
一: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王安石推行新法,深得宋神宗的器重与信任,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而苏轼呢则任开封府主考官,出题的时候出了一道题,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批判了王安石的引导皇上专断的事实。
王安石看完后心中不悦,从此也就记恨上了苏轼。
苏轼的弟弟苏澈也公然提出青苗法的弊处,兄弟两人可谓是对王安石当头一棒,王安石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推行新法时期党同伐异,他认为苏轼兄弟反对其变法,于是就制定了一些列的章程来针对难为苏轼,双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不仅如此,苏轼曾多次抨击王安石,不仅是在文学上,在其政治上,两人多有争端,争抢斗胜之事常有,两人常唇枪舌战。
二:《王安石与苏轼》这是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王安石与苏轼》,作者是于文与冯梦龙,于2011年6月1号由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64页,主要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的传奇故事。
书中的苏轼颇有才气,但是他有点狂妄自大,这种狂妄来自于他的聪明博学。
当朝宰相兼文学家王安石则给苏轼好好的上了一课,王安石给苏轼出了很多难题,通过这种形式来教育苏轼。
苏轼受益一改自己的缺点与性格,最终成为了一个大文豪。
苏轼凭借这自己的才学惜才,爱才,识才,在苏轼的培养下,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学者均受到了重用,实现了抱负。
北宋王安石是什么家一:政治家1042年,王安石参加科举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先后任职地方官吏,当过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知常州事,知制诰等多个职位,在为官这段期间王安石关注民生,大力兴修水利,扩办学校,注重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王安石和苏轼有关系麽王安石刚刚主持新政时,常常引导皇上专断,皇上因此也只信任他一个人。
当时苏轼任开封府主考官,出了一个题目,内容是:「晋武帝因为专断而平定东吴,而符坚在伐晋的时候却因为专断而灭亡,春秋时齐桓公只信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却因为只信任子之而导致败亡,同样专断,为何有不同的结果呢?」安石看到后,心里明白,有点不高兴。
东坡的弟弟苏辙,因此就辞掉条例司的职位,也指出出青苗法对百姓造成困扰,王安石更加生气;於是便暗中订定一些章程,针对他们兄弟两人,大有处处防范的味道。
而苏、王两人的嫌隙慢慢的加深了。
王安石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曾说过「天道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一类的话,但自信心太强,有时候不免会有一些见解无法周全,而令人觉得可笑。
但由於位高权重,一般人就随口应和,顺风影从,偏苏东坡是聪明不凡,是非明白,而且常带一点游戏的习性,动不动就要向权威挑战一下,常因此使王安石恨得牙痒痒的!例如,王安石为了表现自己和前人见解不同,常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记载「扬雄投阁」这件事不可靠。
他不相信扬雄会因为怕被王莽追杀,一时情急从天禄阁跳下来,认为这是史臣乱写的;王安石更进一步否定扬雄写〈剧秦美新〉一事,而认为这只是后人诬谄扬雄而已,扬雄无论如何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东坡知道了,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两人相遇,谈起这件事,东坡就煞有介事的说:「我也怀疑一件事!想要请教丞相。
」王安石问:「你怀疑啥事?」东坡说:「西汉真的有扬子云这个人吗?」在场到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当然,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争强斗胜的说法,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极可能是无聊的人,在这两位名人身上做文章而已。
这种传说很多,真真假假,很难说得清楚。
其中最有名的,都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所作的《字说》一书有关,安石很希望《字说》能够天下风行。
但东坡认为这不是那麼好,他说:「丞相博学,体大精深,所写的书我实在不懂;只是如果每一件事都牵强附会,读书人都模仿这种风气也不好。
最重要是,有些事不能牵强附会,就像★(牛牛牛)、麤两个字吧:牛的身体,比鹿壮;而鹿之行动,比牛敏捷。
如今将本字重叠三次,却又有不同的意思,有甚麼道理呢?」安石没办回答,但始终不肯改正。
听说东坡被贬黄冈之贬,就是因为这事,而不只是因为作诗所惹的祸啊。
东坡对王安石的《字说》的批评,还不只这些。
书刚完成时,东坡就就开玩笑地说:「就算用竹子鞭马可以解作『笃』,但是用竹子打犬,又有甚麼好笑呢?」东坡又说:「按照〈字说〉的理论,这「鸠」字从九从鸟,是有证据的。
为甚麼呢?《诗经》不是样说吗:『鳲鸠在桑,其子七兮。
』儿子有七只,再加上爸爸和妈妈,刚好就是九个!」又有一个说法,说东坡问安石:「『波』字为甚这样写呢?」安石答说:「因为『波』是水的皮。
」东坡又说:「那麼『滑』哈意思呢,难道是水的骨头吗?」虽然关於两人辩论的传说很多,但一般而言,大家都相信两位大人物原本没有嫌隙,而且格局都还不凡,不会那麼小家子气。
但安石身边的人,因为妒忌东坡,常常想法子离间他们。
有一回,神宗想要让东坡参与编修〈起居注〉,安石有点为难;身边的人就献计说:东坡虽擅长作,不懂行政事务,可以用开封府推官的工作来困住他。
但没想到东坡因此说话更大胆,写了许多奏章、万言书之类,评论时政,认为国家十分危险。
安石更加不高兴。
东坡就要求到地方去任职。
安石的门人李定,母亲去世,不服丧,东坡认为这是不孝,就讨厌他,李定因此也怀恨在心,就弹劾东坡作诗谤讪朝廷,是将东坡逮捕到御史台的大狱,存心要杀死东坡。
但神宗始终不舍得杀东坡,就将东贬到黄州。
东坡贬官到汝州时,经过金陵,就去拜见安石。
这时候两个人都先后失去最心爱的儿子,都在人生的悲伤中。
其实东坡和安石虽然在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在生卒成名等事情却有许多巧合的雷同:安石出生早东坡十五年,去世、考取进士也一样早东坡十五年,这可说是人生的吊诡。
这时候两人见面都很高兴。
东坡因为儿子去世而伤悲,还来不及去拜见王安石,安石就已穿了便服,骑著驴子,来船上看东坡。
东坡连帽子都没戴就出来迎接,向安石深深地拜了一下说:「东坡今日太失礼了,大胆以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安石笑说:「礼仪那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呢!」过了一回,东坡说:「我明白丞相门下用不著东坡。
」安石没有答话,只招呼东坡游蒋山。
在寺中饮茶,安石指著桌一个大砚台说:「试试用古人的诗句来描述一下这个砚台。
」东坡想都没想就说:「我先提一句『巧匠斲山骨』。
」安石想了一回,接不下去,就站起来说:「今天好天气,我们游游蒋山,这对联的事不急。
」后田昼承当日就在后面,说:「安石平常喜欢用这种方法来难人,而门人常常推辞不会,没想到东坡没有被这方法吓到。
」两人在金陵的时候,国政也日益衰乱。
东坡把握机会就和安石说:「我有一句话和丞相说。
」安石脸色有点怪怪的,心想东坡大概要为以前的事辩解。
东坡却说:「我所要说的是国家大事。
」安石神色平静下来,道:「说说看。
」东坡接著讲:「国家有重大军事动作,或者重大案件,这是从前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
我们大宋朝自开国以来,都以仁厚精神治理天下,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如今对西夏连年用兵,而南方也掀起好多件大案,抓了好多人,丞相为甚麼不站出来说一句话呢?」安石举起两只手指告诉东坡说,很无奈的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来的,我如今身在朝廷之外,那敢说甚麼呢?」东坡说:「当然。
在朝中就言无不尽,在朝外就不便多言,这是做事的常规。
但如今皇上用不同平常的礼遇对待丞相,那麼丞相也应该用非常之礼来对待皇上,怎可以拘谨於一般规矩呢?」安石大声说:「我会说!」但又加上一句:「出在我口,入在你耳。
」明白告诉东坡不要将这事传出去。
其实安石曾经写信给吕惠卿,而要求不要给皇上知道,触犯了大臣无私交的忌讳,心里有点顾忌吕惠卿,担心东坡泄漏他的话。
安石又问东坡:「做人如果了做一件不正义的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可以不可以?」子瞻半开玩笑说:「现在的读书人,为了减少半年的努力,就算杀人也会做。
」介甫笑一笑,没有回答。
虽然金陵相遇,两人仍然有一些保留,但二人彼此相惜,是可以确定的。
安石甚至写诗劝东坡在当地买田地定居下来,「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东坡也明白安石的好意,只是人生际遇难求,时移势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就回写这首诗告诉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安石叹息著对人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不舍之情,溢於言表。
安石的希望当然落空了,但使希望达成了,也没有甚意义,因为两年后,安石就去世了。
关於苏轼与王安石二人事迹的记载,见於下列书文:一、《司马文正公日录》:介甫初为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
苏轼为开封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见《晋书‧羊祜传》),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时苻融、权翼等皆持不同意见,力谏,不听),齐桓专任管仲而霸(春秋时代的诸侯齐桓公,名小白),燕哙专任子之而败(见《战国策》),事同而功异,何也?」介甫见之不悦。
轼弟辙辞条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与馆职,皆送审官(审官院),与合入差遣,以轼、辙兄弟故也。
二、《北窗炙輠》:荆公论扬雄投阁事(扬雄,字子云),此史臣之妄耳。
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
子云岂肯作此文。
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
东坡云:「某亦疑一事。
」介甫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三、《桯史》: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字说》又称《熙宁字说》,共二十四卷),行之天下。
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成风,有不胜其凿者。
姑以★(牛牛牛)、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於鹿;鹿之行,速於牛。
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
党伐之论,於是浸闓;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四、《高斋漫录》: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
《诗》曰:『鳲鸠在桑,其子七兮。
』和爷和娘,恰是九个!」五、《鹤林玉露》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水之皮。
」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六、《调谑编》: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
」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
」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与《高斋漫录》、《鹤林玉露》所载雷同)七、《河南邵氏闻见录》: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
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
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
介甫滋不悦。
子瞻外补官。
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
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
子瞻曰:「某欲有言於公。
」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子瞻曰:「某所言天下事也。
」介甫色定,曰:「姑言之。
」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
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
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
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
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
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
」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介甫笑而不言。
八、《坚瓠集》:世传王介甫咏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
苏子瞻续云:「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
菊惟黄落瓣。
子瞻见之,始愧服。
后二句,又传为欧公作。
介甫闻之,曰:「欧九不学之过也。
不见《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乎?」九、《曲洧旧闻》: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於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
」荆公无语。
乃相招游蒋山。
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
」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
」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
」荆公沈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气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
」田昼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