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两大诗人的个人恩怨

【宦海沉浮，回归本来面目】—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爱恨情仇宋赵佶《文会图》局部北宋由于重文轻武的缘故，文学艺术的发展登峰造极，造就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尤其在仁宗时期，“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在这个时期隆重登场。

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脱宋自立与大宋爆发战争，国内兵变民变四起，此时的大宋朝内忧外患，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仁宗皇帝拜范仲淹为相、主持“庆历新政”开展一系列改革，欧阳修也是新政的积极倡导者。

因反对势力庞大，范仲淹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欧阳修也被贬至滁州。

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王安石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赵顼是一个锐意图新的皇帝，在当太子时，赵顼就读过王安石给仁宗皇帝的上疏，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极为赞赏。

此时的王安石，由于没得到重用，以为母服丧为由已辞官三年。

赵顼甫一登基，就立即启用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史称“熙宁新法”，此时的王安石在赵顼的支持下，权重望崇，炙手可热，光芒万丈，一时无两，一跃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历史上任何改革都会触犯保守派的利益，“熙宁新法”也不例外，而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便是少年成名的司马光，面对昔日的好友兼同僚，司马光多次劝谏王安石，痛陈变法之弊，希望王安石放弃变法，而王安石的态度十分坚决，对司马光的言论给予了驳斥。

司马光又请求神宗废止新法，而神宗此时推行新法风头正劲，没有理会司马光的意见。

宋朝的官员都有一身傲骨，司马光为了表明立场，回绝了神宗的重要任命，自请降职退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去了，把舞台留给了王安石。

司马光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离开朝廷的这一年，大才子苏东坡刚刚守孝还朝，眼见朝野凋零，物是人非，昔日的师长大多被迫离京，苏东坡愤而上书，反对新法。

苏东坡的行为遭到了王安石为首当权派的弹劾和打压，于是苏东坡请求外调，被授为杭州通判。

两大文豪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恩怨怨（苏东坡像）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大家，在“唐宋八大家”均有一席之地。

他们俩都是宋神宗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党争代表人物，王安石是改革派的代表，苏轼是保守派的代表。

其实苏轼本不该成为党争代表的，因为他在朝内甚至全国的读书人里面影响较大，改革派把茅头首先对准了他，他不得不被动成为代表人物了。

论年龄，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州眉山，王安石生于1021年12月18日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年龄大苏轼16岁；论才华，苏轼进士及第时21岁，王安石进士及第时22岁，两人都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

两个人都在科举考试中与自己该得到的状元头衔擦肩而过。

王安石是因为仁宗皇帝看到他考试的卷子里有"孺子其朋”这句话，感到很不高兴，而把考官拟定给他的第一名改到了第四名。

苏轼是因为欧阳修猜测那份卷子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把该给的第一名定为第二名，不然的话，他们俩应该都是大宋朝科举状元。

论资历，王安石入朝早，官阶高，资历老，也算是苏轼的前辈了啊；论门派，他们俩都是北宋时期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门生，都得到过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不过王安石是欧阳修的第一代门生，苏轼应该算是第二代门生。

论政见，他们俩都看到了大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危难局面，都主张必须实施改革，以富国强兵、挽救危局，但是对改革所走的路径，却截然不同。

王安石主张大刀阔斧全面推进的激进式改革，“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

苏轼则主张“既要虑及民生之疾苦，又要考虑社稷之稳定”的循序渐进式改革。

如果说两个人还有什么遗憾的话，苏轼的最大遗憾应该是他满怀忠贞保国之志却一直被排除在中央权力中心之外，没有机会实施其循序渐进改革的治国理念，而王安石的最大遗憾肯定是，呕心沥血制定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改革方案，满腔热血、不顾一切地推进实施了，最后却让老百姓怨声载道、流离失所，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和⽽不同：王安⽯、苏轼的君⼦之争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开始主持变法，轰动⼀时，成果显著，朝野焕发出勃勃⽣机，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当变法遭到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两派彼此⽣隙之时，两⽅⾸要⼈物只限于政见争端，没有使⽤⼩⼈⼿段进⾏打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为其求情，这是历史少见的君⼦之争。

这种⽂明且激烈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现实⾯前并不是主流，但赋予了⼀定的政治⾊彩，朝⾂党争夺权、派系林⽴的局⾯由此发端。

⼀、王安⽯与苏轼的争论之处⾯对政治经济危机、阶级⽭盾尖锐化、“三冗危机”和“两积问题”，宋神宗启⽤王安⽯⼤⼑阔斧地进⾏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

变法内容有青苗法、保甲法、农⽥⽔利法等，变法成果收效显著，国⼒贫弱的局⾯得到改观。

但变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如在财政拮据问题上，王安⽯主张开源，⽽对⽴⾯则认为开源会使国库空虚，不利于朝政稳定及民⽣发展，主张节流、开源并⽤。

在客观实践的前提下，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的根源。

两⼈的争论点有以下⼏个⽅⾯：1.农业此时的⼤宋早已是积贫积弱的不堪局⾯，因此青苗法的⽬的就是先逐步缓和民间⾼利贷的盘剥现象，⼜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

苏轼认为青苗法的实⾏，实质是政府放贷赚取⾼利息，地⽅官吏则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不堪其苦，不利民⽣发展，所以必须取消青苗法。

2.⽔利王安⽯提出凡吏民能提出⼟地种植⽅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渠利弊，且⾏之有效，可予以⼤⼩奖励，另奖励兴修⽔利、开垦荒⽥。

苏轼否定农⽥⽔利条约做事做的好要有奖励、没有做好的也没有惩罚的制度，他认为这会让投机取巧的“奸商”肆⽆忌惮地谋取国家与⼈民的财产，不利于民⽣发展，也并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的。

3.取仕制度王安⽯认为诗赋取仕难以选拔真正的⼈才，要求改⾰取仕的⽅法，以考策论为主，⽬的是为政府机构招揽实⼲型⼈才。

⽽苏轼作为以“诗赋取仕”的受益者，个⼈倾向也⽐较明确，他认为改⾰取仕违反旧时国家制度，不宜改制。

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互怼了一辈子，虽为政敌却互相欣赏各自人品说道北宋有名的人物，那当属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了。

宋朝一直被后人称为最积贫积弱的朝代，当然宋朝也想改变现状，重振朝纲的局面，为此出台很多新政新法，最早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之后有王安石变法。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和苏轼还有司马光欧阳修在政坛上是不折不扣的死对头，常常因为变法的事情四人吵的不可开交。

王安石这个人关系很广，为什么这么说呢。

1，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曾巩吧，他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但是曾巩又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为此曾巩曾经多次写信给恩师欧阳修说王安石是个不世之才，当可重用。

后来，欧阳修也就多次提携过王安石，欧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十分的密切。

2，王安石和司马光年轻时是一对至交，年轻的时候两人常常书信来往，后来在一起朝廷任官，关系也十分密切。

常常在一起商讨国事，虽说当时意见也各不相同，但是却能互相理解对方。

3，王安石和苏轼也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经常讨论国事，且政见相似。

都认为唯有变法，宋朝方可强大。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为此王安石开始了的新法之路。

但是却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别人竟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司马光。

为此王安石对司马光十分的心寒，也因两人的政见不同在朝廷上针锋相对形容水火，为此两人决裂。

而由于欧阳修晚年思想保守，也为此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产生分歧，两人也就越走越远。

只有苏轼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一派，但是却认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操之过急，应该徐徐渐进。

为此，苏轼不仅得罪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也得罪了改革派。

苏轼把两大集团都得罪了，当然日子十分的不好过，在朝廷难以立足。

王安石本来并非想让苏轼贬官的，但是苏轼常常在朝堂之上和王安石针锋相对，王安石于是打算挫一挫他的锐气。

于是把他贬到杭州去任职，但是这个苏轼在杭州也不安分，常常上奏朝廷说新法的坏处。

而王安石又因为不识佞臣，为此有不少贪官污吏巴结王安石，这些贪官污吏为此被王安石提拔，为此苏轼遭到改革派的严厉打压，这也为他后半生颠沛流离的人生埋下伏笔。

苏东坡，王安石，男人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当年，着手打压苏东坡的，是王安石；最后，出手相救苏东坡的，也是王安石。

当年，苏东坡一生的困顿潦倒流浪他乡，据说，都是王安石一手造成。

俩人都活了65岁，虽然他们出生年月日不同，年龄相差了16岁。

但依然挡不住他们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

当然了，是男人份的，请别误会哦。

一、苏东坡，生于1037年1月8日。

王安石，生于1021年12月18日。

俩人如果按实际年份算，其实也就只差15年零1个月，而已。

60多年后，苏东坡死于1101年8月24日，享年64岁零7个月又16天，虚岁65。

而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21日，享年64岁零5个月又3天，虚岁65。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王安石比苏轼早生了15年，然后又早走了15年。

这一头一尾掐去，正好都是15年，所以他俩“同岁”。

也是一桩奇事。

1061年，嘉祐六年。

24岁的苏轼，和小自己2岁的弟弟苏辙，举制科时，被40岁的王安石“制约”了一把。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

因为他看不惯“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甚至相当反感。

在他的观念里，“君子”要不屑于跟权贵们交结。

要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

从此，在苏轼和他弟弟的笔下，经常“暗讽”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

结果，朝臣们议论纷纷，竟然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

而这一年，32岁的苏轼正好为父亲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

正面遭遇此事。

一向“爆”脾气的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

原来，“进士科”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

二苏轼则大胆奏议，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

1071年，熙宁四年，34岁的苏轼，上书万言批评王安石新法的各种弊端。

用词酷烈，指摘尖锐。

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情仇去年12月，本是四六级考试的日子。

但一位1000岁的古人却上了热搜。

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们，不但为他张贴生日快乐启事，还希望这位“考神”能够保佑考试通过。

而这个能够跨越巨大的时间鸿沟，依然被年轻人推崇的古人，就是王安石。

这位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不只有一连串头衔，他的人格和思想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王安石是名副其实的“考神”。

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后，仕途便一帆风顺。

他取得这样的成就，靠的并不是论资排辈，而是在地方上扎扎实实干出的政绩。

在鄞县当知县的时候，王安石已经成为东南这个地方自治的典范性人物，整个东南地区都要以他作为模范。

而王安石在文学方面，也很早就崭露头角，名扬文坛，受到许多前辈的称赞。

连欧阳修都专门写诗夸赞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你们做佛系青年我来过硬核人生王安石大半生的主题，大概八个字可以概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你乍一听觉得，这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家长眼中的三好学生，领导眼中的栋梁之材！是的没错，但是为了能把这八个字做到极致；你知道王安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如果你有一个像王安石一样的孩子，他跑来跟你说：爸妈，读书就是我的一切！吃什么，不重要！穿什么，不重要！谈恋爱，更是不重要！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可以理解，王安石是参加了工作后也疯狂读书，甚至常常读到通宵。

他当年在基层当公务员，每天通宵达旦地读书，困了就坐着打个盹。

常常是上班要迟到了，连洗漱都来不及，蓬头垢面地就去了。

他的上司韩琦看他天天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以为他沉迷酒楼夜生活，还劝解道：“年轻人要好好读书，不要自暴自弃啊！”王安石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他完全专注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

其他事情，能少则少。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了一个王安石的故事，说他脸黑得不像话了，他学生都以为他病了，赶紧找医生来看。

医生把脉问诊看了半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病，脸太脏了！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甚至可以一年不洗澡。

宋代名臣王安石为何一直与苏东坡过不去？他俩什么仇什么怨？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

王安石与苏东坡同时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人物。

在北宋的官场上，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现象级的存在，只不过这俩人在官场上的不合也同样闻名遐迩。

王安石从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受到宋神宗的赏识而一跃成为宰相，主持变法，是典型的“改革派”，苏东坡则是因为反对变法、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典型的“保守派”，也因此受到王安石的一再打压。

王安石实行变法时，身为“开封府推官”的苏东坡先是旁敲侧击，试探情况，进而写《上神宗万言书》，对“新法”涉及的内容进行全方面的攻击，而在过程中并把矛头直指王安石本人，这当然也引起了王安石及新党内心的不快，苏轼作为文人士子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语当然会引起当时文人的效仿，社会舆论一起来，变法就会阻碍重重。

随后，王安石采取反击，让人弹劾苏东坡“向丁忧，多占舟舡，贩私盐苏木，及服阙入京，多占士兵”。

王安石还下令严加调查，搜集苏东坡的罪证，从他写的诗词里面做文章，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此后，苏东坡厄运连连，耸人听闻的的“乌台诗案”由此而生，使之下狱问罪，差点丢掉脑袋。

按说苏东坡落到这般田地，王安石应该是很高兴的，而这时王安石这时却为苏东坡讲话，致使保住性命，只是贬去黄州做了团练副使。

苏东坡贬去黄州的五个年头，从金陵北归，这时的王安石因改革受阻赋闲金陵。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

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

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公元1084年7月7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4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拜访已于8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一42年前，22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

王安石18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4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1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恩怨情仇大家知道吗？大宋文化璀璨，是我国封建王朝以来，为数不多的名人璀璨的时代，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与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关系。

上述五人都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前天下之忧而已的范仲淹、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和苏轼、小学课本中哪个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北宋一代变革明相王安石。

更深层次的恩怨，大家知道吗？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出生时，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他为官是在宋真宗（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和宋仁宗（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时期，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公元1041年－1048年），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为官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公元1063年－1067在位），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不过他主要的政绩还是在仁宗朝，后来神宗朝的宰相王安石，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都是由他推荐从而仕途高升的，而这两人在当时是他的政敌。

在神宗朝时，他年事已高，主要任务就是养老。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公元1085年—1100年在位）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神宗死后，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没什么话语权。

到了哲宗朝时，他挂了个闲职养老，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

在神宗朝时，受神宗重用，拜相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这小子跟前辈相比，他就是个打酱油的，而且打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还在宋徽宗朝（公元1100一1125年）呆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