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王安石与苏轼的相爱相杀高中作文

和⽽不同：王安⽯、苏轼的君⼦之争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开始主持变法，轰动⼀时，成果显著，朝野焕发出勃勃⽣机，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当变法遭到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两派彼此⽣隙之时，两⽅⾸要⼈物只限于政见争端，没有使⽤⼩⼈⼿段进⾏打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为其求情，这是历史少见的君⼦之争。

这种⽂明且激烈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现实⾯前并不是主流，但赋予了⼀定的政治⾊彩，朝⾂党争夺权、派系林⽴的局⾯由此发端。

⼀、王安⽯与苏轼的争论之处⾯对政治经济危机、阶级⽭盾尖锐化、“三冗危机”和“两积问题”，宋神宗启⽤王安⽯⼤⼑阔斧地进⾏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

变法内容有青苗法、保甲法、农⽥⽔利法等，变法成果收效显著，国⼒贫弱的局⾯得到改观。

但变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如在财政拮据问题上，王安⽯主张开源，⽽对⽴⾯则认为开源会使国库空虚，不利于朝政稳定及民⽣发展，主张节流、开源并⽤。

在客观实践的前提下，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的根源。

两⼈的争论点有以下⼏个⽅⾯：1.农业此时的⼤宋早已是积贫积弱的不堪局⾯，因此青苗法的⽬的就是先逐步缓和民间⾼利贷的盘剥现象，⼜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

苏轼认为青苗法的实⾏，实质是政府放贷赚取⾼利息，地⽅官吏则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不堪其苦，不利民⽣发展，所以必须取消青苗法。

2.⽔利王安⽯提出凡吏民能提出⼟地种植⽅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渠利弊，且⾏之有效，可予以⼤⼩奖励，另奖励兴修⽔利、开垦荒⽥。

苏轼否定农⽥⽔利条约做事做的好要有奖励、没有做好的也没有惩罚的制度，他认为这会让投机取巧的“奸商”肆⽆忌惮地谋取国家与⼈民的财产，不利于民⽣发展，也并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的。

3.取仕制度王安⽯认为诗赋取仕难以选拔真正的⼈才，要求改⾰取仕的⽅法，以考策论为主，⽬的是为政府机构招揽实⼲型⼈才。

⽽苏轼作为以“诗赋取仕”的受益者，个⼈倾向也⽐较明确，他认为改⾰取仕违反旧时国家制度，不宜改制。

2021成都一诊作文【作文原题】北宋的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既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成就极高的学者或诗人。

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分歧很大。

宋神宗重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失去宰相位置。

后来王安石变法受挫，王安石被免职，司马光重新为相。

但他们对对方的评价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王安石说，他和司马光之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司马光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苏轼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这极大影响了苏轼的政治命运。

而在“鸟台诗案”时，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被贬黄州四年后，苏轼路过江宁拜访早已退居的王安石。

二人相聚甚欢，同游数日，共览江山胜迹，尽论文章学术。

班上计划举行班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

读了上述材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解析】一、读清材料：理清人物关系：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分歧很大王安石评价：议事不合，是因为“所操之术异”（所坚持的主张、所坚持的观点和立场有所不同）司马光评价：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多；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趋向：实乃“改革”“保守”之殊，其学术之“殊”则为倡“三代”与循“汉唐”；大归：最终的归宿;必然的趋向）可以看出：两人政治主张、观点、立场不同，但是并无私怨，对对方评价很高，抱着欣赏的态度苏轼和王安石：政见分歧很大王安石评价：苏轼是才士苏轼被贬：拜访王安石，共览江山胜迹，尽论文章学术可以看出：两人政治主张、观点、立场不同，但是并无私怨，对对方评价很高，抱着欣赏的态度，抛开政治立场，友好相处自我提问：这些人都具有，才能在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情况下，带着欣赏的眼光，客观评价他人，与他人友好相处。

（追问为什么）二、立意填空：君子的品格、人格1、不同而和，君子风骨2、坚定自我立场，欣赏对手风采3、坚持自己，宽容（友善、包容）他人4、英雄人格——就事论事，惺惺相惜5、和而不同，君子风度注意：重点是“和”而非“不同”三、审题：1.情景：班上计划举行班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2. 内容要求：“读了上述材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3.文体要求：发言稿四、存在问题1、不懂材料意图，全篇扩写材料内容，全篇叙写三个人的政治事件；2、抛开材料整体，截取三人评价中的词语，进行立意，如截取“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立意为合作与竞争；目标一致，热爱祖国；政治上是敌人，私底下是朋友等3、理解材料过于表面，写出“对手亦是朋友”“敌人也是朋友”“没有永远的对手”“公私分明”等立意。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恩怨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苏东坡，王安石，男人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当年，着手打压苏东坡的，是王安石；最后，出手相救苏东坡的，也是王安石。

当年，苏东坡一生的困顿潦倒流浪他乡，据说，都是王安石一手造成。

俩人都活了65岁，虽然他们出生年月日不同，年龄相差了16岁。

但依然挡不住他们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

当然了，是男人份的，请别误会哦。

一、苏东坡，生于1037年1月8日。

王安石，生于1021年12月18日。

俩人如果按实际年份算，其实也就只差15年零1个月，而已。

60多年后，苏东坡死于1101年8月24日，享年64岁零7个月又16天，虚岁65。

而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21日，享年64岁零5个月又3天，虚岁65。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王安石比苏轼早生了15年，然后又早走了15年。

这一头一尾掐去，正好都是15年，所以他俩“同岁”。

也是一桩奇事。

1061年，嘉祐六年。

24岁的苏轼，和小自己2岁的弟弟苏辙，举制科时，被40岁的王安石“制约”了一把。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

因为他看不惯“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甚至相当反感。

在他的观念里，“君子”要不屑于跟权贵们交结。

要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

从此，在苏轼和他弟弟的笔下，经常“暗讽”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

结果，朝臣们议论纷纷，竟然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

而这一年，32岁的苏轼正好为父亲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

正面遭遇此事。

一向“爆”脾气的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

原来，“进士科”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

二苏轼则大胆奏议，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

1071年，熙宁四年，34岁的苏轼，上书万言批评王安石新法的各种弊端。

用词酷烈，指摘尖锐。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一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在明末学者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两拍》之《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可以说是演绎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与苏东坡智力大比拼的绝世精彩的经典故事啦。

开篇一首诗说道：“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

”这四句诗是奉劝世人“虚已下人，勿得自满”的。

于是有王安石三难苏东坡之故事第一难：菊花究竟何时落？宋神宗时，有一位：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定是颜子再投生。

此人就是家喻户晓的苏东坡。

他天资聪明，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

他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

苏东坡自恃聪明，常常讥诮宰相王安石。

一日，王安石在书房正写一首《咏菊》诗。

刚写了两句，忽闻家人来说，外任刚回的苏东坡前来拜访。

王安石闻言，知道苏东坡恃傲难改，有意留下后两句嘱咐了家人，就躲进内帐。

苏东坡来到书房，家人告诉他让他在此等候。

家人去给苏东坡倒水。

苏东坡感到自己在书房无聊，就在房里扫了一眼，见书桌上放着未干的墨毫，还有一首未写完的“咏菊”诗。

这两句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看了暗自说道，写了些什么，胡说八道。

一年四季之花，黄花即菊花，开在深秋，性属火，唯敢和秋霜鏖战，最能耐久，怎么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真是错误。

由诗兴所发，不能控制，举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东坡也写完了，也懊悔了，上次被放任就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巧弄唇。

欲把此稿丢掉吧，又怕宰相前来找。

正在这时，王安石从屏风后边出来。

互相寒暄，互相落座。

王安石见书稿被人续完，唤家人问说是苏东坡所续。

王安石心想不知天高地厚，恃才无忌。

到了明日早朝，王安石奏过皇帝将苏东坡发放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明知又惹着了宰相王安石，被发放，无奈。

临走时，王安石对苏东坡说：“老夫幼年寒窗灯下日久，染成陈疾。

今觅得一偏方，须用中峡巫峡之水服之。

任满回时，务必给老夫取三峡之中峡之水，用于熬药。

从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来谈谈书生意气的危害1王安石在地方历练十多年，终于在36岁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

他正式向宋仁宗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他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然而，宋仁宗晚年已很保守了，没有当年支持“庆历新政”那种魄力，于是把王安石的热情进行了“留中不发”冷处理。

王安石还需等待，而这一等，又是12年，直到宋神宗登基，48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20来岁的宋神宗以超规格“师臣”礼遇，邀请王安石入阁拜相，最终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这是王安石一生等待的机会，他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他的心血，所以，即便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变法，那怕被扣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都顶住压力坚决推动改革变法。

而这个时候，作为对立面的苏轼出现了，他安葬好妻子、父亲之后，又守孝三年，期满回到朝廷，正值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

苏轼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急躁，以及有人浑水摸鱼的情况，非常看不惯，于是书生意气地公开发牢骚，而且还两次向宋神宗上《万言书》，分析变法带来的不便，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其实，苏轼的主张属于老生常谈的，但论述起来是一套又一套的，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王安石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岂容这种“书生意气”来毁了自己的心血，所以，王安石对苏轼的举动非常生气，但此时还没有动苏轼。

但苏轼又做了一件事，这让王安石下定决定赶走苏轼。

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任何阵营，都会出现投机分子，王安石身边也不例外，由于推行变法遇到阻力很大，需要得力干将，于是在选人、用人方面，王安石也失策过，将一些投机分子招了进来，比如吕惠卿开始最受王安石器重，但他是个权欲熏心阴险毒辣的小人，还有一些人则借变法来打击政治对手，捞取政治利益，其中大科学家沈括就干过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是他打前锋告苏轼的黑状，最终引来群小围攻，导致苏轼陷入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东坡差点被整死。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

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

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公元1084年7月7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4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拜访已于8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一42年前，22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

王安石18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4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1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苏轼与王安石的巅峰对决苏轼01王安石：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

但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

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1067)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

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

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

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人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

”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

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

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

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

《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

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

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

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人生王安石和苏轼，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人物，二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出道也比苏轼早，算是苏轼的前辈。

但是，谁能想到，同样作为千古才子的两个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是互相攻讦。

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安石年纪比苏洵稍小，出名也比苏洵早，在“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扬名天下时间仅次于欧阳修。

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首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唐宋八大家”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人（苏轼其实并非传言中的榜眼，曾巩也并非传闻中的状元）。

此时的苏洵还在家里发奋读书，备战科举考试。

嘉祐元年，欧阳修宴请天下名士，王安石和苏洵也位列其中，并且二人相向而坐，这是苏洵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面。

这次的会面彼此之间都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

苏洵嫌弃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衣着朴素、蓬头垢面的王安石，而且席间欧阳修屡次敬酒，所有人都觥筹交错，只有王安石滴酒不沾，这让苏洵觉得王安石不近人情，于是宴席结束后，苏洵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不近人情者大多祸乱天下，王安石必定是这样的人，你早点和他绝交吧！”这段话后来传到了王安石耳朵，王安石和苏洵之间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嘉祐二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那一年的进士考试，名人辈出，堪称古代最牛的一届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副考官梅尧臣，考生有曾巩和其两个兄弟、苏轼、苏辙、程颢、张载、吕惠卿等数不胜数的名人，考试结果出来后，苏轼排名300多名，苏辙排名400多名（这一年进士考试，苏轼、苏辙发挥都不理想）。

得知考试结果的苏轼、苏辙很不甘心，于是，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参加了考试难度更大的制科考试，结果苏轼位列三等，苏辙位列四等（考试成绩共分五等，一二等是虚设，最高就是三等），放眼整个宋代，考试成绩达到三等者，仅有49人，由此可见苏轼的确才华横溢。

苏轼、苏辙都取得了好成绩，朝廷需要为两人授予官职，当时的王安石担任负责起草任免官员诏书的职位，可是，由于王安石和苏洵的恩怨，导致王安石对苏轼、苏辙的任免诏书犹犹豫豫，对于苏轼，王安石并没有太大意见，二人同是放浪不羁之人，性格相合，王安石也非气量狭小之人，于是任命诏书下发给了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