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如何看待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读《苏东坡传》有感（一）
对于苏东坡，我一直以为王安石对其也是惺惺相惜的，只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使其不得不对苏东坡下手。

我也总是言之凿凿地向学生们说，作为贵族一员的苏轼开始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可是被贬后因亲见了老百姓的苦难，又认为变法确实对百姓有益，转而认可变法了，但悲催的是主政的已变成反对变法的一派了。

所以，苏轼总是与当权者不合拍，所以，他政治上总是失意的。

我坚信这不是我的凭空臆造，而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又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林语堂是很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的，在P6他写道：“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在P7“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管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

”在P14作者竟然写道：“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

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

”作为文人的林语堂不仅不齿王安石的为人，更是对变法大放厥词。

但他是否对钟爱的苏轼褒奖过度了，“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虽有“似乎”一词，但肯定也太夸大其词。

我不知道这其中哪个王安石才是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抑或者都不是本
来的王安石，真实的苏轼是否真的如此完美无瑕？。

王安石真的是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描写的那么人品不好吗？
要了解王安石的为人，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林语堂为什么会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王安石的坏话，说这些坏话的依据是什么。

林语堂说王安石的坏话，原因就是王安石曾经在推行“熙宁变法”过程中，因为苏东坡反对变法而遭到了王安石的排挤和贬斥，而林语堂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对他的喜爱，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于是，爱他所爱，恨他所恨，王安石因此成了林语堂在书中嘲笑和批评的对象。

林语堂嘲笑和批评王安石的依据又从哪里得来的呢？那就是宋朝的正史或野史，因为那些古籍中，因“熙宁变法”而批评和咒骂王安石的大有人在，他们或从形象入手，或从性格着笔，给王安石编了很多搞笑的段子，他们在文章中，将王安石描写成一个“虎头牛耳”、“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目不停转，视物如射”的怪物，说他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丑化王安石呢？原因当然是“熙宁变法”。

因为在变法中，王安石对税收和差役的改革，触犯了官僚的利益，因为大官僚就是大地主，属于免税、免差对象，但“熙宁变法”却按田的多少和好坏征税，无论对象；按户服役，无论身份。

这样，原来不要交税的要交税，不要当差的要当差，因而，他们纷纷站出来反对。

但宋神宗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因为国库钱多了、军队兵强了、农田水利修好了，所以他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

于是，王安石以皇帝作后盾，强力推行改革，凡反对变法的，或降级，或贬官。

这些人大都是十年寒窗考出来的，都是文人，无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们无处出气，就在诗文中讥讽或咒骂王安石，来发泄内心的不平，王安石因此就被他们描写成那么不堪的模样。

与古人心灵相交：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

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

”——摘自林语堂《苏东坡传》因为老眼昏花，读书的速度大不如前。

过去一目十行，现在则戴着花镜一字一句的研读。

对我而言，不同的读法如同喝不同的酒，以前的阅读如同喝啤酒，一饮而尽方能尽兴。

如今的阅读则犹如喝洋酒，需要细细品位，仔细把玩。

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恰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醇美之作。

林语堂的传记写的很精彩。

每当我读完一段，脑中就闪现出一个活脱脱的苏东坡来，这个形象随着阅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当我读完这本传记后，我心中原有的那种对历史人物的距离感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苏东坡在我心中不再是一个九百多年前的古人，他所经历的故事也不再是发生在遥远的历史中，而是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他也象生活在我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般真实可爱。

在读这本传记之前，苏东坡早已是我最喜爱的古代诗人。

这种喜爱不仅源于他那优美无比的诗句，更多的是源于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达命、天真善良、自由随性的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

一、人道主义的苏东坡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那种人本主义启蒙历史，因此在我的感觉中，中国文化缺乏人道精神。

但九百年前的苏东坡却让我知道，人道精神是恒古有之的，也许我们不知何为人道主义，但我们却可以有朴素的人道精神。

尽管苏东坡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道主义这个词，但苏东坡有颗悲天悯人的心，他的生命中也多次闪现出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本书中，林语堂总结了苏东坡的三个人道主义的经典案例。

一是写给朱寿昌的反对杀婴恶俗的信；二是写信给皇太后要求宽免贫民债务；最后的一个是写给迫害他的政敌的后人的一封信。

在这些书信里，苏东坡处处展现了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仁爱、慈悲、尊重生命、重视生命，哪怕这个生命还很弱小甚至还在娘胎里。

在他被流放的时候，听说了当地有溺死女婴的习俗后，大为惊骇，立即写信给当地太守，劝其阻止此杀婴恶俗。

从苏轼的历史人物评论看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高云鹏*苏轼的史论以新奇警策的议论和行云流水的风格著称。

不仅如此，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还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的体现。

作为北宋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对宋代政局和文化的走向，乃至赵宋王朝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很多宋代文人都对王安石变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苏轼自然不例外。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除了见于他给皇帝的上书和直接议论新法的诗文尺牍外，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能体现出他在改革的方式、策略、手段等方面的立场，同时亦可见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一、苏轼论商鞅商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有的人肯定商鞅变法强秦之功，有的人则因商鞅刻薄寡恩、捐弃仁义而对其持否定态度。

苏轼曾多次发表对商鞅的看法，借以阐述自己的政见。

苏轼论及商鞅的作品主要有《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上神宗皇帝书》《论商鞅》《评子美诗》等。

其中《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作于王安石变法之前，《上神宗皇帝书》写于熙宁四年（1071）新法实施期间，《论商鞅》则是苏轼晚年作于海外的。

虽然苏轼在评论古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他在《与王庠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也说过：“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　作者简介：高云鹏，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123·言之过。

”［1］1422但是在对商鞅的看法上，苏轼却自始至终都是否定的。

这说明苏轼在变法和治国的方式上与商鞅根本不同。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体现了他以儒家为主的治国思想。

这是苏轼与深得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旨趣的王安石在执政方式上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早年便对商鞅和他所崇尚的刑名之学深恶痛绝，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苏轼认为尊奉法家思想的人行事往往都携有不良的动机；二是苏轼认为法家思想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三是苏轼认为法家对法的本质和精神的理解是存在偏颇的。

林语堂有没有因为喜欢苏轼而贬低王安石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

导致北宋灭亡的，恰恰不是革新党“王安石”，是保守党“司马光”。

我不评判林语堂的人品如何，仅就事论事。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贬低王安石很正常，因为苏东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是对立的。

问题是，林语堂似乎非常推崇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而苏洵更是作《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林语堂显然认为苏洵的说法是对的。

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其中就包括“林语堂”。

民国时期，所谓的一大批“国学大师”，严格地来说都是“西学大师”。

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

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比如，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陈寅恪等人，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究其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人们开始从人种、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就是砸烂“孔家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大师们”，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国学”的时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镜”看历史，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国学”，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那是必然的结果。

林语堂50岁以后，于1947年写成《苏东坡传》，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是肤浅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混血文化”，他对王安石的指责，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也有点过头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导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

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一、《苏东坡传》卷二补充资料1. 风雨对床（第六章第二段）【释义】：指兄弟或亲友久别后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

【出处】：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后因以“风雨对床”指兄弟或亲友久别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

2.关于《凌虚台记》（第六章P63）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

楼台建好了，陈公弼请苏轼为这座凌虚台写一篇文章，留个纪念。

附参考译文：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

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

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

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

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

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

（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

”（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

（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

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

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

（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

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

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

苏东坡传第八章拗相公读后感800字当天平开始一边倒昨天读了《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传，今天再读拗相公，觉得对王安石的看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王安石，林语堂先生对他的评价，甚至有点过分差了。

王安石为了他的变法开始集权。

对林先生说王安石是极权主义，我是赞同的。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极权，如法西斯般，必然要出大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王安石的初次集权，利用皇帝排除异己之时就已然注定，权力的天平开始倒向一个人。

当王朝权利落到任何一个人，包括皇帝手中，王朝便即将走下坡路，但任何一个皇帝或多或少会分权，这也避免了极权的诞生，然而，当权力的天平一边倒地向着一个人，如王安石，而王安石即手握皇帝这个名义上的极权这，手中再握着皇帝的分权，极权便诞生了。

当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挑选出来的英才和老臣们发现时已经晚了，他们纷纷上书，结果不过要么被贬，要么被置之不理，御史台的人们开始弹劾，结果全被换成王安石的人，朝堂上几乎所有人，要么支持王安石，要么退隐或沉默，少数的反对也无人理睬。

这时，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也无人能阻止了。

这就是极权的可怕与害处。

为什么会出现极权，任何朝代都不会缺少说真话的人，但总缺少制衡。

说真话，是给清醒的，且有能力（权力）阻止的人听得，而不是同王安石一样失去理智，一心变法的人听得。

在当时，清醒且有权停止变法的，是皇帝。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郑侠说服皇帝，停止变法的原因。

可实际上，皇帝是相信王安石的，如果没有一翻天象异变，泰山崩塌，新法的停止与否，还是未知数，因为郑侠也被贬到了远方。

可是，如果当时出现一位让皇帝信任，且头脑清醒的人，那么或许变法根本不会实行或很快停止。

因为有这个人，王安石便无法做到极权。

天平最多不过左右摇动。

这也是为什么明代朱元璋废相后，他的儿子朱棣会成立内阁，因为内阁虽有首府，但仍需多次讨论，这便是一种制衡，虽仍有极权，但不过是天子过度放权导致，极权时间也不长，因为另一方总会制衡，以致天平不会一边倒。

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关于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这可真是个有趣的话题。

说到苏东坡，他可不是一般的文人，不仅才华横溢，还是个幽默风趣的家伙，简直是个文坛的“老顽童”。

而王安石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改革者，想搞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挺有魄力的。

但是，这两位大咖之间的关系可不简单，既有欣赏，也有争议，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斗智斗勇”。

1.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初识1.1 先说说背景吧。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的伟大人物，但他们的观点和风格大相径庭。

东坡是个潇洒自如的人，爱喝酒，爱写诗；而王安石则是个严谨的改革派，常常一副“我才是对的”表情。

想想看，东坡在喝酒时，王安石却在思考国策，真是有趣的对比。

1.2 苏东坡曾对王安石的《新法》表示过支持，但更多时候，他对王安石的改革是持保留态度的。

苏东坡觉得，王安石虽然有好意，但某些实施起来就像是“水中捞月”，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唉，这不就是常说的“说得好听，做得却不怎么样”吗？2. 二人观点的碰撞2.1 我们来聊聊两人的观点碰撞吧。

苏东坡那种“随性而为”的风格，让他对王安石的严格和严肃有些无奈。

他常常感叹，王安石简直是个“钉子户”，总是固执己见。

东坡开玩笑说，王安石做事就像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但结果却是“刀磨得很好，柴却还没砍”。

这话，听着就觉得搞笑又有道理。

2.2 有趣的是，苏东坡还把王安石比作是“拿着火把的人”，想要照亮前路，但有时候却把人烧得焦头烂额。

他认为，变革固然重要，但方法得当才行。

就像做菜，火候掌握不好，最后只能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3. 苏东坡的心声3.1 不过，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中，也不是全是批评。

他也曾说，王安石是个有勇气的人，敢于面对困难，追求理想。

这种坚持，东坡其实是非常钦佩的。

毕竟，敢于走出舒适区，迎接挑战，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说到底，东坡和王安石都是在为大宋的未来而努力。

3.2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评价，既有赞赏也有调侃。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与王安石·苏东坡与王安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

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

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

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西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西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宋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