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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简介]乌台诗案](https://img.taocdn.com/s1/m/c24a8c1a11a6f524ccbff121dd36a32d7375c7f2.png)
[乌台诗案简介]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篇(一):苏轼被贬黄州时写的诗词苏轼在黄州一呆就是几年，直到司马光上台，把他召回汴京做官。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刚直不阿的苏轼并没有因遭受磨难而改变自己的性格。
早在“乌台案”结束后，其弟苏辙担心他性格不改，还会闯祸，就送他两句诗：“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苏轼当时表示接受意见，但没过多久，又旧病复发，写诗针砭时事了。
苏轼这次重新返京，朝廷形势大变：当初神宗上朝，王安石专权；现在是哲宗登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专权。
按理，司马光招他回朝意在一起合作，因为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和司马光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苏轼绝没有按司马光的思路运转，依然不屈从新权贵，进京不久，就成了司马光的反对派，他尊重自己，尊重客观事实，不以权力为尊。
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王安石变法的保留与废除上。
司马光上台，就是要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的一切措施。
苏轼当初对王安石变法的整体措施不满，但对有些具体条文还是给予肯定的，他认为，不能因人废言，对王安石不能全面否定。
当司马光提出要废除“免役法”时，苏轼便挺身而出强烈反对，一次在朝堂上还与司马光当面辩起来，认为废除“免役法”是荒唐之举。
司马光对反对意见置之不理，苏轼退朝后气愤地破口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以后，苏轼接二连三上书，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结果激怒了司马光及其党羽。
1089年，苏东坡先生再一次被贬出朝廷，到杭州做官去了。
实际上，苏轼对自己杯具的根由非常清楚。
他分析自己的获罪原因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又自嘲地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知识分子活在专制时代，又不懂得投靠权贵，曲学阿世，其结果往往悲哀。
1.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苏轼与乌台诗案：⼀个好时代就是⼀个跟你讲理、让你讲理的时代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
⽬的已经再明显不过。
新党就是要把旧党⼀⽹打尽。
所以，乌台诗案，不是⼀般刑事案件，⽽是政治案件。
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
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
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苏轼苏⼦瞻，必须感谢⾃⼰⽣在了⼀个好时代、赶上了⼀个好朝廷、遇上了⼀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
什么是好时代？⼀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
⼈都是讲理的。
讲理是⼈的底线。
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
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
皇帝凭啥要跟⼤⾂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量⼤的凭啥要跟⼒量⼩的讲理？“春秋⽆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没讲理了？实⼒可以决定⼀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
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不讲你的理。
这当然也叫讲理。
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还要诛⼼。
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宋朝廷与⽀持新党的⼤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宋朝廷与⽀持新党的⼤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苏轼到底有没有错？必须有错。
当时，⼤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主义、实施王安⽯改⾰。
但是，苏轼呢？他不讲王安⽯主义、也不⽀持王安⽯改⾰。
⾮但如此，还要各种诋毁。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畅销书、没有现代传媒，苏轼怎么诋毁新法？他天天在家骂新法、骂王安⽯，这个影响也就⽌于苏夫⼈和苏公⼦。
即便开坛讲学，也就是影响⼀下⾃⼰的学⽣。
苏轼的⼿段，是发朋友圈。
我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能诋毁新法、阻挠新政、危害国家吗？你当然不⾏，苏轼却可以。
乌台诗案苏轼的人生态度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打击，他因此被贬谪黄州，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保持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黄州期间，苏轼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反思过去的行为和思想。
他深入研究佛教和道教，寻求内心的平静和解脱。
同时，他也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散文，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苏轼的人生态度可以概括为“随缘自适，乐观豁达”。
他不拘泥于功名利禄，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注重内心的修养和精神的追求。
他能够从生活中的点滴中找到乐趣，享受自然之美和人情之暖。
苏轼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他的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由乌台诗案看苏轼的政治观作者：田韦君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10期摘要：元丰二年，北宋王朝爆发了一场新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而主角却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苏轼。
本文拟从诗案中所涉及的问题诗的解读出发，归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即“民本”思想。
关键词：乌台诗案；苏轼；政治观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61-01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是不能失败的，否则曾经一切不同的意见都将成为“逆反”之言。
元丰二年，北宋王朝爆发了一场新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而主角却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苏轼。
本文主要从诗案中所涉及的问题诗的解读出发，归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笔者以为“民本”思想始终贯串于苏轼此前的政治态度中。
一、乌台诗案始末“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早在苏轼通杭州时，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窃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然而此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到湖州为官。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
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由此几句可以看出苏轼生不逢时的困苦之感，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使得“新法”人士对苏轼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下狱。
正是这种政治形势，迫使神宗在全面考虑后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来御史台。
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六《陈师锡传》：“轼得罪，捕旨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饯之，又安辑其家。
”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了苏轼此时对世情冷暖的体会之深。
而通过《苏东坡评传》中“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
苏轼与乌台诗案的故事“哎呀呀，你们知道苏轼吗？”我好奇地问小伙伴们。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在院子里玩耍。
我最近听大人们老是说起苏轼这个名字，心里充满了好奇。
“苏轼？好像有点印象呢。
”一个小伙伴挠挠头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个大诗人！”另一个小伙伴兴奋地叫起来。
就在我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爷爷走了过来。
“孩子们，苏轼可不只是个大诗人呀，他还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呢，叫乌台诗案。
”爷爷笑着说。
“乌台诗案？那是什么呀，爷爷快给我们讲讲。
”我们一下子围到了爷爷身边。
爷爷坐在椅子上，开始给我们讲述那段故事。
“苏轼呀，他才华横溢，写了好多好多的诗。
可是呢，有些人就嫉妒他，从他的诗里挑毛病，说他坏话，还告到皇帝那里去了。
苏轼就因此遭了殃，被抓了起来。
”爷爷说得绘声绘色。
“啊，怎么能这样呢，那些人太坏了吧！”我气愤地说。
“可不是嘛，苏轼多冤呀。
不过呀，他可坚强了，后来还是挺过来了。
”爷爷感慨地说。
我们听得入了迷，仿佛看到了苏轼当时的遭遇。
“那苏轼后来怎么样了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后来呀，他被贬到了好多地方，但他还是很乐观，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很多好作品。
”爷爷笑着回答。
我心里对苏轼充满了敬佩，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自己，还能写出那么好的诗。
“苏轼真厉害，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我大声说。
小伙伴们也纷纷点头。
“对呀对呀，我们也要向苏轼学习。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苏轼的那种坚韧和乐观。
这就是苏轼与乌台诗案的故事，一个让我们深深感动和敬佩的故事。
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苏轼的这种精神吗？。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的众生相“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湖州谢上表》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前言：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早上，一向大气磅礴的苏东坡在湖州的官府内神情慌乱，紧张焦虑，丝毫没有往日的镇定自若。
这天中午，朝廷钦差大臣皇甫遵到达苏东坡所在府邸，大名鼎鼎的苏轼正式被收押，“乌台诗案”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
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由此文可以知道，苏东坡是提前知道自己要被扣押，而且自知道之后心情非常惶恐不安，而且谋划了很多应付的办法。
在押送途中的苏东坡心惊肉跳，两个御史台的监狱小兵对苏轼非常不礼貌，拉着一个堂堂湖州太守，就好像拉着一条狗和鸡一样，这就是封建中央王朝的威严。
一代文豪的颜面扫地，几次在路上想过跳河，自己终结可能面临的屈辱审批，但最终没有意气用事。
乌台诗案的事发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是过程，牵连的都是文学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文人治国的宋朝虽然武力欠佳，但文学方面的造诣不得不让人佩服。
言归正传，乌台诗案的起始告发者，我们很多人熟悉，就是历史上号称“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也是读书世家，颇有文化科学造诣。
沈括这个人和王安石是坚定的变法官员，苏轼属于坚定的旧法支持者，当然这知识政见的差别，后面讲讲到宋人的气节。
沈括上书批判苏轼的依据来源于数月之前，苏轼刚写的一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里面有这样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皇上知道我愚笨不适合贯彻新法变革，我也年纪大了不没事找事，只能当个太守官一些小地方的老百姓。
当时的变法，表面的主导者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格派，但变法的终极支持者是宋神宗本人。
苏轼的最后一句牢骚话，乍一看没有任何问题，但细品一下就知道，这是对变法的极大讽刺和抵触，甚至说变法是瞎折腾，也就是说宋神宗本人在没事找事。
从乌台诗案论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中国北宋文豪，“三苏”家族成员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现存诗3900余首，代表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湖州谢上表》
时间：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文字狱。
起因: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
小民。
”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结果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词风变化: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
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
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
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
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
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知湖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的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的相互激荡，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一段新的里程。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原因: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
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其次，崇尚佛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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