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歌的创作
毛淑秀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
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
“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
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朦胧诗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朦胧诗人由于亲眼目睹了“文革”十年的非人道暴行，亲身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仇视和隔膜，所以他们的诗作几乎都把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作为一个最响亮的主题。
第二，注重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第三，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它批判变态社会，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一切邪恶势力。
北岛（生于1949年，原名赵振开）于1979年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回答》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上述特点。
该诗以两句警句式的诗句置于开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惊雷般的力量来震撼人心，这是诗人对“文革”十年不合理现实的强烈否定和冷峻批判。
在对当时“世界”一连串的“不相信”的呼喊和抗议之后，诗人将目光重新转向天空，透过“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的现实世界，他看到了“新的转机”。
“闪闪的星斗”暗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
“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暗示了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拥有的顽强再生力。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漫漫长夜，诗人并未放弃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他以直抒胸臆的大声疾呼，准确地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
朦胧诗在艺术上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从审美的角度看，朦胧诗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明确转向模糊，由现实性追求转向永恒性追求，改变了过去诗歌说明某一事实、现象的状态。
朦胧诗与过去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同，他不是以反映客观真实为目的，
在意象创造上也不对客观现实做忠实的摹写，它更注重表现的是主体的真实。
这表现了诗歌在艺术视角上的重大转变。
即便是反映客观现实事物，他也侧重于表现主体对这一事物的感受，而不对客观事物本身作详细的描绘。
第二，打破了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传统方式，常运用内心独白和主体情绪流动的表现方式。
主体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
意象内蕴也由清晰转为模糊。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已具备了“朦胧诗”的基本艺术特征，特别是在意象的选择上具有鲜明的主体色彩和不确定性。
诗中“我”这一个简单的个体，先后是“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和“淤滩的驳船”，隐含了诗人对祖国处于贫穷、苦难之中的深切感受。
在后段中，同样是“我”，又先后成为“簇新的理想”“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和“绯红的黎明”，抒情主体未变，但感情却变得乐观激昂，体现出对处于历史转折期的祖国充满信心和希望。
全诗以“我”为意象的凝结点，表达了自己对处于不同时期祖国的真切感受，也使祖国面貌和人民处境得到了较为深切的表现。
新生代诗歌是继朦胧诗之后诗坛出现的一个更新的思潮。
这股思潮也被称为“第三代诗”、“后崛起诗潮”“朦胧诗后”等。
他酝酿于80年代初，于八十年代中期崛起，并立即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它的出现使朦胧诗不再处于先锋位置，使当代诗歌创作发生了新的变化，真正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并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选择空间。
新生代诗歌是一个异常纷杂的诗歌浪潮，旗号林立，各流派各团体都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追求。
但是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到众多的流派和社团事实上已由其共同倾向形成两大板块：新传统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前者更多地向古老的民族文化探求、展示，展示远古的生命状态，体现着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的文化寻根倾向，代表诗人有廖亦武、欧阳江河等，后者更趋向于平民化与世俗化，展示普通小人物日常生存状态和感受，具有更明显的前倾态势，代表诗人有韩东、李亚伟等。
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点作些探讨。
后现代主义诗歌鲜明地体现了不同于朦胧诗的美学品格。
在创作上，它已形成两个主要标志：“反英雄”、“反崇高”的价值观念和“反意象”、“反优雅”的形式特征。
这两点构成了后现代诗歌的基本内涵，同时也决定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价值。
后现代主义诗人们对朦胧诗繁复的意象和晦涩的象征体系表示反感，在语言操作上他们强调口语直白而淡化意象，走出优雅而走向粗俗，甚至广泛采用粗俗的语言以表示一种诗的力度和阳刚之气。
此外，他们还重视感觉和体验，而且非常重视语言的革新和建构。
作为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突出代表，韩东的诗特别强调诗人本身的感觉和体验，常以质朴明静的语言传达细腻醇厚的感觉，如写明月：
“你飞过来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光线”（《明月降临》）。
在表现感觉和体验时，韩东的特异之处是常常以平淡简约的语言和冷静淡漠的叙述来唤起读者回味。
课本中所选的《山民》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诗人没有用直抒胸臆的语言，而是用一种纯客观的叙述性口语，让题材本身出来说话，但平静的叙述中隐藏了作者对闭塞、保守、愚昧的批判激情。
高度简约的语言亦让人回味无穷。
“山，还是山”老山民那种肯定、固执又带有不耐烦的口吻使其形象跃然纸上。
“儿子的儿子也会有儿子”，看似平淡却余味深长。
“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朴实的语言，如话家常，读后亲切真实，感人的力量油然而生。
而该诗以“山民”为贯穿全篇的主人公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诗歌“平民化”倾向。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歌虽然在审美品格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两股主要诗歌潮流，作为对新诗创作方式的有益尝试，它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它们将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两柄永不熄灭的火炬，长久地照射出犀利的汉语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