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起源及性质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个将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函数，着重研究其生产的技术特征，忽视了企业组织的契约性质和内部产权制度特征从而导致其分析脱离现实。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为现实背景，价格理论是其核心。
价格机制是如此完美，它将社会结成高效运行的有机体。
20世纪30年代，科斯在《论企业性质》一书中提出：既然价格机制如此完美，企业内部交易这种方式为什么存在？
1916年，奈特（芝加哥大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1950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曾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企业存在的原因。
他认为，在不确定的假设条件下，决定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优先于实际生产本身。
这样，生产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一件可有有无的事情了。
生产的内部组织首先是要找到一些最具有管理才能的人，让他们负责生产和经营活动。
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是风险偏好者，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者或风险中性者，后者愿意交出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权，但条件是风险偏好者即企业家要保证他们的工资，于是，企业就产生了。
也就是说，在企业制度下，管理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工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得工资。
虽然科斯对奈特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是奈特对企业起源和性质的讨论对包括科斯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有着深远影响。
在企业性质问题上，科斯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首先，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替代市场的，这是对企业起源的新解释。
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当企业存在时，契约的签订可以大大减少。
因为企业契约往往是长期契约，市场契约往往是短期契约，一个长期契约就代替了一系列的短期契约，从而节约了部分签约成本。
第二，企业家可以按较低的交易价格得到生产要素。
第三，企业内部契约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为得到一定的报酬而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同时，契约也限制了企业家的相机（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最优地配置生产要素）处置范围。
其次，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之间签订的长期契约。
张五常的企业契约性质观是在科斯科斯有关企业是对市场替代的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他认为，企业的出现与资源或投入（要素）的私有产权所有者的选择有关。
在私有产权下，所有者有三种选择：一是自己生产和出售产品；二是把投入完全卖掉，直接获得一次性收入；三是做出某种合约安排，把投入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换取一定的收
入，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企业。
他从四种一般原因解释了资源所有者放弃自己的要素使用权而转让给企业家的原因：首先，由于产成品都包含了各种资源者的贡献，如果不存在企业，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消费者需要对每种资源的贡献付酬，这样做就可能使交易费用大大增加。
其次，由于除了专业人员外，消费者往往对许多产品的零部件并不清楚，故直接利用市场机制指导生产，需要花费了解一种产品的信息成本。
再次，由于资源的所有者进行的活动经常变化，或者交易之前并不能清楚地规定要进行什么活动，直接度量的成本就非常高。
企业的存在正是间接度量资源所有者贡献的经济组织。
最后，当要素所有者一起工作时，每个人的贡献并不能界定得很清楚，每个人都可能要求多于自己贡献的报酬。
代理人通过合约，通过度量一个单位（如工作的小时数等）来界定要素所有者的贡献，降低把各种要素区分开来的成本。
张五常有关企业代替市场不过是一种契约（要素市场合约）代替另一种契约（产品市场合约）的观点是对科斯企业契约性质观的深化。
不过，他像科斯一样只重视雇主-雇员关系，结果忽略了企业组织者以购买、租赁或借入的方式来指挥资本的合约。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研究了企业的性质。
他们否定了科斯把企业契约仅仅视为企业家与劳动者要素所有者之间签订的长期契约的观点。
他们认为，既然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包含着各种要素投入，与企业相关的契约自然就不止是简单的一两个契约，而是由多方面的契约构成的有机整体，称之为契约结构。
综上所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以现代企业为原型构建的关于企业是由要素交易契约构成的契约结构的观点显然更为全面。
企业契约性质观点不断完善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企业的来源与性质。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契约性质的揭示具有重大意义，但强调企业契约性质的同时，企业的生产性不可忽略。
企业的性质应该是契约性和生产性的统一，两者相互制约。
一方面，契约和产权安排的合理性与否对影响企业效率；另一方面，生产的性质约束着契约和产权的选择。
二、企业的边界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有关企业边界的问题。
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不同机制，由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机制就会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此时，企业的规模还可以扩大，反之，则缩小。
因而，当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费用等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的达到了最佳规
模。
但是，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不能给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威廉姆森通过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的频率和不确定等关键变量解决了上述问题。
威廉姆森认为，市场的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激励强度但却容易引起事后的不适应性，而企业的治理模式能够降低事后的不适应程度，却具有较低的激励强度并且会造成科层管理成本。
交易双方必须选择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最小的治理模式，企业的最优规模也需要在一体化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之间权衡。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责、权、利）
弗鲁博顿和芮切特说过：“企业中的产权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对交易费用、激励机制和经济行为产生影响。
”
从企业内部的合作问题来看，企业的效率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其中的成员如何更好地将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并进行高效率的合作。
有效的产权激励结构是激励个体以至于他们在事实上朝集体利益的方向去努力工作，别让企业获得成功。
从企业的决策问题来看，在交易费用大于零和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企业的潜在的决策选择空间扩大了，企业的决策制定过程必须被置于更为仔细的监控之下。
此时，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忽视。
企业的产权结构之所以重要，企业主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投资于生产资料（机器设备和厂房等）而不是租赁这些生产设施，雇用劳动力而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生产要素并非同属于企业主一人的情况下，必须减少或消除其他要素（如劳动力）的偷懒动机，提高劳动生产率，监督机制就应运而生，而企业主成为剩余索取者是使其有效发挥作用的保证，这必然要制定出合理的产权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