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和平中国对日本的和平态度与谈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展现了和平建设、友好合作的态度与日本进行谈判。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一场全面抗争。

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来，中国人民以伟大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经过艰苦的斗争，中国与盟国最终取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

抗战期间，中国不仅为亚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展现了和平中国对日本的和平态度与谈判。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对日本的复仇心态，而是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立场。

中国一直强调和平与合作，致力于保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及时向日本伸出友好合作的手。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平稳定的亚洲秩序，并愿意与日本展开谈判，解决战争和侵略所带来的问题。

对日本的和平态度也体现在中国政府的谈判姿态上。

中国采取了以理服人的策略，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与纠纷。

中国强调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希望通过平等、互利的谈判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对待日本，表明了中国对亚洲地区和全球和平的贡献与担当。

在和平谈判中，中国强调了历史正义和对侵略所造成的伤害的记忆。

中国要求日本承认侵略历史并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负责。

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战争赔款等问题，为两国和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对日本的和平态度与谈判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为亚洲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和平发展机遇。

中国与日本的和平合作有助于加强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与经济繁荣，为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立场与态度。

中国对日本的和平态度与谈判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和平合作，中国向全世界宣示了维护亚洲和全球和平的决心，为建设更加和平繁荣的中国与世界作出了努力。

抗日胜利后的战后处置二战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然而，抗日胜利后的战后处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着庞大的战争遗留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成为了当时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

一、战后经济重建抗日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许多城市成为废墟，农田荒芜。

因此，战后经济重建成为了当务之急。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展重工业、加强农业生产、推动城市建设等。

此外，政府还积极引进外资，吸引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二、战后政治整顿战后，中国政府对国内政治进行了整顿。

首先，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人民政府，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其次，政府进行了反腐败运动，清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此外，政府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三、战后社会调整战后社会调整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任务。

首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和发展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其次，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权益保护。

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四、战后对战犯的处理在战后处置中，对战犯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了战犯审判机构，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这些审判不仅是对战犯的惩罚，更是对历史的正义追求。

通过这些审判，中国政府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抵抗和对和平正义的追求。

五、战后国际关系调整战后，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了国际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首先，政府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其次，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和地位。

此外，政府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扩大了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

总之，抗日胜利后的战后处置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任务。

作者： 程方圆
作者机构：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出版物刊名：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页码： 52-54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4期
主题词： 抗战前后 蒋介石 对日态度
摘要：在蒋介石的青年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备受欺凌和侵略,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立志为革命献身。

在抗战期间,由于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他未直接向日宣战,但他亦未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日军妥协的行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了英勇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示了蒋的抗战决心;在抗战相持阶段,虽有对日和谈行动,但是亦有自己的底线,即不拿国家主权进行交换,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平等局面。

抗战胜利日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在每年的9月3日，中国人民都会庆祝抗战胜利日，纪念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然而，抗战胜利并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它也提醒着我们战争留下的伤痛和问题。

本文将从历史、教育、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抗战胜利日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首先，抗战胜利日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无数的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为了家园的安宁，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这个胜利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战争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因此，抗战胜利日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提醒我们，保持警惕，珍惜和平，不忘历史，以免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

其次，教育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向年轻一代传递抗战的历史和精神，让他们了解战争的残酷和无谓，培养他们珍惜和平的意识。

同时，教育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国际视野和文化素养，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避免因误解和偏见而引发冲突。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抗战历史的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的重要性和意义。

此外，文化交流和和解也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

通过文化交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可以增进了解和友谊，减少误解和偏见。

例如，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帮助两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彼此，减少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

同时，文化交流也可以促进和解，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过去的道歉，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可以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和和解的努力，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做出贡献。

最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

通过经济的发展，国家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同时，社会进步也可以改善人民的素质和价值观，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总之，抗战胜利日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以抗战为视点透视与反思近现代中日国家大战略对抗姜赞东（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引言，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过去，中华民族历经血泪和磨难，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由此走上世界舞台，在我们庆祝70周年胜利之时，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冷静地反省抗日战争中双方战略得失、成败之所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今后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和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奠定科学、理性的国家大战略的基础。

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奏与预备：日本大战略的“四位一体”与中国的“大战略缺位”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继第一次中日战争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两次中日战争前后密切关联。

第一次中日战争肇始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大陆政策”，它打着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幌子、以武力侵略的扩张主义，南下吞并琉球、台湾，北上侵略朝鲜、控制满蒙进而入主大陆，以此实现独霸东亚的帝国野心，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竞争。

为此，日本以“赌国运”的方式，先后在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中取胜，不仅变朝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进而满铁经济和移民等方式渗透和基本控制了中国满洲地区，并按《辛丑条约》规定在京津地区驻军、为其进一步实施侵略埋下伏笔。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震动了西方世界，面对一个将由日本独霸亚太地区并排斥西方的战略前景，西方国家联手干预，出现了俄、德、法强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三国还辽”事件。

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日俄战争的议和上，日俄战争结束后由美国主持下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为了制衡日本，虽使日本获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并承认其在满洲地区的主导性权益和对朝鲜的完全控制，但并未使其获得对俄国更多的战略收益，俄国在满洲地区的部分权益依然受到承认，门户放开原则依然再次被强调，日本企图通过击败俄国独霸满蒙的战略规划并未完全实现。

这两次事件虽然使日本举国激愤，但明治维新精英领导的日本政府极其理性，在日本国力不足以与西方强国抗衡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对外实行“协调外交”，同时“韬光养晦”，并处心积虑地等待“良机”击败其战略对手。

抗战的理念：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在胜利和挫败中反思，总结出了对未来抗战的思路和策略淞沪抗战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战争。

它告诉我们，在特殊时期，我们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一种坚定的理念和战略。

在两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通过胜利和挫败的经验，总结出了对未来抗战的思路和策略。

第一，坚定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

1937年7月7日，淞沪抗战爆发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实行了极度侵犯。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不仅是对领土和主权的侵犯，更是对中国的尊严和自尊的侵犯。

因此，我们需要坚定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把保护祖国的领土主权视作民族的荣誉和责任。

第二，坚持人民战争。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几乎在家门口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这种抗战方式被称为人民战争。

它不仅意味着战争是全民事业，而且意味着人民的力量和精神可以战胜任何敌人。

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和形式，让人民参与到抗战中来，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捍卫国家利益，强化国家建设的力量。

第三，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和反击精神。

这种精神源于中国民族历经多年侵略的经历，坚定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因此，我们需要坚持抵御外来侵略，展现出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决心。

第四，依靠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团结一致，抵御了日军的进攻。

这得益于中国人民对军队的支持和信任。

因此，我们需要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不断加强军民团结，提高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信任和支持。

第五，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

淞沪抗战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了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给予了日本侵略之战多方面的打击。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高技术水平，推动工业、教育、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提高国家的自主可控能力。

总之，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总结出了对未来抗战的思路和策略，在国家发展的每个时期都需要弘扬这些思想和策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

抗日胜利日与日本的历史反思抗日胜利日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胜利日，也是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重要胜利之一。

这个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反思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侵略行为的认识和反思，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首先，抗日胜利日的到来让我们回顾了那段艰苦卓越的抗战岁月。

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面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从淞沪会战到长沙会战，从台儿庄战役到平型关战役，中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这个胜利让我们铭记了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英雄，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抗日胜利日的到来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来反思自己的历史。

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了许多残暴的战争罪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反思一直存在争议。

有些日本人试图否认或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甚至有人试图美化侵略行为。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倾向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也阻碍了日本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际形象的提升。

对于日本来说，反思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日本社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国家主义情结，即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和自负。

这种情结使得一些日本人难以接受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其次，日本政府在战后的教育体系中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历史的教育和宣传存在一定的偏差。

这导致了一些日本年轻人对于战争和侵略的认识不够清晰和深入。

然而，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于历史反思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些知识分子、学者和民间团体开始积极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和反思战争罪行。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正视历史，日本才能真正与亚洲邻国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关系。

同时，一些日本年轻人也开始主动寻求真相，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战争的真实面貌。

这些积极的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在历史反思方面的潜力。

在抗日胜利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要纪念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雄，也要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

抗日战争后的亲日派问题与历史处理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

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争议的问题，即亲日派的存在。

亲日派是指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或者在战后对日本侵略行为持辩护态度的人。

如何处理这一历史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亲日派的定义和特征。

亲日派并非一概而论，他们的背景和动机各不相同。

有些人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考虑，选择与日本军国主义合作；有些人可能是被日本侵略者所迫，被迫与之勾结；还有些人可能是对日本文化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认同。

因此，对待亲日派问题时，我们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和分析。

其次，历史处理亲日派问题需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

历史是客观的，不容抹杀或篡改。

对于那些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的亲日派，应该依法追究其责任，并进行相应的惩处。

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肯定。

然而，在处理亲日派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过度扩大化，不要将一些因为被迫而与日本合作的人一概而论为亲日派。

第三，历史处理亲日派问题需要考虑到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稳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的稳定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处理亲日派问题时，我们不能将社会对立进一步激化，而应该通过教育和思想引导，引导亲日派认识到错误，并积极融入到社会中。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护亲日派的人身权益，不应对他们进行任意的人身攻击或侵犯。

最后，历史处理亲日派问题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与合作。

亲日派问题并非仅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历史问题。

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共同探讨历史处理的方法和策略。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加强对亲日派的打击和追责，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后的亲日派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历史问题。

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法追究亲日派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惩处。

浅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日妥协的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浅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日妥协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但也备受争议的问题。

这一时期政府的妥协政策，元代初期主要体现在反动的对华口岸条约中。

抗战爆发后，日本反复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企图蚕食华北，准备继续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则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开展抗战和追求和平之间取得平衡。

本文将通过对此时期的相关文献和事件的深入分析，探讨国民政府妥协政策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研究方法和内容：
本文的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事件分析法。

首先，通过收集和阅读相关史料、文章和研究结果，梳理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明确历史背景和国家利益的基本矛盾。

其次，通过对日本侵略性行动的分析以及各种形式的国内反侵略斗争的实际效果，阐述国民政府妥协政策带来的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和参考。

研究预期结果：
本文旨在分析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妥协政策，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对华政策和抗战局势做出全面深入的解析，评估这一政策的现实操作和未来前景，以及它们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预计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对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的影响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以及深刻地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

“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又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表现出复杂和时有变化的情况。

通过对《敌乎？友乎？》、《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等材料进行分析，可以窥见蒋介石当时对日政策的真相。

【摘要题】抗日战争史研究【关键词】抗战/对日政策/抗战无底/不降必胜【正文】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政策、策略，史学界作了很多研究，披露了很多史实，基本上清楚了。

但如果仔细考察，仍有不明朗之处。

这是当时的政治现实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局有意造成的。

从历史事实和留下的资料来看，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重要领导人的文件、讲话等讲了很多关于“抗战建国”的正确的积极的道理和政策，但又有终止抗战的意图，和日本进行媾和的秘密接触，有时接近于正式的和谈。

这两种情况有时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运作的。

如何把矛盾交织而又同出一源的混乱状况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是困难的。

对国民党决策集团来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前景：一个是“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取得完全的胜利；另一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战，与日本妥协，维持一个暂时相安的局面，以便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随着中日战争战况的变动和日本侵华政策的某些变动，国内政治状况的演变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民党决策集团虽然以抗战为主，但又往往游移于上述两个方面之间。

这种状况直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转入反攻为止。

后一种意图在全国处在抗日高潮的情况下，国民党是难以作为一种主张或政策正式公布在全国人民面前的。

但是，既有谋和的意图，事实上中日双方有时又有媾和的接触，如果真的实现了，在舆论界、国民大众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会发生大的政治震动，引发强烈的反对，然而又不能不有所透露。

这样一来，用含糊的语言、混乱的概念和逻辑、暗示的手法，宣传它的谋和意图和政策，就成了可供选择的办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对中日冲突的反应一，南京国民政府外援政策形成的出发点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如何解决中日问题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最为关心的外交问题，然而在国共对峙的背景下，蒋介石政府却将解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

从其出发点来分析，内容如下：首先，从当时中国的政局来看，国民党统治并不稳固，国内政局混乱，蒋介石将共产党当作其主要对手，在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指导之下，从1931年到1934年，蒋介石连续对南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另外在广州有汪兆铭等分裂势力。

在面对国内群众要求抗日呼声时，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尤不信任政府”。

①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也使蒋介石不敢轻言对日本的战事。

因此，要制止日本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必须要借助国际力量，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其次，中日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两国的问题，一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之下构建了华盛顿体系，日本的侵略行径违背了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和条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明确规定了各国处理对外事务时不使用武力。

英美法等国在亚洲地区拥有巨大的利益，日本的行为势必会招致西方国家的反对，加之日本作为国联成员国的身份，这成为蒋介石认为中日问题可以诉诸于国际的法理依据，日本同西方国家势必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战争。

9月21日，蒋介石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做出了指示“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

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②最后，从日本国内来看。

尽管日本出现了外交和军队不协调的情况，但是日本的协调外交仍然使蒋介石对日本政府抱有希望。

一战以后，币原喜重郎担任日本外相，实行了相对温和的外交，反对英美等国叫嚣对华武力干涉，避免卷入中国战争，希望利用地缘和经济优势扩大在华利益。

“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备受争议。

其中，“抗战无底论”和“不降必胜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对于这两种观点，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态度。

在本文中，我们将就这两种观点进行一番剖析，并举出五个例子来证明。

第一个例子是蒋介石曾多次接受日本和平代表的访问和要求。

在1938年和1939年，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争后，日本政府派出了和平代表泽田纯一郎和东乡茂德，要求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和平解决南京问题。

蒋介石政府在接到来信后并未直接拒绝，而是宣称中国愿意接受和平调解的方式，但要求日本向中国道歉并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第二个例子是蒋介石曾因为“恢复民权”而被批评。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推行的一项政策叫做“恢复民权”。

因为在战时政府制度下，法律和司法实施并不稳定，很多人和机构利用这种情况进行违法和滥用职权。

因此，蒋介石政府在1938年公布了“恢复民权”的政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但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军方领袖批评这种做法只能削弱国家的战斗力，认为这种“民主”与“抗战”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个例子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外援助的态度。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

但是，他的要求却遭到了一些盟友的拒绝。

例如，1940年6月德国外交大臣里贝特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求，希望中国停止和苏联的合作并同意和德国合作。

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怀疑德国是否真的愿意帮助中国。

第四个例子是蒋介石在战争中遵守国际法的立场。

在抗战期间，有时候蒋介石政府的军队也会进行某些袭击和破坏行为。

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要求遵守国际法。

例如，在1939年8月，美国一架商业飞机在中国境内被日军击落。

蒋介石政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国际社会，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

第五个例子是蒋介石在战争胜负问题上的态度。

在战争期间，蒋介石始终坚信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他常常发表“不降必胜”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