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姓名：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系别：课程与教学系2008年12月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
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
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
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
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
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
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
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
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
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
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
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
——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
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
[2]所谓“自己学”，据梁漱溟的解释，也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而不是其他”，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的学问。
可见，梁漱溟在他的生命哲学中，强调对自己的认识和体悟。
这和古希腊哲学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不谋而合。
而他的这种哲学观的形成，无疑得益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
二、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根源1．注重自省的家庭教育。
在梁漱溟的成长中，他的父亲梁济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梁济有意识地在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他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
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梁漱溟小时候就给了他以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责任感，形成了自省、自觉体察内心的习惯，这对他形成追求直觉与认识自我的生命哲学观起了奠基的作用。
小时候的一件事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忽然不见。
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
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以往，并不责斥，有出不喊我了看。
他却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数值而忘之。
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
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
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3]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梁漱溟谈及此事，还说：“遂成了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
”“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可见父亲对他的巨大影响。
而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时一地所能成就的，而是在其父子关系中持续一生的。
例如梁漱溟青年时代参与了同盟会，投入了颠覆复辟政府、暗杀复辟分子的激进革命活动中，这种活动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奉行改良的梁济眼里自然不是合适的举动。
但是虽然不赞成儿子的做法，他也不正面阻拦，而是以书信的形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梁漱溟自己。
而在家事的问题上，梁济更是不干涉孩子的选择。
梁漱溟19岁时，因为笃信佛教，所以宣布不愿结婚，垂危的母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梁济却仍然拒绝干涉他。
梁漱溟在他的《思亲记》中写道：公独坐旁无语。
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哀情私语，堕儿远志，失于萎靡，大非吾意。
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
正是这样民主自由的家庭教育氛围的熏陶之下，梁漱溟养成了自省、自学、自证、自见的习惯，形成了独立思考和富于批判性的意识，加强了他对生命的体察，这对他从佛教转入儒家，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所以，当他在佛教中因为找不到人生和中国问题出答案而痛苦不堪的时候，看到《论语》中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句子时，自然而然的感到了一种心灵的契合和思想的依托，他之所以把孔子之学总结为“自己学”，这是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他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
2．促进自省的中学教育。
梁漱溟13岁进入北京顺天中学这个新式学校学习，在这个学校接受了将近6年的教育，这6年，无疑给他打下了学术的根基：不仅是学到了知识，更是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极强的自学能力。
这种自学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校的一种学习形式：小组学习。
当时，在一些同学的促成之下，梁漱溟参加了一个“自学小组”，这个小组的总之在于互勉、批评、求知。
这个小组的学术讨论和道德讨论是通过彼此间的批评进行的。
如有一次小组讨论，大家建议以各自的短处标出一字相互称呼，借资儆勉。
有人取“懦”，有人取“暴”，有人取“惰”，而梁漱溟取“傲”字，可见小组成员之间彼此自省约束的作用。
这种学习的形式可以说是梁漱溟青少年时期最有意义的内容。
而这种学习的形式，其实正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方法。
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外界直接的环境可以影响到个人内心的改造，因此十分重视小团体在教育中的作用。
这种方法，后来被宋明的理学所继承。
而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十分看重儒家的这种思想并且将它运用到了自己后来的教育方案和乡村运动中。
正是凭着中学时代养成的自学的习惯和自省的意识，梁漱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学的方法，闭门3年，在佛学的研究中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发表了《穷元决疑论》。
他虽然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洋学问，却以自己的独特见地，20多岁便在北京大学任教，创造了一个奇迹。
3．成就自省的北大风气。
蔡元培先生执掌的北京大学，学术风气空前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极大地契合了梁漱溟的学术风格和生命追求。
使其自省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
并逐渐定型为自己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这种自省和转型当然经历了痛苦的心理过程。
由佛教转入儒家，他一度“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写起文章来常常“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不得不“掷笔静思”。
在这种痛苦的省思之后，他逐渐把自己的思想从佛家的经典转向儒家的经典，而一接触儒家的经典，他就以自己的独特的目光中洞见了前人忽略或遗弃的真正的儒家的精髓，他从《论语》中看到整篇中都充满了一个“乐”字，整篇中都看不到一个“苦”字。
由此坚信这才是生命的智慧和儒家的精髓，才是完善人生的哲学和社会改造的良方。
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儒家在传承过程中被误读和异化的过程，发出了对从古至今的形形色色的“假儒家”的尖锐的批评，包括他曾经敬慕的梁启超和当时声名显赫的胡适之。
而在和这些人的学术争论中，他的自省和批评的意识无疑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并最终催生了一代新儒学。
三、梁漱溟生命哲学在其教育活动中的体现注重直觉和自省的生命哲学成为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核心，并在其教育活动得到了以一贯之的体现。
《论语》中曾描述过那种其乐融融，天人合一，润物无声的教育场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而在梁漱溟把这种教育的理想付诸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
其最为突出的体现为“朝会”和乡村建设的“小组合作”。
1．朝会。
在山东曹州半学未成之后，梁漱溟于第二年春天即回到北京，和同来北京的曹州高中的十余名学生，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共住在一起，开始了“朝会”活动。
这里所谓的朝会，正是梁漱溟极力倡导的一种共学、共勉、共同自省和体会人生的教学活动。
每天早晨大家一同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由梁漱溟即兴讲授一些心得（一般内容很少），之后便静坐体会。
在天近拂晓之际，“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
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
在我们团坐时，皆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
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止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4]。
这种朝会活动，一直坚持到他办学结束为止，在广东、河南、山东，他都带领学生去做，定为学习的制度。
以此来促使学生认识自己，思考人生，涵养改变自我，改造人生的浩然之气。
后来他把每次朝会时的讲话结集出版了《朝话》一书。
由此可见，梁漱溟对于自省教育的重视。
2．小组和小团体的学习。
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在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我起到了指导方向的作用。
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首先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
研究院强调师生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团体中的向上气氛和自身对同伴不断的道德督促。
学生分为一些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班主任。
每一个小组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团体在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时间安排很紧。
每个学生还被要求记日记，对他的工作、周围环境及他本人作出考察和反省。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研究院继承了“朝会”的传统，每天拂晓都有他本人或者教师作一段“朝话”，以此作为学生思考的材料，促进学生的内省。
在乡村建设中，他改造了北宋时代的“乡约”，在以亲友为主体的组成小团体，借助“乡约”把动员群众、参与政治以及发经济和中国传统的人情理想与道德向上结合在一起。
这种手段目的在于把他深奥的文化哲学变成现实中的习惯行为。
从乡村研究院中的“小组”到乡村中的“小团体”组织，都是梁漱溟生命哲学的理念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的表达。
四、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对目前的学校教育有深刻的启示。
他所追求的教育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强调个体自我的省思，强调同伴的启发督促，强调着眼于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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