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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0-20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大项目‘新时代管党治党面临挑战研究“(编号:2017YZD12)㊂作者简介:董毅(198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执政公信力;张达(1988-),女,内蒙古赤峰市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专业2019级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执政公信力;刘宁(1987-),女,湖北武汉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执政公信力风险研究董㊀毅1,2,张㊀达1,刘㊀宁1,2(1.中共湖北省委党校㊀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㊀武汉㊀432200;2.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㊀省委党校研究基地,湖北㊀武汉㊀432200)摘要: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是党的执政在获取公众信任㊁认同㊁支持的能力上的潜在危险,其可能导致破坏党的执政形象㊁降低党的执政效能㊁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乃至危及党的执政安全等不良后果㊂研究发现,当前党的执政公信力总体状况良好,但在部分层面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是由形式主义㊁不作为等不良作风所致;二是由一些民众知情权㊁表达权㊁参与权缺乏保障所致;三是由一些民众 治理绩效感 不强所致;四是由外来不良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所致㊂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应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㊁完善治理体系㊁提升治理能力等层面予以防范化解㊂关键词: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防范化解中图分类号:D25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3-7462(2021)01-0076-08DOI :10.13977/ki.lnxk.2021.01.011党的执政公信力是党执政的 柔性基础 与 软实力 [1]25,关乎党的政治领导力㊁思想引领力㊁群众组织力㊁社会号召力,一旦存在风险可能对党执政各层面产生持续性㊁累积性㊁潜在性的负面效应,包括:破坏党的执政形象㊁降低党的执政效能㊁动摇党的执政基础㊁损害党的执政合法性等,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扩散㊁质变进而危及党的执政安全[2]22,需引起高度重视㊂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3月就提醒全党防范 塔西佗陷阱 ,而近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曾在一定阶段㊁一定范围内给党的执政公信力带来了风险,在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等新形势下,更有必要加强 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 的研究和应对㊂一㊁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截至目前,国内从 执政风险 视角切入 党的执政公信力 的研究相对较少㊂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视角展开:首先,党的执政公信力的内涵与功能㊂对其内涵,一般认为其是党获得民众信任㊁追随的品质或能力;对其功能,一般认为其有益于党执政各层面,如 培育执政软实力㊁提升制度化能力 ㊁ 维护政治秩序㊁增强执政合法性 等㊂其次,党的执政公信力的特征与影响要素㊂对其特征,一般认为党的执政公信力存在特定差序结构,如 央地信任差 ;对其影响要素,一般认为来自执政挑战,如 党的建设㊁执政能力与方式等挑战影响说 ㊁ 新媒体环境影响说 等㊂最后,党的执政公信力的提升路径㊂一般有: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践行党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完善公权力运行制度等㊂国外的公信力研究属政治信任领域,主要研究公众对政治体系相信㊁托付㊁合作等心理与关系㊂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可分为以下范式:一是制度与绩效范式,关注政治信任与特定制度及其绩效间的关联;二是文化范式,将政治信任置于特定文化场域中研究;三是媒介范式,认为政治信任受传播媒介载体㊁内容等影响;四是社会资本范式,从公众社会资本(社会信任)视角研究政治信任等;五是社会心理范式,例如将信任分为认知型与情感型等㊂国内外相关研究既有可借鉴之处,也存在若干薄弱环节㊂首先,研究视角上,从 风险 视角切入 党的执政公信力 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实证调研的研究相对较少,以规范性研究为主;最后,在学理解释上,国内部分研究对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不够深入,对策建议较笼统㊁缺乏针对性㊂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一)概念界定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 是党的执政在获取公众信任㊁认同㊁支持的能力上的潜在危险㊂[3]7其具体风险来自公众对党的领导制度㊁政策㊁各级党组织等的信任㊁认同和支持的缺乏㊂其根本风险是公众对党的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的整体信任不足㊁认同不足㊁支持不足㊂首先,从政党属性看, 先进性 ㊁ 纯洁性 ㊁ 人民性 展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区别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㊁维护好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4],党的 先进性 ㊁ 纯洁性 ㊁ 人民性 既是党的本质属性,也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信任的前提㊂其次,从执政规律看,为了应对新环境新挑战,中国需要一个兼具 先进性 ㊁ 纯洁性 ㊁ 人民性 的政党的全方位坚强领导㊂根据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2020年中国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位居世界前列[5],这反映出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公众对党的执政有了更强烈的认同,同时对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㊁践行执政宗旨㊁提升执政能力等有了更高期待㊂再次,从历史规律看,由于缺乏西方议会政治的传统与土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路径与国外选举型政党存在差异,选举型政党主要是通过竞争性选举赢得公众信任与支持从而上台执政,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则主要凭借自身的 先进性 ㊁ 纯洁性 ,以及践行根本宗旨的 人民性 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㊁支持与追随,从而胜利领导中国革命㊁建设和改革㊂最后,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宪法㊁法律等对其领导地位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党还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㊁不断践行根本宗旨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心理与行为上的认同与支持㊂(二)研究设计与调研开展1.研究设计依据概念与现有研究,将 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 测量指标设定为:党的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的各级组织;党的治国理政政策[6]100,然后展开调研,通过设定高㊁中㊁低风险评价标准,评估筛选风险点,并针对风险点进行问卷再设计与再发放,同时开展访谈㊁座谈会等,深入分析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成因,最后开展对策研究㊂2.调研开展调研时间从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分两批共制作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0份,其中有效问卷730份,问卷整体有效回收率超过90%,搜集访谈资料约十余万字,样本数量基本达到中型调查样本所需规模㊂[7]153调研方式包括问卷抽样与访谈,问卷抽样主要通过 问卷星 网站进行,并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访谈包括线上微信㊁QQ聊天软件访问和线下座谈会等方式㊂三、新时代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总体评估根据回收问卷的统计数据,对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总体评估结果如下:(一)个体变量1.年龄与性别状况调研对象的年龄与性别状况分布如下:30岁以下的群体占57.02%,30 50岁的群体占35.32%,50岁以上群体占7.66%;性别分布方面,男性占45.53%,女性占54.47%㊂2.受教育水平㊁职业㊁收入㊁政治身份状况受教育程度方面,初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20.42%,大学文化程度占44.2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35.32%㊂收入方面,月入3000元以下占19.15%,3000 5000元占27.66%,5000元以上群体占53.19%㊂职业方面,企业职工占26.81%,教师公务员等占26.8%,学生占25.11%,农民工等农村户籍人口占21.28%㊂政治身份方面,党员占34.47%,共青团员占29.79%,民主党派占0.85%,群众占34.89%㊂(二)党的执政公信力总体状况调研结果显示,新时代党的执政公信力总体状况良好㊂在回答 您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的政党? 这一问题时,表示完全认同的达到77.45%,比较认同的达到17.45%,合计达到94.9%㊂在回答 您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总体上具有公信力? 这一问题时,选择完全认同或比较认同的分别占到74.47%和19.15%,合计约93.62%㊂在回答 以下选项中您认为最值得信任的是哪一项? 问题时,结果显示,选择认同 党全面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占比最高,达到80.43%,其他各项分别为:党的中央组织及其成员(14.89%)㊁地方组织及其成员(2.13%)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成员(2.55%)㊂在回答 新时代以来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哪些举措增加了您对党的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以及党执政的总体认同? 问题时,结果显示,新时代以来,党的治国理政各项举措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党的执政公信力(见表1)㊂表1㊀新时代以来党治国理政各项举措对党的执政公信力的提升效果对党的先进性认同对党的纯洁性认同对党的人民性认同对党执政的总体认同打虎拍蝇猎狐75%85%62%92%反四风65%85%70%94%落实 两个责任 55%65%50%81%将纪律挺在前面74%85%70%90%理想信念教育80%70%80%85%党内政治生态建设60%55%65%74%通过访谈,分析提升机理,发现:首先, 打虎㊁拍蝇㊁猎狐 等各项反腐惩腐举措显著提升了公众对党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信心,提升了党的执政公信力;其次, 反四风 等各项作风建设明显增强了公众对党不断改进作风㊁践行宗旨的信任,提升了党的执政公信力;再次, 将纪律挺在前面 等各项严肃党规党纪举措显著增强了公众对党的纯洁性认同,提升了党的执政公信力;最后,理想信念教育普遍提升了公众对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㊁践行根本宗旨的认可与支持,提升了党的执政公信力㊂(三)新时代党的执政公信力存在的突出风险当前党的执政公信力总体状况良好,但研究也发现,在基层治理若干层面,党的执政公信力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风险㊂调研对象在回答 以下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党的执政公信力受损? 这一问题时,统计数据显示,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执政公信力风险因素(见图1)㊂图1㊀导致党的执政公信力受损的因素数据可见,少数党员干部 形式主义 ㊁ 官僚主义 ㊁ 不作为 等问题是导致党的执政公信力可能面临风险的重要因素㊂针对以上发现,再次拟定提纲,进行访谈,研究风险形成机理: 1.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㊁不作为等不良作风引发公信力风险访谈发现:少数党员干部不担当㊁不作为是引发公信力风险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包括: (1)少数党员干部 作风漂浮 ㊁ 担当不实少数党员干部 作风漂浮 是基层群众反应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触发公信力风险的重要因素㊂其主要表现为:一是 政策出台不接地气 ㊂在一些地方,由于一些政策出台缺乏细致的调查研究,导致与实际情况相脱离,难以真正落实㊂二是 任务繁杂敷衍应付 ㊂在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普遍工作紧㊁任务重,有的还身兼数职,难以面面俱到,面对繁杂的工作任务,有些只能选择性完成,甚至敷衍应付㊂三是 作风不实热衷作秀 ㊂有的党员干部热衷搞 盆景式 调研㊁ 花架子 推进,没有扎扎实实抓落实,既不能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也因作风漂浮招致群众反感,导致公信力流失㊂(2)少数党员干部 权责失衡 ㊁ 不愿担当少数党员干部 权责不匹配 ㊁ 不愿担当 是导致一些地方公信力流失的重要原因㊂例如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基层工作是 权力无限小㊁责任无限大 ,面对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既感到自身权力有限,又担心处理不好被问责,于是采用 上推下卸 的办法,将问题 推 给上级,将难题 卸 给下级,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为了推责卸责而 踢皮球 现象,导致公信力流失㊂(3)少数党员干部 担心问责 ㊁ 不敢担当担心问责 是当前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普遍心态㊂在一些地方,由于追责问责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或执行较为粗糙,导致针对党员干部的追责问责一定程度上有 泛化 的趋势,一些党员干部难以准确把握 敢作为 与 乱作为 的边界,担心 干事 触犯边界而被问责,形成了不敢担责㊁害怕问责㊁不敢干实事㊁不敢啃硬骨头的不良氛围,导致公信力流失㊂(4)少数党员干部 动力不足 ㊁ 不愿担当一些地方激励机制不配套是导致部分党员干部 不愿担当 的重要原因㊂在一些地方,由于工作繁重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加班常态化,长期满负荷运转,身心压力都比较大,但工资收入等各方面却与社会其他职业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 相对剥夺感 ,有些中青年党员干部甚至产生了 职业倦怠感 ,产生得过且过的 混日子 心态,导致公信力流失㊂2.一些群众知情权㊁表达权㊁参与权缺乏保障引发公信力风险保障民众知情权㊁表达权㊁参与权是提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㊂调研显示,当被问及 保障民众知情权㊁表达权㊁参与权㊁依法维权是否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公信力? 时,高达92.61%的调研对象表示完全认同或比较认同这一观点㊂在 全民触网 时代,网络已成为群众实现知情权㊁表达权㊁参与权的重要渠道,这一渠道不畅通不完善可能引发公信力风险㊂(1)党群㊁干群网络深度互动机制缺乏影响公信力各级党组织与群众开展网络深度互动,是实现 从网民中来㊁到网民中去 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㊁培育公信力的重要途径㊂但当前一些地方,党群㊁干群网络互动存在浅层次㊁单向度问题㊂一方面,缺乏把党员干部深度调研工作从线下搬到线上的机制与平台㊂当前, 键对键 ㊁ 端到端 的线上个体化深度调研平台和配套机制尚未普及,在线上开展个体化㊁小组化㊁群体座谈等深度调研较为少见㊂另一方面,缺乏将群众动员从线下搬到线上的机制与平台㊂目前网上的群众宣传工作开展得较为有声有色,但群众网络动员㊁组织的工作机制㊁平台建设等尚存在较大空白,线上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普遍不高,难以充分保障群众参与权㊂(2)一些地方的群众网络参政议政难以深入影响公信力群众网络参政议政是培育公信力的重要途径㊂当前一些地方,群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往往难以深入乃至浮于表面,主要表现为:首先,一些党组织网络意见搜集㊁征集方式不规范,未提供详细背景介绍和相关政策法规说明等,群众知情权缺乏充分保障;其次,一些党组织网络参政议政议题范围不明确㊁议题量少㊁内容面窄,导致群众参与面窄,难以深入;最后,一些党组织将网络民情㊁民意㊁民智等纳入党委议事决策流程缺乏制度化㊁规范化机制,群众的真实意见建议难以全面真正上传到决策核心,导致做出的决策不能完整体现民意,缺乏公信力基础㊂(3)少数党员干部网络理政能力不强影响公信力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互联网意识不强,网络问政㊁网络理政㊁网络执政意识比较淡薄,对网络群众路线内涵认识不清㊁把握不准㊁落实不力,缺乏对网络群众路线的总体谋划㊂有的领导干部对网络舆论存在偏见,视网络空间为 是非之地 ,视网上群众为 麻烦㊁包袱㊁炸药包 ㊂少数领导干部网络行政能力不强,不学网㊁不懂网㊁不用网,不会 网言网语 ,还有的只敢在网上 潜水 不敢 露头 ,存在网络行政 能力恐慌 心态,最终导致网络阵地丢失,公信力流失㊂3.一些民众 治理绩效感 不强引发公信力风险研究发现,一些民众 治理绩效感 不强已成为党的执政公信力面临的重要风险㊂在回答 您认为哪些因素对党的执政公信力影响最大? 的问题时,数据显示,民生幸福感已成为影响党的执政公信力的首要因素,占比49.13%,其他依次为社会公平感(26.95%)㊁社会安全感(14.35%)㊁改革获得感(9.57%)等㊂(1)一些民众民生幸福感不强主要原因有:一是受内外部经济形势影响,猪肉㊁蔬菜㊁水果等基本民生物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增加, 治理绩效感 下降,影响公信力㊂二是子女教育㊁健康医疗等基本保障性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逐年加大,导致一些民众生活负担加重, 治理绩效感 下降,影响公信力㊂三是受新冠肺炎疫情㊁中美经贸博弈等内外部环境影响,一些民众就业压力增大,对未来生活改善预期下降, 治理绩效感 下降,影响公信力㊂(2)一些民众社会公平感不强主要原因有:一是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导致一些民众 相对剥夺感 增强,影响公信力㊂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基本公共物品分配一定程度上的不均㊁失衡,导致一些民众社会公平感缺失,影响公信力㊂三是受内外部大环境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引发一些大学生群体社会公平感弱化,影响公信力㊂(3)一些民众司法公正感不强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民众的利益表达㊁利益诉求通过司法途径暂时不能得到解决㊂二是一些民众对基层党组织㊁地方政府依法执政㊁依法行政存在较高预期,发现实际与预期不完全相符,进而影响公信力㊂三是近年来披露的一些 冤案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民众对司法机构的认知与信任,导致司法公正感下降,影响公信力㊂(4)一些民众社会安全感不强主要体现为:一是部分民众对食品㊁药品等的安全感不强,例如近年来发生的 毒奶粉 ㊁ 假药品 等事件,引发了部分民众对食品㊁药品安全的担忧,对相关领域治理绩效的不信任,影响公信力㊂二是一些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后续复发存在一定担心㊁对疫情引发的 就业难 等问题存在焦虑,这些担心和焦虑影响了公信力㊂4.境外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势引发公信力风险意识形态风险是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之一㊂[8]107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发动了新一轮舆论㊁意识形态攻势,例如炒作 新冠疫情 等话题㊁传播虚无主义文化㊁搞通俗流行文化 泛政治化 等,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给党的执政公信力带来了风险: (1)境外舆论攻击和意识形态渗透引发公信力风险调研显示,当被问及 您是否认为境外舆论攻击和意识形态渗透给党的执政公信力带来风险? 这一问题时,合计59.13%的调研对象表示完全认同和比较认同㊂主要风险包括:首先,一些境外媒体炒作新冠肺炎疫情话题,企图借疫情 污名化 中国,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控制疫情的努力进行质疑,这些舆论通过各类渠道渗透进我国,一定范围内影响了部分民众的认知,引发了公信力风险㊂其次,一些境外势力利用 翻墙 软件㊁ 暗网 等新技术手段,引发一部分民众 非法触网 行为㊂最后,随着新型社交媒体日益兴起,境外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势开始渗透进新型社交媒体,通过炒作一些涉意识形态话题,引发用户转发扩散行为,导致公信力风险㊂(2)外来不良文化浸染部分群体引发公信力风险文化是塑造㊁培育公信力的重要土壤㊂当前一些外来不良文化对部分群体造成了严重影响,进而带来了公信力风险㊂调研显示,当被问及 您是否认为外来不良文化渗透给党的执政公信力带来风险? 问题时,合计59.13%的调研对象表示完全认同和比较认同㊂主要风险包括:首先,一些境外虚无主义文化影响到部分青年群体,引发公信力风险㊂例如对一些历史事件㊁历史人物的所谓 再解密 ㊁ 再评价 ㊁ 再认识 等,迎合了一些年轻群体喜爱猎奇㊁热衷叛逆的心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引发公信力风险㊂其次,一些境外不良网络文化渗透进部分网民群体,引发公信力风险㊂例如境外一些所谓 网络恶搞 文化传入国内,通过肆意夸张㊁虚构㊁恶搞社会热点事件㊁正面人物等,引发网络舆论的 群嘲 ㊁ 围观 ,触动网络舆情,引发公信力风险㊂最后,一些境外通俗流行文化出现 泛政治化 趋势,引发公信力风险㊂例如NBA 莫雷事件 ㊁足坛 厄齐尔事件 等,通过通俗流行文化载体炒作政治类话题,试图影响年轻人群体,引发公信力风险㊂(3)新媒体新技术 双刃剑 效应引发公信力风险新媒体新技术的 双刃剑 效应给党的执政公信力带来新风险,调研显示,在回答 您是否认为互联网新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执政公信力? 这一问题时,45.21%的调研对象表示完全认同或比较认同㊂主要风险包括:首先,社交型新媒体 难以防控 ,带来了公信力风险㊂当前,以抖音㊁斗鱼㊁快手等为代表的社交型新媒体是青少年群体接触最多㊁应用最普遍的新媒体,但目前监管视频音频的技术能力还比较薄弱,导致对低俗㊁涉罪㊁涉意识形态的不良视频音频内容的实时监测监管难以实现㊂其次,人工智能算法导致 信息茧房 ,带来了公信力风险㊂一些网络平台大量依赖人工智能机器人从事新闻写作与 个性 推送,由此引发了 信息茧房 效应,即人工智能算法根据受众偏好自动推送其可能关注的相关类别信息,而自动筛选屏蔽掉其不太关注的内容,由此可能导致低俗内容倾泻㊁优质内容淹没㊁机器人 水军 泛滥㊁主流舆论声音难以广泛传播等一系列问题㊂最后,区块链技术 难以删改 ,带来了公信力风险㊂区块链是基于分布式数据存储㊁点对点传输㊁共识机制㊁加密算法等融合的创新型技术㊂区块链技术具有可溯源㊁不可篡改㊁去中心化等突出优势,区块链技术虽然有利于追踪溯源内容㊁打击网络谣言等,但也带来信息分布保存不可篡改㊁违法有害信息难以清除等技术难题,可能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领域的公信力风险㊂四、新时代防范化解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路径党的执政公信力关乎党的政治领导力㊁思想引领力㊁群众组织力㊁社会号召力,一旦存在风险可能对党执政各层面产生持续性㊁累积性㊁潜在性的负面效应,需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应对㊂调研发现,当前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主要包括:党群干群关系恶化(69.13%)㊁党制定的各项政策落实不畅(68.26%)㊁党制定的各项政策脱离群众(63.04%)㊁危及社会稳定与党的执政安全(46.52%)㊁党的执政合法性被削弱(31.3%)㊁党的执政成本增加(21.74%)等㊂故可将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引发的后续效应归纳为:一是内生效应,内生为民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㊁认同不足,进而削弱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导致以群众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党的执政基础动摇㊁党的执政合法性弱化等㊂二是外显效应,外显为党争取民众配合和支持的能力不强,导致党的执政成本增加㊁党的政策落实不畅㊁群众动员与组织能力下降等;三是共振效应,即在特定危机情况下扩散㊁质变,与其他重大风险叠加共振,危及党的执政安全㊂在把握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应着力完善防范化解机制,化风险为提升党执政能力的动力㊂调研发现,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㊁满意感㊁幸福感㊁安全感;出台容错纠错机制㊁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㊁服务群众;加强党的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教育,完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㊁维护㊁协调等权利保障机制,以及全面落实党依法执政㊁依法行政各项举措等可有效防范化解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见图2)㊂图2㊀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的防范化解路径具体而论,新时代防范化解党的执政公信力风险对策建议包括:1.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㊁纯洁性㊁人民性㊂公众对党先进性㊁纯洁性与人民性的认同是党的执政公信力的根本基础,夯实这一基础应坚持:首先,始终用先进的理论和完备的制度教育引导党员不忘初心㊁牢记使命;其次,始终坚持政治建党,坚定理想信念,持续正风肃纪;最后,始终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获取民众支持与信任㊂。
企业文化的主要风险包括哪些企业文化的主要风险包括哪些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支持与保证。
企业文化的主要风险有哪些？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企业文化的主要风险，希望对你有帮助。
企业文化的主要风险(1)缺乏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可能导致员工丧失对企业的信心和认同感，企业缺乏凝聚力和竞争力。
(2)缺乏开拓创新、团队协作和风险意识，可能导致企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影响可持续发展。
(3)缺乏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可能导致舞弊事件的发生，造成企业损失，影响企业信誉。
(4)忽视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和理念冲突，可能导致并购重组失败。
企业文化需规避的风险一是要避开形式化的风险。
当前，个别烟草企业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种形式主义倾向。
主要表现在对企业文化建设认识不足，以为企业文化建设就是编制几本漂亮的手册，提炼几句漂亮的话语，举办几场精彩的活动，甚至还出现了以会传会、以会落实企业文化工作的现象。
当然，企业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或表现形式，但却应竭力避免形式主义。
如果不能在日常工作、中让员工产生、温暖、尊重这些最基本的心理感受，任何形式的活动都将成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是要避开功利化的风险。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内在风格和精神气质，是一个企业的氛围，是“集体的无意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长期积累、不断沉淀、日月凝集的结果，是企业一代一代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
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文化建设贵在持之以恒。
当前，个别企业、个别领导有贪功求快的心理，希望企业文化建设多出亮点、快见成效。
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却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只能产生表面的繁荣，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企业文化建设者们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功利主义和急功近利，既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又要具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奉献精神。
三是要避开虚无化的风险。
个人认为虚无主义是上级形式主义在基层导致的必然结果。
如果企业文化建设出现形式主义，那么就必然会成为一小部分人的“文化”游戏，广大员工尤其是一线、基层员工将被排除在外，出现高层热闹非凡、底层漠不关心的现象，不但达不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初衷，反而会加大高层与底层之间的隔阂与距离。
思想道德风险点一、引言思想道德风险点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可能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因素。
这些风险点可能涉及到个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将详细探讨思想道德风险点，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二、思想道德风险点的分类1. 个人道德观念的风险点个人道德观念的风险点主要指个体在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例如，个人可能对道德规范缺乏认同感，对社会公德缺乏意识，或者对个人权益和社会责任缺乏认识等。
2. 社会道德建设的风险点社会道德建设的风险点主要指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可能对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
例如，社会舆论可能存在偏颇，媒体报道可能存在不实信息传播，或者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可能存在缺失等。
3. 价值观念的风险点价值观念的风险点主要指个体或社会对于价值观念的选择和认同存在的问题。
例如，个人可能对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产生认同，或者社会对于个人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的认同存在偏差。
三、思想道德风险点的影响1. 对个人的影响思想道德风险点可能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个人可能产生道德沦丧、利己主义等不良行为倾向，导致自身的心理健康受损。
2. 对家庭的影响思想道德风险点可能对家庭的和谐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家庭成员可能因为道德观念的差异产生矛盾和冲突，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3. 对社会的影响思想道德风险点可能对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社会可能出现道德沦丧、道德失范等问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信任的破裂。
四、思想道德风险点的防范措施1. 强化道德教育加强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教育，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提高个体和社会的道德素质。
2. 健全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对个人和组织的道德行为进行评价和激励，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3. 加强媒体监管加强对媒体的监管，防止不实信息的传播和不良价值观念的宣扬，维护社会舆论的公正和客观。
内部控制的五大缺陷引言内部控制是指组织为了保护自身资源和财务信息完整性、提高工作效率和遵守法律法规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内部控制系统可能存在缺陷。
本文将探讨内部控制的五大缺陷，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控。
一、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基石，它体现了组织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
控制环境的缺陷可能导致内部控制系统的其他方面无法有效运作。
以下是控制环境的常见缺陷：1.员工道德与职业道德缺失。
员工缺乏职业道德和道德观念，容易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2.领导不作为。
领导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指导和支持。
3.组织结构缺陷。
组织结构不合理，责任和权限划分模糊不清，导致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受阻。
4.内部控制目标不明确。
组织内部对内部控制目标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不高，缺乏共识和统一行动。
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它有助于组织识别和评估面临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以下是风险评估的常见缺陷：1.风险识别不全面。
组织对风险的识别范围狭窄，忽略了一些关键风险。
2.风险评估不准确。
组织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对风险的概率和影响程度估计不准确，导致控制措施的选择不当。
3.风险监测不及时。
组织对风险的监测不及时，不能及时发现新出现的风险或者风险的变化情况。
三、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指组织为了防止和纠正错误、保护资产和推动业务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以下是控制活动的常见缺陷：1.控制措施不完备。
组织的控制措施设计不完善，存在遗漏或者重复，不能有效防止和纠正错误。
2.控制措施执行不力。
组织的控制措施执行不力，缺乏履行内部控制职责的意识和能力，导致控制失效。
3.内部流程不合理。
组织的内部流程不合理，存在繁琐的手续和程序，阻碍了工作效率和控制效果。
四、信息和沟通信息和沟通是内部控制的关键环节，它涉及到组织内部信息的准确、及时和完整传递。
以下是信息和沟通的常见缺陷：1.信息来源不可靠。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风险类型引言概述：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基础，而风险评估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旨在识别和评估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因素。
本文将探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风险类型，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管理社会稳定风险。
正文内容：1. 政治风险1.1 政府稳定性风险：政府的稳定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政府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
1.2 政治冲突风险：政治冲突可能导致社会分裂、暴力冲突和社会秩序破坏，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2. 经济风险2.1 经济不平等风险：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加剧，从而威胁社会稳定。
2.2 经济衰退风险：经济衰退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减少和社会不安情绪的增加，进而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3. 社会风险3.1 社会不公正风险：社会不公正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3.2 社会矛盾风险：社会矛盾的加剧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安，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4. 环境风险4.1 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可能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恐慌，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4.2 环境污染风险：环境污染可能导致健康问题和资源短缺，进而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冲突，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5. 科技风险5.1 科技失控风险：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科技失控，从而引发社会不安和社会稳定的威胁。
5.2 科技鸿沟风险：科技鸿沟的扩大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进而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6. 文化风险6.1 文化冲突风险：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社会不安，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6.2 文化认同风险：文化认同的缺失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总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识别和评估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因素的重要工具。
本文介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六大风险类型，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科技风险和文化风险。
社会风险与社会认同社会风险是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它与社会认同紧密相连。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经常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环境风险以及社会文化风险等。
这些风险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然而，人们的社会认同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社会风险与社会认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风险是指社会生活中可能会造成个体、群体或整个社会利益受损的不确定性因素。
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价值观以及群体归属的认同感。
当人们面临社会风险时，他们往往更加关注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并寻求与之相似的人建立联系，以减轻不确定的情绪和风险。
社会认同是一种心理需求，它可以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和自尊心，从而帮助个体应对社会风险。
其次，社会认同能够促进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
社会认同使得人们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中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这种共同体意识促使人们相互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应对社会风险。
例如，在自然灾害中，当人们共同认同自己属于受灾地区时，他们会积极参与救助行动，相互帮助，共同渡过难关。
同时，社会认同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越强烈，他们就会更愿意为群体付出努力，为群体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社会风险和社会认同之间并非一条单向的关系。
社会认同并非绝对的正向力量，它也可能因为个体与群体的价值观差异而引发风险。
当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越强烈时，他们往往更容易产生排他性思维，将其他群体视为竞争对手，甚至对其他群体采取敌对态度。
这种排他性思维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冲突，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风险。
因此，社会认同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了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和促进社会认同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努力。
首先，个体应该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尊重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只有当个体能够接纳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时，才能够更好地建立社会认同，促进社会进步。
作为风险的认同与作为认同的风险∗——认同视角下的风险社会生产机制研究肖瑛摘要：风险与认同处在复杂的辩证关系网络中：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消解了早期现代性阶段建立起来的社会认同，催生出个体的自我认同；但个人认同既难以为个体提供有效的本体性安全，也不能防止集体性焦虑情绪的蔓延，反倒推动了风险社会的再生产；风险社会的激进化和个人认同有限性的凸显一方面孕育出全球性的“焦虑的共性”，另一方面却促成另一种社会认同即基于传统部落主义的集体/群体认同的滥觞，风险的冲突在这里演变为价值观的扞格。
为超越风险与认同的辩证法，各种介于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主张纷纷出台，包括贝克的亚政治理论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习和网络治理理论、基于个人主义科学观的波普主义、以及贝克的利他主义的个体化理论。
关键词：风险社会社会认同群体认同自我认同个体化部落主义198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硕特（Short,J.F.）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发表就职致辞中呼吁风险（risk）研究和风险分析实践的社会转向，号召社会学家更多地参与到发生在该领域的各种学术取向和政策取向的对话中去。
硕特认为，在对与风险相关的现象的研究上发展出一种社会学视角，不仅会促进风险研究，而且能够把社会学置于各种重大的社会讨论和争论的中心位置，并对这些讨论和争论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Tierney，1999）。
硕特的演讲是1982年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M.）与维达夫斯基（Wildavsky,A.）共同出版《风险与文化：技术与环境危险文选》以来号召社会学关注风险现象的第二个强音。
1986年德国社会理论家贝克发表著名的《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该书1992年翻译成英文出版，同吉登斯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本文原载《社会理论论丛》第四辑（周晓虹、成伯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因作者粗心，原文的个别表述存在错误，此处做了更正。
合流，奏出了风险的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高音。
至此，“风险”开始成为全球社会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的一个主流论域，成为一般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Shaw，2001），并随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温室效应、转基因作物、疯牛病以及911的发生而迅速吸引越来越多学者和普罗大众的目光。
在很大程度上，科技风险甚至已经成为与经济增长困境并置的影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现代化早期，经济风险的化解和经济成就的最大化是一种政治制度维系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但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因素在合法化层面的地位依然存留，但技术风险对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Alario& Freudenburg，2003）。
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向，从基于启蒙运动的信念急剧转变到以风险理念为基础，风险社会和风险社会理论构成当前社会和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Clarke，2006）。
一、风险：社会学化的路径和认同的提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模塑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定量研究迄今为止依然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的主流学术取向。
但是，颇为悖谬的是，在社会学界，风险研究走的却是反定量方法的道路，通过挑战风险计算等传统研究路向得以成型。
从迄今发表的各种风险社会学研究成果中，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得相对较少，大多数文献都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强调风险的难以客观化和量化，以质性方法见长。
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社会学介入之前的风险研究是怎样的？社会学是如何使风险研究社会学化的？“风险”（risk）是一个现代性的反思性概念。
相对于各种自然灾难和传统社会中人们日复一日的例行性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后果而言，“风险”是以旨在克服这些听命天的调遣而无法预测的灾难的理性行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理性地改造世界的必然后果。
从这个角度说，“风险”是现代的。
但是，早期的启蒙理念并没有对“风险”同人的行动的相伴相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相反，启蒙理性主义坚信人类能够“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能够“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鲍曼，2005：6-7）。
但是，理性的实践史无情否弃了启蒙理性主义的这种自我想象。
为此，理性主义者不得不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对“确定性”（certainties）的无条件追求，而将之改为“可能性/概率”（probabilities）。
道格拉斯（Douglas,M）说，过往的风险研究把“风险”视为关于将“不确定性”（uncertainities）转化为“可能性/概率”的努力，使不确定性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切断其同道德和政治等因素的联系，从而使超越个人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接近它们，控制它们（转引自Hollway&Jefferson，1997）。
“可能性/概率”的提出，一方面是启蒙理性主义对“确定性”这一自我预设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为“风险”的出场洞开了逻辑上的大门，因为“风险”是“可能性/概率”的题中应有之义，意味着任何理性行动都不可能是完满的，都必然带来某些缺漏和负面的或者意外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显然是现代性自我反思的结果。
另外，“可能性/概率”的提出为确立科学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一门风险科学创造了必要前提。
“可能性/概率”意味着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风险”既是人之理性行动的必然后果，又始终处在人之理性能力的控制范围之内。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非社会科学的评估始终如一地把“风险”描述为物理世界或者技术世界的特点及其组成部分；事故或者灾难的发生是因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如预计的那样发挥作用。
当灾难确实发生时，非社会科学对探究灾难原因的范围也不宽泛，主要强调的是离灾难最近的各种条件，一般而言只涉及两个因素：物理/技术系统的失败和“人为错误”（Tierney，1999）。
这种被称为个人主义风险评估（individualised risk assessment theory）的理论，不仅构成了保险业的理论基础，而且因为其强调可以对各种风险肇因进行预测和控制，只要责任部门按照这门科学的要求做了充分的准备，即使风险发生也无需担负责任，故“成了逃避和分配谴责的管理装置”（Denney，2005：14-21）。
同把风险视为客观的、可知的、可量化的、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等待人们去感知和界定的现象的实在论相反，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风险和风险评价都是社会建构的。
风险的社会建构论可以分为强建构论和弱建构论两种路径：强建构论认为这世界上压根不存在风险，风险的出现端赖于人们的认知、感知和阐释；弱建构论不否定风险的存在，而是试图弥合科学知识同公众测量风险和做出决定的方式之间的鸿沟，其基本任务是解释社会能动者怎样创造和利用各种边界来区分哪些现象是风险，哪些不是风险（Pidgeon&Kasperson& Slovic，2003：1；Tierney，1999；Lupton，1999；Denney，2005）。
一般地看，风险的社会建构论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影响风险对象选择的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譬如各种社会行动者，包括突生群体、社会运动、企业、政府代理人和专业人士是怎样形塑风险的各种特征，如何选择风险管理策略，其与组织之间围绕利益、权力和资源合法化而发生的深刻关系。
第二个主题聚焦在对正式风险分析的社会建构上。
这个主题深受科学社会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法等国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影响，从SSK的基本预设出发对风险研究的科学路径进行追问和批判，揭示各种社会过程和制度影响甚至支配这些披着科学光环的风险评价活动的具体方式和机制，从而破除了科学是客观的、普世的，具有发现科学真理的能力，是风险评价的真正基础的“迷信”，使得在风险感知和评价方面，科学沦落到同常识一般的地位（Tierney，1999）。
这种研究路径具有“元-风险科学”的特征。
“风险是社会性地建构的”在风险研究中的地位的确立，必然要引入“认同”（identity）观念。
近数十年来，从政治合法性的求取到个人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到对人之生命的无意义感的叹息，“认同”是一个出镜率相当高的概念。
“认同”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学术的后现代转向特别是社会建构论转向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个转向中，一些平素不为人所注意、高度文学化的概念——如“修辞”（rhetoric）、“诠释”（interpret）、“建构”（construction）、“想象”（imagination）、“符号/象征”（symbol）——凸显出来，并很快进入社会学和政治学视野，催生出的成果之一就是从建构主义角度对“社会何以可能”的回答，包括对“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重视。
正如很多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修辞（rhetoric）①并不是罩在真实的深层结构外面的一层外罩，并不是‘简单的隐喻’。
它实实在在就是那真实存在本身”（伯克维奇，2006：12），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甚至神奇的力量，它虽然是想象的，却可以建构出实在来，不同的认同生产出不同的社会（卡斯特，2003a：ch.1）、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安德森，2005；亨廷顿，2005）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根源（亨廷顿，2002），并构成个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Giddens，1991）。
在英语中，“认同”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使自己与某一个人或者群体密切联系或者依附于他们”，建立同他人或者群体的一致性。
从这样一个简单界定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认同”的多个维度的理解：第一，“认同”是一个社会学——或者至少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
“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泰勒，2001：48、50），任何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从参照系选择上看都是社会认同，都是以特定社会中的人或者社会群体为参照而展开的，是对自己“归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或者组织”（Stets＆Burke，1998）的思考。
第二，认同强调的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即强调认同承载者的主体性。
泰勒（2001：48）指出，“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
卡斯特（2003a：2-3）则说，“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
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
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