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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9期【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来说，有着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
然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主要存在制度层面和社会认同层面，因此应该从这两个环节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对策建议一、前言《２０１２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了５０％。
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社会特征。
他们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他们对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愿望更加迫切。
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平稳地实现市民化，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对现行的制度进行重构，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同时在社会认同层面上，城市要包容他们，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一员，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既有制度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到均等的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一种“半市民化”的尴尬境地。
同时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观念也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的步伐。
（一）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划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各项福利待遇实行城乡居民区别对待，如今已经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相关利益分配的制度，在当前已成为加剧社会分化和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必须克服户籍的限制，户籍的改变是市民化的核心。
（二）市民化的住房制度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基本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所在城市有稳定的住所。
同时，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迁移首先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进城打工的青年农民工群体。
他们的成长环境、年龄特征、家乡认同、人格特点、进城动因、权益诉求等具有新的特点。
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对策分析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
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
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
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
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
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
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解决策略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蓬勃展开。
然而，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一大瓶颈。
本文将探讨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
相对的低工资和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承受巨大压力，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困境。
2. 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农民工离乡背井，放弃了农村的土地资源，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缓，产业结构失衡。
此外，城市中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拉大。
3. 社会稳定问题的威胁农民工在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新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社会保障和待遇问题备受关注。
由于缺乏稳定的工作和住房保障，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参与感不断降低，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问题。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策略1. 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建立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应当制定更加明确、可执行的法规，加强对工资、工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监管，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2.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和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农村劳动力在家乡找到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压力。
3. 提高农民工待遇和社会保障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工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
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4. 加强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农民工问题。
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和提升机会。
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结论: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农民工问题对城市化的影响和应对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中许多人在农村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指从农村流入城市就业的工人）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农民工问题也是困扰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地区，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的工人。
他们到城市打工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非常艰苦。
除了工作之外，他们往往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因此缺少支持和帮助。
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也不好，无论是工资、工作条件还是待遇都不如城市居民。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户籍制度。
根据现行户籍制度，每个人的户籍和社会保障都与出生地和居住地高度相关。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没有城市户籍，他就很难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因此，许多农民工只能在城市承担较重的工作，但是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保障。
二、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影响尽管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也为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中的主要劳动力。
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都是由农民工建造的。
农民工的大量流入也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此外，农民工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由于他们在城市没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而且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往往较为孤寂，他们很容易被包括黑心中介在内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在一些城市，农民工因为诈骗、流浪等问题经常成为治安的隐患。
此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置业等方面也遇到了许多障碍。
三、农民工问题的应对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和权益。
此外，政府应该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规章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正确处理农民工问题，还需要充分的社会参与和支持。
学界、媒体、受援团体和普通人民也应该积极关注农民工问题并进行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申论文章范文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
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
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
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
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
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
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
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
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
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
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
专家称中国城镇化率仅为40%农民工“被城市化”据中国社科院今年下半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91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住人口，学界和不少决策人士视之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转捩点。
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市化”在昨日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上述数字提出了质疑：“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城市化‟的，他们是1.59亿农民工。
从统计资料上他们看是城市人，但他们的福利、住房、教育都是农民工式的。
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40%。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生副所长魏后凯虽然没有赞同“真实城市化率仅40%”的判断，但也指出，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大量农业人口。
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人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而现有统计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据整体的27.5%。
以“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人口以外的意义而言，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构成真正的城市化力量。
他们不受城市各项福利保障措施的覆盖，因其高度流动性而无法稳定成为产业工人，对城市产业转型贡献极为有限，/也达不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
专家们均认为，如下一步不将农业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程度将止步不前，而这将直接阻碍我国“本世纪末成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目标的实现。
魏后凯认为，越过50%人口城镇化率的拐点之后，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度将开始下降，今后的重点将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它包括一些关键内容：推进目前严重滞后的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建立大都市圈产业链分工模式，以及在中国中西部、东北地区构建一批新的增长极，以形成多元化区域竞争格局。
专家们对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现状并无异议。
马晓河认为，制约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在于人口没有集聚。
“人口不集聚，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
你到深圳的洗脚一条街去看，服务的人多，消费的人少，为什么?因为人口没有集聚。
”大城市患“膨胀病” 小城镇不断衰落魏后凯则认为人口的集聚呈现两极化：大城市患了“膨胀病”，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者：任梦格狄芸秀来源：《财讯》2016年第16期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
国家也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台了有关制度、政策，做出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首次使用是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之后，上学、打工，相对来讲，对农村、土地不是那么熟悉。
并且他们也渴望能融入城市之中，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许多社会体制、经济以及心理层面等各方面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由于这样的户籍管理制度，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便出现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农民工。
他们为整个城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却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各方面得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不被认可和接受。
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农村不熟悉的他们，更不愿意回到农村。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影响市民化过程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无法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保险等权利。
城市中的农民工由于自身特点，大多会从事的工作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职业一般都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危险性较高，并且伴随着职业的不稳定性。
《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中，享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
半月谈：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专题一组6篇）新生代农民工：梦想在大时代升级■半月谈记者车晓蕙黄浩苑吴俊潘旭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
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
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
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总之，他们是“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
对他们的观照，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期许。
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群体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无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
唯有在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
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梦想在大时代升级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
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
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
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总之，他们是“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
对他们的观照，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期许。
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群体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无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
唯有在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
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旺盛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强的消费能力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新动力。
与省吃俭用、挣钱养家的父辈们相比，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他们较少家庭负担，得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他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改善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文化生活和娱乐享受，消费风格越来越接近于城市年轻人。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外贸依赖型转向内需拉动型，新生代农民工堪称最大的内需制造者之一，他们的消费潜力绝不可小视。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
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
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题。
面对坚硬的制度壁垒和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
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
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
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
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
是把握历史的机遇，加速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和谐社会建设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还是漠视一个庞大群体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阶层隔离和对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一“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
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而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
他们的主体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城市化中国”却对这样的新变化、新期待客观上准备不足，应对滞后。
要“钱途”更要前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调查新追求：“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档的歌厅，半月谈记者邂逅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
外面飞雪正紧，夜已深深，这群少年却刚投入一周劳作后的扎堆狂欢，啤酒壮胆，挥舞着麦克风高歌狂吼。
“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刘德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成龙）……让记者颇感惊讶的是，在两三个小时的点唱中，他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数励志类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劲，个个争当“麦霸”。
记者现场强烈感到，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边缘和底层苟且生存的“追梦人”。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鹰的少年，两年前从皖北南下广州打工，每月挣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
但生来倔强的他还是决定辞职北上，来首都闯一闯。
他连连叹气：“在广州干了两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简单工种，感觉不到前途，没有奔头啊。
闲下来就无聊得很，拼命上网，还是闷得发慌。
我都18岁了，夜里想想大好年华就这样耗掉，真不甘心。
我可以预料到，这样干个两三年后，除了能攒个两三万，别的什么也留不下、学不成，一点前途也没有。
那时，人都崩溃了，要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梦想”是新生代农民工爱听的流行歌曲中的关键词，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现在他们与人交谈中的高频词。
20岁的杜翔宇来自河南农村，剪着时髦的发型，穿着耐克运动鞋，完全看不出与城里同龄人的区别。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费和享受了；但是，如果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吃苦耐劳丝毫不差。
老人们总是说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工作挑三拣四’，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得更多。
赚钱虽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
”杜翔宇得意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培训班和不断充电，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电脑系统安装，虽然刚开始干，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１５００块钱，但我看重的是能够学本领，有前景。
等各方面能力具备了，我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
”乔志远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辗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打工。
酷爱玩电脑的他在找工作时并没有把工资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准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参加了自学考试。
“作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我们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负担较轻，择业时现实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职业的前景。
”小乔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胸有成竹。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的3位农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农民工。
“与我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点：眼界开阔，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新阶梯：打工仔照样可以晋升管理层事实上，在新生代打工大军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员靠奋斗和历练逐步改变了地位，踌躇满志地跻身于“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者”一族，初显城市“小白领”的体面。
尽管这类人比例还很小，但起到的榜样激励效应很大，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头。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孙恒给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练。
19岁从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孙恒便将实现更好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的结构设计部门主管。
如今已２９岁的孙恒感悟道：“打工不能仅仅靠吃力气饭，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才是最大的发展资本。
刚来时在流水线上干操作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块钱，但我始终不甘心这样干下去。
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后，我自费到服装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并在３年后被提升为部门主管，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钱。
”的确，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卖体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有一门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饭碗；而有了“人有我优”的现代技能，就等于给自己的跨越式发展搭好了上升阶梯。
在天津金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楼里，来自河北邯郸永年县农村的王晓霞，一边听着ＭＰ３，一边将数码照相机里的照片往笔记本里传。
今年２４岁的王晓霞是天津一家企业的辅料库主管。
仓库的进出货管理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为了竞聘这一岗位，她用攒下的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
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别想再攒点钱，继续进修，取得更高的文凭或有价值的职业技能证书。
天津市建工集团工会主席毕志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见识多，更注重职位晋升和价值实现，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新职场：时兴职业也开始眷顾新生代农民工体面，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晋升上，还存在于社会各行业美誉度和尊荣度的选择中。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和社会化分工的趋细，在加工制造业和家政、保安等传统服务业之外，一部分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时髦职业也成了某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新选择，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专利”。
当保安，曾是很多厌倦掏体力干重活的农民工的憧憬：衣着齐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头。
而今，许多保安公司却苦于农民工保安流动性太大而应对无策。
经父亲在北京的部队战友介绍，18岁的于海涛去年从山东临清来到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当上保安。
开始他还觉得挺新鲜、挺体面，但不到半年便发现，和他一同站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农民工走马灯似的走了好几拨。
于海涛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站12个小时的岗。
北京冬春，下了10场雪，经常是夜里刚躺下没几个小时，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
而工资又不见涨，每月还是千把块。
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兴职业，用双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未来。
虽然暂时贫穷，但年轻就是资本，就有希望。
”据介绍，同样是山东籍的一名80后农民工鲁鑫，五六年前闯北京时也是靠当小区保安起家，后来试了好几个职业，最终锁定了一家民营文化传媒公司执行统筹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