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摘要：苏童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本文依据心理学上的观点，分别从依从型、攻击型、离群型三种神经质性格，来分析她们病态的心理特征和表现，进而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
关键词：苏童；红粉系列；病态；童年；女性苏童“红粉系列”小说包括《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四部小说。
因这四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红粉》是其中的力作且篇名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因而评论界以之命名，称这四部小说为“红粉系列”。
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出现的大都是一些在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具有“神经质性格”的神经症患者。
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认为，“所谓的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1]，她将所发现的各种神经质，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性格。
依据卡伦.霍妮对神经质人格的分类，并结合苏童小说中这些病态群体的具体表现，将这些病态女性进行类别化分析，并进而探究苏童擅写女性病态心理的原因。
一、依从型病态女性形象依从性格：指个体缺乏独立，强烈需求别人的关爱，依赖别人情感支持的性格；在表面上是亲近人，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焦虑感[2]。
这里所说的依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赖，适度的依赖并不是病态，也不成为神经质的性格，尤其对女性来说，适度依赖常被视为小鸟依人，惹人怜爱和疼惜。
依从性格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过度地依赖别人，只有依靠别人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表面上看是在依赖人，心理上却是对人的一种极端的“占有”，当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便会极度痛苦。
在《红粉》中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对妓女进行改造，于是两人便被送到劳动训练营，秋仪途中跳车逃跑，小萼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旅程。
从小依赖于秋仪的小萼感到无所适从，“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
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
”[3]小萼在心理上习惯了依赖别人，不能独立的生活。
在劳动营里她因为缝不完三十只麻袋而要上吊自杀，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
她一个人时总是暗暗的哭泣，总是感到生活的灰暗无光。
“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已满，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城市去了。
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无足措，她消瘦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
”[4]她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的，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生活。
从这些可以看出小萼对于男人的依附已经过度。
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并以悲剧收场，这与特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有关，但她的这种依从性格是造成老浦和她自己苦痛的最大原因。
在《另一种妇女生活》里，讲述的是一群香椿树街的女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便是简少芬。
书中写到“她当时十六岁了，却无法离开姐姐单独睡眠”[5]这是一个似乎发育迟缓的女人，她一直和自己的姐姐住在一起，没有姐姐的时候她面对一切都是那么恐惧和害怕。
她的一生是忍让、依从，这种压抑慢慢积淀在她的心里，最后她进行了反抗，并对姐姐的行为感到愤怒，这是她自己心中多少年来蓄积的怨恨的爆发。
面对姐姐的死亡不仅没有怜悯，反而是恶语相对。
她最后脱离了姐姐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却无法摆脱姐姐的阴影。
无论是小萼，还是简少芬，都是过度地依赖别人，表面上看他们与所依附之人甚是亲密，但其实是为了消除自己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当另一种焦虑出现时，他们还是选择依附他人。
二、攻击型病态女性形象攻击性格：指个体对人持敌对攻击态度，借以攻为守策略来取得别人的重视。
攻击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可以表现为多种症状：报复性，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猜疑和好偷窥......[6]这种攻击型性格的女性是苏童的“红粉系列”之中最大的一个病态群体，她们对别人不是依赖和逃避，而是敌对和斗争,这种斗争的矛头直指别人和亲人。
在《妻妾成群》里，颂莲、梅珊、毓如和卓云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是陈家风起云涌的根源。
她们通过争取自己的权利来博得别人的重视和亲近陈佐仟。
为了赢得在陈家的地位，她们不顾一切地争斗。
“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
”[8]这是她们对自己的评价。
她们这种自我憎恨和蔑视转化为对他人的仇恨，颂莲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同样是一只全身长满了刺的“刺猬”。
《妇女生活》讲述了三代人—娴、芝、箫的故事，“这是一个悲剧不断延续的家庭，三代人便是三个痛苦史”[9]。
“多少年来她已经习惯于把悲剧的起源归结于那次意外的怀孕。
”[10]因为那次与孟老板的意外怀孕，她害怕痛苦而没有堕胎,她把自己人生悲剧的开始归结于这次意外，因此她对芝是讨厌和愤恨，从来没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好好对待。
“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
她很少哺育，也很少给女婴换尿布，她想女婴也许活不长，没有必要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候娴总是在芝的哭泣声中安然入睡”[11]娴把自己对孟老板的仇恨宣泄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她把芝的哭泣声当成是冲淡自己怨恨的最好方式。
她不仅怨恨自己的母亲，同时也自我憎恨，最后她选择吃安眠药告别这个世界，虽然被救回来了，但她的心理疾病更加严重，直至变成了疯子；在《另一种妇女生活》中，顾雅仙、杭素玉、粟美仙这三个女人关系十分微妙。
三个世俗市井女人，同在一个酱香园里工作，却总是喜欢以口舌之争为乐。
“这是一个典型的香椿树街的精神病院”[12]这顾雅仙是机灵的，会看人看事，也喜欢管闲事，粟美仙和杭素玉大动干戈后建议调走一个的是她，撮合少芬和章老师婚事的也是她。
粟美仙比杭素玉要老成些，但却没有顾雅仙的精明；在酱园，她是资历最老的，爱摆架子，却又总顺手牵羊；手很巧，嘴却惹人讨厌，很多纠纷都是由她而起。
她没抓到杭素玉偷钱，但终究成功地抓到杭素玉偷情，最终导致了杭素玉的惨死。
她们这种争强好斗，总是以揭人之短为乐的性格，最后害死了杭素玉，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波澜，但是这种性格却依然存在，她们与别人之间的斗争也在暗暗地进行着。
三、离群型病态女性形象离群性格：指个体不与人亲近的性格；表面上是独善其身，而潜意识中却是对人际感情敏感，借离群以保安全[13]。
这种离群性格并不是现代女性所追求的独立意识，而是不只在生活上深居简出，而且在心理上对外界存有一种恐惧和排斥，对一切的人际关系感到深恶痛绝。
在《另一种妇女生活》里，有一对姐妹的出现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到“整条香椿树街的居民们都知道简少贞和简少芬从未婚嫁，多少年来姐妹俩一直离群索居在酱园楼上。
只有卖酒酿的人经常看见她们，他知道她们喜欢酒酿，每次在酱园前敲打竹梆时他会看见姐姐或妹妹的苍白模糊的脸在楼窗上一闪而过，然后是一只同样苍白模糊的手，从窗内放下绳子和吊篮，吊篮里放了一角钱和一只蓝花细瓷的小碗。
”[14]她不仅自己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同时对自己妹妹和外人的接触也感到恼火。
她十分痛恨那些你往我来的礼节，她把这些本来很正常的交道看成是别人对自己的图谋不轨。
当自己的妹妹受邀要去参加顾雅仙儿子的婚礼的时候，简少贞十分不悦地说“你以为那喜酒是随便喝的吗？你要去是要送礼的，我生来就讨厌这种拉拉扯扯的应酬。
什么喜酒丧酒的？都是想从别人的口袋里捞钱。
”[15]由于顾雅仙的介入，她们姐妹俩的生活受到了干扰，简少芬因此而陷入了爱情，借此逃离了这种生活，而姐姐简少贞却因此而失去了最后生存的希望，她用无数的绣花针扎破了她的动脉血管，她就这样坐在绣花绷架边，等待血液流光直至安静的死去。
简少贞是典型的离群性格，她对外面的人际关系十分敏感，她唯有此来保全自己，当别人介入了她的生活，自己的妹妹嫁人了之后，她选择了自我迫害。
这种性格的人只有远离人群自己一个人独自生活，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活下去，当生活被打破自己被卷入之后，会感到不适应和烦恼，甚至选择以死来逃避这种生活。
四、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每一个作家总是有自己擅长的一种艺术形式，就像每一个读者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审美视角一样。
除“红粉系列”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之外，苏童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了病态的人物形象。
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既与其特殊的童年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又与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一）苏童特殊的童年生活体验苏童的童年是在与病魔的搏斗中度过的,长期的病痛使他变得寡言少语，孤独敏感。
“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
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
”“因为早熟或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街头孩子的这种游戏，我经常遭遇的是这种晦暗难捱的黄昏。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使我休学在家，每天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药，那是折磨人的寂寞时光我不能去学校上学，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
”[16]可以看出，孤独不可避免地成为苏童最早的心理积淀之一，这种积淀对作家今后的文学创作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正因为苏童少年时期的多病孤独，造成了他的心理的压抑，苏童对童年的这种压抑寻找的突破口就是在作品中表达对死亡、暴力、病态的描写。
（二）特殊的审美追求“我们难以把审美经验直接地与大脑中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不太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观者比另一些人更加偏爱某些艺术品，以及为什么某些艺术家选定了一种特殊的风格。
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也说明不了艺术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打动或唤醒我们情感的力量”。
[17]每个作家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形成自己的审美倾向，苏童也不例外。
在他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里，都有一条主线——人物为生存而不择手段的竞争，最后都不得善终，作品里充满了死亡和暴力的气息，人物的精神都呈现一种病态的特征。
无论是《米》中的五龙，《罂粟之家》中的刘成草，还是“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等等，这些人物无不是带着暴力、欲望、变态引领着故事走向凄惨的结局，这种定性的表达方式似乎已成为苏童的审美定势。
就像苏童自己说的那样“我把这种强烈的敌意与仇恨安排在亲人之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自己说不清楚。
好像是我身上有个来历不明的恶魔驱使着我这样做，它把敌意和仇恨传染给我了”[18]这种对敌意、仇恨、暴力和死亡的渲染下，必定是各种病态的人生和悲惨的结局。
参考文献：[1][2][6][14]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性的成长［m］.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02-114.[3][4][5][7][8][9][10][11][12][13][15]苏童.苏童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2-139.[16]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5:64-69.[17]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20-29.[18]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