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与阎立本《职贡图》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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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年第期窜圈窗代崴瀚蕊笺蘅●李永林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性绘画作品进行了概述对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归纳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以及绘画手法、体裁、制度等方面的特点。
揭示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积极社会功能和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关键词图画鉴诚纪功颂德人物写照御用院体《易》系辞上日“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上古仪象、图书是文化表征、礼法依托和政治根据。
萧何随刘邦人咸阳他人但知抢夺财货美人独萧何先封取图书汉朝开国丞相其政治眼光和风范于此处可见。
“书同文”之前图书并有图谶、图籍、图象、图画之意。
《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上古图象要在标立是非准则彰明神奸观念。
《史记》殷本纪称商相伊尹画九主之像以谏商王成汤乃政治性绘画最早记录。
《孔子家语》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政治性绘画其基本要求由此表出曹植所谓“存乎鉴戒者图画也”陆机所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以此为滥觞。
然汉晋以降情随世迁三教沉浮九流趣殊南北分合华夷有别中国古代政治性绘画。
虽名教乐事则一而题材取象之面目、颂扬讽谏之明昧、君臣内外之尊卑、道自隐喻之笔法代有不同。
姑分别述要如下。
两汉功臣汉兴高祖听萧何“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之言大造宫室雕梁画栋图壁题材多袭古制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记图画有伏羲女娲黄帝唐虞下及三后淫妃乱主等等“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武帝继位后用董仲舒议独尊儒术古圣时贤功臣烈士成为汉代宫室壁画追摹褒奖主题。
刺恶之作愈少关于时事之制愈多。
如征和二年汉武帝六十五岁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大臣霍光乃借绘画表明重大政治决策之典型事例。
昔周武王死立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姬旦辅相摄政。
《孔子家语》记孔子观乎明堂之牖“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康南面以朝诸侯之图”。
汉武帝晚年诏令内廷黄门署御用画工画此图赐霍光正表明托孤于霍光之重任。
唐阎⽴本《职贡图》⾼清鉴赏
(唐阎⽴本职贡图绢本 61.5x191.5cm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阎⽴本《职贡图》所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从前端牵⽺者已在画外的形式判断,有学者认为现存的《职贡图》乃是经过裁切之后的作品。
⽬前全幅共绘有⼆⼗七⼈,如同游⾏的队伍⼀般,⾃右向左⾏进。
⾏列的中央及左⽅,有仆⼈持伞盖随⾏,暗⽰出伞盖下⼈物的使者⾝份,⽽伞盖的存在,同时突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
画中的贡品包括鹦鹉、怪⽯、象⽛等等,其样式之多,除了令⼈⽬不暇给外,也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让⼈得以窥探在不同⽂化的下多元性。
该幅作品⽆作者款印,右端牵⽺绳直出画外,显然牵⽺⼈已不见;左端捧盘者已近画边缘,皆不符合画理。
盖古画历经流传,污毁残缺往往有之。
画中所见,显然是“异⽅献宝,万⽅来朝。
局部⾼清⼤图。
萧绎《职贡图》-北宋摹本梁元帝作番客入朝图卷赏析《职贡图》,南朝梁国,梁元帝萧绎/北宋摹本,绢本设色,手卷,纵25厘米,横19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人物书画长卷。
《职贡图》展现南北朝时期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繁盛场面。
现存此图为残卷,描绘十二位使者朝贡时的形象,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的使者。
画中人物线条简练遒劲,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施兰叶描手法。
人物形象承袭着魏晋以来富有装饰而谨严的风格,但略欠生动。
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一)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二)《职贡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十二人, 皆左向侧身, 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
列国使者自右至左为:波斯国、百济国、丘兹国、倭国、狼牙修国等等。
在此图中, 使者的站姿几乎雷同, 但其个性特色, 或文静秀弱, 或朴质豪爽, 或机智慧敏, 各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独特气质, 表露无遗, 并且都有那种有幸成为使者的恭敬欣喜的情态。
另外, 画中人物比例准确, 铁线描遒劲流畅, 敷色高雅古朴, 体现了中国南朝绘画艺术的水平。
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三)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四)《职贡图》中的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
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
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五)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六)北宋摹本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高清大图(七)《职贡图序》曰: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
作者: 金维诺
出版物刊名: 文物
页码: 14-17页
主题词: 职贡图;作品;使者;阎立本;立德;初唐;封建时代;南京博物院;梁元;唐代
摘要: <正>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职贡图',是南京博物院的珍藏,相传是唐代画家阎立德或阎立本所绘.但是从作品的风格与技巧来看,显然不是初唐作品,以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步辇图与之相比较,就更不似阎氏兄弟的作品.这一卷'职贡图'比初唐阎氏作品较为朴拙,而在某些方面,两者又显露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从作品的基本风格与技巧来评判,'职贡图'早于初唐,可能是南北朝晚期的绘画.从'职贡图'的绘画风格所获得的这一印象,我们还可以从图上的文字,获得进一步的证实.'职贡图'是一再经过重新装裱的残卷,现在只残存列国使者十二人.这十二人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倭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个使者的后面有简短的题记,记述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历来交往的事实,在倭国和狼牙修国之间,有缺佚,有关倭国土俗的记载,后半已佚,所。
萧绎与阎立本《职贡图》的比较研究一、萧绎的《职贡图》萧绎技巧多面,题材广泛,兼擅长肖像画、佛画、风俗画、花鸟画,而以人物肖像最为出色。
在萧绎流传下来的画作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其《职贡图》卷,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
现存萧绎的《职贡图》为宋时摹本,绢本设色,縱26.7 cm,横200.7 cm(原为402.6 cm)。
原藏南京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卷是经一再重裱的残卷,只残存列国使者十二人。
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的使者。
每一使者身后有一段记述这个国家方位、山川、道里、风土以及历来交往情况的题记。
在倭国和狼牙修国之间有缺佚,有关倭国土俗的记载后半已失,所接的另一半文字是关于宕昌国的记述,宕昌国使者像和另外一部分使者像都已散失。
二、阎立本的《职贡图》阎立本不少创作都与唐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如《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唐代政权的强大。
阎立本《职贡图》所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此《职贡图》绢本设色,纵61.5 cm,横191.5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宋摹本,无款,有宋徽宗题签,宣和内府藏。
全幅共二十七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
该幅作品无作者款印,右端牵羊绳直出画外,显然牵羊人已不见,画前题签唐“阎立本职贡图”字迹略有裁缺。
三、萧绎与阎立本《职贡图》的比较1.不同的社会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可称得上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时局经常动荡不安,战乱流离虽然给社会造成了破坏,却促进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是佛学的兴起导致了美术的兴盛;二是士族的产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个性得到了张扬。
经过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分裂,至隋唐得以完全统一。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王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一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摹本旧存三种:第一种为唐阎立本摹本,名为《王会图》,存虏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无题记;第二种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名为《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存鲁(虏)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亦无题记。
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三种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摹本,原名《唐阎立德职贡图》,经金维诺先生考证,定为梁元帝《职贡图》[1],存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二国使者着色画像,并题记十三条(倭国残题记后多宕昌国残题记)。
据《石渠宝笈》记载,该图原来亦为清宫旧藏,当时尚存二十五国(原文为“二十五段”,一段为一国)[2]。
据徐邦达先生研究,该图1925年被溥仪携至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后流散民间的[3]。
初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种唐阎立本摹本,金维诺先生谈到“伪造”梁元帝《职贡图》的“假画”时,曾涉及到该本。
第二种南唐顾德谦摹本,榎一雄先生认为不仅“拙劣简略”,根据也不太明确[4]。
惟第三种北宋熙宁十年前摹本,画风古朴,又有题记,最受学者关注。
中国方面除金维诺、徐邦达二和笔者外,还有岑仲勉、陈连庆、钱伯泉、余太山、陈继春、连冕等,日本学者除榎一雄外,还有西嶋定生、上田正昭、阪元义种、李成市、深津行德、金子修一等,韩国方面还有李弘稙、洪思俊、李镕贤等,也都曾从不同角度对该图进行过专门的探讨。
唐阎立本摹本《王会图》“中天竺国使”立像不久前,赵灿鹏发现并公布了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种本子[5]——清末民初人葛嗣浵(1867~1935年)记录的清张庚(1685~1760年)乾隆四年(1739)摹本《诸番职贡图卷》[6]。
我对梁元帝《职贡图》一向重视,不仅最早提到“清张庚《图画精意识》又记曾见白描《职贡图》”[7],还曾对修订本《梁书·诸夷传》没有充分利用梁元帝《职贡图》题记提出批评意见[8]。
作者: 赵灿鹏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文史
页码: 111-118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南朝 故宫博物院 佚文 题记 阎立本 摹本 南唐 台湾地区
摘要: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所作《职贡图》画卷,今存世有三种摹本,第一种传为唐阎立本摹本,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着绿称唐阎立本《王会图》,内容为鲁国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每段以楷书署明国名;第二种传为南唐顾德谦摹本,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着录称《梁元帝番客人朝图》,内容为鲁国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共三十五段,其中重复二国,失题名二国),。
浅析中国唐代人物画成就中文摘要:唐代是人物画非常繁盛的时代。
其中代表人物有阎立本、张萱、周昉。
通过研究、赏析这些画家及其作品,我们能对唐代人物画的全貌有一个大致了解,并对唐代人物画的成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阎立本张萱周昉唐代人物画伟大成就世人都在惊叹唐诗宋词的无穷魅力,其实唐代的人物画更是一绝。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人物画的繁盛时期,涌现出一批能广泛吸收外来营养融于自身的极具创造性的先锋画家,而阎立本、张萱、周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一个充满博大雄浑社会气象令人骄傲的时代里,能够在自己的作品创造中,把外来艺术的特点—一吸收,融铸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为自身的发展增加了新的营养和动力。
唐代的人物画之所以闻名于世,在于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现在,我们通过阎立本、张萱、周昉的代表作浅析浅析中国唐代人物画的伟大成就。
一.阎立本与《历代帝王图》阎立本是中国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
他的艺术风格是特别擅于刻画人物神貌,笔法圆劲,气韵生动,能从画中看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现在通过赏析《历代帝王图》,感受唐代人物画的魅力所在。
《历代帝王图》,全图共描绘了十三位帝王形象,每位帝王旁均有榜书,有的还记叙其在位年代及对佛道的态度。
画家既注意刻画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共同特性和气质仪容,又根据每个帝王的政治作为,不同的环境命运,成功的塑造了个性突出的典型历史人物形象,体现了著者对这些帝王的评价。
全卷用线为铁线描,衣纹、胡须等匀细而挺拔,用色浓重、晕染显著,为古画造诣的上乘之作,足可作为初唐绘画的样本。
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
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
职贡图的内容和形式由于涉及到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中外交通、文字、图像等方面,因此民族学、美术史、思想史等学科都对该题材的图像有相关研究。
职贡图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绘制的记录,而在美术史学界对职贡图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几幅重要的作品上。
一、《梁元帝职贡图》研究现状海内外学者对于职贡图的研究,多集中在《梁元帝职贡图》和《皇清职贡图》这两类研究对象上。
《梁元帝职贡图》属于风格较早的职贡图像类型,图像形式类似与“蕃臣像”都属于描绘单个蕃臣的形象,没有背景并配以相关国家的文字说明用以强调和突出图像的政治功能。
前期关于《梁元帝职贡图》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图像完成时间的考订上。
国内最早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是金维诺。
他通过对绘画风格与题记内容的分析,认为其为北宋摹本①。
岑仲勉在金维诺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原本完成年代以及图序作年的考证。
他认为此本很可能为隋至初唐摹本[1]。
《梁元帝职贡图》有多个摹本。
王素根据几个版本的名称和相关记载文献,提出《职贡图》的创作具有阶段性特征[2]。
赵灿鹏发现了清乾隆四年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此卷补齐了北宋摹本残缺的题记内容并首次披露了“高昌国使”的题记[3]。
钱伯泉通过对图像及文献的考察,对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的不同种族的外貌与生活习惯进行分析[4]。
可见《职贡图》的研究开始加入不同学科的背景。
之后连冕从域外服制度的角度对宋摹《梁元帝职贡图》进行研究[5]。
王素通过梳理考证各个版本的《梁元帝职贡图》和相关文献复原了龟兹国使者题记[6]。
朱浒在其研究中指出《梁元帝职贡图》流露出梁朝对胡国“宗教外交”的诉求[7]。
对于《梁元帝职贡图》的研究,近年来学界依旧对其十分重视。
在2020年,王素和米婷婷在《文物》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②。
文章提出清代张庚摹本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中外之间的民族与交通有重要意义,并指出《梁元帝职贡图》中关于西域诸国以及《梁书·诸夷传》的“西北诸戎”的材料较为可靠。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阐释林华东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南朝梁(502—557)《职贡图》,虽仅为摹本残卷,然亦珍若拱璧。
此图开卷轴画先河,既是外族使者形象的写真,而又对揭示友邦史实与风俗大有裨益,意义重大。
在中国先秦之时,素有藩国历行贡献之职,史称“职贡”。
汉晋以降,逐渐扩大到“四夷”。
因“职贡”的盛衰与多寡往往视为正统与否的标志,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双方互争正统,更加重视职贡。
其时的画家为请恩邀宠,歌功颂德,同时,也为了宣扬国家的强盛,也好作《职贡图》,其后相袭成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元帝的《职贡图》为此类绘画中最早的,目前仅凭文献记录得知。
依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中《梁元帝职贡图序》,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赴任荆州时观察到荆州访问的外国使臣的容貌,询问其风俗,对访问建康的外国使臣,另做采访,绘制了此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
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
”)。
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萧绎任荆州刺史时绘制了《职贡图》和《番客入朝图》。
1960年金维诺在南京博物馆发现了梁元帝的《职贡图》。
他认为此画从风格与技艺看,应早于唐代,其所列国名和《梁书·诸夷传》完全相符,且题记文字中所记年代止于梁,正是梁元帝萧绎的作品无疑。
当然,此图并非原作,而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的摹本。
1988年,榎一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了《石渠宝笈》中提到的《唐阎立本王会图》与《石渠宝笈续编》中收录的《南唐顾徳谦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图》。
2011年赵灿鹏发现并介绍了葛嗣浵(1867—1935)记录中提到的《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即清代张庚1739年所摹年代不详的职贡图使臣画像及题记。
梁元帝的《职贡图》原本未能传世,现在确认的4种摹本在使臣数量、容貌、题记内容等方面均有差异,致使研究者产生意见分歧。
然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梁元帝《职贡图》中百济使臣的题记中提到的周边小国是其唯一的记载,意义重大。
简述中国书画家群体及书画市场的演变写字和画画行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书画艺术和书画家的出现,只有当写字画画行为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对美有了主观的追求后才产生书画艺术和书画家,同时也产生了书画美的朴素标准,进而出现书画鉴藏活动,有了书画鉴藏活动才会产生书画交易和市场,有了对同时期书画家作品的鉴藏和市场交易后才会出现职业书画家。
书法发展到汉代已有艺术自觉的萌芽,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千碑千面,出现了很多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书作。
章草也受到书写者的追捧,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中就很好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学习草书的狂热状态。
同时期也出现了为社会认可的书法家,如杜度、崔瑗、张芝、蔡邕等,还有第一篇书法理论文章《草书势》的出现。
此时期并没有出现书法收藏,也就没有书法交易,更谈不上书法市场了。
到魏晋时期,由于出现了人的自觉而产生了艺术的自觉。
另外字体的演变业已完成,至此中国书法中篆、隶、楷、行、草都发展完备,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书圣王羲之的行、草书风貌更是为后世书法树立了典范,影响至远。
据文献记载,东晋王羲之时代已有书法作伪牟利现象,而此风大盛却应自刘宋始。
宋明帝泰始六年虞龢《论书表》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
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
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
”宋文帝时新渝惠侯刘义宗“爱重”羲之书,“悬金招买,不计贵贱”,孝武帝刘骏“纂集佳书”,从虞龢《表》中可知,所集乃前世名迹,不限于二王。
有了收藏需求便有了书法市场,市场需求大,名家书作供求矛盾突出,所以就出现伪作。
六朝时期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士族阶层好古、好名以及当时书法盛行,好书者众而学书法帖时有短缺,所以贵族收集前人书法名迹也形成风气。
这时期收藏者收藏对象主要是以前代名家书法作品。
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导致产生以卖字为生的职业书法家,而善书者都是当时贵族自我对书写美和文字美的追求,是在从政或从文之余的“游戏”,更没有文学的地位高。
《職貢圖》鉴赏歴代《職貢圖》鉴赏所谓《职贡图》,就是封建时代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供的纪实图画。
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代梁元帝萧绎(508-554)所画的(现藏南京博物院)。
画史记载,唐阎立本也画过《职贡图》,来见流传。
宋代有官修《职贡图》,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庚申,权判鸿胪寺,刑部郎中、宜史馆张复给皇帝土了一道奏章,请求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向来朝朝贡的国家,画出朝贡者的冠冕相貌,著录诸国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
“上以表圣主之怀柔,下以备史官之广记。
”得到真宗恩准。
后来图画好之后献给真宗,皇帝看了以后下诏说:二圣(指来太祖、太宗)以来,四裔朝贡无虚岁,何止图上所表现的这些?责令礼仪院再加增修。
此后李公麟画《五马图》,上记贡主和时间以及马本身的年岁。
这是外国向宋朝贡马的实录,也带职贡图的性质。
萧绎的《职贡图》(残卷)南朝梁蕭繹《職貢圖》說明:长卷绢本设色纵26.7厘米横402.6厘米(今残为198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展现南北朝时期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繁盛场面。
现存此图为残卷,圖中繪列國使者立像十二人,皆左向側身,身後楷書榜題,疏注國名及山川道路、風土人情、與梁朝的關系、納貢物品等。
列國使國從右至左為:波斯國、百濟國、丘茲國、倭國、狼牙修國等等。
在此圖中,使者的站姿幾乎雷同,但其個性特色,或文靜秀弱,或樸質豪爽,或機智慧敏,各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齡的獨特氣質,表露無遺,並且都有那種有幸成為使者的恭敬欣喜的情態。
画中人物线条简练遒劲,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施兰叶描手法。
人物形象承袭着魏晋以来富有装饰而谨严的风格,但略欠生动。
另外,畫中人物比例准確,鐵線描遒勁流暢,敷色高雅古樸,體現了中國南朝繪畫藝術的水平。
萧绎(508—554),南朝梁画家。
即梁元帝,字世诚,小名七符,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
武帝萧衍第七子。
生眇擅书画,冠绝一时,南朝陈姚最评之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足使荀最、卫协阁笔,袁倩、陆探微韬翰。
唐朝时期阎立本等人精品绘画赏析大唐处于封建社会盛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活跃,都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运,使绘画艺术形成灿烂辉煌的局面,涌现出一批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画家。
唐代绘画体裁仍以人物画为主,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像仍在继续,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其规模之宏伟、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佛寺壁画中流行大型的经变题材,如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美好图景的《西方净土变相》,其中穿插描绘有大量的生活场景,塑造的佛教形象中人性化的成分明显增强,甚至出现以宫娃为模特塑造菩萨形象的现象,附于佛寺壁画中的供养人占了更大壁面,这一切都展示出佛教绘画适应社会好尚而趋于世俗化的倾向。
阎立本萧易赚兰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南宋摹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北宋摹本阎立本,唐代早期画家,擅长画人物肖像和人物故事画。
画面有5位人物,中间坐着一位和尚即辨才,对面为萧翼,左下有二人煮茶。
画面上,机智而狡猾的萧翼和疑虑为难的辨才和尚,其神态维妙维肖。
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欲搅动“茶汤”,另一旁,有一童子弯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
矮几上,放置着其它茶碗、茶罐等用具。
这幅画不仅记载了古代僧人以茶待客的史实,而且再现了唐代烹茶、饮茶所用的茶器茶具,以及烹茶方法和过程。
该画描绘了唐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的史事。
古籍记载: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穆帝永和九年(353年) 三月三日同当时名士谢安等41人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之兰亭,修祓禊之礼(在水边举行的除去所谓不祥的祭祀)。
当时王羲之用绢纸、鼠须笔作兰亭序,计28行,324字,世称兰亭帖。
王羲之死后,兰亭序由其子孙收藏,后传至其七世孙僧智永,智永圆寂后,又传与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得序后在梁上凿暗槛藏之。
唐贞观年间,太宗喜欢书法,酷爱王羲之的字,唯得不到兰亭序而遗憾,后听说辨才和尚藏有兰亭序,便召见辨才,可是辨才却说见过此序,但不知下落,太宗苦思冥想,不知如何才能得到,一天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奏荐: 监察御史萧翼,此人有才有谋,由他出面定能取回兰亭序,太宗立即召见萧翼,萧翼建议自己装扮成普通人,带上王羲之杂贴几幅,慢慢接近辨才,可望成功。
清代职贡图像研究本文以创作于乾隆朝的《皇清职贡图》(后简称为《皇》)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整个清代职贡图像系统的建立过程。
通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大清一统志》的记载,首先初步厘清了《皇》中所绘国家或地区与清朝之间的五种关系,并由其关系的不同而导致图像来源与绘制方式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首次将《皇》纳入已有的“职贡”主题绘画的传统之中进行考量。
通过检索乾隆朝修订的官方书画著录《石渠宝笈》正、续、三编,总结内府所藏“职贡”主题图像绘制的两种模式:萧绎所作《职贡图》(“使者”)与阎立本所绘的《职贡图》(“使者、贡品”)。
通过乾隆对两种模式的不同态度,引出《皇》具体绘制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贡物。
通过对《皇》在乾隆年间增绘西北爱乌罕、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和西藏的巴勒布大头人使者图像时,所产生的明确为贡品的鞍马、鹰鹘、大象的图像。
由此得出清朝在打破原有的“使者、贡品”或“使者”两种职贡图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将“使者”与“贡品”进行分离,产生了一类新型的、专门的对贡品的图绘,由此使得职贡图模式由一元转为二元。
并借助对内府所藏贡品图像的分析,总结出乾隆朝贡品图绘对象、马、鹰等动物的偏好,以及多次数、多形式图绘的特征。
并首次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杂档(贡档)”所记载各省官员所进活禽的整理并加以运用,辅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中的《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的佐证,由此展开对《清宫鸟谱》与乾隆朝射猎、行乐、宗教和吉祥图像中包含的动物重新审视与研究。
为部分作品查找出作者与具体创作时间的同时也给现有清宫图像带来一种新认识。
在将“使者”和“贡品”分类图绘后,乾隆朝还首次出现了将分离的两者再次结合的具有特定时间和空间特征的一类新型朝贡主题绘画的——“万国来朝图”,并进一步探究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主题与图像来源。
由此,传统的二维职贡“图像”在清朝发展成为职贡主题下的三维“群像”描绘。
但是,无论是“图像”还是“群像”,二维还是三维,这始终是“职贡”主题绘画在王朝更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的一种内部变化与发展。
萧绎(508—554),南朝梁画家。
即梁元帝,字世诚,小名七符,博学善画, 尤以肖像画最擅。
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
武帝萧衍第七子。
生眇擅书画,冠绝一时,南朝陈姚最评之曰:“学穷性表,心师造化,足使荀最、卫协阁笔,袁倩、陆探微韬翰。
”尝画《圣僧像》,萧衍为之题识。
又画《宣尼像》,并自书赞,时人谓之“三绝”。
著有《山水松石格》一篇,阐述体现物象远近、四时寒暑、天气阴晴的画理画法,颇多创见。
传世作品有《职贡图》,已残缺。
原文地址:欣赏:职贡图作者:wanyd石乐斋《职贡图》所谓《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
是指描绘封建时代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图画。
《唐书·艺文志》、上有“梁元帝职贡图一卷”的记载。
现存此卷是经一再重裱的残卷,只残存列国使者十二人。
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的使者。
每一使者身后有一段记述这个国家方位、山川、道里、风土以及历来交往情况的题记。
从传世的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明好学,从小就爱作书画。
萧绎不仅擅长人物画、风景画、鸟兽画,可惜的是他所有作品中,只有《职贡图》流传下来,而且也不完整。
在萧绎流传下来的画作中,最为著名的《职贡图》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
现存此卷萧绎的《职贡图》,绢本设色,纵 26.7cm,横200.7cm(原为402.6cm)。
原藏南京博物院,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图描绘的是游牧民族入元朝进贡宝马的情景。
人物、鞍马均以线条钩勒,细劲宛转,连绵流畅。
马鞍上的装饰纹样描绘尤为精细。
设色基本用平涂法,面部及衣纹稍加晕染,显出凹凸明暗,有立体感。
全图仅画人马,不画背景环境,造型、敷色几乎全用唐人之法,透出古雅气息。
萧绎《职贡图》原画的内容,从前人的记载得以了解较早时期的面貌。
据吴升《大观录》所记:原画“绢本,高八寸,长一丈二尺二寸。
萧绎与阎立本《职贡图》的比较研究
一、萧绎的《职贡图》
萧绎技巧多面,题材广泛,兼擅长肖像画、佛画、风俗画、花鸟画,而以人物肖像最为出色。
在萧绎流传下来的画作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其《职贡图》卷,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
现存萧绎的《职贡图》为宋时摹本,绢本设色,纵26.7 cm,横200.7 cm(原为402.6 cm)。
原藏南京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卷是经一再重裱的残卷,只残存列国使者十二人。
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的使者。
每一使者身后有一段记述这个国家方位、山川、道里、风土以及历来交往情况的题记。
在倭国和狼牙修国之间有缺佚,有关倭国土俗的记载后半已失,所接的另一半文字是关于宕昌国的记述,宕昌国使者像和另外一部分使者像都已散失。
二、阎立本的《职贡图》
阎立本不少创作都与唐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如《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唐代政权的强大。
阎立本《职贡图》所描绘的
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此《职贡图》绢本设色,纵61.5 cm,横191.5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宋摹本,无款,有宋徽宗题签,宣和内府藏。
全幅共二十七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
该幅作品无作者款印,右端牵羊绳直出画外,显然牵羊人已不见,画前题签唐“阎立本职贡图”字迹略有裁缺。
三、萧绎与阎立本《职贡图》的比较
1.不同的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称得上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时局经常动荡不安,战乱流离虽然给社会造成了破坏,却促进了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是佛学的兴起导致了美术的兴盛;二是士族的产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个性得到了张扬。
经过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战乱、分裂,至隋唐得以完全统一。
随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这些都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我国绘画艺术在隋唐时期逐渐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
正是因为两者决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也造就了不同的绘画艺术水平,从《职贡图》图上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影子,也看到了社会与绘画的进步。
2.绘画技法上的区别
在玄学、佛学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外来影响,题材广及文学、宗教,技巧丰富多变,创造了“笔不周而意周”的新风格。
萧绎的《职贡图》的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
在形式处理和描绘上,该画也颇有特点。
全部人物都为左向半侧面,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其山川、风俗、历史及历代交往情况、纳贡物品等。
左向半侧面这个角度有利于表现各国使臣相貌的整体特征,再加上一些服饰动作、面部表情等细节的刻画,人物的民族特点及性格情态跃然绢上。
人物性格各有不同,西北人的豪爽、质朴,南方人的机敏活泼。
阎立本的画风承继了南北朝以来的传统,下笔时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有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从他的作品来看所显示的是刚劲的铁线描,图中人物比例准确,笔法圆劲,气韵生动,线条外形状如铁丝,内没有粗细变化、遒劲有力的圆笔线条,是为表现硬质布料的主要技法,在绘画技巧上,阎立本继承和发展了魏、
隋以来的优秀传统,重视人物精神刻画。
用笔较顾恺之的“细密精致”更富于变化,有粗有细,有松有紧,富于表现力。
他画的《职贡图》描绘的是当时“万国来朝、百蛮朝贡”的情景。
人物形态灵活逼真,体现出了当时绘画的高超技法。
从萧绎和阎立本各自所绘的《职贡图》可以看出,隋唐的绘画水平高于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水平,却又继承着南北朝的画风。
不可否认,南北朝时期由于题材的限制,时局的动荡,技巧的局限,作者对某些人物的比例,手脚与服装的表现比人物面貌的绘画稍显生疏、稚拙;作者对人物神情气韵和内心刻画的追求因技巧的有限使画面上显得有些力不
从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绘画面貌。
但也因为这些才使后人认识到了绘画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才使绘画在唐代达到了巅峰。
3.人物形象及色彩的比较
比较两者的《职贡图》不难可以看出各自画的人物形象的特点,萧绎的《职贡图》共有12人,皆为左向半侧面,人物站姿雷同。
面目表情形象却丰富,或文静秀弱,或机智灵敏,各具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一款题字。
而阎立本的《职贡图》共有27人,画中各类种族、肤色的人群,走在大唐都城长安的街道上,表现了大唐的繁荣盛世。
所画人物动作灵活,人们或骑马、或牵羊……相比萧绎的《职贡图》更灵活生动。
画的后
面只露出羊被牵之态,不见牵羊人,让人更易产生想象,使画面更生动。
在色彩上两者的《职贡图》又有一定的区别,萧绎的《职贡图》用笔秀润连绵,注意细节的表现。
阎立本的《职贡图》厚重明丽、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处处展现大国风范及气势。
在服饰上,阎立本画上的服饰不再像萧绎画上的服饰那样正规统一,有的没有穿着上衣,可以看出唐朝服饰上的开放。
四、研究《职贡图》的意义
《职贡图》相当于现在的照相机,穿越时空把几千年前的场景以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研究《职贡图》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朝代情况和发展状况。
萧绎的《职贡图》是在动乱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当时佛教及道教的盛行也反映到了萧绎的《职贡图》中。
阎立本的《职贡图》是唐代与外域文化相互对抗、相互融合的表现。
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使我们对南朝和唐朝的绘画水平以及萧绎和阎立本的绘画
风格得到深入了解,同时对我们了解当时人物画的风范具有重要意义。
《职贡图》是我国古代时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皇帝进贡的纪实画面,体现了我国古代中外关系即民族融合的友好程度和状态。
通过对比研究萧绎和阎立本的《职贡图》,也使我对当时朝代的发展和绘画技术有了深一
步的了解。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原画破损,在了解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难度,目前对《职贡图》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希望我们以后能更多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借鉴其中绘画的优点,进一步提高我们现在的绘画艺术水平,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绘画技法努力达到更高的水平。
(作者单位吉林省孤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