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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哲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是主要课题。
虽然马克思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都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但两者对哲学的阐释却有着很大不同，马克思哲学主要强调哲学的政治实现，这种观点也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哲学主要强又回到了传统哲学轨道上来。
其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和关键。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合理掌握与正确看待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早在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与政治纠缠不清。
哲学真正从关注自然转到人与社会中来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深受这种学派的影响，他虽然对智者学派提出的一些政治评判标准持反对态度，但也积极发展了智者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
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依靠科学辩证法来关注人与社会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这之后，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希望通过哲学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王国，以充分实现哲学的伟大政治抱负，以此来完成老师苏格拉底的让城市更贴近真理的政治夙愿。
后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积极反对两位老师，但是在哲学关注人与社会的问题上，却发展与推动了老师柏拉图的思想观点。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人向来属于政治动物的观念，并出版发行了其第一本政治哲学思想巨著《政治学》。
对阿伦特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诞生于苏格拉底之后。
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人和社会政治生活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持绝望态度，他开始怀疑起苏格拉底政治学说的有效性。
正是因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学说的这一怀疑，才让苏格拉底对人和社会的关注由政治转到了哲学当中，并开辟了西方政治必须服从与哲学的传统。
从这一形式来说，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其政治思想都没有脱离以政治学观念来作指导的前进方向。
可以说，柏拉图创设的西方传统政治学是把政治理念看作高于一切的思考生活之路，这实质上就是获得政治真理的途径是经过沉思而不是积极活动来取得。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背景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背景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完成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是探讨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实现的哲学专著。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本文将从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写作背景三个方面分析该著作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19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工人的贫困化、劳动条件的恶化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此外，当时的欧洲还面临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德国在19世纪初仍处于分裂状态，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等邦国之间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同时，宗教问题也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以及宗教改革带来的思想冲突都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思想背景在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试图通过辩证法和逻辑学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是人类历史的最高目标。
然而，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建立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上的，他认为自由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自由。
马克思在接触黑格尔哲学之前，曾受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
康德哲学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而费希特哲学则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和行动的重要性。
然而，马克思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思想过于抽象和空洞，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他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试图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三、写作背景马克思在1842年至1843年间担任《莱茵报》的编辑，期间接触到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斗争。
他逐渐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批判普鲁士反动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一篇文献，也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
写于1842年1—2月间，首次发表于1843年《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署名为“莱茵省一居民”。
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二版第1卷。
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普鲁士反动政府曾在1819年10月颁布书报检查令，防止“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
这种文化专制主义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1841年12月，新登基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企图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出版政策。
新书报检查令凭借其虚伪而华丽的伪装迷惑、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春天已经到来。
在文中，青年马克思以其特有的冷静和睿智，揭露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通过对检查令逐字逐句地剖析和批判，指出检查令中的不合理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新书报检查令强调人们在探讨真理时，态度必须是“严肃和谦逊的”;“一方面不允许按照超出法令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检查，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书报检查应当超出这种界限”；一面坚持作品“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同时又强调作品的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而是善意的”，作品措辞必须“合乎礼貌，倾向善良”,“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通过对书报检查令中这些自相矛盾的语言的深刻揭示，马克思告诉人们，普鲁士政府并不是真正在推行自由主义，其强调的“严肃和谦逊”在本质上就是对人们探讨真理的“阻挠”和“限制”，是完全违反精神自由的，其实质是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对批判宗教言论的压制。
马克思还告诉人们，在普鲁士，除了作为权力中心的政府真正享有自由、可以不受任何检查外，所有的人和机构，包括一直享有免受书报检查的科学院和各大学都将受到约束。
除此之外，独行专断的政府和专横的书报检察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判别，这使得“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正确并使它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法的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摘要：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直接的理论来源；此外，法国唯物主义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等，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来源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的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此外，法国唯物主义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等，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来源的作用。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展开，来谈谈它们是如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基础的。
一、直接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指 18世纪末至 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
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
它提出了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和范畴，重要的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
这些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起到一定作用，其中作用突出的当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1、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黑格尔（1770-1831），最初在德国图宾根的新教神学院学习神学。
作为哲学家，黑格尔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的体系，尽管他的著作艰深得很，他们却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后世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私人生活而言，黑格尔过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先是作为家庭教师，然后是中学校长，最后从1818年开始在柏林担任教授。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1812-1816），以及《法哲学原理》（1812）。
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其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当时德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夕，新生的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又极为软弱。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达具有两重性。
它一方面用辩证法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实现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将其革命性包裹在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即使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亦远离现实，而用抽象的“人性”宣扬“全人类的爱”。
为新生的工业生产服务是当时哲学的重要历史任务，认识论、知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1724—1804)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并着重探讨了哲学基本问题。
他认为在认识外在世界之前，应当首先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以及认识的可能性。
这种转变，被称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认为，哲学要成为一门可靠的学问，其判断必须既是先天的又是综合的。
他认为人的知识是由先天的知识形式和后天的感觉表象相结合而成，这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先天综合判断”就是既具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体现了他的认识论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的根本特征。
一方面，他承认在人之外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即“自在之物”,知识的内容或材料来自感觉。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所得到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纯主观的，不反映作为客体的“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在原则上是不能认识的，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由“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在心中产生的表象，即现象；而现象界却离不开人们的先天认识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意识自己的创造物。
这样康德就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的认识仅仅局限于现象界，从而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陷入了不可知论。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或阶段。
费希特的思想主张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1)哲学思想
费希特以自我意识,或精神自我的创造性活动作为解释经验的唯一源泉.自我意识,或精神自我是自己设定自己的存在.绝对自我,或上帝是精神世界的命令,它是个体自我（有限自我）的原因.感觉世界和独立客体（他们也由绝对自我设定）是“非我”,或者说是在与自我的精神斗争中使自我获得意义的自我的对立面——外在世界.像康德一样,费希特也相信内在精神的价值、人性的合理性、自我责任,以及自由的重要性.
2）政治思想
费希特由一种自给自足的观点发展出他的国家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应该控制国际关系、货币价值,并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由于为了达成意识需要与其他理性的存在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费希特认为在不同的党派间必须有一种彼此之间的共识（relation of right）. 3）教育思想
费希特认为教育应以智育、体育也是为了有助于培养不为物欲所染的自由意志.不过,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与义务结合着的.当人作为有限自我,其意向同绝对自我的动向趋于一致时,意志最自由,同时对使命和义务的认识也最明确.这种义务感叫做良心.听从良心呼吁而见义勇为就是道德,“只有人的行动才是决定人的尊严的东西”.。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崔文奎内容提要: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
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及劳动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关键词:费希特;马克思;政治哲学恩格斯认为:“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
”①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于他所批判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中。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哲学思想。
就费希特本人而言,他不仅是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②,更为重要的是,费希特的哲学体系被胡贝尔认为“完全论证了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有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地继承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
③因此,探究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与费希特的关系,从而在更为广阔的境域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费希特政治哲学与青年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希特是非常推崇备至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把黑格尔“费希特化”的倾向,日益接近费希特把人看作是能动的、实践的观点。
1836年秋到184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
该博士俱乐部的基本立场是自我意识哲学。
马克思和鲍威尔、科本一样,同为该俱乐部的主将,都自称是哲学上的“雅各宾党人”,博士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甚至被称为“神学的罗伯斯庇尔”。
在该时期,马克思把他在先前所自发接受的那种伴随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化为德国哲学的理性形式。
在博士论文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中,马克思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强调理性和自我意识,在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的基础上,以“原子偏斜说”来纠正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决定论倾向,力图以自然的视角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
马克思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观点,也不赞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在他看来,只有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自由的时候,自由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马克思写道:“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
它不可能在定在中发亮。
”①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认为,法权概念所阐述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关系,法权规律所阐述的是你要依据关于一切与你有联系的人的自由的概念去限制你的自由。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人的自由的相互性是对费希特在法权概念和法权规律中所阐述的自由的相互性的在哲学意义上的进一步重新确认和表述。
马克思对自由相互性的表述是他对黑格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定程度上的超越。
在阿尔都赛看来,“青年时期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他的老师的第一次反叛”②。
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等“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
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③。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出发,把国家视为“自然”。
他写道:“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④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真正实现。
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的“法权概念的系统应用”中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和对这种道德的信仰,外在的法权必定会出现在一个共同体里。
这样,自然法权根本不存在,“国家本身会成为人的自然状态,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只能是已经实现了的自然法”⑤。
从以上可知,马克思和费希特对“自然”在国家意义上的理解极为相似,就是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同体中的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受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哲学理念和德国理性主义影响,青年马克思批判普鲁士的报刊检查制度把人性提升为法律,赞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人的自然权利十分推崇。
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认为:“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⑥。
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认识上,前费希特哲学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把市民社会与国家视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路易・阿尔都赛:《保卫马克思》,顾良译,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为同一个东西。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组织,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过最优良的生活,但他没有对国家与社会作出明确的区分。
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把市民社会描述为由自然状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个概念是等值的,国家即市民社会。
费希特首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初步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重合到分离的历史过程。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费希特不仅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而且第一个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费希特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中指出,虽然国家和市民社会均属契约领域,均以法律和权利构成其特性,但市民社会是一般契约领域,它涉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中的可以出让的权利;国家则属于特殊契约领域,该契约即宪法,国家只涉及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中的可以转让的权利。
人既可以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国家中,也可以不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市民社会中。
在他看来,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要比在国家关系中拥有的权利更为基本。
他写道:“如果国家既不能拿走,也不能给予我们原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一切关系实际上就必定会在市民社会中继续下去。
我作为人拥有的权利,我是决不能作为市民拥有的,因为我是市民;我作为市民拥有的权利,我是不能作为人就已经拥有的。
”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具有更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他们在进入国家生活时,虽然又拥有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前一种更基本的关系并未消失。
既然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比在国家中拥有的权利更根本,那么,国家就要以市民社会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
而国家之所以是靠社会才存在的,是因为人不生活在国家中,也能生活在市民社会中。
对此,费希特强调道:“我们已经证明,国家本身是靠社会才存在的。
国家本身应该向社会表示自己应有的感谢;我们即使没有国家作中介,也会对社会心满意足。
”①在《关于学者使命的若干讲演》中,费希特进一步严格区分了市民社会(一般契约领域)与国家(由经验制约的特殊领域)。
他指出:“不把一般社会与那种由经验制约的特殊社会———大家称之为国家———相混淆,是多么的重要。
”“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
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
”一旦人的终极目的得到实现,就不再需要任何宪法,所有的国家组织也将毁灭,纯粹理性将代替暴力,作为最高仲裁者而获得人类的普遍承认。
他写道:“毫无疑问,在人类a p ri ori[先天地]标明的前进路途上总有那么一站,到那时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将成为多余的。
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
”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和阶级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类理性尚未成熟。
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国家和阶级将逐渐消失,人也就真正得到解放。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解放程度,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程度,因而人可以通过教化促其理性成熟。
人的理性成熟是自由的标志。
他写道:“只有这样一种人才是自由的,这种人愿意使自己周围的一切都获得了自由。
”②正因为坚持这一立场,所以他赞颂法国大革命是“关于人权和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图画”,“对全人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卷第页、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类都是重要的”①。
以上表明,费希特的确是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实际上,费希特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以道德规律作为最终的根据的。
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的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
”显然,费希特是把感性、道德和幸福联成了一体,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和彼岸世界,把他的目光的焦点放在自我、社会和现实世界中。
在费希特思想中,道德规律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庭,国家只是实现道德的最终目的或人类理性的手段,国家的目的从属于人的终极目的。
只有道德规律才把人作为人加以支配,并给人指出了一个终极目的。
“每一个在道德上可能成立的国家组织最初产生于道德规律的惟一条件是,国家组织的终极目的不能与道德规律所规定的每个个人的终极目的相矛盾,不能阻碍或破坏后一终极目的的实现”。
因此,“一个市民社会按照常规只能建立在它的社会成员的契约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别的什么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起码致力于寻求每一个成员对每一在法律上应属于他的东西的同意,它所做的就完全不合法,并且犯了违反人的第一权利违反人本身的权利的罪过”②。
从本质上讲,费希特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在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区分。
在费希特的国家中,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在法权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是建立在依据关于一切和自己有联系的人的自由概念去限制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是一种“他人即地狱”式的自由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