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揭秘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交：“对手”变知己

【宦海沉浮，回归本来面目】—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爱恨情仇宋赵佶《文会图》局部北宋由于重文轻武的缘故，文学艺术的发展登峰造极，造就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尤其在仁宗时期，“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在这个时期隆重登场。

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脱宋自立与大宋爆发战争，国内兵变民变四起，此时的大宋朝内忧外患，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仁宗皇帝拜范仲淹为相、主持“庆历新政”开展一系列改革，欧阳修也是新政的积极倡导者。

因反对势力庞大，范仲淹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欧阳修也被贬至滁州。

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王安石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赵顼是一个锐意图新的皇帝，在当太子时，赵顼就读过王安石给仁宗皇帝的上疏，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极为赞赏。

此时的王安石，由于没得到重用，以为母服丧为由已辞官三年。

赵顼甫一登基，就立即启用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史称“熙宁新法”，此时的王安石在赵顼的支持下，权重望崇，炙手可热，光芒万丈，一时无两，一跃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历史上任何改革都会触犯保守派的利益，“熙宁新法”也不例外，而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便是少年成名的司马光，面对昔日的好友兼同僚，司马光多次劝谏王安石，痛陈变法之弊，希望王安石放弃变法，而王安石的态度十分坚决，对司马光的言论给予了驳斥。

司马光又请求神宗废止新法，而神宗此时推行新法风头正劲，没有理会司马光的意见。

宋朝的官员都有一身傲骨，司马光为了表明立场，回绝了神宗的重要任命，自请降职退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去了，把舞台留给了王安石。

司马光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离开朝廷的这一年，大才子苏东坡刚刚守孝还朝，眼见朝野凋零，物是人非，昔日的师长大多被迫离京，苏东坡愤而上书，反对新法。

苏东坡的行为遭到了王安石为首当权派的弹劾和打压，于是苏东坡请求外调，被授为杭州通判。

和⽽不同：王安⽯、苏轼的君⼦之争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开始主持变法，轰动⼀时，成果显著，朝野焕发出勃勃⽣机，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当变法遭到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两派彼此⽣隙之时，两⽅⾸要⼈物只限于政见争端，没有使⽤⼩⼈⼿段进⾏打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为其求情，这是历史少见的君⼦之争。

这种⽂明且激烈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现实⾯前并不是主流，但赋予了⼀定的政治⾊彩，朝⾂党争夺权、派系林⽴的局⾯由此发端。

⼀、王安⽯与苏轼的争论之处⾯对政治经济危机、阶级⽭盾尖锐化、“三冗危机”和“两积问题”，宋神宗启⽤王安⽯⼤⼑阔斧地进⾏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

变法内容有青苗法、保甲法、农⽥⽔利法等，变法成果收效显著，国⼒贫弱的局⾯得到改观。

但变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的反对，如在财政拮据问题上，王安⽯主张开源，⽽对⽴⾯则认为开源会使国库空虚，不利于朝政稳定及民⽣发展，主张节流、开源并⽤。

在客观实践的前提下，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的根源。

两⼈的争论点有以下⼏个⽅⾯：1.农业此时的⼤宋早已是积贫积弱的不堪局⾯，因此青苗法的⽬的就是先逐步缓和民间⾼利贷的盘剥现象，⼜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

苏轼认为青苗法的实⾏，实质是政府放贷赚取⾼利息，地⽅官吏则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不堪其苦，不利民⽣发展，所以必须取消青苗法。

2.⽔利王安⽯提出凡吏民能提出⼟地种植⽅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渠利弊，且⾏之有效，可予以⼤⼩奖励，另奖励兴修⽔利、开垦荒⽥。

苏轼否定农⽥⽔利条约做事做的好要有奖励、没有做好的也没有惩罚的制度，他认为这会让投机取巧的“奸商”肆⽆忌惮地谋取国家与⼈民的财产，不利于民⽣发展，也并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的。

3.取仕制度王安⽯认为诗赋取仕难以选拔真正的⼈才，要求改⾰取仕的⽅法，以考策论为主，⽬的是为政府机构招揽实⼲型⼈才。

⽽苏轼作为以“诗赋取仕”的受益者，个⼈倾向也⽐较明确，他认为改⾰取仕违反旧时国家制度，不宜改制。

苏东坡的政敌——王安石，两大诗人的个人恩怨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中国历史故事-苏轼和王安石亦敌亦友的关系王安石和苏轼，是中国历史名人，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在后世和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大多数人熟知二人，应当是在文学方面。

两人才华横溢，文笔出众，特别是苏轼，可以说是北宋文坛文宗级人物。

《庄子·外篇·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苏轼和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大地就像庄子写的这样。

王安石虽然文学上成就没有苏轼高，但却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对于北宋的政治有着直接而深入的影响。

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就是由王安石主持的，所以这场变革又叫王安石变法。

国家法度不是小事，牵连甚广，一旦确立就少有更改。

这期间也不是没有改革之事，但波动都很大。

熙宁变法，也是一场改革国家各领域的变法，自然受到同等对待，朝内外反对声音无数。

当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之后，朝廷官员纷纷作出选择，自发的形成了新党和保守党。

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同样才华出众的人，站在了对立阵营。

苏轼一家都是保守派，其父还曾作《辨奸论》，大肆批判过王安石，说他“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毫不客气的指责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受到家庭的影响，苏轼一进入仕途就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新秀。

在政治上两人站在对立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会相互攻讦。

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写《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苏轼在当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在文坛上却占据极大地位。

所以苏轼所作的文章，对于王安石的新党和改革都阻碍极大。

后来苏轼当上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这就触怒了王安石。

王安石当时深受宋神宗信任，在他的推动下，苏轼最终被贬。

虽然政治上两人不和，但是却并不妨碍两人互相欣赏。

从苏轼的历史人物评论看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高云鹏*苏轼的史论以新奇警策的议论和行云流水的风格著称。

不仅如此，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还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的体现。

作为北宋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对宋代政局和文化的走向，乃至赵宋王朝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很多宋代文人都对王安石变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苏轼自然不例外。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除了见于他给皇帝的上书和直接议论新法的诗文尺牍外，苏轼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能体现出他在改革的方式、策略、手段等方面的立场，同时亦可见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一、苏轼论商鞅商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有的人肯定商鞅变法强秦之功，有的人则因商鞅刻薄寡恩、捐弃仁义而对其持否定态度。

苏轼曾多次发表对商鞅的看法，借以阐述自己的政见。

苏轼论及商鞅的作品主要有《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上神宗皇帝书》《论商鞅》《评子美诗》等。

其中《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韩非论》《策别课百官一》作于王安石变法之前，《上神宗皇帝书》写于熙宁四年（1071）新法实施期间，《论商鞅》则是苏轼晚年作于海外的。

虽然苏轼在评论古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他在《与王庠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也说过：“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　作者简介：高云鹏，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123·言之过。

”［1］1422但是在对商鞅的看法上，苏轼却自始至终都是否定的。

这说明苏轼在变法和治国的方式上与商鞅根本不同。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体现了他以儒家为主的治国思想。

这是苏轼与深得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旨趣的王安石在执政方式上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轼早年便对商鞅和他所崇尚的刑名之学深恶痛绝，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苏轼认为尊奉法家思想的人行事往往都携有不良的动机；二是苏轼认为法家思想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三是苏轼认为法家对法的本质和精神的理解是存在偏颇的。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为何如此反对导语：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

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

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运动，其中就有苏轼。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抵制和抗议。

推行变法前，苏轼指出王安石变法措施太为激进，在北宋社会根本走不长久。

苏轼为何发对王安石变法？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其中，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

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

苏轼正面批评了王安石选拔人才弃百姓的利益而不顾。

随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

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

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

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

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毕竟只是一位官职不高的文官。

苏轼明知道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足以看出苏轼是位大智大勇的人才。

不久之后，苏轼遭到改革派的排挤而离开了京城。

随后，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上书给宋神宗，向他说明改革后百姓的生活状态。

生活常识分享。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导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

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揭秘王安石与苏轼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导语：公元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他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据史载，王安石与他同时代千古一人公元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他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据史载，王安石与他同时代千古一人的大文学家苏轼有矛盾，把苏学士贬官了。

他们都是文采风流的大家，为什么会闹得那么僵呢？民间传说，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生活常识分享。

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在明末学者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两拍》之《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可以说是演绎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与苏东坡智力大比拼的绝世精彩的经典故事啦。

开篇一首诗说道：“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

”这四句诗是奉劝世人“虚已下人，勿得自满”的。

于是有王安石三难苏东坡之故事第一难：菊花究竟何时落？宋神宗时，有一位：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定是颜子再投生。

此人就是家喻户晓的苏东坡。

他天资聪明，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

他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

苏东坡自恃聪明，常常讥诮宰相王安石。

一日，王安石在书房正写一首《咏菊》诗。

刚写了两句，忽闻家人来说，外任刚回的苏东坡前来拜访。

王安石闻言，知道苏东坡恃傲难改，有意留下后两句嘱咐了家人，就躲进内帐。

苏东坡来到书房，家人告诉他让他在此等候。

家人去给苏东坡倒水。

苏东坡感到自己在书房无聊，就在房里扫了一眼，见书桌上放着未干的墨毫，还有一首未写完的“咏菊”诗。

这两句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看了暗自说道，写了些什么，胡说八道。

一年四季之花，黄花即菊花，开在深秋，性属火，唯敢和秋霜鏖战，最能耐久，怎么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真是错误。

由诗兴所发，不能控制，举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东坡也写完了，也懊悔了，上次被放任就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巧弄唇。

欲把此稿丢掉吧，又怕宰相前来找。

正在这时，王安石从屏风后边出来。

互相寒暄，互相落座。

王安石见书稿被人续完，唤家人问说是苏东坡所续。

王安石心想不知天高地厚，恃才无忌。

到了明日早朝，王安石奏过皇帝将苏东坡发放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明知又惹着了宰相王安石，被发放，无奈。

临走时，王安石对苏东坡说：“老夫幼年寒窗灯下日久，染成陈疾。

今觅得一偏方，须用中峡巫峡之水服之。

任满回时，务必给老夫取三峡之中峡之水，用于熬药。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

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

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公元1084年7月7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4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拜访已于8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一42年前，22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

王安石18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4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1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揭秘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对手”变知己揭秘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对手”变知己引导语：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他是如何与苏轼从“对手”变知己的?我们一起来阅读下文知晓。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

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

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

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

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

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

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

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

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

可是，结果一无所获。

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

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

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

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

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

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

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

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人生王安石和苏轼，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人物，二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出道也比苏轼早，算是苏轼的前辈。

但是，谁能想到，同样作为千古才子的两个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是互相攻讦。

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安石年纪比苏洵稍小，出名也比苏洵早，在“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扬名天下时间仅次于欧阳修。

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首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唐宋八大家”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人（苏轼其实并非传言中的榜眼，曾巩也并非传闻中的状元）。

此时的苏洵还在家里发奋读书，备战科举考试。

嘉祐元年，欧阳修宴请天下名士，王安石和苏洵也位列其中，并且二人相向而坐，这是苏洵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面。

这次的会面彼此之间都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

苏洵嫌弃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衣着朴素、蓬头垢面的王安石，而且席间欧阳修屡次敬酒，所有人都觥筹交错，只有王安石滴酒不沾，这让苏洵觉得王安石不近人情，于是宴席结束后，苏洵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不近人情者大多祸乱天下，王安石必定是这样的人，你早点和他绝交吧！”这段话后来传到了王安石耳朵，王安石和苏洵之间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嘉祐二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那一年的进士考试，名人辈出，堪称古代最牛的一届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副考官梅尧臣，考生有曾巩和其两个兄弟、苏轼、苏辙、程颢、张载、吕惠卿等数不胜数的名人，考试结果出来后，苏轼排名300多名，苏辙排名400多名（这一年进士考试，苏轼、苏辙发挥都不理想）。

得知考试结果的苏轼、苏辙很不甘心，于是，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参加了考试难度更大的制科考试，结果苏轼位列三等，苏辙位列四等（考试成绩共分五等，一二等是虚设，最高就是三等），放眼整个宋代，考试成绩达到三等者，仅有49人，由此可见苏轼的确才华横溢。

苏轼、苏辙都取得了好成绩，朝廷需要为两人授予官职，当时的王安石担任负责起草任免官员诏书的职位，可是，由于王安石和苏洵的恩怨，导致王安石对苏轼、苏辙的任免诏书犹犹豫豫，对于苏轼，王安石并没有太大意见，二人同是放浪不羁之人，性格相合，王安石也非气量狭小之人，于是任命诏书下发给了苏轼。

苏东坡与王安石2009-12-05 10:54近日看于丹心得，感悟颇多，看到写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恩怨怨时，以前了解不多，于丹也是稍稍带过：直到晚年两人才尽释前嫌。

以前依稀记得因王安石的缘故，苏东波及一批名人被列元佑党人碑。

一番搜索，转摘如下：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世人皆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早年苏东坡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因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曾一度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并力加阻碍，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也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此后，苏东坡在政治生涯上的跌宕起伏也都似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却相互钦服各自的人品和文才，能够为此而冰释前嫌，尤其是晚年双方相处得甚欢，感情相当融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富有兴味的文坛佳话。

实际上，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既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又是可以冒死相救的朋友。

而想要详细了解他们的这种关系，则要具体联系相关的历史事件了。

宋神宗时，北宋内有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造成民不聊生，农业凋敝，田赋税收没有保证；外有辽和西夏均要北宋割地献金，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宋王朝的生存，因而北宋政权内忧外患严重，几乎国无宁日。

幸好当时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孜孜以求变法图新，富国强兵。

于是他重用王安石为宰相，在全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岂料改革命令一出，朝野即刻大哗，反对声四起，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也站出来表示支持反对派。

在这种局势下，神宗皇帝变得有些动摇，先后将王安石两次罢相，以平息反对之声。

因此，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反对变法的人当中，时任监官诰院（官诰院，指主管颁发官吏凭证文书的机关）的苏东坡曾是最激烈的一个。

1070 年夏天，王安石提出要废除诗赋明经考试，而以经义、论策取士，进行科举改革。

神宗当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听取朝臣的意见。

苏轼如何化“敌”为友作者：朱刚来源：《领导文萃》2019年第16期在诗人这个身份之外，苏轼的社会身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的士大夫。

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变法的发生，朝廷分为两派——改革派与保守派，苏轼因反对新法，与朝廷中很多人在政治上处于敌对态势。

他是如何处理与这些“敌人”的关系的呢？苏轼的“敌人”，从政治上说，最大的政敌自然非王安石莫属。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但政治斗争中难免用到一些手段。

苏轼的同年林希写过一部笔记叫作《野史》，里面写道：“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

不久机会就来了。

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

然后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

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

于是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

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

但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待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

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宋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却冒出一句“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皇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坏了，留在京城没什么意思，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

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

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王安石退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

有许多笔记描绘这两大政敌相见的情形。

我们看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他是苏轼的学生。

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

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

’”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

苏东坡，王安石，男人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当年，着手打压苏东坡的，是王安石；最后，出手相救苏东坡的，也是王安石。

当年，苏东坡一生的困顿潦倒流浪他乡，据说，都是王安石一手造成。

俩人都活了65岁，虽然他们出生年月日不同，年龄相差了16岁。

但依然挡不住他们之间的那份——相爱相杀。

当然了，是男人份的，请别误会哦。

一、苏东坡，生于1037年1月8日。

王安石，生于1021年12月18日。

俩人如果按实际年份算，其实也就只差15年零1个月，而已。

60多年后，苏东坡死于1101年8月24日，享年64岁零7个月又16天，虚岁65。

而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21日，享年64岁零5个月又3天，虚岁65。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王安石比苏轼早生了15年，然后又早走了15年。

这一头一尾掐去，正好都是15年，所以他俩“同岁”。

也是一桩奇事。

1061年，嘉祐六年。

24岁的苏轼，和小自己2岁的弟弟苏辙，举制科时，被40岁的王安石“制约”了一把。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

因为他看不惯“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甚至相当反感。

在他的观念里，“君子”要不屑于跟权贵们交结。

要自己有一套主张，直接去说服“明君”，然后改造世界。

从此，在苏轼和他弟弟的笔下，经常“暗讽”王安石这个权贵对自己的压制。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

结果，朝臣们议论纷纷，竟然分裂为支持和反对的“新”、“旧”两党，形成“党争”局面。

而这一年，32岁的苏轼正好为父亲苏洵服丧完毕，与弟苏辙一起回到朝廷。

正面遭遇此事。

一向“爆”脾气的苏轼，率先独立发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

原来，“进士科”可根据其考试内容，以王安石变法为界，区分为“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两段。

二苏轼则大胆奏议，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

1071年，熙宁四年，34岁的苏轼，上书万言批评王安石新法的各种弊端。

用词酷烈，指摘尖锐。

王安石与苏轼是同时代文学家，他们的关系如何，有哪些逸闻轶事？王安石与苏轼是同一时期的文学家，他们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而同时入选“唐宋八大家”名录。

他们作为同一时代熠熠生辉的文学家，在生活与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自然也会有许多逸闻轶事。

首先说一下苏轼，苏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被誉为“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再看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王安石也是时代的佼佼者，他文史一流，著作等身，他和苏轼都是同一时期的杰出文学家。

苏轼官拜翰林学士，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而且王安石时任参知政事，位在苏轼之上，王安石很器重苏轼的才能。

然而，苏轼恃才放旷，自恃学识渊博，对王安石制定的一些政策多持反对意见，且语多讥诮。

他们两人对变法一事存在不同的看法，经常意见相左。

所以，两人的交往和相处中，经常是暗中较劲，单从学识方面来说，两人就经常对对方很是不服气。

关于他们的交往，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的演绎，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文章生动地记载了两人交往中的逸闻趣事。

从这些逸闻轶事中，也不难看出两人在政见、思想上的差异，也能看出两人在学术、学术上的各有所长。

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宋神宗年间推行的变法，新学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自宋英宗治平年间，王安石在金陵讲学时，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与科举制度的年轻士子就聚集在王安石门下，俨然形成了新学学派。

与此同时，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

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主政，他便把这一思想付诸行动，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编撰的《三经新义》一变而为官方科举考试大纲，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

尤其是王安石编撰的《字说》，又称《熙宁字说》，是王安石推行其有名的新法中的“新学”一环的重要角色。

“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独行于世者六十年”，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安石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

苏轼与王安石和好的典故
在黄州任官几年后，苏轼的佳作几乎没有遗漏一篇，都备份传到了王安石的手里。

苏轼和王安石在他们的生涯末年于江宁有过一次相见，那时的王安石老去，时而病伤微弱，时而文章兴致而来，大发文采。

苏轼看出了王安石的生命状态，他或许更多是的感慨，感慨王安石即便是面对自己的衰老，也是那么地倔强和不服输，苏轼写道：“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在人生最后的坚强时刻，和苏轼敞开心扉，所谓“三亩宅”，便是王安石对于苏轼为人处事的一个总结。

其实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一类人，倔强，高傲，往往以才华相融政治去压制别人，范仲淹虽无他们之才学，但是却比他们更会做宰相，苏轼记下了这位对他帮助极多的前辈的话语。

元祐元年，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任司马光为宰相，意图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正值人生最后光景，疯狂推翻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的重用，同样也令苏轼再次被重用回归朝廷，但是在面对免役法时，苏轼出人意料地站在王安石这一边，反对司马光。

因此，被认为背叛新党的苏轼再次被贬，而这一年，只留下感叹何至于此的王安石，费尽心思废除变法的司马光先后逝世。

对于苏轼来说，政治都不重要了，这场党政仿佛来过，也仿佛没有留下什么，只有空余自己感叹日月的人生，或许苏轼他只记得，王安石与他论的天地大道，两位文人雅客，末途唯见，或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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