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姑苏版画设计对日本浮世绘设计的影响中国明清时期的苏州桃花坞木刻版年画及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是中、日这两个国家分别创造的一种平民化的美术形式。
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指18世纪产于苏州的版画类印刷物，即集中在桃花坞制作、呈现为年画形式的民间美术品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是指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崛起的独立的绘画门类，以“眼见耳闻的社会百态为表现内容”，通过对浮华世界的生动展现，来迎合市民和中产者世俗的审美情趣。
日本美术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是大半源自中国，然而日本美术史上引以为豪号称“世界艺苑一绝”的浮世绘艺术，被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独创的绘画艺术，是日本对世界美术的莫大贡献。
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由于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和明暗等表现手法，成为向日本输入西画技法的“二传手”。
受沈南蘋山水花鸟中工笔和色彩的宋元遗意的影响，江户画坛所流行的写实风尚恰恰呼应了浮世绘风景画的兴起。
①随着幕府政权对进口书籍输入限制的放松，西方铜板画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大量进入日本，尤其是司马江汉制作成功铜版画，这些都对日本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浮世绘②江户时代各种世俗小说格外流行，无论是描写勇猛武士的戏剧，还是荒唐无聊的滑稽戏或人形净瑠璃③，在江户的平民阶层中都十分有人气，歌舞伎的场景和人物也被直接作为小说插图以版画的形式得以出版。
较之传统的古典版画，人物形象吸取了风俗画的手法，表现手法奔放、活跃，人物性格也更加鲜明。
江户时代最重要的美术现象当属浮世绘版画的出现。
日语中的“浮世”一词在古代原为“忧世”，因为厌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对净土向往的来世期待上的。
随着佛教理念的世俗化，此岸现实取代了彼岸理想。
较之过去或者未来，此时此刻的“现世”享受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忧世”也由此被更为轻松明快的“浮世”所取代。
④姑苏版画长56.3厘米、宽37.5厘米的《清明佳节图》是一张上、下四格连贯的版画。
画面上，从右至左、从上到下以唐朝诗人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为主题创作了四小张版画。
以水面为中心向两边铺陈的画面让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描绘的是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茶楼、酒肆中有推杯换盏的士人侍女，野渡横舟处渔翁垂钓艄公撑篙，石桥上来来往往的是踏青的居民，荷锄农人与牵牛牧童神态悠然、①参阅［日］小林忠修：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日本经济新闻社，1996年版，第48~51页。
②转自《浅论天下》③人形净瑠璃指江户时代流行的边操纵木偶边弹唱的民间艺术。
日语中的“人形”即木偶，净瑠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
④参阅［中］徐庆平主编，东方美术史，2009年版，第217~218临水而坐的文人墨客在高谈阔论；河面的波纹疏密相间、淡淡的柳芽似有若无、桃花杏花争芳斗艳……由于是桃花坞早期作品，其风格及技巧上明显继承了明代书籍版画和文人画的精工细作而又初步具有年画特色。
“这张作品构图饱满，内容丰富，场面热闹。
特别是画中那些姿态各异的人物比例稍大，这些都是典型的年画特色。
”雕印精美的《清明佳节图》不是一般匠人所作，从人物造型、山石纹路等用笔上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具有相当功底的画家。
在尺幅并不算大的画面上，要巧妙地安排下踏青、郊游、雅集、宴会等等丰富的生活场景，非常考验画家的空间⑤感和调度能力。
一般的国画作品要表现这首唐诗的意境，多半会撷取一点加以发挥，而这张版画却对人们在清明这一天的活动来了个事无巨细的记录与描绘，从这个角度看，《清明佳节图》具有相当珍贵的民俗研究价值。
由于年代较远，套色印刷的《清明佳节图》已经出现了一些褪色的痕迹，赭石、花青等色彩较浓艳的还不太明显，画中几处常绿树的绿色则出现了发暗发淡的现象。
苏州的文化积淀深厚，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就是吴地文化中一枝独特的艺术之花。
它刻绘精美、色彩绚丽，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又和吴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相连，所以它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之广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
桃花坞版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四川绵竹的木刻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木刻年画。
桃花坞时期的作品，突出了民间性、民俗性，画面构图均衡丰满。
题材新颖，多以吉祥喜庆、神像、戏文、民间故事等传统吉祥的形象为主，运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表现，巧妙地把传统的吉祥形象和谐声相结合，寓意深刻在构图方面：桃花坞木刻年画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
即丰满而不让人觉得雍塞，均衡而不让人感到平板，相似国画又有别于国画在色彩方面：多以成块的桃红、大红、淡墨、黄、绿、紫六色为基调，色彩鲜艳，对比强烈鲜明，富有乐观向上的气息。
苏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至明代苏州刻印的戏曲、小说、插图盛行于世。
桃花坞木刻年画即有此逐步形成。
苏州的木刻年画，在明代中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随着风土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艺术。
由于作者多为市民画家和民间艺人，而且多以反映当时的民间风俗为题材，故亦称江户时代风情版画。
它以市井风俗、社会时事、戏剧情节、妇女形象、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山川景色为内容，体现出当时新兴市民的生活情感。
它的渊源来自原有的“大和绘”。
“大和绘”是专供贵族欣赏和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一种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
浮世绘最初以“美人绘”为主要题材，后来逐渐出现了以相扑、风景、花鸟以及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的作品。
日本元禄时期的菱川师宣是浮世绘艺术的创始人。
除了创始人菱川师宣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揭开浮世绘的黄金时代帷幕的铃木春信，美人绘大师鸟居清长与喜多川歌吕等等名师。
菱川师宣的代表作是《美人回眸》。
这幅画表现了身着华美和服，体态轻盈女子回首一望的动感。
浮世绘中所谓的“肉笔美人书”，就是菱川师宣首开风气，遂被推为浮世绘元祖。
铃木春信，其作品以抒情性、梦幻性、美人画而出名，他擅长于从《和歌》和《物语》等大典文献中得到灵感，而把它转换为当时风俗性的版画。
他在雕刻匠、印刷匠的帮助下，⑤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收藏创作出许多色彩漂亮的浮世绘，画风受到过中国画家仇英的影响，色彩浓郁，存世很多。
鸟居清长的现实美人像，越过了铃木春信一派的梦幻情调，走出健康、自在的独特画风。
鸟居清长的女性群像，极尽婀娜的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
从他处理青楼美人休间漫步或夏夕纳凉的悠游姿态，那个时代物质主义至上，市民意识抬头的真实写照，立刻跃然纸上。
同是版画，但是苏州版画与浮世绘版画既有共通性，也有个性上的差异。
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在日本浮世绘的孕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版画艺术曾经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浮世绘版画与中国版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
首先，二者的题材一致，大都是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浮世绘的魅力当然在于它是一种比较精巧的市井通俗绘画，题材多取自民众的生活习惯与日常景象，与中国年画一样雅俗共赏，是百姓社会生活的强烈的文化表现和需求。
浮世绘画独特的色彩与创意，使它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风格，充分反映当时的日本文化背景。
中国年画早在宋朝就已成熟，时至明清，已形成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和四川绵竹为代表的四大年画流派，取材于日常生活，内容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美人儿童等。
中国的版画大约源于隋唐之际，起初主要用于佛像、佛经的印刷，后来逐渐应用到历书、农书等日常读物。
到宋代版画艺术已相当成熟。
到了明代，版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以建安、金陵、苏州等地为中心的版画流派，涌现出陈洪绶、萧从云、丁云鹏、凌蒙初、胡正言、新安黄氏等一大批知名的版画高手，留下了《西厢记》、《十竹斋笺谱》、《水浒叶子》等版画精品，形成了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早期浮世绘的主要形式是为书籍插图，而做插图恰恰是自宋以来中国版画艺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相同恐怕不能说是巧合。
其次，在艺术风格方面，苏州版画和浮世绘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清盛期的苏州版画绝大部分拥有题款，注明画铺与画师名称。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画风描绘都市风光的版画中，除多有题咏，尽情赞颂市民富裕生活外，还“坦率”地标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年桥，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画意”(百子图)等，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向和技术习惯。
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意识。
无独有偶，浮世绘的画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画坊店号。
鸟居清信自称“和画式”。
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画上注明“日本蝉娟画鸟居氏清倍画”。
显然，这些款识比苏州画家的似乎更饶有趣味，人格意识更为独立，这对于作者在民众审美中，积极地体验个性自由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是具有融汇杂揉性。
主要表现在：一是中西合璧。
明代中晚期，西画随天主教士传人中国，由宫廷流向社会，为民间画师所借鉴。
雍正及乾隆前期，在西洋画风浸润下，加之宫廷画师焦秉贞、吴县籍、刻工朱圭融绘刻《御制耕织诗图》的影响，苏州的民间版画制作者大胆仿效，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了欧洲的透视画法和铜版画技法，“阴阳排线和光影的绘刻，都运用得较为成熟”，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技法精细、构图复杂、场面宏大而别开生面，价值很高。
二是多法互融。
清盛期的苏州版画，均不拘泥陈规，而是灵活运用多种优良的民族传统形式，旨在得到民众的喜爱。
可见，思想上的开放，使东方与西洋、宫廷与民间，传统与时代的多种画风、技艺得以在苏州版画中交汇，酿造出接近绘画和铜版画的全新效果，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罕见的欣赏艺术。
综上所述，浮世绘在内容上，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有很高的写实技巧而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从东方艺术的特性来看，中日两国艺术密切相关，中国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⑥⑥参考文献：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石琪，《吴文化与苏州》，上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