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2010年/12月/18日/第005版
文化周刊
京味儿文学谁主沉浮？
白脸
何谓“京味儿文学”？概念上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文学界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据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所以说，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文学。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京味儿文学其实是对北京文化的一种阐释。京味儿重要特点是幽默大气，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
“开山鼻祖”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杰作，而且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因此，京味文学“开山鼻祖”之称曹雪芹当之无愧！
曹雪芹是满族正白旗人，五岁时跟家人从南京回到故乡北京城。据多位语言专家研究，《红楼梦》里北京话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明显例证：
（1）第一人称代词运用中，“咱们”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我们”则包括说话人和其他人，但不包括听话人，这种现象为北京话特有。
（2）介词“给”的出现，例如“我转给你瞧”，就是当时北京话独有的特点。
（3）助词“来着”也是清代北京话的特点。例如第三十三回中“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
（4）助词“呢”也是清代北京话里才有的，例如第二十四回中“老太太可等着你呢！”而在当时其它方言里往往说成“哩”。
（5）表示劝阻或禁止的否定副词“别”也是北京话特有的，例如第四十四回中“你可别多心”。
语言学家认为，具备以上条件的作品就可以确定为北京话写作。
所以，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曾经评价道：“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
《红楼梦》在语言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里想说明的是：《红楼梦》是京味儿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北京文化的记录者。
第一代掌门人：老舍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无可争议的京味儿文学大师。
在老舍先生六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大约四十二年是在北京度过的。（英国还有六年、美国四年。）作为一个出身于满族平民家庭的老北京人，他熟悉北京；热爱北京，他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人是那样的生动鲜活；他笔下的北京方言是那样的准确地道，堪称京味儿文学第一代“掌门人”。
老舍生在北京，又是旗人，因此他的创作深受老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说“那里的人、事儿、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
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北京方言的运用，所以老舍之子舒乙认为：“风格即语言。老舍先生正是以他纯正的北京口语给文学界带来了一种清新的风格。他能用最简单的字、词和文法，去描写最复杂的事物，证明口语体的万能。”（引自《老舍的艺术世界》序）
因此，用京味儿白话写小说、写剧本，是老舍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他的作品语言准确、平
实；简洁、明快，用词量不多，也不以奇峻俏丽取胜，但既恰当又精练。他宁可大量选取北京人日常生活常用的口语词汇，也不愿堆砌那些华而不实的文学辞藻。
老舍的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其数量之大，内容之多，足以编篡成一本《北京方言词典》。
老舍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白。他认为：“把修辞看成怎样能用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
他提倡：“脱去华艳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他觉得语言的裸体美体现在“不晦涩，少形容，要精练”上面，这与鲁迅“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舍曾经在酒桌上多次表示（当然是喝大以前）“晦涩是小说的致命伤”。“小说的文字必须于清浅中取得描写的力量。”他还曾引用叔本华的话：“形容词是名词的仇敌。”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老舍作品中浓郁的“京味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市井味儿”。老舍最熟悉北京城底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大多以下层市民社会为主要描写对象。据老舍之女舒济统计，老舍的小说总共塑造了500名人物，其中中下层人物多达430人。
其次是“写实性”。他笔下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核对考证。”（引自《老舍的艺术世界》序）
第三是“时代性”。老舍笔下的北京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每时每刻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下笔千言，游刃有余。这一点，是后来一些描写老北京的作家无法比拟的。
令人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老舍先生受到批斗，68岁的他满怀悲愤地自尽于西城区太平湖（今新街口豁口一带）。一代文豪陨落，怎不叫人扼腕！
就在老舍先生去世半年后，瑞典文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但他们怎知道，大师去矣。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活着的作家，最终花落他家。
老舍之后，京味儿文学几乎是个空白。直到文革结束，京味儿文学才得以复苏，并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韩少华、林斤澜、苏叔阳、李龙云、张辛欣等人。
其中，写老北京生活京味儿纯正的，当属邓友梅。他的代表作有《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等。这里面，以《那五》描写得最为出色，颇有当年老舍先生风范。
汪曾祺的京味儿小说数量不多，但无论情节还是语言都极为淡定、平和，最能体现老北京人散淡闲逸的心态，因此形成了汪曾祺京味儿小说的独特风格。
到了八十年代末，有一位北京痞子横空出世了，他，就是王朔。
新京味儿文学掌门人：王朔
王朔，男，满族，1958年出生于南京（这一点跟曹雪芹很像）。他自1984年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22个中篇小说、5个长篇小说。
王朔的出现，无疑给京味儿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以他特有的语言方式，结合北京方言，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京味儿文学，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也有人认为王朔的京味儿是“油北京”、“痞北京”；认为他“对人类的精神深处挖掘不够。文学应当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朔小说不能过长江，在台湾也卖不出去的原因。”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无知的论调。谁说文学必须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文学的终极意义应该是“记录生活、质问生活”（略萨语）。
试问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啦？阿瑟黑利和西德尼谢尔顿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啦？还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立志要“人往低处走的”大作家。高处？高处那是要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