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需从去行政化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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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位校长助理”谈高校去行政化大陆媒体近日报道,北大官网上校领导机构设置中显示有11位校长助理、3位常务副校长、5位副校长等共计27人(2人兼任),引来很多网友的质疑,称“北大沦陷”,并评价说:“你们让胡适、蔡元培、严复这些老领导汗颜啊!”校长助理居然多达11名,堪称天下一大奇观。
有学者称,高校行政化日趋激烈,去官僚化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校长助理是大学校长、常务副校长、副校长的助理,简称校助。
在大学里,一般而言校助都是教授,并且通常还同时兼任某学院的院长或职能部门的正职领导。
在行政级别上,校助虽然与一般的正处级干部的级别相同,但是由于非常接近学校最高领导层,所以池们的地位远高于一般的正处级干部。
而―般的正处级干部,若要想高升为校领导的话,通过先成为校助,再谋求上位,是一个通行的绝好卡位策略。
北大并不是特例。
同为副部级“985工程”国家重点大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有6位校助,16位校领导。
与北大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虽然校领导机构里没有设置校助,但校领导的总数仍高达23人。
而身处大上海的国家重点大学同济大学,有党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纪委书记1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7名。
在我国现行的高校体制下,众所周知,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主义色彩非常严重。
我们把这样的病症统称为高校行政化。
毫无疑问,北大在各方面都是今日中国特色大学的典型。
按说北大有这样阵容强大、实力超强的领导集体,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本来应该根本不是个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在世界各大大学排行榜中,北大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并目在亚洲也排不上第一,甚至在东亚都排不上第一。
令人惊异的是,北大在中国也难排第一――至少,香港大学把它比下去了。
我们当然满心希望北大能争一口气,实现“在建校120周年前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
北大校领导之多,不仅凸显了其行政化的严重性,也同时凸显了高校去行政化的紧迫性。
所谓去高校行政化,不是指高校不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而是要大大削减被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所掌控的学术权力等权力。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阶段。
国企领导人制度市场化改革,是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并且“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
今后一段时期,国企领导人制度“去行政化”改革如何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下,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对于打破国企领导人制度行政化的藩篱,增强国企人才资源配置的生机和活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全面深化国企领导人制度“去行政化”的市场逻辑一般来讲,企业领导人制度主要包括企业领导人的产生机制、考核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退出淘汰机制。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领导人选任、考核、奖惩和更替活动主要遵行市场化逻辑,依托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来进行。
对于我国而言,国有企业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领导人制度附着有浓厚的党政干部管理色彩。
行政委任制仍然是国企领导人选任的主导方式。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这种国企领导人资源行政化配置的弊端日渐显露,已经成为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掣肘。
(一)国企领导人制度行政化与健全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践要求不相适应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义,就是通过企业内部权责的契约化配置,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与制衡机制,防范和降低代理风险,维护和促进出资人利益,实现企业永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健全,公司治理质量是高还是低,主要看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能否各司其职,协调运转。
国企改革以后,我国借鉴和移植西方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但转型期国企领导人制度行政化,使得改制国企公司治理实践不仅面临“内部人控制”问题收稿日期:2014-02-1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0CGL056)作者简介:黄再胜(1975-),男,安徽芜湖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南京政治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组织激励与公司治理研究。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机关作风建设研究——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文/中国药科大学 郑玲童 孙振淋高校机关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形象、学校的发展和办学效益。
好的机关作风应该具有过硬的思想作风、强烈的敬业精神、高度的责任意识、优良的服务态度、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机关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流的高校必须有一流的管理来支撑,一流的管理来源于一流的作风。
一、高校作风建设现状(一)对机关服务总体评价正面。
根据问卷调查,受调查师生对机关服务总体评价正面。
受调查学生对10项业务中的8项满意评价远超不满意评价,剩余“财务报销”与“宿舍变更”两项业务正、负面评价占比相近;受调查学生对12项硬软件设施的评价中,除了“选课系统”外,其余11项正面评价的占比都超过50%;受调查教职工对8项硬软件设施的评价中,除了“校车通勤”外,其余7项正面评价的占比超过50%;分部门评价中,24个部门正面评价均超过了半数。
因此总体而言,机关提供的软硬件设施与服务得到多数受调查教职工与学生认可,总体评价正面。
(二)业务与软硬件存在一定问题。
1.由问卷结果发现,受调查学生对10项机关业务的评价中,“给校长邮箱写信”与“宿舍变更”两项业务“不满意”“满意”的评价占比相近,尤其前者,甚至“不满意”评论略占上风,表明两项业务当前存在着执行效果的不理想,需要结合进一步调查发现原因并采取改进措施,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对校长写信期望过高,而使得结果不尽人意,形成较大心理落差,可以考虑对该项业务所涉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宿舍变更方面,可能是业务办理的透明度、便捷性不够,学生在变更申请、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本较大。
2.首先,在12项硬软件设施的参与与评价中,学生对于选课系统的问题较为突出,正面评价唯一低于50%的同时,负面评价大于20%,这主要由于每次集中选课大概率会出现选课平台的排队、崩溃,每位学生或多或少受到过相关影响;其次,是学工系统、食堂、校园安全,负面评价超过10%,食堂的负面评价可能在于食堂餐饮的价格逐年明显上涨与关闭几家小吃店后,餐饮场所的单一。
高校去行政化任重道远摘要:中国高校高度行政化严重阻碍了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制约了中国高校的发展。
高校行政权力过大,抑制了广大师生的创造力,滋生腐败等问题。
分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弊端,并就如何实现高校的“去行政化”进行探索。
关键词:去行政化;管理体制;大学制度;腐败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319-02一、高校行政化的深层含义何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与行政管理权力的滥用,即把高校当为行政机关来管理,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单位的特殊性,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内部事物的过度干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
“行政化”的表现分内、外两个方面:(1)就大学外部关系来看,主要表现在政府机关将大学作为一般行政机构来管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2)从高校内部管理而言,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涉和控制。
然而,大学的本质是学习科学知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学生健全品格的所在。
大学的基本功能在于教授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造就合格的大学生,尤其是要培养他们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有理性思维和创造的能力,唯此是大学教育之方向和境界,坚持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以师生为本是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
二、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根源现如今,中国高校的现行管理体制大体仍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体制的模式及“以党治校”的管理模式。
在实际过程中,许多高校的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从现有的官员中选拔而来。
“那些依照官员任职条件选拔出来的学校领导,其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
”此种大学领导选拔模式一直沿袭至今。
在某一特定时期,高校的行政化是有其必然的。
它可以规范高校的管理制度,提高高校工作的效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的发展。
但是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有的教育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校发展。
高校“行政化”已经转变为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作者:陈克恭《光明日报》(2016年10月05日07版)遵循规律回归本位为了建设“两个一流”大学,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目标,创新探索着符合各自实际的实现形式,可谓空前活跃,形式多样。
然而,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句话的贯彻落实,认识上仍有概念混淆、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存有体制机制与系统功能不协调,导致政策要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更有甚者,把大学治理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正处于一个步入新周期的历史拐点。
在历史拐点处,往往也是思潮迭起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选择尤为关键,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应该去繁就简、遵循规律、回归本位。
确切地讲,就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哲学用哲学”,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讲清楚一些基本道理,坚守住基本底线。
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自信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家园,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正确认识“矛盾”二字,把握住好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
既然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矛盾,提高把握矛盾的能力,保证事物健康可持续发展。
建设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也要遵循这个法则,首先要找到“对立统一”体,其次要建立起促使矛盾双方平衡的体制机制。
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
那么,在这个架构中它们的关系是怎样?我认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
“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双一流”
需从去行政化做起这些事件,
初看起来并无内在关联,但却在同一链条上。
不以学籍来定入学转学,是否意味着在中小学将给体制内外真正的教育家以更大空间?以可进可退的“双一流”取代日趋僵化的“985”“211”,是否能为高校学术探索引入新动力机制?而为政在人,新教育部长能否担起大任,使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改革,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在科研领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让研
究人员念兹在兹的内心探究冲动,才是“出成果”的终极动力。
如果一所研究机构,能够以最符合学术内在规则的方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这样的条件,“双一流”就大有希望。
由行政人员或学阀来掌管评价标准与资源分配都是成问题的,前者往往导致会用非正常方式去获得项目,后者必然导致一些不良行为,浪费与侵吞纳税人的钱。
一些重点高校,经费其实并不稀缺。
这些经
费,是否以符合学术需求的方式,用到了最需要的
地方。
是谁,以什么标准,在判断哪所学校,哪些学科,应该得到这些经费?顶尖的学术期刊有生存空间吗?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建立起来了吗?这些学术共同体与国际上一流的学术共同体有足够自由和充分的交流吗?显然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善。
举个最近的例子:有些地方把中央限制官员公费出国的办法,用在学者身上,规定学者一年只能出国一次,一个国家只能待5天,这是否合适?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学校的行政管理回归服务地位,有可行的规则,“一流学科”与“一流高校”的科研教育强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近期,教育领域有几件大事值得关注。
一是关于“985”“211”的8个文件被废除,重点高校的建设,统一纳入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新工程;二是教育部长新旧更替,或带来新气象;三是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将学籍作为中小学生入学和转学条件。
人们厌恶的不是涨学费而是阶层差异上大学究竟贵不贵?
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不同社会阶层“负担得起”的价格各不相同,如果上调学费是让那些有能力和意愿支付更高学费的人来承担增加的办学成本,而不给那些无力承受更高学费的寒门学子增加负担,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来反对声音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按照学生的社会阶层与家庭背景而分别制定学费标准。
合理的解决方案应兼顾学费标准的一致性和不同阶层学生的区别性。
在上调学费的同时,主政者也应当注意到不同阶层学生的承受能力差异,及时为那些对学费上涨承受力较弱的学生提供助学途径。
这不能止步于在嘴上说“加大对困难学生的补助”,而要实打实地进行助学金制度改革。
当下,助学金在各大高校的发放条件可以说相当苛刻,只有最贫困的学生才能享受到,这个范围远远小于社会对于“寒门学子”的认知。
而国内各学校的奖学金制度,较多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较少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
对那些家庭条件稍好,不宜用奖助学金进行资助,但又不愿给家里增添负担的学生,我们也还缺少一套成熟的教育贷款体系,让这些学生可以独立而有尊严地自主完成学业。
当下,贫富差距在社会上客观存在,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助学金、奖学金等方面作出改革,切实保障对高学费负担能力不足学生的权益,这些学生及其家庭自然不会继续反对上调学费,而那些认为现在学费不高,有能力负担更高学费的学生,自然也会乐见自己的学习环境能因更高的学费有所改善。
近期,广东、江西等省的高校相继发布了新学年学费调整方案———学费与去年相比涨幅约为30%,
引起了学生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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