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控制特征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实证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28.00 KB
- 文档页数:4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收稿日期]2021-06-09我国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背景特征研究综述王鹏(烟台理工学院,山东烟台264025)[摘要]在我国民营企业,掌握最终决策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是民企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人物,对公司治理效应、战略决策质量等影响重大,甚至决定企业绩效的好坏,因而对民营企业一系列的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和解决办法,要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考虑。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实际控制人背景特征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背景特征;高阶梯队理论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2.01.028[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22)01-0108-031实际控制人的界定对于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界定,宋芳秀等(2010)认为实际控制人是指在上市公司控制链最顶端的终极控制人,明显区别于位于控制链中端的控股股东。
而万立全(2010)认为实际控制人可能是控股股东,也可能是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
因为实际控制人能够通过直接控股或者间接控股两种方式实施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竺素娥(2015)将实际控制人定义为无论以何种方式完成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达到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财务、经营等重大决策的最终控制方,这里的实际控制人极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股东。
对于实际控制人的概念的界定,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在216条第三款指出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个人或组织。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的个人或组织。
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取决于以下方面:(1)此人员或组织持有上市公司一半以上股份;(2)拥有能够支配公司的表决权超过百分之三十;(3)此人员可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构成或者研讨的重大决议(包括经营、财务决议等);(4)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况。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摘要】国有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本文旨在探讨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接着探讨了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国有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
最后提出了监管建议,希望能够有效防范过度投资行为。
综合分析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未来研究可深入挖掘该领域,为提升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过度投资,案例分析,监管建议,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结论总结,研究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国有上市公司是国家资产的重要载体,其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常具有政府背景、行业经验丰富等特点,这些特征可能影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公司经营的效率。
目前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定争议和不确定性。
过度投资是指公司在投资决策上过于冒险或过度扩张导致资源浪费和风险增加的情况,是公司治理问题中的重要方面。
过度投资不仅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还会损害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研究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特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避免过度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和监管建议,总结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的综合影响,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对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解,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市场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CEO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研究:以市场化程度为调节变量1. 引言1.1 背景与研究意义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创新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CEO与实际控制人在企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关联关系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对于CEO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还存在很多争议和疑问。
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CEO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CEO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和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揭示市场化程度对这两者之间关系以及企业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
通过研究市场化程度对CEO与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可以为企业管理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提高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和竞争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CEO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具体目的包括:1. 分析CEO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揭示其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2. 探讨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理解实际控制人在企业决策中的重要性;3. 检验市场化程度在CEO与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和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市场环境对这一关系的影响;4. 分析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为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投资提供决策依据。
1.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我们对CEO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
通过查阅公司文件和相关资料,我们获取了CEO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使用了统计学方法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验证。
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摘要:本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存在着严重的分离,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远大于其所有权;而且,随着上市年限的增长,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程度加剧。
进一步的,我们发现,所有权与公司价值间呈正相关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则降低了公司价值。
关键词:所有权控制权公司价值一引言自Berle和Means(1932)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中首次提出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以来,公司股权结构就成了人们研究的热点。
Jensen and Meckling(1976)指出,公司股东并不具体负责公司的经营,而掌握公司经营权的经理却不拥有公司的股份,由于两者的利益取向并不完全一致,由此产生了公司股东与经理人员的代理问题。
此后,大量的研究考察了公司股权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
Morck et al.(1988)的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与公司业绩间存在着“区间效应”;McConnell和Servaes(1990)也发现内部人持股与公司业绩间呈倒“U”型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价值先增加后减小,呈非线性的关系。
但也有研究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朱武祥和宋勇,2001)。
吴淑琨(2002)研究了内部人持股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张俊喜和张华(2003)考察了不同性质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间呈正“U”关系,而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不显著。
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既不是倒“U”型,也不是“N”型,而是“M”型。
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从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考察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全面,控股股东常通过金字塔控股、交叉持股或优先表决权等形式提高其在公司的控制地位(La Porta et al., 1999)。
所有权控制特征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有权控制特征复杂的现状,本文以我国2005-2008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投资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对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所有权控制特征投资过度投资不足
投资决策作为上市公司理财管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影响着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是公司财务决策的起点。
而由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及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结果往往偏离最优投资规模,表现为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
而由于不同性质的股东在代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方式以及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别,从而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对所有权控制特征与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理论分析与问题提出
我国的学者从控股股东、股权性质和股权制衡情况来研究了其对公司投资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
已有的文献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比中央政府及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更容易投资过度。
其原因有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情结(安灵、刘星,2008)。
另外,中央政府较注重约束自己的行为,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不强。
而地方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有强烈的动机对所控制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干预,来帮助他们去实现减轻财政负担、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这种干预投资的行为,还可以为地方官员带来大量可直接控制的资源(程仲鸣,夏银桂)。
然而,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及其控制方式比较复杂。
刘芍佳(2003)认为国家作为企业的终极产权人,由国家行政部门直接控制的公司与由国家通过金字塔模式间接控制的公司相比,绩效差异存在。
并且,即使同样是金字塔型的间接控制模式,政府也可能在中间的控制链中利用不同的经济主体来控制不同的企业,从理论上说应该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造成不同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上市公司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间接控制和私有产权控制四类。
中央控制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控制和中央直属企业控制,地方政府直接控制主要是指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地方政府间接控制则是指地方国有企业集团控制,若控制人可确定自然人、民营企业、则认定其为私有控制。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不同的所有
权控制特征下,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有所不同?
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沪深股票市场2005-2008年共四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了金融行业、院校,外资控股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
另外, 本文还对处于0-1%和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进行剔除,最终得到了4459个观测值。
本文所用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和变量
本文使用两个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
(1)
(2)
模型(1)为Richardson模型,用来计量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Richardson模型首先估算出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然后,用模型的回归残差作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代理变量,代表企业的实际投资水平。
模型(2)用来考察不同的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投资行为间的关系。
模型中各变量含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INV为t 年资本投资量,其计算方法为t年的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的改变量除以平均总资产;OverINT(or UnderINT)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为模型(1)中的回归残差。
解释变量:Soecg,Soelgdir,Soelgind为虚拟变量,以私有产权公司为参照系,分别在样本公司的所有权控制特征为中央控制,地方直接控制和地方间接控制时取1,否则取0。
控制变量:Lev为资产负债率,是年初总负债与年初总资产的比率;Cash是货币资金持有量同总资产的比率;Size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用以控制规模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ret是当年5月到次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回报率;Age为公司上市年龄;Fcf是自由现金流量,等于经营现金流量减折旧、摊销和预期的新增投资之后的余额与总资产的比例,其中新增投资为模型(1)估算的预期资本投资;Industry和Year分别为行业与年度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过度投资的估计结果
表1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残差用来估算公司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从中可以发现,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同预期符号一致,并且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比较显著。
得到上述系数后,分别以它们来估算残差,计算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水平以及计算模型(2)的自由现金流量。
(二)控制权特征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回归结果
在将产权性质变量引入模型(2)进行回归后,可以发现,投资水平与自由现金流显著正相关。
这与Jensen(1986)的理论分析和Richardson(2006)的经验数据也是一致的。
但观察所有权控制特征对投资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只有地方间接控制的所有权控制特征同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地方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最倾向于投资过度,而中央和地方直接控制同投资水平的关系则不显著。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研究的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是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投资过度。
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可能也受到较强的监督或约束,能够或者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投资行为。
然而,地方政府有着较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等,而其直接控制的公司又无法明目张胆地进行过度投资,所以地方政府因此可能会将强烈的过度投资的愿望加到他所间接控制的企业中去。
另外,地方控制企业公共债务的存在也可能会鼓励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暂时缓解企业的财务危机,维护地方局势的稳定。
(三)稳定性检验
本文执行了如下的稳定性检验:变换了投资变量的计算方法进行回归;将模型(1)的残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组,将残差最大和最小的一组分别对模型(2)进行回归。
上述回归所得结果与前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结论
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及其控制方式复杂,从而使得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动机多样和特殊。
不同性质的股东其投资目标存在明显的差异,大股东由于其利益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目标致使其利用股权优势控制上市公司,与经营者一起成为公司的内部人,通过非效率投资侵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并且,由于我国处于制度转轨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量仍然极为显著。
然而要做出有效的投资,就
必须防止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和过度投资行为。
基于此逻辑,本文以我国2005-2008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投资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越多,过度投资越严重,并且,地方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过度倾向比较严重,中央控制和地方直接控制与投资行为间的关系则不明显。
同时,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参考文献:
1.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2.王鹏,周黎安.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所有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6(2)
3.安灵,刘星,白艺昕.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J].管理工程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