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经济索赔第一案发展与协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索赔与赔偿问题的处理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困扰。

当时的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采取措施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索赔与赔偿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处理措施。

首先，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索赔要求。

这些索赔要求涉及到了战争赔偿金、军队撤退费、民众伤亡赔偿、战争破坏赔偿等多个方面。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的索赔要求，并在国际社会上进行了广泛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些努力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要求，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实力相对较弱，日本政府并未积极回应中国政府的索赔要求。

日本政府以各种借口推脱责任，拒绝承认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试图将责任推给中国政府。

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处理索赔与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多种手段。

首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为的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使节赴各国，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以证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这些努力使得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谴责和压力。

其次，中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索赔与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索赔与赔偿问题。

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和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索赔和赔偿方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中国政府还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加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追责和惩罚，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最后，中国政府还通过经济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限制了对日本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加强了对国内产业的扶持和发展。

中日索赔谈判案谈判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开始、中间、结束。

但是在开始之前，要尽量做好对对手的调查，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准备的战争。

以下是中日索赔谈判案例汇编，供大家参考。

中日索赔谈判案中国从日本S汽车公司大量进口FP-148卡车，在使用中发现严重质量问题，给中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为此，中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

9月30日，中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首先是关于卡车质量的对抗。

日方深知FP-148卡车的质量问题无法避免，并轻描淡写：如果有的轮胎爆了，挡风玻璃坏了，电路坏了，铆钉坏了，有的车架偶尔开裂.的确，正如我们所料，日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推敲。

毕竟质量问题和索赔金额有必然联系。

我们的代表以事实回应：你公司的代表去过现场，亲自观察过。

经商品检验和专家组鉴定，铆钉没有断裂，而是被剪断了；车架不仅裂了，还裂了，坏了！但肋骨骨折不能用“一些”或“偶尔”来表示，最好用比例数来表示，这样更科学准确.日方震惊，没想到对手这么聪明。

它赶紧改口：“请原谅，比例数字不准确。

”"你们公司能同意FP-148卡车的质量吗？"“当然，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贵国的实际情况……”“不！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些车是专门为中国制造的。

至于国内的路况，老师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

我们完全有理由否认这是由中国糟糕的道路造成的说法。

”房间里烟雾弥漫，谈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日方反而反对卡车的损坏程度：“能不能不损坏到这种程度？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可理解。

”我们拿出商检证明：“这是商检公证处的公证结论和商检拍的视频，如果……”“不！没有！没有！我们相信并且不反对商检公证处的结论。

我们指的是贵国能否做出适当的让步。

否则，我们无法向公司解释。

”对于FP-148卡车的损坏归属有共识。

一位日本部长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设计和生产中的质量问题。

第一场战斗是成功的，但我们认为进一步起诉的竞赛还在后面。

索赔金额的谈判至关重要。

《学术界》(月刊) 总第206期，2015.ACADL,MICS No.7 .1u1. 2015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O杨永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摘要〕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

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

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

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

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

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而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关键词〕国家管辖豁免;强行法;属地侵权例外;国际习惯;赔偿20年前开启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旨在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等暴行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也意在向日本社会传达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促使日本反省战争责任。

在日本右翼翻案之声一直喧嚣不绝、日本军国主义从未退出历史舞台作者简介:杨永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法、欧盟法。

—47—的背景之下，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民间对日经济索赔第一案作为民间对日索赔的发起者之一，童增曾经给原告提供了许多帮助。

他对原告的上诉请求持乐观态度。

他告诉记者，这起案件虽然也是民间索赔的案件，是二战遗留问题，但是和慰安妇案、劳工案不同，是经济方面的案子，属于合同纠纷。

根据国际法和世界各国的法律，原告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原告在胜诉后也提起上诉，部分原因是对判决赔偿金额不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0.33亿元。

童增说：“主要是原告当时的损失比较大，他的标的额是法院判决数字的10倍。

法院在计算物价指数时算到了1988年，以后就没有计算。

原告决定上诉，希望一次性解决问题。

”这起旷日持久的对日经济索赔案，源于日本侵华时期的一桩租船合同纠纷。

由于时间跨度长、诉讼标的额高，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经济索赔第一案”。

这起案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

1936年6月、10月，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与原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在上海相继签订合同，租用原中威公司的“顺丰”和“新太平”两艘轮船12个月，但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

从1958年起,船舶所有人陈家三代人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

2007年12月7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已收并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中方原告日币29亿多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

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辩称，由于两艘货轮在1937年分别被日本军方“拿捕”，后由日本政府占有，导致租船合同终止，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履行合同期间没有违约或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认为，日本军方在1937年扣留两艘货轮的事实成立，但目前尚没有可以界定“捕获”性质的证据，也没有两艘货轮发生转移登记的证据。

同时，1937年7月以后，两艘货轮并未按合同约定被安排到安全的海域航行，导致轮船在合同期内被日本军方扣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此具有过错。

此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明知船舶所有人为中国公民陈顺通的情况下，又继续占有两轮，既不及时告知船舶所有人详情，又不支付合同费用，构成侵权。

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思考【摘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陆续进行了十多年，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分析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情况的基础上，从国际法、法理学等多个方面分析研究赔偿的合法问题，指出日本拒绝索赔的理由是不正当的。

同时，深入探讨索赔失败的原因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其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如何争取对日民间索赔成功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失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进行了十多年无果，但我们必须坚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鉴于此我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其合理合法性提供依据。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案例分析及赔偿的合法问题（一）对日索赔结果简况迄今中国部分战争受害者已先后在日本东京、札幌、新澙、京都等10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截止2008年4月底共记26件，原告分别为大屠杀、遗弃毒气弹及炮弹、慰安妇等案件的受害者或其遗孤，被告分别为日本国以及相关日本企业。

（二）日本拒绝民间索赔的理由是不正当的战后各国受害者在日本各地法院进行了超过200次起诉，但大多败诉。

日本法庭否认日本国家战争法律责任。

主要理由有：第一，时效问题。

日本政府认为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超过日本关于赔偿的时效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消灭。

时效灭失指由经过一定时间而消失的权利，被告在诉讼时效后可以具有抗辩权，原告胜诉权消灭。

根据国际法原则，国际法上的战争罪无时效限制。

例如一些在20世纪40年代逃匿的战争罪犯，在90年代后被发现的依然受到法律制裁。

从法理上看，首先，依照日本民法第724条时效20年的规定，有一个排斥时间的问题，即在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前，两国尚处在战争状态，战争状态无法正常行使请求权。

因此，时效应从1978年起算。

其次，1968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391次决议，即《战争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实效公约》规定，对于无论发生战时或平时的危害人类罪，以及由于物质攻击及因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造成的不人道行为，一律不适用法定时效。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在何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在何方近日，一则名为“日本大馆市坚持61年祭奠二战死难中国人”的新闻，使“花冈惨案”及“花冈和解”背后的民间对日索赔困境，再次进入民众视线。

何谓“花冈和解”？困境具体何在？又该如何突破？…[详细]“花冈和解”赔款变善款，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相当尴尬缺乏公平公正的“花冈和解”，是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榜样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苦役，其中有986人在秋田县大馆市原鹿岛组所属下的花冈矿山服苦役。

由于无法忍受超强度劳动和摧残，中国人起而反抗，最终被日本镇压，418名同胞遇害。

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

自1984年起，“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开始与鹿岛公司进行交涉，要求鹿岛公司“谢罪、建馆、赔偿每人500万日元”，直到2000年11月29日，经过20多次艰难曲折的法庭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但“和解协议”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条款》里，鹿岛公司不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鹿岛公司掏出了的5亿日元，被“作为一种对在花冈出张所受难的人予以祭奠等的表示”，“用于对受难者的祭奠以及追悼和受难者及其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方面”，通俗说来，就是“香火钱”。

赔款变善款后，鹿岛公司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受难者及其遗属确认花冈事件的所有问题都己解决，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要求权。

如今后原告以外的其他人向被告提出补偿等要求时……原告及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有责任进行解决，承诺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

”十分显然，这些条款的内容已经严重侵犯了花冈事件除11名原告以外的其他花冈事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协议不能拘束第三者，这是国际社会各国普遍公认的一项法律原则。

日本司法制度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司法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遵循参考之前的判例。

“花冈和解”成为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法宝，在“花冈和解”之后，“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都多多少少有“花冈和解”的影子。

谢罪来迟：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终得正义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6年第19期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北京向中国二战受害劳工谢罪，双方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取得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

前后历经26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终于迎来了日本加害企业的谢罪，达成了加害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解决协议。

索赔过程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艰难。

6月1日，3位曾被强制掳往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96岁的阚顺、89岁的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老人，代表所有被掳劳工及遗属，与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公司的谢罪并达成和解。

对于本次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加害企业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发表声明说：“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我们前进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这是在广大二战受害者和遗属、海内外华人、日本友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外交方针的感召和中国国力增强的背景下取得的成功。

”在双方的《和解协议书》中，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了“真诚的谢罪”，并且作为谢罪的表示，向每位受害劳工或是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以及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从而让人们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那段血泪历史。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约有4万名中国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内，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的前身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收了其中的3765人，这些中国劳工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在饥寒交迫中每天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役。

非人的生活、加害者的暴力行为以及伤病得不到任何医治，使得其中的722人死在了日本。

“万言书”引来万封受害者来信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无数惨案，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重庆大轰炸等，这些震惊中外的日军暴行让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1990年，在大学当教师的童增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欧洲重提战争受害赔偿》的文章，并从中受到启发，随后他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简称“万言书”）的文章并上书全国人大。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无一胜诉资料图：2012年4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中国吉林省敦化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泄漏事件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周桐和刘浩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的诉求。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23年。

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在日本提起的近30起对日索赔诉讼，至今尚无一起取得最终的胜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68年，当年的战争受害者逐渐离世，而这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依旧困局重重。

”长期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童增谈道。

18年无一胜诉，民间对日索赔出路何在？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

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也因为媒体采访的增多变得更加忙碌。

1990年，正在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童增受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启示，发表了长达万字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童增的想法后来通过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新闻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虽然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深受战争伤害的普通人仍有权利要求日本赔偿。

”20多年后，身份已变成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的童增告诉中新网记者，从1990年开始，他陆续收到上万封支持者的来信，马拉松式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就此开启。

1995年6月至8月，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岗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和“哈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起诉书。

这一年被看作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起始年份。

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随后站了出来，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有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

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中国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为自己也为死难同胞讨一个迟来的公道。

现实让人遗憾。

从1995年至今的这18年，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来自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尚未等来一场真正的胜诉。

这其中，2007年是个关键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