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刑事侦查的监督与司法控制作者：张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06期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基础环节,侦查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诉讼活动的成败。
同时,侦查权的行使又可能随时威胁到公民的安全,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全更易受到暴力行为的侵犯。
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概况及其缺陷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设备对侦查司法控制的经验,提出对我国侦查进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刑事侦查监督司法控制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165-02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拘传、拘留、逮捕、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权。
这些强制手段大多涉及公民的各种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或程序性保障措施,侦查权的行使将可能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
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既能监督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机制,保证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正确地行使侦查权,又能有效地保证控诉和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概况及其缺陷我国的侦查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立法机关、专门机关、政党、社会,也包括侦查机关内部的监督。
狭义上的监督仅指检察机关的监督。
本文所讲的监督就是指狭义上的监督。
(一)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概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
所谓专门调查工作是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等。
所谓强制措施是指拘传、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等。
除了公安机关、检察院等享有侦查权以外,法律还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等都可以依法行使侦查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这些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定机关是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纠正。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侦查权之探讨[摘要]为避免司法警察职能虚置，克服职权边缘化倾向，应将司法警察工作与办案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赋予司法警察完整的刑事侦查权，这既是由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所决定，也是当前检察工作的现实需求。
本文将从侦查权现状、存在原因和必要性及可采取的措施等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侦查权。
[关键词]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侦查权目前许多检察机关都在借司法改革之机对司法警察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努力充实和完善法警工作范畴，构建检警协作新模式，以期人尽其才、警尽其能。
四川、广东、湖南、河北等地司法警察独立承办案件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由此引发笔者对司法警察侦查权的进一步思考。
一、目前司法警察行使侦查权的现状1.司法警察拥有部分侦查权。
依职权法定主义，我们探讨司法警察的侦查权，离不开对侦查权的内涵和司法警察既有职权的分析。
首先，从侦查权的内涵来看。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侦查权是指享有侦查权的机关搜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分子和采用强制性措施的权利。
①我国侦查行为体系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逮捕等内容和措施。
其次，从司法警察的既有职权来看。
当前，司法警察按规定行使着“执行传唤、拘传、参与搜查、协助执行强制措施以及对搜查物品的扣押、查封”等职权②，这些都是上述侦查行为体系的内容，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或侦查措施，属于侦查权的范畴，充分表明了司法警察拥有部分侦查权能。
2.实际操作中，许多检察机关探索检警新内容的措施之一，就是调整和变革现行司法警察的职权、组织管理和工作机制等，尝试将侦查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分别由检察官和司法警察行使，力求构建检警新模式，改变司法警察在自侦案件中的辅助地位和作用，以期将司法警察机构培养成独立“参与检察活动”的办案队伍。
一、侦查权不具有司法属性从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入手，法治国家的活动从根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立法，二是执法。
即首先是合理地设立规范，继而依照规范行事。
其中执法又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形态：一是司法，二是行政。
作为一种法律活动或者法律现象，侦查并不具备司法的特性。
所谓司法，是由特定主体通过适用和宣布法律对具体的争讼进行裁决的国家作用。
国家权力之中用来发挥上述作用、职能的部分则为司法权。
一般认为，司法应具备下述几个特点。
首先，司法具有被动性。
司法活动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如果没有适当的控诉主体依法启动程序，依照控、审分离的原则，不能主动执法，对犯罪的侦查显然不具有这种被动性。
侦查机关对于怀疑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均是依职权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
其次，司法活动的结构是三角形结构，须有主张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两造以及一个居于两造间，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
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三角形的结构无从形成也不必形成。
再次，司法具有独立性。
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权的主体或称裁判者应居于独立的地位。
他们在组织上不受制于系统内外任何来源的权力。
侦查机关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他们在追究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是组织严密的集体，必须遵从一体化的上命下从的模式。
最后，司法具有终结性。
相对于行政而言，法治国家中一切因适用法律而引起的纠纷以司法为最终解决途径。
侦查机关显然不宜持有这种终结性的权力，刑事侦查活动在整个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属于前期的准备阶段，对于公民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进行裁决。
二、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在否定了对侦查行为本身的司法性的认识之后，就有可能通过考察侦查在整个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方式来确证侦查的本来属性——行政性。
笔者认为，侦查的目的、主体、结构和手段本质上具有行政特征。
第一，侦查的目的是查明事实真相，这一目的内在地决定了在侦查中适宜使用行政权。
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包括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等量地配置这两方面的功能。
一、侦查的概念和特征(一)侦查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一)项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侦查的特征1、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阶段在我国，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分为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阶段。
侦查既是公诉案件立案后必须进行的一个阶段，也是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阶段。
公诉案件不经过侦查，起诉就无法进行。
因此，侦查有它特定的任务和目的，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阶段。
2、侦查只能由法定的侦查机关进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有权对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侦查的权力。
3、侦查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所谓"专门调查工作"，是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而进行的调查工作。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专门调查工作具体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侦查实验，扣押物证、书证，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通缉等诉讼活动。
所谓"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是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采用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或对人身、财物进行强制的措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包括两类，一类是在侦查活动中采用的强制措施;另一类是在进行专门调查工作中必要时采用的强制性方法。
4、侦查活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侦查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般仅对调查对象公开)和很大的强制性，容易对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造成侵犯，因此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伤害无辜，刑事诉讼法在总结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有益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对侦查的方式、条件、程序、方法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论我国侦查制度引言：侦查制度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司法公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侦查制度在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持续的改革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本文将就我国侦查制度的历史背景、法律基础、组织架构、程序规定和改革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历史背景我国侦查制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侦查活动。
古代中国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侦查活动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代的侦查制度是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制度逐渐建立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二、法律基础我国侦查制度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这些法律明确了侦查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规定了侦查活动的程序和要求，为侦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组织架构我国侦查制度的组织架构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监察机关等。
其中，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刑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侦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监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等。
这些机关分工协作，形成了相互配合的侦查体系。
四、程序规定我国侦查制度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要求，其中包括侦查许可的原则、侦查取证的方式、侦查活动的时限等。
侦查人员在开展侦查活动时必须遵守这些程序规定，确保侦查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五、改革发展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发展始终与社会现实和司法改革紧密相连。
近年来，在司法领域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侦查制度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和进步。
例如，依法采取人证物证相结合的侦查取证方式，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审查，提高了侦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
结论：我国侦查制度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完善，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侦查制度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如如何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如何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培训和监督等。
通过进一步完善侦查制度，提高侦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将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司法公正。
浅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一)论文关键词：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司法令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摘要：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成等。
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通过司法活动纠正违法行为，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救济的法律制度。
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不同，具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机关、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以及具体的补救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从各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来看，司法审查权一般赋予法院，所谓“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是指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对案件做出最终的裁决。
诚如英国的丹宁勋爵所言：“法院面临的最大问题一直是；在权力日益增长的年代，法律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或误用，在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做到公正。
”司法审查的范围涉及到刑事、民事、行政等多个领域，本文拟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就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加以探讨。
一、国外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国外，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一)司法令状主义。
西方国家审判前程序的一个重要特征为，无论是侦查还是审查起诉活动，都要受到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
在侦查阶段，法官作为独立和中立无偏的裁判者，有权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参与这一阶段的诉讼活动。
这一制度所带来的诉讼格局是：作为刑事追诉权力的行使者，检察机关和警察机构固然可以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但遇有那些可能使个人自由、财产、隐私等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事项，其最终决定权却掌握在法官手里。
试论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一、侦查监督制度的概述（一）侦查监督的涵义关于侦查监督的定义，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侦查权控制说”，一种是“司法监督说”。
“侦查控制说”认为侦查监督是指基于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权的需要，由拥有独立司法监督权的司法机关运用其手中的司法监督权，以言辞或书面的方式，独立审查侦查程序的始末及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
“司法监督说”认为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及正当性所进行的专门法律监督。
笔者认为侦查监督制度是指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法律监督机关及刑事诉讼的其他参与人通过法定方式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
（二）侦查监督的理论基础1权力制衡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权力必须相互制约，不能将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手中，他的学说旨在防止权力的扩张和滥用。
现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大部分都采用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将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相互分离制约，保障国家权力高效廉洁运行。
侦查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力，而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侦查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有着天然的强势地位，侦查权历来都是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对抗、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因此，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侦查权进行监督和制约。
2程序正义理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保证作为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人接受公正的追诉和审判，必须要求侦查机关的侦查程序正当合法。
也就是说，为了避免由于违法侦查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而造成最终判决的不正义，我们发明了侦查监督制度。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一）人权保障观念的缺失原因有两点：其一，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刑罚为主，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对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的态度，是以惩治打击为主线，直到近代才发展引入人权保障的思想。
也就是说人权保障思想在我国没有扎根生长的天然环境。
其二，侦查机关的重要职能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尤其在强调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严打”期间，侦查人员很容易只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内容摘要：侦查权具有行政性，如果在行使过程中没有通过司法权加以控制，势必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笔者结合我国侦查权行政化运作的状况，对侦查权行政化运作的危害性及司法控制进行阐述。
关键词：侦查权；行政化运作；司法控制侦查权是针对犯罪行为而发动，考虑到犯罪行为的隐秘性和突发性，为保障在时空条件上能够对犯罪行为作出及时的回应，侦查权的运用尤其主动。
但侦查权具有较强的扩张性与攻击性，侦查活动的开展以及侦查措施的采用几乎都是以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为前提的，不可避免地给公民的生活权益造成强制性损害。
因此，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与控制就起着限制侦查权恣意行使的“限权”功能。
为了将侦查权的行使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对侦查权行使加以限制，以防止其因缺乏司法控制而过度行政化。
基于此，笔者通过对我国侦查权配置的立法与实践考察，分析了我国侦查权存在的行政化趋势及其危害性，并对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必要性及机制构建进行了阐述。
一、我国侦查权配置的立法与实践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和第18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的)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第4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225条规定：“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由此可知，在我国享有侦查权的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也享有某些案件的侦查权。
浅析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基础理论
p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之一，刑事侦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它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即我们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能否出现。
其实关于对侦查和侦查权的含义定位，已经有诸多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譬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奥哈拉将侦查概括为三“I”：情报(informa-don)、审讯(mterrogafion)和仪器设备(instrumentation)一‘德国学者克劳斯，洛克信认为：“侦查是在为检察机关于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所做的准备工作。
”而所谓的侦查权，就是指的是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揭露犯罪，揭发犯罪人而依照法律规定，实施调查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的权力。
但是作为一项公权力，对侦查权的控制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有着较大的缺陷。
从广义上说，对侦查权的控制是来自各个方面、各种途径的，有依照刑事诉讼体制而产生的控制，也有来自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控制。
关于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的概念有不少的观点。
笔者认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指的是各个有权机关泡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等)针对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的刑事侦查立案程序和在侦查过程的各项活动及侦查权的具体行使是否合法实行的监控措施。
在司法实践中，也正是由于对侦查权缺乏监督，导致在侦查程序中不少程序性违法事件的出现，甚至一些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
其实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从基本理论出发，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保护被追诉者人权的需要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起源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在那时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
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
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一书，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之先河，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
现代刑事诉讼据此原则衍出诸如程序正义、证据合法等一系列人权保障的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侦查权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也可能侵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但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并不构成刑事诉讼的基础问题。
这是因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大都处于
协助追诉机构证明案件事实的地位。
其权利遭到非法侵犯的可能性极小，而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由于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权利最容易受到侦查机构基于打击犯罪心切或对犯罪的仇恨心理而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侵害。
因此，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成为各国侦查程序的重点和难点。
其实，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公民的权利保障。
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
但被追诉人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
而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但是，要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免受侦查权的侵害，既不能靠其自身的反抗来达到，因为任何公民无论其多么富有或担当着多么高的职务，都无法和国家相提并论，也不能靠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来保护公民权利，因为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其在刑事侦查中的任务主要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侦查程序中兼顾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其职业特点决定了他无法摆脱其追诉犯罪的心理倾向，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常事件，他就会自然想到那也许就是一起犯罪案件；查获了一个嫌疑犯，他会努力去证明那就是罪犯；查明了一个犯罪事实，他会推测还会有其他罪行；查明了一个轻罪，他会估计还会有重罪事实；查获一个罪犯，他会努力去挖可能存在的同案犯等等”。
而且，“同一官署忽而忙于维护国家利益，忽而又将国家利益弃置一边，忙于维护正义。
显然极不协调”。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的认识，西方各国都强调法院或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使侦查机构对公民的侦查活动纳入司法权的控制领域，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在刑事诉讼的具体体现
在现代社会，争端各方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司法保护，由行使司法权的法院以国家的名义对有关各方已发生的权利、义务作出权威的结论。
这个结论一旦生效，就有最后的约束力，各方当事人一般不得再向法院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其他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机关均不得再对这一案件进行受理，更无权改变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而且有关各方还必须执行，在刑事诉讼中，案件(此处仅指公诉案件)一般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才能得到最终处理。
不过，尽管只有审判方能对被告人从实体上作出判决，但作为侦控方的检察院和警方与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的冲突并不是只发生在审判阶段，其内容也不限于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应否负刑事责任。
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程序之前一般要经历复杂的审判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司法警察和检察部门，即承担追诉职责的机构往往要对案件进行侦查，收集有关的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
出于犯罪侦查的需要，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可能会用各种强制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
这样，侦查权就和公民的个人权利发生了冲突。
一方面侦查机关为有效地追诉犯罪，必然使一般的公民上升为相对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被追诉人不仅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也希望在诉讼的过程中受到公平、人道的待遇。
因此，侦查机构和被追诉人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激烈的对抗也就在所难免。
为使这种冲突的解决符合法治原则，作为侦查权主体的司法警察和检察部门，尽管可以在紧急
情况下就一些有涉公民权利的程序性事项作出决定，但这些决定并不具有最终的效力。
有关公民还可以就该程序争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后者通过法定的程序作出最终的决定。
三、正当程序理论在侦查程序中的延伸
正当程序作为一种观念，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根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
在当时，为了实现自然正义。
审判程序上“有两项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2)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二战后，随着比较法学的发展，正当程序的观念不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而且其适用范围也逐步扩大至侦查程序。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必然要求司法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使侦查结构具备控、辩、裁三方组合。
这是因为：诸如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与公民的各种权益有涉的强制侦查行为的决定权，从性质上说，是一种司法裁判权，法定机关一旦裁定适用上述强制侦查措施，就会相应地设定与其相适应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其适用正确与否，不但关系到嫌疑人的各种权利保护，也与诉讼目的能否公正实现休戚相关。
因为，如果承担刑事案件侦查任务的检警机构享有上述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
不仅可能使该权力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而且上述程序性事项的决定权也与检警机构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矛盾。
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是控诉职能，而上述程序事项的裁断权则从属于审判职能的范畴。
如果将二者混在一起，将在侦查程序中出现控、审职能不分的可怕局面。
这是不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
因此，尽管正当程序的内涵各国理解不尽一致，但大都承认：诉讼职能的区分乃正当程序最基本的标志。
在诉讼活动中，各诉讼主体承担着与其诉讼角色相适应的功能和作用且均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都希望通过自己积极的行为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侦查权行使主体的检警机构，系国家设立的追诉犯罪的专门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并为此从事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活动；被追诉人作为辩护职能的行使者，则从事着申请、辩解、举证等诉讼活动。
而作为正义化身的法院，则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并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作出裁断。
为避免诉讼职能混淆，西方各国都将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与公民权利有涉的程序性事项的决定权从检警机构手中剥离出来，交给中立的不承担追诉任务的法院或法官，由后者通过听审来进行裁断。
检警机构即使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也可以无令状实施强制侦查行为，但必须马上报告司法官或预审法官，由后者作出裁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理解好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解决侦查权的监督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侦查权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侵犯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如何尽最大的努力把伤害减小到最小不仅是法学界，也是司法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
而有很大一部分司法工作者对于侦查和侦查权及其监督问题的认识是不甚清楚的，甚至是错误的。
因此希望对上述基础理论的阐述对于解决和完善我国侦查权的监督问题能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