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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中传承的古老技艺作者：来源：《科学之友》2021年第10期自然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中国最早的金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使用黄金的实例。
在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耳环、金银鼻饮等，距今4？000～3？800年，中国先民使用黄金的时代由此开启。
银古称“白金”，在世界范围内，因为自然银难以获取，所以在早期极少被利用，完整的银器比金器出现得晚，战国以后才较多出现。
金银器在商代时逐渐增多，主要作为铜器、漆木器等物品的附属装饰，以金箔饰片为主。
北方地区出现了耳饰、臂钏等人体装饰类金器，当为方国遗物。
河南、北京、河北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一些金片、金块、金叶、金币和金饰，这些金器的出土反映了商代工匠的黄金加工技术已非常精湛。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商代祭祀坑中，出土了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厚度非常薄，有了金箔的雏形。
西周时期，金腰带饰品最具特色，采用铸造工艺成型。
用于装饰的金箔、金片等趋向大型化，纹饰也更为多样。
东周时期，采用鎏银和错银工艺制作的器物大量涌现。
春秋战国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为沟通东西方物质文化的桥梁。
居于中国北方文化带的戎、狄、胡等民族，向北连接欧亚草原，向南沟通中原。
他们以金银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崇尚以金银为饰，在纹饰、造型、工艺等方面，对中原地区金银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朝存在的时间不过数百年，因此秦代金银器考古发现的实物比较少。
到了两汉时期，经济发展迅猛，金银器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先秦时期，但器皿类金银器仍不多见，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类。
除了大量金银饰品，还有带钩、金印、金缕玉衣等。
此外，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被成功打通，使得大量的西方金银器进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金银器加工工艺和造型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由于各民族文化长期相互交融，加之佛教的兴盛，使得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明显增多。
黄金之丘墓出土物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黄金之丘墓出土物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连接了中国和欧亚大陆。
这条古老的商业航线不仅促进了物质贸易，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黄金之丘墓，出土了大量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相关的珍贵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黄金之丘墓出土物主要有陶器、金银器、彩陶、玉器等。
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更表明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黄金之丘墓出土的陶器是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陶器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角色，用途广泛，如饮食器具、雕塑、供奉用品等。
在黄金之丘墓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外来文明影响。
例如，这些陶器中的一些元素和图案显示出与西亚、中亚等地的文化交流，如希腊式的葡萄藤纹饰、波斯式的动物纹饰等。
这些陶器不仅展示了时代的特征，也传递了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另外，黄金之丘墓出土的金银器同样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
黄金和银作为古代最重要的贵金属，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同时也承载着社会地位和文化意义。
在黄金之丘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外来影响。
例如，一些金银器上的花纹和图案表现出与西域、中亚等地文化的相似之处，从而证明了贵金属工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融合。
此外，黄金之丘墓出土的彩陶和玉器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彩陶和玉器作为古代的重要艺术品，在丝绸之路上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影响。
黄金之丘墓出土的彩陶中融入了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元素，如远足式的人物造型和骆驼等动物图案。
而黄金之丘墓出土的玉器则展示了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玉器文化的影响，如以羊为主题的玉器雕刻。
通过对黄金之丘墓出土物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对古代黄金之丘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出土物体现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和文化融合。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不仅带来了物质贸易，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测量员年终工作总结时光荏苒，紧张忙碌的____即将过去，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在公司和项目部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回顾过去成绩固然可喜，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在____的我担任测量和工长两项工作，多一份工作，肩上的的担子就会重一些，压力也会大一些。
以下是我今年的工作总结。
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测量放线是建筑工程之本。
俗语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
测量放线就是工程中的各工种的标尺，没有它我们的工作就没了目标，就是盲目的工作，就成了盲人骑瞎马。
就会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本身我们对工程中各工序要求相当严，所以我本人也对自己本职工作要求比较严格。
尽量减小误差，消灭错误的前提下。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为本工程的顺利施工提供最有利的保障。
二、督促并协助好放线工作在平常的工作中积极督促劳务队的放线工搞好放线工作，并协助他们做好楼层平面放线和楼层高程的抄测。
加强再平时工作中的的巡察，加强过程控制，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及时改正。
将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不是其成为工程进度的绊脚石。
在今年的首次检查中，严格按照总工办的要求将楼层的轴线和高程标识清楚。
测量资料严格把关。
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今年我还担任了土建工长，主管北楼的全面工作。
在工作中注意团结同事，严格要求自己，及时掌握工程动态。
工作之初，正是工程最困难的时候，地下一层正在施工劳务队人员不稳定人心极度涣散，管理人员同样不稳定。
施工毫无进度可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将其顶板封顶，可是到了首层劳务队的大模板工又遇到了同样地问题，人员不稳定，技术力量薄弱，根本达不到工程的要求。
砼班组也更换了两三拨。
四、今年的工作成果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在项目部领导的带领下群策群力和北楼所有同事的努力下，克服困难终于改善了北楼的状况。
使其在进度还有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同时保证了在今年年底顺利封顶。
再平时的工作中积极协助项目部领导的工作，将北楼的屋面做法和楼内的二次结构的砖用量和混凝土用量计算出来，为来年的工作做好基础。
动态与信息作者：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04期“丝绸之路”新探源近日，在山东省青州市召开的“古青州与丝绸之路”研讨会上，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认为，古青州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也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重要源头。
与会专家普遍认定，古青州即古代的山东地区曾是丝绸的重要产地。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就在中国丝织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山东地区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可以为古青州作为丝路上的重要产地和源头提供有力佐证。
山东出土的许多商周青铜器上，都曾发现粘附着绢、帛等丝织品的纹饰痕迹。
近年来，青州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也不乏丝织品、丝编织物的残片。
另外，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的金银器上带有明显的波斯人生活用具的风格，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青州与西域贸易的物证。
青州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和石刻中，也有描述青州与西域胡人往来贸易的画面。
如今的青州是一个民族聚集的县级市，90万人口中包含了汉、回、满等35个民族，有学者推测这也与古青州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有着直接关系。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将古青州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史学界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而青州郡是否也属于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上的一环，如今还不能下定论。
研讨会达成两项共识：首先，专家学者重新认定了古青州（山东）在古代是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另外，丝绸之路是一个大的贸易路线概念，并不仅仅包含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的西向路线，古青州作为渤海出海的交通要道，应该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向朝鲜、日本出口贸易的源头所在，有专家称它为“丝绸东路”。
丝绸之路研究2008年度学术交流会在西安召开2008年12月1日，由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2008年度学术交流会在西安召开。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古都学会、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学术交流会，对丝绸之路相关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图1 裂瓣纹银盒、铜盒1～5.银盒(广州西汉南越王墓D2、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一号随葬坑1:72、青州东高镇西辛齐国贵族墓B1:11、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M1K Ⅰ⑥:661、巢湖北山头一号墓BM1:22) 6.铜盒（晋宁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M11:6）广东广州南越王墓主棺室“足箱”内出土1件银盒（D2），内尚存半盒药丸。
银盒器身、器盖用捶揲法压印出蒜瓣形纹饰，盖顶分立3个后加的纽座，3纽座处分别刻“Ⅰ”“Ⅱ”“Ⅲ”编码符号，“Ⅰ”纽处刻“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Ⅱ”纽处刻“名曰百册一”。
器底焊接铜圈足，残存“之三”“私官容□”“□名曰（以下刮去）”3处铭文。
通高12.1厘米。
（图1-1）银盒器体造型、纹饰、制作工艺均不同于中国传统，却能从波斯文化中找到源头，再加上后刻铭文、添加盖纽和铜圈足、盒体与纽座不同部位金铜含量有明显差别等原因，发掘者认为银盒可能是舶来品，而后来焊接的盖纽和器座则应是流入南越国后附加上去的[1]210。
这类银盒在国内共发现6件，均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带。
除广州南越王墓外，其他分别出土于山东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一号随葬坑（1件，标本编号1:72）[2]（图1-2），山东青州东高镇西辛齐国贵族墓（2件，标本编号B1:11、B1:12）[3]（图1-3），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件，标本编号M1K Ⅰ⑥:661）[4]（图1-4），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墓（1件，标本编号BM1:22）[5]（图1-5）也有出土。
另外，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出土镀锡铜盒2件（标本编号M12:33、M11:6）[6]（图1-6），虽与银盒质地有别，但形制相同，可归入一类器物讨论。
银盒在造型、纹样风格、制作工艺等方面高度一致，具有共同的文化内涵，均出土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或地方割据政权王墓，应属当时的稀有产品，为墓主人生前珍爱之物。
银盒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李学勤[7]、黄展岳[8]、孙机[9-10]、徐苹芳[11]、齐东方[12]、林梅村[13]、米歇尔·琵若茹丽[14]、饶宗颐[15]、赵德云[16]、刘庆柱[17]、李零[18]、周永卫[19]、霍雨丰[20]、王云鹏等[21]对银盒的铭文、产地、流转经过、名称、用途、造型渊源、输入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藏品世界Collection World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萨如拉（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民族博物馆，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500）摘要：北方草原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金银器，有着悠久的历史。
金银器的发展演变各有特点，不能简单理解为历史的分期发展。
文章在研究比较了许多鲜卑金银器的基础上，对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装饰手法、纹饰题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鲜卑金银器随着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的改变，其分期的界定也被重新定义了，因此，本文对鲜卑金银器的造型艺术研究做了新的探讨。
鲜卑金银器的造型、纹饰和工艺都结合了前代的特点，在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鲜卑金银器的演变一共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的器型种类最多，纹饰复杂，工艺也十分精湛；第二期和第一期相比，器型相对单调，工艺手法有改进；第三期的器型更加单一，工艺更加优化。
关键词：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鲜卑原本是东胡的一个分支，居住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段、内蒙古科左中旗西），因而以山名为族名。
但史书中还提到大鲜卑山，根据《魏书·序纪》的记载和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石刻祝文的考证，大鲜卑山就是嘎仙洞所在的山名，即拓跋鲜卑的起源地。
在鲜卑的文物中，金银器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很多金银器的造型都能够体现出草原风格，从整体造型艺术中能够看出浓厚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并且具有文化内涵和代表意义。
一、鲜卑金银器的分期与特征最近几年，大批的纪年鲜卑墓被发现，同时还有一部分出土的实物，为鲜卑金银器的分期提供了更加有说服力的依据。
笔者根据大量的研究发现，从辽太祖到圣宗这六朝之间，鲜卑金银器的种类是最多的，各种特征也表现得最明显，结合了唐朝文化和西方文化，整体上发展得比较繁荣，工艺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应该被划为第一期。
兴宗时期，金银器相较于前期更加繁荣，继承了前期的发展基础，在结合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还开始融合宋朝文化，但是仍然表现出鲜卑的民族特色，属于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