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犯罪主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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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犯罪与刑罚制度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犯罪与刑罚制度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法治观念和刑罚思想。
在这个时期,宋朝的犯罪与刑罚制度相对完备,既遵循严格的惩罚原则,也充分考虑了人性与法治的平衡。
一、犯罪的定义和分类在宋朝,犯罪的定义主要基于《官刑条》和《宋刑统》,犯罪行为可以被视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
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犯罪被分为轻罪、重罪和死罪三个层次。
轻罪包括了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例如盗窃、寻衅滋事等。
对于这类犯罪,宋朝法律制定了相应的刑罚,如罚款、笞打等。
重罪则是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故意伤害、奸淫妇女等。
对于重罪,一般采取鞭笞、剃光头、流放等刑罚进行处罚。
死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如谋反、杀人放火等。
对于死罪,宋朝律法规定了多种处罚方式,包括斩首、凌迟、绞刑等,以示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
二、审判程序和司法制度宋朝的审判程序注重事实的查明和证据的确凿。
在审判过程中,一般分为三个环节:侦查、公审和定案。
侦查阶段主要由官员负责收集案件相关证据并进行调查。
他们会进行询问嫌疑人、听取证人证言等手段,以确定犯罪事实的真实性。
公审阶段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在公审过程中,被告人会被带到法庭上受审,法官会对案件进行阐述,并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护和申诉。
定案阶段是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和判决具体刑罚的环节。
在该阶段,法官会依据法律规定,并综合考虑案情和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作出最终的判决。
宋朝的司法制度相对健全,涵盖了官府、官府辖下的地方政权和一些地方自治组织。
这种多层次的司法体系有助于保证司法公正和犯罪行为的有效应对。
三、刑罚的执行和改革宋朝的刑罚执行体现了法治与人道主义的思想。
刑罚的执行具体分为公刑和私刑两种形式。
公刑是指由官方进行的刑罚,如砍头、绞刑等。
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公开、正式,旨在明确表达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和威慑作用。
私刑是指由个人或私人团体进行的刑罚,比如私刑,如打、打击等。
私刑相对不正规且易滥用,因此宋朝当局对私刑有所限制并进行淡化。
中国古代的犯罪心理思想中国古代的犯罪心理思想对犯罪心理学做科学的,系统的研究还是19世界下半叶开始的。
1872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宾出版《犯罪心理学纲要》,从而被称为“犯罪心理学的始祖”。
至于西方人怎样探究犯罪的原因,我没有做过多的探查,我只想谈一下我们的祖先对犯罪原因的看法。
总体来说,前人对犯罪原因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二是人性对犯罪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环境与犯罪的关系。
一、环境与犯罪在环境与犯罪这里,我们要提两个人,一个是管仲,一个是老子。
(一)管仲管仲认为犯罪的终极原因是经济而不是心理。
他认为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经济不发达,物质产品不丰富,欲望就得不到满足,从而就会有追求,如果追求失去了分寸,就会产生犯罪越轨的行为。
因此,他在《管子·牧民》篇提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命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在经济状况极差的情况下发生的,政权也都是在经济失控,民不聊生的情况被更迭。
大家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经济上的欠发达,催生了人民的犯罪心理?(二)老子但是老子却提出了和管仲截然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就是说生产技术越精巧,物质产品越丰富,法制禁令越完善,越会诱发人们的贪欲之心,盗贼也就越多。
因此,只要统治者采取小国寡民的政策,清净无为,“常使民无知无欲”,就会出现天下安宁、人民淳朴的局面。
我想,按照老子的观点,似乎可以解释“保暖思淫欲”这个问题。
一个人在吃饱喝足又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异想天开。
(我昨天收到的一条短信就是说人没有知足的时候,我想大家应带都收到了吧,106573.发的。
)因此老子才主张无为而治。
这两种观点大家同意哪一种呢?还是都不同意?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让我们先看完下面的人性与犯罪的关系,你们再决定你们同意哪种观点。
古代判案评析古代判案是指在古代社会中,法官根据各种证据和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古代中国、古代罗马等文明古国中都有所体现。
古代判案评析则是对古代判案过程和判决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行为。
本文将从古代判案的特点、评析的方法和评析的意义三个方面对古代判案进行深入探讨。
一、古代判案的特点古代判案与现代刑事案件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古代判案的证据来源相对有限,主要依靠目击证人的口述和物证。
其次,古代判案的审理过程相对简单,判决往往更依赖于法官的主观判断。
再次,古代判案的刑罚种类繁多,包括笞刑、流放、剐刑等,与现代刑罚有较大差异。
最后,古代判案的判决结果常常受到权力和利益的影响,司法公正难以保障。
二、古代判案评析的方法古代判案评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包括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证据的充分性、法官的公正性等方面。
首先,评析者可以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进行评价,比对各证据的可信度,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真实可靠。
其次,评析者可以对证据的充分性进行评价,查看是否存在遗漏或遗失证据的情况,判断证据是否足够支持判决结果。
再次,评析者可以对法官的公正性进行评估,观察法官是否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判断判决是否偏袒一方。
最后,评析者可以对判决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评判,查看判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
三、古代判案评析的意义古代判案评析的意义在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促进法治发展。
首先,通过评析古代判案,可以发现判决的不合理之处,促使司法机关改进审判方式,提高司法公正度。
其次,评析古代判案可以为现代刑事案件的审理提供参考,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评析古代判案有助于挖掘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和演变过程,推动法律学科的发展。
最后,评析古代判案可以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对法律的尊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古代判案评析是对古代判案过程和判决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行为。
古代判案具有特点,包括证据来源有限、审理过程简单等。
古代判案评析可以从案件事实、证据、法官和判决结果等多个角度进行。
论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可以从犯罪类型、社会背景、法律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
以下是对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的总结。
一、种类繁多的犯罪类型中国传统犯罪的类型丰富多样,包括盗窃、抢劫、赌博、贩卖人口、偷盗、伤害罪、偷渡、酒驾、传销等。
这些犯罪行为涵盖了个人、财产、社会和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各类不法行为的存在。
二、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社会经济背景。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犯罪群体,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经济压力等因素,农民容易陷入犯罪活动中。
此外,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也使得犯罪成为一种逃避和反抗的手段。
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族观念,家族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家族犯罪现象普遍存在。
家族犯罪主要包括家庭暴力、家族成员间的欺凌、继承纠纷等。
家族犯罪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亲情纠纷和权益关系。
四、难以取证和处理的问题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之一是难以取证和处理。
受制于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等多方面的影响,犯罪分子有时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此外,社会对于一些犯罪行为的宽容和忽视也往往导致了这些犯罪行为的蔓延。
五、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还表现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在传统社会,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也相对滞后。
这导致了法律的执行难、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增加了传统犯罪的发生和难以根治。
六、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还受制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被重视,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片面、缺陷甚至错误的价值观念。
例如,对权力和利益的过度追逐、以个人利益为先、忽视法律法规等,这些都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总之,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多样,包括犯罪类型繁多、社会背景的影响、家族犯罪的特点、难以取证和处理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等。
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对传统犯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变得复杂和困难。
浅谈中国古代的犯罪主观方面作者:孙远来源:《商情》2013年第20期【摘要】犯罪主观方面是近现代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课题。
在大陆法系传统刑法系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主观方面和刑事责任能力共同构成有责性要件,成为犯罪的三要素之一:在中国大陆现代刑法中,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是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一。
中国古代刑法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探究古代犯罪主观方面的法律精神和沿革,有助于准确认识和完善现代刑法之立法体系。
再者,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仅就刑法的发展沿革过程便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以古揆今,更能见当前刑事立法之不足,并对其进行理性批判和增益。
【关键词】中国刑法史犯罪主观方面亲亲相隐综览中国刑法史之广博,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在定罪量刑时,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极为关注,其在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责任能力及犯罪动因等方面的辨析和规范,相当细致而周密。
这一立法技术上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可以与当代刑法相媲美的程度,成为展现中国古代法律成就和特色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当今世界各国刑罚轻刑化、个别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和辨析,仍具有珍贵的借鉴价值。
一、我国古代刑法中对犯罪主观方面规定的有关内容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中国古代刑法早在初步形成之时,就注意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并以此作为区分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衡量标准。
据说远在距今4500年前的唐虞时代已萌发了“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刑罚适用原则,《尚书·虞书·大禹谟》甚至提出了“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口号。
西周时期对犯罪人的主观状态、责任能力、犯罪动因等方面的辨析已经相当重视。
《尚书·周书·康诰》把犯罪明确区分为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实行故意或惯犯从重、过失或偶犯从轻的处罚原则。
此外,西周时期还注意到了以私力救济为目的的正当防卫、复仇等行为在主观动因方面的特殊性,对之进行了专门规范,以利于划清其罪与非罪的界限。
中国古代有罪推定原则
中国古代存在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这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
在古代,疑罪从轻原则主要适用于那些证据不足、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有罪行的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则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推定犯罪嫌疑人存在犯罪嫌疑。
在古代中国,疑罪从轻原则也被称为“出入人罪”,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的确立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主观判断和经验。
然而,这一原则也并非完全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
疑罪从轻原则的实施,旨在避免因证据不足而导致的误判和错判,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的疑罪从轻原则与现代的无罪推定原则有所不同。
无罪推定原则强调了在审判过程中应该以证据证明被告人的无罪,只有在证据确凿、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
而疑罪从轻原则则是在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存在犯罪嫌疑,但给予一定的宽大处理。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疑罪从轻原则是一种在证据不足情况下进行司法审判的依据,旨在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虽然与现代的无罪推定原则有所不同,但两者都体现了对于司法公正和人权的尊重。
古代中国的犯罪与刑法制度古代中国的犯罪与刑法制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念和价值观。
其中的法律制度与现代有很大区别,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究古代中国的犯罪与刑法制度。
在古代中国,犯罪行为被严格区分为两大类别:衙外事和衙内事。
衙外事指的是对公共利益的犯罪,如盗窃、强盗、叛乱等。
而衙内事则是指对私利的犯罪,如家庭纠纷、人身侵害等。
这种分类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公共秩序和私人利益的重视程度。
公共事务犯罪通常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古代中国,刑法主要依靠十恶不赦的分类来确定罚则。
这十个罪名包括杀人、盗窃、淫乱、被杀、伤害、作乱、诬害、呼骂、妖言和冒名。
与现代刑法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重保护社会安全和秩序,往往以恶行的严重性为标准确定刑罚。
在古代中国,官员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刑事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负责侦破案件、审视证据以及判决罪犯。
在一些重要的案件中,高级官员通常会亲自到案发地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罪犯进行量刑。
这种直接干预行为凸显了法律权威和官员的责任感。
古代中国对犯罪的审判过程也非常注重证据。
证据被视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目击证词、现场勘查和物证都可以用来作为审判决策的依据。
这一审判程序的确立,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系统的公正和客观。
古代中国的刑罚种类丰富多样,远比现代简单。
最常见的一种刑罚是笞刑。
它是通过将罪犯的身体用竹棍或鞭子进行击打,从而使其受到体罚。
此外,流放、斩首和杖刑等也是常见的刑罚。
有一种惩罚叫做“五刑”,包括剐、刑、杖、笞和编。
这些惩罚不仅致命,而且非常残酷。
由于刑罚的残酷性,古代中国的刑法制度备受争议。
虽然古代中国的刑罚制度常常被现代社会所批评,但其背后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重视。
刑罚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罪犯,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总结起来,古代中国的犯罪与刑法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私人利益的重要性。
第1篇一、引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源远流长,尤其在唐朝,法律制度达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
《唐律疏议》作为唐朝最重要的法典,对后世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以《唐律疏议》中的一则盗窃案为例,分析古代犯罪法律的特点和审判过程。
二、案例背景唐朝某年,长安城内发生一起盗窃案。
某富商家中失窃,价值连城的珠宝被盗。
案发后,官府迅速介入调查,很快将嫌疑人赵某抓获。
赵某交代,盗窃行为系受同乡王某指使,两人共同分赃。
王某在案发后逃匿,官府悬赏通缉。
三、案件审理1. 起诉与立案官府接到报案后,立即对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
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盗窃案属于“斗讼律”中的“盗窃”一项,应当依法审理。
2. 侦查与取证官府对赵某进行了审讯,赵某交代了盗窃过程,并指认了同谋王某。
官府随后对王某进行了通缉,但王某一直未归案。
3. 审理与判决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盗窃罪的刑罚如下:- 盗窃五匹以上,处绞刑;- 盗窃三匹以上,处流刑;- 盗窃一匹以上,处杖刑;- 盗窃未遂,减一等处罚。
考虑到赵某系初犯,且盗窃价值未达到五匹,官府最终判决赵某杖刑一百,并罚没盗窃所得。
四、案例分析1. 法律体系特点《唐律疏议》作为古代中国法律的典范,具有以下特点:- 法典编纂严谨:《唐律疏议》分为十二篇,涵盖了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多个方面,体系完整。
- 刑罚种类繁多:唐朝刑罚种类繁多,包括死刑、流刑、杖刑等,刑罚与罪行相对应。
- 重视证据:《唐律疏议》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要求审判过程中必须依法取证。
2. 审判过程分析本案中,官府依法进行了立案、侦查、审理和判决。
在审理过程中,官府充分考虑了赵某的犯罪情节,并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进行了判决。
3. 古代犯罪法律对现代的启示- 法治观念:古代犯罪法律强调法治观念,要求依法治国,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 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古代犯罪法律注重刑罚与罪行相适应,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 重视证据:古代犯罪法律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对现代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摘要]在法的发展历史上,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存在的概念。
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犯罪意图过失的概念,主要在于“⽆认识过失”,强调对事实或结果“⽆本意”;对⾮故意罪过⽽构成犯罪的,侧重于通过伦理规范来指导⼈们的⾏为,以预防和减少犯罪。
[关键词]犯罪过失;古代刑法;概念;剖析⼀、源考在法的发展历史上,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存在的概念。
古代历史⽂献中,“谋”、“故”、“不识”、“过失”、“误”、“遗忘”等表⽰犯罪之⼈主观⼼理状态的法律术语,直⾄清末制定《⼤清新刑律》之前,始终只是作为区分刑事责任程度的情节,⽽不是区分刑事责任有⽆的主观要件。
然⽽,其中有关罪过的记载,据史学家的考证,是与“刑”的记载⼏乎同时出现的。
记载“过失”这⼀法律术语最早⽂献,⽬前有不同的认识,蔡枢衡认为,在现存⽂献中,最早的是《周礼·秋官·司刺》的“三宥”制度。
即,“⼀宥⽈不识,再宥⽈过失,三宥⽈遗忘”之说[1](第185页)。
第⼆种观点则认为,有关“过失”记载最早的史料,是《尚书.舜典》的“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之说,注云:“眚,过;灾,害;肆,缓;贼,杀也。
过⽽有害,当缓赦之;怙奸⾃终,当刑杀之”[2](第41页)。
清代学者沈家本在其《历代刑法考》中考证说:“疏:‘《春秋》⾔肆眚者皆为缓纵过失之⼈。
是肆为缓也,眚为过也。
过⽽有害,虽具状合罪,⽽原⼼⾮故如此者,当缓赦之;⼩则恕之,⼤则宥之’”[3](第2121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周礼》中的“三宥”制度并不是后世刑法中过失的渊源,⽽是⾂僚因公犯罪、误失、遗忘的渊源。
并认为,⾸次提出过失概念的,是西晋张斐《律注表》提出的“不意误犯谓之过失”。
根据《唐律》中对⾂僚犯罪分别规定不识、过失、遗忘的刑事责任推定,“三宥”制度在西周时期只适⽤于断卿⼤夫狱讼的邦法,⽽不适⽤于处理庶民狱讼案件。
我认为,《尚书》所载历史是从唐尧时代起,虽然书出⾃西周,但距唐尧时代较近,⽽且,虽因孔⼦删书,断⾃唐尧,也不能排除儒家托古改制,神化尧舜事迹。
古代社会中的犯罪与刑事制度分析在古代社会中,犯罪与刑事制度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
而在中国古代,犯罪与刑事制度也同样丰富多彩,而且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一、古代社会中的犯罪
古代社会中的犯罪不仅有着近似于现代犯罪的性质,同时也存在许多独特的犯罪行为。
其中,盗窃、抢劫、谋杀等犯罪行为是最为常见的一类。
而在一些禁忌的事情上,也有着严格的管理。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思想是相当常见的,因此有关性方面的犯罪行为就十分严重。
再比如,盜挖古墓等违法行为,也是古代社会中的犯罪之一。
二、古代社会中的刑罚制度
古代社会中的刑罚制度同样也非常复杂。
不同的犯罪行为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刑罚方式。
比如,盗窃即便是多次重犯也不一定会被斩首,但是却可能被判处笞打并流放,或者是刺字等。
而对于
谋杀等严重的犯罪行为,则较为彻底的被视为重刑罪,几乎没有
什么容忍度,一旦定罪,便会直接处于死刑。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刑罚制度也会出现各
种变化。
比如,在唐代,出现了“五刑”制度,分别是笞、杖、徒、妻沉、死刑。
而在元代,则出现了“铁骑捉盗”,这是唐朝时期没
有出现的。
总体来说,古代社会中犯罪与刑罚制度的种类与数量较多,还
存在着不少的独特之处。
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
和法律评价,同时也成为了今天人们了解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
窗口。
浅谈中国古代的犯罪主观方面
作者:孙远
来源:《商情》2013年第20期
【摘要】犯罪主观方面是近现代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课题。
在大陆法系传统刑法系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主观方面和刑事责任能力共同构成有责性要件,成为犯罪的三要素之一:在中国大陆现代刑法中,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是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一。
中国古代刑法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探究古代犯罪主观方面的法律精神和沿革,有助于准确认识和完善现代刑法之立法体系。
再者,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仅就刑法的发展沿革过程便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以古揆今,更能见当前刑事立法之不足,并对其进行理性批判和增益。
【关键词】中国刑法史犯罪主观方面亲亲相隐
综览中国刑法史之广博,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在定罪量刑时,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极为关注,其在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责任能力及犯罪动因等方面的辨析和规范,相当细致而周密。
这一立法技术上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可以与当代刑法相媲美的程度,成为展现中国古代法律成就和特色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当今世界各国刑罚轻刑化、个别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和辨析,仍具有珍贵的借鉴价值。
一、我国古代刑法中对犯罪主观方面规定的有关内容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中国古代刑法早在初步形成之时,就注意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并以此作为区分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衡量标准。
据说远在距今4500年前的唐虞时代已萌发了“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刑罚适用原则,《尚书·虞书·大禹谟》甚至提出了“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口号。
西周时期对犯罪人的主观状态、责任能力、犯罪动因等方面的辨析已经相当重视。
《尚书·周书·康诰》把犯罪明确区分为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实行故意或惯犯从重、过失或偶犯从轻的处罚原则。
此外,西周时期还注意到了以私力救济为目的的正当防卫、复仇等行为在主观动因方面的特殊性,对之进行了专门规范,以利于划清其罪与非罪的界限。
有学者指出:“《调人》禁止向属于正当防卫的…杀人而义‟者复仇,《朝士》又准许杀持械进攻的盗贼。
这说明《周礼》虽无明确的…正当防卫‟概念,但对类似行为是不视作犯罪的。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强大,复仇已逐渐受到限制。
但是法律对复仇行为仍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宽容,常常通过法外施仁来减免其罪责。
由于西汉中期儒家思想被奉为统治思想,汉律还贯彻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于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颁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
这一规定显然与行为人系因遵从孝义等正统伦常观念而违法犯罪、在主观恶性上与普通犯罪截然不同有着紧密关联。
至于精神病人犯罪是否应当减轻或免予处罚的问题,在秦及西汉时期的法律中未见具体规定,可以确定的是,至东汉时期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汉安帝时期三公曹陈忠奏称:“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
”这一建议在当时得到了肯定,“事皆施行”,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
这可能与人们的认识不尽统一、处置措施本身有失公允等因素有关。
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八议”、“官当”的入律,犯罪的优待主体于官僚贵族已进一步扩大,体现当时最高立法成就的《北齐律》才明确对精神病人的犯罪给予特殊对待,允许适用赎刑;但是若所犯罪行属于“重罪十条”,则仍不可以赎。
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疏议》,全面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其划分之精细、用意之宽厚,不能不令后人叹服。
唐律继承了老幼病残(包括精神病人)减免刑罚、自首减免刑罚、正当防卫不为罪、同居相隐不为罪、累犯加重等原则,并且规定得更为具体。
关于复仇问题在唐代则争论不断,尽管最终也没有消除分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复仇犯罪依旧因广受同情而多被宽纵。
唐律还在共同犯罪中区分首犯与从犯,规定“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反映了对犯罪意图的重视。
唐律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地位,是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的蓝本,其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也被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对中国古代刑法中犯罪主观方面规定内容之分析
当然,我们不应忽略,在中国古代强调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法律实践中,也经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原心定罪。
由于受到“原心定罪”、“存天理、灭人欲”以及“破心中贼”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重视犯罪动因、强调对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片面惩罚犯罪动机、不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与有无真实社会危害性的倾向,造成了汉代对“腹诽”罪等“思想犯”的惩治,助长了明清之际“文字狱”的盛行。
就连以宽厚闻名的唐律,也继承了春秋时期“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焉”的思想,对于口头上有“欲反”表示而行动上无任何表现的“谋反罪”,亦绝不放过、予以严惩。
再有,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强调,并不是绝对的。
当与其它的法律价值、特别是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放弃强调主观恶性的做法,也是常有的事情。
自西周以来所施行的对于家人、邻里等无辜者肆意牵连的连坐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中国古代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强调,也是有限度的,而非绝对的。
此外,犯罪动因的复杂性,犯罪动机、犯罪意图的隐蔽性,使得对于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甄别十分困难,又为官吏舞文弄法、罪犯侥幸逃脱提供了可乘之机。
所以说,关注行为人主观恶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比较明显、不能忽视的。
三、对中国古代刑法中犯罪主观方面规定内容之理性思考
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在适用法律时关注行为的动机、目的,注意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区分犯罪主体不同的心理状态、责任能力及犯罪动因等多方面的差异,是法律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
所以,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持久的关注、细致的规范,成为展现中国古代法律成就和特色的一个重要侧面。
特别是其中的过失及偶犯减免刑罚、自首减免刑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正当防卫不为罪等原则的确立,不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代传承、具
有积极意义,而且时至今日仍显出其珍贵价值。
在一些具体方面,中国古代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对当代的现行法律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原则,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
“亲亲相隐”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当代社会的法律规定中是否应当予以借鉴,值得探讨;再如针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矜老恤幼是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相对于中国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详细规定,衬托出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老年人犯罪是否应该减免刑罚、不适用死刑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又如对待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中国古代法律曾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只要在犯罪时或审判时,有一种情况下处在精神病发作状态,就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
中国现行刑法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若犯罪时精神正常,则应承担刑事责任,却没有规定倘若刑罚实施时精神病发作,是否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如何完善相关的立法,值得进一步加以关注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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