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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发展文章概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崇信佛教的现状;从社会环境、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佛教蓬勃发展的深层根源。
标签：十六国;北朝;佛教;发展佛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快速发展，尤其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一时社会风气，“当时佛学，直掩过老学。
然鲜能知佛之作用者，多谓事佛可以求福。
至于号取寺名，诏用佛语，人以僧名，几若无事可以离佛。
”可见佛教在北朝社会的兴盛状况。
一、各阶层对佛教的信奉1、统治阶层对佛教的积极支持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等宗教信仰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佛教多数采取支持态度。
石虎曾以“佛戎神，正所应奉”为理由，大力的发展佛教。
北魏道武帝也爱佛经，但因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来不及大“建图宇”，广“延僧众”，只能是对佛门弟子表示礼敬，而且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他还与僧人保持往来。
可见佛教在北方的盛传情况，是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的。
其对佛教信奉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制度上来看，统治者为了支持佛教的快速发展，往往颁发诏令，从制度上为佛教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道武帝在天兴元年下诏曰：“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为寺院的广泛兴建提供了政治的保障。
又如北魏文成帝曾下诏云：“其好乐道法，欲为法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笃素，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 为人们合法出家提供了法律保证，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快速发展。
其次，从寺院的修建来看，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往往大肆修建寺院，据统计“北魏17个皇帝，170年间国家造大寺47所，北齐历经6个皇帝，28年内皇家立寺43所，北周历经5个皇帝，25年间修造寺院931所。
”可见统治者对佛教事业的大力支持。
魏孝文帝元宏身为皇帝者，亲自为出家者“剃发”，而且，在同时他“又诏起建明寺”。
类似魏孝文帝对佛教这样崇信的统治者还有好多，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措施下，佛教寺院大肆盛行。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诞生于古印度。
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
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
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
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
”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
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
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
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
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
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
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
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
浅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概况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
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
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
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
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
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
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
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
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
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
《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十六国北朝佛教史学述略--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主线的论文历史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迎来了它的多途发展阶段[1]，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是，在传统史学之外，佛教史学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受当时中国社会南北分途发展的直接影响，初期佛教史学甫一产生就在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和南中国表现出了不同的演进趋势，北中国形成了具有理性色彩的佛教史学，南中国则开创了佛教史观指导下的僧人修史传统[2]，它们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命运。
[3]僧人修史在近代以前始终保持了独立发展，蔚为大国，形成了传统佛教史学的主体，各种大藏经中的史传部就是明证。
汉文方面，自两晋南北朝迄清代,不仅体裁多样,有传记体、纂集体、目录体、志乘体、经传体、灯录体、典志体、类书体、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笔记体等，而且体例也日趋严谨与合理。
[4]藏文方面，则有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
由于藏族传统社会发展政教合一的历史特点，藏族史学的主体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史学。
[5]而前者所显示出来的理性色彩在其后的中国史学史上则一直没有得到张扬，传统史学不重视甚至可以说无视这一新领域的新取向[6]，传统佛教史学则由于其所特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史观，也不能对之有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这种朴素的理性主义倾向才获得了新生，并汇入近代史学的大潮中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佛教史学研究，不能不让人想到早在四至六世纪北中国的佛教史学当中就已经显露的这种理性倾向，这不止是中国佛教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必要对之重新审视，作充分的深入的历史考察。
[7]这将有助于理解并建设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
此处，将依照时间的先后分别讨论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勾勒四至六世纪北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对其中所蕴涵的朴素理性主义取向的历史命运作初步的分析。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动的时期，其中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
本文将着重探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并尝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深入解析。
一、佛教传入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
当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极盛。
但在南北朝时期初期，佛教还未被广泛接受，仅在少数人群中传播。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东汉长安郡人陈寿带回的“摩竭陀”经典，二是通过北方游方僧人传播的教义，主要依托于后魏政府对佛教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并不是完全的“外来文化”寄生于中国境内，它融合了境内外各种文化因素而形成了与汉族文化有机融合的新文化。
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对于汉族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文学、绘画、工艺等多方面体现出来。
二、佛教发展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可以分为两大层面：一是经典文化的发展，二是教义体系的发展。
在经典文化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后魏政府支持编纂的《大正藏》、《小正藏》等诸多文献典籍；二是由僧人撰写的《佛经》、《律传》、《传灯录》等佛教文化经典。
这些文献典籍在传承佛教思想、深化佛教教义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教义体系方面，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通过六家的形成和间的思想交流而实现。
六家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思想相关，也与佛教的语言方式、词义语法等有关。
具体来说，六家分别为：北宗、南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
其中，北宗、南宗的兴起与佛教禅宗思想息息相关，华严宗、律宗则是受到了印度弥勒佛教思想的影响，净土宗和天台宗则体现了由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特点。
三、佛教转变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在历经了传入、发展的过程之后，逐渐开始发生着转变。
此时，佛教不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佛教文化体系。
这种转变在唐代达到了高峰。
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经历了传入、发展和转变三个重要阶段。
一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神职人员的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佛教组织体系和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在汉魏时期，职业僧人基本上是由主要来自西域的外来和尚所构成。
从《高僧传》所记载的汉魏时期的17位僧侣来看，几乎全为外国人[2]。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策性限制。
据《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佛图澄传》所载王度上石虎的奏章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
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3]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佛教经济组织制度尚未完善，佛教僧侣尚未获得各种特权的缘故。
时至两晋，随着政府禁令的解除与佛教信仰的广泛流播，佛教组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中国人出家的情况渐渐增多。
两晋时期的佛教僧侣的阶级构成，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
据《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记载，西晋时期，两京僧尼数为3700多人，至东晋，全国的僧尼数24000。
这其中，似有出身于晋朝一流士族的僧侣[4]，如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
”[5]释道宝，“本姓王，琅琊人，晋丞相道之弟”[6]。
释僧（契—大+石）：“姓傅氏，北地泥阳人，晋河间郎中令遐之元子也。
”[7]然细加考察，这其中有不尽可信之处。
据《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王导有弟二人，“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
”并没有提到还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弟弟。
至于竺潜，《世说新语·德行篇》提到过他，注谓：“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
”显见不是王敦之弟，是否为衣冠之胤也很值得怀疑。
因为在晋朝这样重视郡望门第的社会中，衣冠之胤不会连俗姓都不知道。
竺潜经常出入于高门贵胄之间，交游极广，为了与衣冠子弟来往，极有可能假托士族，自抬身份。
实际上，两晋的僧侣大部分还是出身于寒门，如卫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陆沉寒门，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心。
”[8]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