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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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剧概况文/肖旭和明代文学总的情况一样,明代戏剧在前期处于低潮,后期出现繁荣。
明代戏剧主是传奇,其次是杂剧。
两种戏剧发展不平衡,传奇日益的兴盛,而杂剧日益的衰落。
明代后期的杂剧多用南曲写作,单析杂剧增多,称为短剧。
明人的杂剧以徐渭的成就最高。
徐渭终身不得志,他愤世嫉俗,他的杂剧有《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玉禅师》,合称《四声猿》。
在四个短剧中,《狂鼓史渔阳弄》最足以表现徐渭与封建势力和世俗观念对立的反抗情绪。
这出戏俗称《阴骂曹》,写弥衡在阴间重演击鼓骂曹的情况。
剧中写被曹操间接杀害的弥衡,在阴间将要做修文郎,这时判官将曹操的阴魂带出采,让他装成生前做宰相的样子,再请弥衡重演从前击鼓骂曹的情况,并且将他死以后,曹操的罪恶一并予以揭露痛骂,弥衡例举曹操欺君消灭异己、专政、陷害忠良,奸诈、残暴、荒淫等罪恶,发泄了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恨,历数曹操一生的罪恶,实际上是针对着明代奸臣弄权的现实。
剧本借古讽今,以曹操影射严嵩,借弥衡之口,表现了对黑暗势力的极端的愤恨。
此外有王九思的《沽酒游春》,剧中的杜甫不满黑暗现实,他狂傲自放,这并没有体现伟大诗人的真实面貌,是作者政治遭遇坎坷,痛恨官埸腐败的自我写照。
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影响很大,剧本刻画中山狼阴险、凶残的本性,批判了东郭先生抛搬弃原则,滥施人爱的迂腐思想和错误的立埸,这在客观上具有揭露意义和教育意义。
冯惟敏的《僧尼共犯》,写和尚明进和尼姑惠朗的故事,批判了封建礼法和宗教清规,强调了人的合理生活愿望和自然本性,鲜明地体现出明后期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以情反理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民主要求。
徐复祚的《一文钱》,描写守财奴,神情俱现,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讽刺喜剧。
明中叶有三大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是首先用魏良辅改进的昆腔演唱的传奇戏。
嘉靖、降庆年间魏良辅对昆腔进行了改革,集中表现了南曲清柔、婉曲的特点,同时也保留了北曲慷慨激昂的声腔,比起弋阳、海盐、余姚腔来丰富一些,于是昆曲就在剧坛上占了主要位置。
明代戏曲杂剧明代戏曲主要由杂剧和传奇这两大部类组成,但明杂剧的艺术地位和总体影响既不及蔚为主流的明传奇,与元杂剧相较也大为逊色。
一、明初宫廷派剧作家的杂剧创作明初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燉。
他们左右并影响着一批文人墨客,从而形成一个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
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是其主要创作类型。
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卒谥献王,世称宁献王。
作杂剧12种,今存两种。
代表作《卓文君私奔相如》,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朱权还作有兼戏曲史论与曲谱为一体的《太和正言谱》(1398年),分戏曲体式15种,杂剧12科,收录和品评了金、元、明初杂剧、散曲作家203人,认为戏曲乃盛世之声、太平之象。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明太祖第五子之长子,袭封周王,谥宪,世称周宪王。
是明杂剧史上作品较多的作家,今存杂剧31种,总称《诚斋传奇》。
其中较好的有《香囊怨》.贾仲明(1343—1422),山东淄川(淄博)人,明成祖御前侍从,深受皇帝宠爱。
有人认为《录鬼簿续编》也系他所作,该书对研究中国戏曲史很有价值。
所作杂剧16种,今存5种。
其中《升仙梦》写桃、柳二妖被吕洞宾度化成仙。
《萧淑兰》写少女初恋。
杨讷,字景贤,号汝斋,蒙古族人,写过杂剧18种,今存两种,其中《西游记》共6本24出,多数情节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并不一致。
这一时期知名的作家尚有刘东生,浙江绍兴人,作品《娇红记》(2本8折)写申生和娇娘的恋爱故事,情深句丽。
为传奇《娇红记》的再创作作了铺垫。
二、明中后期杂剧从弘治、嘉靖年间开始,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的杂剧创作发生了新的转机,到万历前后更出现了以徐渭为杰出代表的杂剧创作高潮期,一大批作品脱颖而出。
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杂剧创作有其连贯发展的历史。
在创作上倾向,打破了风花雪月、伦理教化与神仙道化的偏狭局面,题材不断拓宽,思想逐渐深化,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与伦理反思剧出现不少。
从艺术体式上看,嘉靖之后的杂剧大都是南北合套或纯为南杂剧,北杂剧的纯北曲式从总体上看已经终结。
明朝戏曲明代的戏曲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洪武建国到正德、嘉靖以前为一个阶段,以后为一个阶段。
总的来说,前者是杂剧走向衰落的时期,后者则是传奇戏发展的时期。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国朝院本、杂剧实厘而二之。
”①他在这里所说的国朝系指元朝。
也就是说,元代继承了金院本和杂剧而发展成了元代的杂剧。
金院本是一种固定的戏曲表演形式,由五种固定的角色扮演,故又谓之五花爨弄。
但是院本的唱法到了元末便逐渐失传,无人能按谱唱演了。
由院本发展而形成的元代杂剧继承了院本的基本形式,并且在表演中逐渐形成了每剧四折一楔子的固定程式。
杂剧到元末虽然有所衰落,但是仍然是当时的主要戏曲表演形式,所以到明初又继承了元杂剧的基本形式,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明代的杂剧。
明初的杂剧不仅继承了元代杂剧的基本形式,而且同元代杂剧一样,以民间的演出为主,并伴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新成为城乡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大约到永乐中,杂剧的演出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永乐九年(1411)正式公布的关于杂剧的禁令,便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种官方干预也就决定了明初杂剧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当时政治允许的范围之中进行: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②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明初的杂剧几乎只能是以正统的忠孝节义的教化戏、正统的历史戏以及空洞无物的神仙戏为主,而与元代杂剧那种大胆揭露社会黑暗,表露人民心声的民众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了。
明初最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家是周宪王朱有燉,史称其“博学善书”①,尤精于北曲。
作杂剧三十余种,大多为宣扬正统思想教化和神仙吉庆之类的作品。
所以万历年间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说:“本朝能杂剧者不数人,自周宪王以至关中康王诸公,稍称当行,其后则山东冯、李亦近之。
第四章明代的戏剧第一节明初杂剧一、明初杂剧概述明代主要有两种戏剧样式:一是由元杂剧发展而来的明杂剧,一是由南曲戏文发展而来的明传奇。
相对于蔚为主流的明传奇而言,明杂剧的创作虽然有缓慢发展,但在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明初杂剧是元代后期杂剧创作的余波,同时由于此时的作者已逐渐由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变为官僚贵族,这就促使杂剧创作从平民化走向宫廷化、贵族化。
题材较为狭窄,内容贫弱苍白,伦理教化、歌功颂德与神仙道化等剧目在此期的创作中占据主流,显示出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但在艺术形式上有所革新,开始突破元杂剧的体制规范并趋向雅化。
二、朱权与朱有燉二人都是皇室贵族,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明初杂剧的发展趋向。
1.朱权,朱元璋第十七子,著有杂剧十二种,今存两种:一是宣扬出世思想的神仙道化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一是演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风花雪月剧《卓文君私奔相如》,后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朱权还作有兼戏曲史论和曲谱为一体的《太和正音谱》(1398年),分戏曲体式15种,杂剧12科,收录、品评了金董解元以下、元和明初的杂剧与散曲作家203人,认为戏曲乃盛世之声、太平之象。
2. 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是此期创作最为丰富的作家,他的《诚斋乐府》包含三十一种杂剧,是元明杂剧作家保留作品最多的。
其作品大多是粉饰太平和宣扬封建道德,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喜庆剧;二是谈玄慕道、度脱成仙的神仙道化剧;以上两类作品皆是他政治斗争失意后的一种寄托和韬晦。
三是弘宣教化的节义道德剧,其中《香囊怨》较为著名,写妓女刘盼春与秀才周恭有情,而鸨母逼她与富商苟合,刘以死相抗,自缢而亡。
尸体火化时唯所佩香囊不化,内装周生情词亦保存完好。
以一妓女而能以死明志,全其贞节,作者认为这种道德境界值得表彰。
;四是水浒剧,有《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皆是《水浒传》未载事迹,对研究水浒故事很有文献价值。
朱有燉在杂剧形式上颇多独创,如打破一本四折和一人主唱的惯例,采用对唱、合唱、轮唱等形式,甚至运用南北合套的体制,促进了杂剧自身的艺术更新。
他的杂剧语言质朴本色,音律谐和优美,比较适合舞台演出。
第二节明代中后期杂剧一、明代中后期杂剧概述相对于初期的较为平淡,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进入鼎盛时期,并实现了杂剧创作的转型。
就创作主体而言,这时的杂剧创作逐渐由宫廷派作家转入文人士大夫手中,他们或以布衣终其一生,或历经宦海沉浮,往往借助杂剧创作来排遣郁闷、宣泄情怀,杂剧成为他们抒情写意的工具,故此期的杂剧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化、抒情化特色。
就思想内容而言,较之初期的粉饰太平、宣扬教化,此期的杂剧创作题材不断拓展,思想渐次深化,抒写文人愤懑不平的抒情剧、嘲弄世态人情的讽刺剧、歌颂以情反理的爱情剧成为剧坛主流,都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就艺术形式而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体制进一步解放,更加灵活多样,首先在体制上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成规,剧本可长可短,尤其是单折杂剧(又称短剧)为数甚多;其次在曲调上杂剧南曲化蔚为风尚,不再纯用北曲,而是南北曲兼用,甚至出现了全用南曲的“南杂剧”;再次在演唱上也打破了一人独唱的局面,剧中角色都可演唱,缩短了杂剧与传奇的区别。
但此期的杂剧大都是案头之作,距离群众与舞台越来越远。
二、王九思与康海二人都居于“前七子”之列,都师承马中锡,又都受刘瑾牵连而被削籍免官;同时他们在明杂剧的发展历程中都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1.王九思的代表作是《杜甫游春》,表面上是写杜甫痛骂、谴责奸相李林甫误国乱政,并决心隐身避世,实际上是退职后作者心境的自况,借古讽今以抒身世之慨的意图显而可见,与初期杂剧相比,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并开启了明代文人案头剧的风气。
另一杂剧《中山狼院本》仅有一折,开单折短剧之先声,明代短剧从此大为流行。
2. 康海的代表作《中山狼》共四折,取材于马中锡的文言小说《中山狼传》,演东郭先生救狼却险遭狼害一事,当系有为而发的寓言讽刺剧。
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等书记载,此剧系影射李梦阳的负恩。
康海与刘瑾是同乡,李梦阳被刘瑾所害时,曾求救于康海,康海救了梦阳,后来刘瑾坏了事后,康海受到牵连,李梦阳却没有救他。
该剧写信奉墨家学说(兼爱)的东郭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搭救了被赵简子人马所紧紧追杀的中山狼,不料这条负义忘恩的饿狼竟要吃掉东郭先生。
后幸得一老人相救。
在老人的教育下,他终于明白了“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剧中刻画中山狼的恩将仇报、阴险残暴,正是对封建官场尔虞我诈、忘恩负义的典型概括,同时也是对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社会风气的尖锐嘲讽,因此它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讽刺剧。
此剧主题集中鲜明,结构严密,关目紧凑,饶有童话意味,富于教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明杂剧创作的转机,在此之后讽刺性杂剧成为明中后期杂剧创作的重要内容。
三、徐渭与《四声猿》1. 徐渭(1521~1593)其人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内纵横驰骋,迸发出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
徐渭曾8次参加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
他在浙闽总督胡宗宪军中当幕僚时屡出奇谋,为抗击倭寇立下战功。
胡宗宪倒台入狱后,报国无门的徐渭也屡遭迫害,一度精神失常。
佯狂与真狂相间,历9番自杀而未果,终因误杀后妻被捕。
刑期7年后出狱,益发放浪形骸。
晚年卖画鬻字为生,困顿潦倒以终。
死后4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才偶然从旧文集中发现徐渭的光辉,盛赞他诗、文、字、画、人“无之而不奇”(《徐文长传》)。
徐渭曾自称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其杂剧创作也在戏曲史上享有盛名。
王骥德《曲律》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四声猿》语出于郦道元《水经注》。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
作为一组杂剧,《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
《狂鼓史》(渔阳弄)一折、《玉禅师》二折,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雌木兰》二折、《女状元》五折,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
被称为“明曲之第一”。
《狂鼓史》俗称《阴骂曹》,描写祢衡在阴司重现击鼓骂曹的精彩一幕,历数曹操种种罪行,骂词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实是借古喻今的有为之作,表达出作者对黑暗朝政的愤恨,抒发了其抑郁不平之气。
此剧构思奇巧,熔实事、幻境、世情为一炉,给人以超拔之感,文词恣肆,气概豪壮,在四剧之中成就最高。
《玉禅师》捏合玉通和尚戏红莲与月明禅师度柳翠两个故事为一。
此剧起源于官、佛斗法。
临安府尹柳宣教只因玉通和尚拒不参拜,便设美人计报复他。
妓女红莲受命前去,以肚痛要人捂腹为由,破了和尚的色戒大防,致令玉通羞愧自杀。
和尚为报此仇,死后投身为柳府尹的女儿柳翠,先是沦为娼妓以使府尹蒙羞,后为前世的同门月明和尚度脱为尼姑。
本剧既写政权与佛权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算计,又写佛徒的生理欲望与佛门戒律的尖锐冲突。
官府对不顺于己者总要打击报复、置于死地;高僧宣扬四大皆空,但也会走火入魔。
借一小小戏情,徐渭袒示出封建政权与神权的某些不甚体面的尴尬。
既揭露了官府与佛门的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也嘲弄了禁欲主义的虚伪、清规戒律的脆弱。
《雌木兰》、《女状元》两剧一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分别塑造了一文一武两个“立地撑天”的奇女子形象,武的能驰骋疆场,建立奇勋;文的能夺魁科场,理案折狱,确为女性扬眉吐气之作。
而两人一旦恢复女儿身,却只能重返闺房,又体现出作者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的控诉。
市井讽刺杂剧《歌代啸》相传也为徐渭所作,《歌代啸》一本四折,每折故事相对独立。
首折戏写李和尚药倒张和尚等人,偷去菜园冬瓜和张的僧帽。
第二折戏写李和尚与姘妇设计为丈母娘治牙疼,须灸女婿之足。
女婿王辑迪畏惧出逃,无意间带走张和尚僧帽。
第三折戏叙王辑迪以增帽为证,到州衙告妻子与和尚通奸。
州官在李和尚等人的串通下,将无辜的张和尚发配。
第四折演州官好色而惧内,只许夫人吃醋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救火。
全剧充满了冷嘲热讽的市井情味,对做假坑人者深为鄙夷,对直接酿成冤假错案的糊涂州官大加嘲笑。
通过荒唐不经的情节,漫画式的人物群像和妙趣横生的语言,突现出种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社会相,表现了作者卓绝的喜剧才能,其中亦深寓着作者的愤世之情和悯世之痛,在古典戏曲中别具一格。
2. 徐渭是明代最具独创性的杂剧作家,为明杂剧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南词叙录》一书,一般认为是徐渭所作,这是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著,对传奇作家们也产生过极大的鼓舞作用。
第三节明初传奇一、明初传奇概述明传奇是明代戏曲的主体,它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曲发展的新阶段。
传奇:“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明代传奇与南戏:主要指那些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南曲演唱为主的中长篇戏曲。
总体上看,从南戏到传奇的发展,一方面是格律从自由趋于严整,一方面是语言由本色趋于文雅。
于是这种源于村坊里巷的民间艺术就逐渐上升为都市艺术以至于宫廷艺术,作家也由下层的书会才人逐步替换成文人雅士。
南戏在元代末年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产生了《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等著名作品,但明初文化专政主义的控制,使南戏复兴的势头受到严重挫折,文人传奇创作一派萧条,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真正的戏曲杰作绝无,倒是一些充满迂腐的道学气息、迎合封建政治需要的伦理教化剧应运而生,阻碍了传奇艺术的进一步前行,因而此时的传奇剧虽然文人色彩比宋元南戏逐渐加重,但并未构成明清传奇的典范模式。
与此同时,传奇在民间继续得到发展,一个突出表象就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这四大声腔于入明后广为流传,形成了明初传奇的一大景观。
二、邱濬与邵璨(灿)1. 邱濬作为理学鸿儒、馆阁大老文渊阁大学士,能自觉参与传奇创作,可谓开风气之先,这无疑提高了传奇的文化品位,扩大了传奇的影响。
代表作《五伦全备记》是一部“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的作品,(与高明“不管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相似)写伍子胥的传人伍伦全及其异母弟伍伦备等人既是忠臣孝子,又是夫妻和睦、兄弟友善、朋友信任的五伦典型(五伦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明初教化传奇中最具典范性,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是程朱理学的拙劣图解,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形象演示。
其鲜明的教化观对明清传奇的创作影响极大,同时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也给后世的文人传奇提供了直观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