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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梁启超及其思想观念贡献摘要：粱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力图变法维新、拯救中华民族。
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思想上从早期的激进到后期却逐渐变得保守，这还是和他的民族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除了思想上的成就外，他在文学、史学众多文学上也有重大的成就。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思想文化民族观念文学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改革家之一，对近代思想文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与康有为一起，力图变法维新，拯救中华民族，虽然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戊戌变法”的汹涌大潮和它曾掀起的狂涛巨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千古佳话。
另一方面，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例如对中国早期报刊以及书法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与贡献，受到世人的赞誉和爱戴。
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其早期思想较为激进，在结识康有为之后受其思想观念的影响从此走上了改革维新的道路。
维新运动时期，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联名请愿，也多次在北京《万国公报》、《知新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以及变法思想,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他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判旧思想，宣传新观念，还常常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尽情地诉诸于自己的文字之中，从而使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深刻激发了爱国者的报国热情，开社会文明和民主先风。
但此时他主要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再因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中，因为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强大以及他们的实际威胁，他已经不能继续坚持原来的世界注意的理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及意义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其教育著作几乎收录在此书中,包括《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
他通过教育引导国人放眼世界,给近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视野。
其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到,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引领和促进了近代教育改革进程,而且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废除科举和八股考试,设立新式学堂19世纪末,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爱国志士纷纷寻求救国良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张通过维新变法来挽救中国。
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1)科举制度对于封建社会选拔人才曾起过积极作用,后来成为维护封建政体的基础,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和普及人民教育的桎梏,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及核心。
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后,废除科举和八股成为维新变法的突破口。
1898年5月中旬,梁启超发动当时在京应试的举人一百多人,联合上《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指出:“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皆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
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
(2)因为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3)接受八股教育之人“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4)少数八股楷法的佼佼者“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5)科举制度还严重地摧残人才,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人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
所以他极力主张改革科举,强烈要求皇上“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帖试,推行经济六科,以养人才而御外侮”。
(6)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乡会试及童生岁科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于瑞;席志武【摘要】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期刊名称】《石家庄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9)005【总页数】7页(P91-97)【关键词】梁启超;“三界革命”;新民;反思【作者】于瑞;席志武【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
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之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涵化”（acculturation）①“涵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群体深入接触时所发生的变化，即文化移动的过程，也就是伴随文化接触产生的接收、选择、对抗、统一的过程。
”详见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的过渡特征：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界革命”就是救亡图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一种激烈的文学反应，它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学观念相互“冲突”与不断“调适”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三界革命”的推行，始终都与梁启超不断衍生、不断发展和不断反思的“新民论”思想密切相关，二者几乎是一种同构的关系。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
”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1．师从康有为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
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
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
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是文学干将，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在中学语文教育方面，梁启超对作文教学思考得最多，他的关于作文教学的主张至今仍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重视文德，主张“求真”。
梁启超主张学生作文要“求真”。
他的主张求真的思想反映在作文材料的获取上，就是强调要用观察方法：凡是学生直接能接触到的人事景物，通过“普遍而精密”的观察得来；凡是学生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人事景物，则通过“提供材料”让学生切实掌握。
总之，要学生在提笔作文之前，不在“苦思冥索”上花时间，而要在“搜集材料”上下工夫。
他反对“要做文才勉强找出话来说”“不该说而说”的没有文德的做法，强调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文风。
二、以学生为本，讲求“实效”。
梁启超认为在作文教学的训练中，应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讲求“实效”，而不能盲目强调“多读多写”，加重学生负担。
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强调：“每学期作文次数至多两三次”，他说，“我主张少做，是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下次再做另一种文，如此便做一篇有一篇的好处”。
梁启超的这些主张，是对盲目提倡“多写”的坚决否定，他以学生为作文教学之本，设身处地从学生角度考虑，既培养了学生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让学生自己在作文上真正下工夫，又能让学生对作文的甘苦和规律有切身的感悟和体会，作文水平才能真正提高。
因此，以学生为本，讲求实效是现代作文教育应该借鉴之处。
三、联系社会生活，强调“应用”。
梁启超认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
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他一直强调学问要有实用价值。
他说：“夫国家之教也，将为用也，教而不用，则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见用，则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梁启超这种求“应用”的观点在作文教学中也得到充分反映。
他主张在中等以上学校里，作文教学应重在指导学生写作记载文和论辩文这两类实用价值最大的文章，这是很切合当时的时代需要的。
他的视作文为“作事学问”以应世之需的观点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强有力的否定。
第一章引言“梁启超是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
”①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都要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产生适合于时代和国家需要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们走在历史的前头影响和带领人民前进，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开辟风气、激扬潮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研究，从中吸取经验，获得知识。
②梁启超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突出和重要的这样的杰出人物之一。
作为十九世纪末期维新变法运动的健将和二十世纪初“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确是那个时期的思想导师，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一时左右着舆论，并且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对现代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1研究意义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开始关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
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创办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刊物《万国公报》（同年十一月改名为《中外纪闻》），开始走上了政治宣传道路。
1896年任《时务报》主笔，撰写了著名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等文章，在《时务报》连续发表，影响巨大。
1897年编辑《西政丛书》，比较集中的向中国思想界引进西方的政治法律学术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他的阅读面更加广阔，通过学习日语，从而广泛阅读日人翻译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书籍，并且撰写文章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法学思想，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边沁的乐利主义伦理学说，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学说等等。
③梁还通过办理报纸来鼓吹变法、法治等，如先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尤其以《新民丛报》影响最大，黄遵宪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④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释革》、《宪政浅说》、《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等文章，并且发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法治主义之发生》、《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著作，大力鼓吹法治。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宣传西方法律思想，而且积极践行，他组织、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成立保皇会（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组织政闻社，并在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创刊号上发表政闻社《宣言书》，提出他所持主义有：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①俞荣根. 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兼论梁氏对传统法文化的转化创新. 孔子研究, 1996(1)：61②戴逸序, 宋仁主编. 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0：1③见《饮冰室文集》中之《霍布斯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国家学纲领》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刊登在《新民丛报》，影响极大，梁启超“执舆论之牛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
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
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
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
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
“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
“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
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
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2)旅美期间，梁启超痛心地宣称“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梁启超向往独立自由，并以此启蒙民众，现实情况是自由独立可以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和传统观念，继之而来的却是失去约束后的“人纵其私”和“荡然无纪”。
他认为自由独立好虽好，但中西国情有巨大差异，对目前的中国如同一剂猛药，“欧美自由之风潮。
卷地淘天，绝太平洋而震撼亚洲，忧时爱国之士，知此固医国之圣药，而防腐之神剂也，于是攘臂奋起，日揭橥独立自主之义奔走呼号于国中，务输入欧美立国之精神，以剪拔我国人之奴隶根性?然而烈药之可以起死者，有时亦足以杀人，必调剂使适其宜，然后能全其药之用。
”
3从民主共和到开明专制
1903年到1910年，梁启超游美归日后到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又从民主共和的主张回归到君主立宪。
并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开明专制是在反对野蛮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把封建皇帝改造为资产阶级皇帝，利用皇帝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维持社会平衡与安定，逐步以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代替封建专制政体。
对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只适合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
他认为开明专制最适合以下情形：
(1)当贵族豪强争霸，无视国法和中央权威，妨碍国家统一之时，需要实行开明专制进行统属。
(2)长期处于“不完全的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不完全的专制，等于无意识的放任，国家没有强制力，人民就不会守秩序，而且长期处于无意识放任状态下，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必然疏远，不可能参与国家政务，一旦实行君主立宪，赋予他们以参政权，就会不知所措，只有实行开明专制。
才能锻炼他们的政治能力。
(3)长期处于“野蛮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自由行动的范围非常狭小且不正确，所以，人民习惯于谋取个人私利，缺乏公利公益观念，总是用险诈卑劣的手段侵害他人，他们绝没有享受自由的资格，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能矫正这种现象。
(4)民智幼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
因为民智幼稚，国家就需要对国事多加干涉。
(5)幅员太大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幅员广大区域界限分明，难以统一，所以。
应用开明专制来进行统一。
(6)种族繁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各族人民往往各自为阵，而忽视国家的利益，冲突频仍，易致分裂，所以应用开明专制来融合种族。
清朝光绪年间，以上情形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应该实行开明专制。
接下来梁
启超又排除了实行共和制和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
因为，在共和立宪体制之下，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皇权不复存在，人民必须自行调和相互间的关系，而几千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下的中国人，缺乏自治习惯、公益观念。
各营其私，社会平衡一旦被破坏，就决不可能恢复了，最终险象环生国无宁日，只好将国权交给一个强权人物，人人做他的奴隶，于是专制政体再度产生。
再说，共和国民资格的养成也不是指日可待的，而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因为经过革命战乱，人民入不敷出，对他们宣传民主思想，他们又如何听得进去呢?既使有超群绝伦的政治家能象非战时那样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
梁启超对我国国民的民主程度很不乐观：“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今让数步，五年耶，十年耶，二十年耶，极矣，以十年二十年之学力而谓可以与他人学数百年者有同一之成绩，吾不知其谁欺也。
”
中国民智幼稚，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完全发达的政党，强行实行共和立宪制就会出现政党政治的畸形化。
总之，当时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可能。
接着梁启超又排除了在中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的可能。
他认为，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国务大臣就要对议会负责，而议会就有协赞法律和预算的权力、议院院内的自治权，人民则有选举权；议会还可以质问、弹劾政府，如果议员没有鉴别政治得失的能力，所质问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甚至对一些正当的行为也故意责备，而对于议员干法越权、玩忽职守，反而熟视无睹，不予纠正，政府就会轻视议会，议会就没有神圣性了。
另外，选举一定要凭个人的自由意志选举自己想选的人，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收受贿赂不得已地投自己不愿投的票；选举就是竞争，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不能用正当的手段来竞争，有时甚至动用武力；议员是代表人民总体意见的，并非代表选举者个人的意见，而民主程度幼稚的国民，往往以私人和地方小局部的利害，责望所选举的议员，如果目的达不到就相怨相仇。
中国民众程度幼稚，要想实行君主立宪，“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从这里可以看到，受外国侵略引起的亡国灭种危机的影响，受清政府因不能成功领导政治改革和抵御外来侵略而权威合法性丧失的影响，梁启超渐进地以开明专制为过渡的宪政改革主张，又发生了波动，一方面，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还是应该渐进以实行开明专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清政府权威合法性丧失，在渐进的改良过程中政绩不佳，阻碍了改良，不能起到救亡图存的作用。
所以，梁启超想通过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扩大政治参与，使资产阶级和人民取得一定的权利，自救图存于万一。
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正好符合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现在，重读《新民说》，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梁启超从革命到改良的调适之路，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起引导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