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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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变迁。
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的农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首先来看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生产主要由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负责。
农业生产经营由国家统一安排,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农田没有充分的产权保障,劳动成果不属于自己。
而随着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出台让农民有了家庭承包土地的权利,农民成为了农业经营者,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和养殖,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这些改变使得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化、科技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的农产品收购、定价和销售政策使得农产品市场严重扭曲,农产品的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导致农民卖不出去农产品、买不到生活必需品。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逐渐实现了市场化,农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等,保障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和市场化,为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增加了农产品的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
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收入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农民的劳动收益不高,生活水平较低。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通过承包土地和自主经营农产品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收益,同时政府对农村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举措以及对中国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这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运动有诸多称呼:“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
到90 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从起初欧洲几个国家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一.英国的改革1.1 撒切尔改革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
它们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是撒切尔改革的思想基础。
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三项: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企业效率提高。
第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住房私有化,减轻政府的住宅支出,增加财政收入。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直接降低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的补贴标准,减少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改革英国社会保障中的一些惯例。
例如:1980年,政府宜布津贴只能和物价挂钩而不能和工资挂钩;对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实行私有化。
私有化改革主要体现在国民医疗保健的改革上。
第三,教育改革:实行代全国统一课程,和“全国统一测试”;扩大家长择校权;学校管理体制改革,让私人企业参与教育。
第四,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管理引入市场机制;雷纳评审与下一步行动计划。
撒切尔的改革有效遇制了英国通货膨胀率的继续恶化,井使之有所好转,引领了当代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革的浪潮,减少预算赤字,提高政府效率,改善了公共服务。
但同时,公共开支井没有得到有效削减,失业率居离不下,贫富差距拉大,机构庞大导致协调控制困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作者:郑之杰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4年第10期文/郑之杰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寥寥十几个,且大多数是小国。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人认为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分析跨越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一、韩国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验韩国和日本是通过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典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
总体而言,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跨越陷阱实际上是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日韩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内生增长动力,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方式转换,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
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
韩国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出去,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
这为韩国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依靠技术创新立国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均采取各种战略和措施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1982 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解决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本文将探讨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并从中得出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自二战以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改革:在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开始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养老金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政府加大对福利事业的投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状况下滑,财政压力增大,福利国家开始面临挑战。
这个阶段的主要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干预和降低财政赤字。
西方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包括改革医疗保险制度、调整养老金政策以及减少失业救济等。
这些措施旨在降低政府财政压力,并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
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改革中引入了市场化机制,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来提高效率。
例如,政府通过向私营公司委托服务、发放补贴等方式,鼓励私营机构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福利制度改革还强调社会参与和家庭责任。
一些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措施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同时降低家庭在福利方面的依赖。
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建议:在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时,必须考虑其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
这需要平衡财政承受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确保福利制度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在福利制度改革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质量。
但是,必须重视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避免出现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
在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第一篇: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社会保障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但它在西方国家所释放出的能量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如果把整个社会经济比做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船,社会保障就是遭遇风暴时的避风港,它消除了人们处于不确定社会中的恐惧,减少了社会成员面临的种种风险。
可以认为,西方国家发达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最近几十年以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
市场经济的补充与法治精神的体现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英、法、瑞典、加拿大等国家中得到正式确立与发展。
各国相继以社会保障形式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缓和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一贯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结果的合理修正,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凯恩斯主义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提出的一种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调控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于中国当前和过去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在现阶段面临着外需下降、内需不足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可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可以通过采取财政政策来提升政府支出水平,并通过货币政策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增加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当前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但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提供职业培训等手段来刺激就业,并借此缓解失业压力。
中国政府可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等方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三,凯恩斯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问题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调节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的目标。
中国当前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收入再分配,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借鉴,通过适当加大对富人的税收负担,减少富人的收入,增加对穷人的财政支出,提高穷人的收入,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此外,凯恩斯主义还提出了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
在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采取逆周期政策,即在经济低迷时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和投资;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应加大调控力度,避免经济过热。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主义的时机原则对中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我们的几点启示(一)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回顾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一、抓住机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切都从头走,后起的国家通过大力吸收先进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成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完成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
当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全面展开时,美国只是一个刚刚在政治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长期的殖民贸易造成了美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国内资本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在制造业领域,由于前宗主国的限制束缚,美国十分落后,直到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依然相当强,主要出口自己丰富的农产品,进口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基本上还是英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由于劳动力匮乏,美国对机器的输入怀有浓厚的兴趣。
同时,英国企业主在国内制造业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不惜打破政府的技术保密规定,向外输出机器设备和工艺技术,这也为美国引进技术创造了条件。
在输入、仿制英国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大力推进发明创造,独立发明、设计和制造机器愈加成为主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15年诞生的机床,是美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工业发展的特殊贡献。
因为机床的发明和通用部件的使用,美国工业革命带有自己的特点,即机械制造业较为领先,克服了对英国的依赖,机械化生产普及比较迅速。
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的工业一开始便建立在电气基础上,集中精力投资于电气、化工、炼钢、光学等最新科技部门,并占据遥遥领先的位置。
德国善于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19世纪许多重大科技发明都是首先在英国开花,却率先在德国结果。
在学习、引进的过程中,德国形成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生产过程有机结合的机制,大大缩短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使得德国的工业革命较老牌的英、法具有速度快、周期短、内容新、程度彻底、范围广泛等显著特征,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
全球税收政策对发展中的影响与启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税收政策成为各国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
全球税收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不仅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全球税收政策对发展中的影响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全球税收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1. 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税收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
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减税政策吸引跨国企业到其国家投资,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全球税收政策的改变影响到国际贸易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受到冲击。
2. 资金流动和资本外流全球税收政策调整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和资本外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些国际跨国公司通过利用税收政策的漏洞,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大量税收收入。
这种资本外流现象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
3. 税收资源分配不均全球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导致税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不均。
发展中国家往往因为税收制度不健全、监管力度不足等原因,很难从跨国企业中获得应有的税收收入,造成资源流失和不公平竞争。
二、全球税收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1. 增强立法和监管能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应加强立法和监管能力,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税收管理,防止利润转移和避税行为。
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和监管机制,有利于增加税收收入和维护国家财政稳定。
2. 推动国际合作与信息交流发展中国家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促进税收信息和经验的交流。
通过加强合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经验,提升自身的税收管理水平。
3. 参与全球税收治理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规则和机制的制定,争取自身的利益和发言权。
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性税收机制的建设,发展中国家能够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
4.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在全球税收政策的冲击下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
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经济也在不断地发展。
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变革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宏观层面上的影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
在宏观层面上,制度变革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制度不断地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革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出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此外,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实施了开放政策,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升,这使得我国的经济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因此,制度变革对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微观层面上的影响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影响,制度变革对微观经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微观经济是指一个市场中所有的人和企业,他们在此市场中的交易行为。
因此,制度变革对于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
例如,银行改革对于个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变革,因为银行是财务交易的中心。
改革的结果是,人们更容易得到贷款和获得抵押物,进而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收益,使得他们的业务变得更加成功。
此外,在公司制度方面的变革也对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同的公司制度会决定公司的所有权、决策和利润分配等等。
而这些决策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收入和生产力。
因此,一个好的公司制度可以极大地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
三、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因制度变化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由制度变化的原因所决定的。
在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所导致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被限制了,企业没有自由创新的动力,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成为了必要的。
此外,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出现,传统的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
因此,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就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使其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
1939年9月1日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9月2日结束,在这之后,一些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逐渐演变为福利国家,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国家干预社会平等。
在这一目标的带动下,资本主义福利制度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发展形势出现极大的转变,逐渐暴露出一些局限性。
这些优势与局限性,对我国具有一定启示,下面对此展开分析。
一、研究背景社会福利制度的定义很难界定,因为它包含的层面十分广泛,而且其目的、功能、产品和对象往往不尽相同。
但从本质上来说,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主导者一般是政府,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是非市场的、人为干预的社会性活动。
简单地说,政府利用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额以增加财政收入,然后使用财政收入对穷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支出,其结果都是实现社会财富的均衡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主张社会平等,减少贫富差距,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些并非是发展福利制度的根本目标。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维持资本积累才是最根本的任务,而贫困和两极分化会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从而阻碍其经济发展。
因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时,福利制度问题就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关注的重要对象,只有当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稳定发展的情况下,贫困人群的福利问题才会被执政当局重视。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就是为了达到经济稳定发展、资本不断积累的目的而设定,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设立福利制度的目的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西方福利制度的优秀经验,摒弃资本主义的不足之处。
二、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分析(一)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所采用的福利制度主要是为了调节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关系,提高社会稳定性。
实现的主要手段是税收,每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几乎都是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尤其是超额累进税率这一方法,对收入划分等级进行计算,将贫富差距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在不断发展与变革。
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像是纽带将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模式。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以前的经济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浪潮将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
今天,拥有崛起经济体势力的国家增加了不少,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体的增长势头迅速,逐渐形成新的经济主体。
与此同时,英国退欧、特朗普上台等事件也在使西方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变革。
对于我国而言,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加入这个多元化的经济体系,深入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推进以开放换发展的步伐。
充分发挥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位置,积极谋求进口替代,推动消费升级,加快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非合作等等,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数字化给经济带来颠覆性变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也在给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变革。
传统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颠覆,电商、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在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对于我国也应该有所启示。
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之上,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力发展新产业。
通过创新加升级,进一步提高其在全球科技价值链中的地位,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落实全球气候联盟协议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工业化的加速,世界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损害不断加深,这就需要各国展开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落实全球气候联盟协议,推动各国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建立更为完善的国际环保合法机制,促进全球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也是我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四、推动“无人经济”的发展“无人经济”是一种以无人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形态,能够有效地解决温室行业、农业等领域的人力短缺问题,快速提升效率。
我国应该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培育、技术攻关三大手段,推进无人经济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
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
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
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
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
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
浅谈国外的社会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内容摘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我国社会管理工作者提出新要求。
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体系和完善的监察专员制度,美国充分发挥非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新加坡的务实行政作风,日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全覆盖以及韩国官民利益共生的“新村运动”等社会治理方法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我国基层治理工作。
关键词:社会治理乡村治理非政府组织公共服务随着党中央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党中央领导人习总书记对我国的发展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要实现“四个全面”,我国政府必然面临诸多考验,特别是在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也将必然日益突出。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也为农村治理提出新发展。
为深入贯彻“四个全面”保驾护航,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给社会管理者提出新的要求。
政府应当多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治理经验与方法,改进地方治理工作,适应社会新常态。
本文选取了社会治理经验较为成熟的几个国家——瑞典、美国、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作为代表,分析其社会治理方法,浅谈这些国家对中国社会治理工作的经验启示。
一、让瑞典人“幸福”的社会治理模式瑞典是世界上最稳定富裕、民主化和法治的国家。
据2014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瑞典的幸福指数排在第五名,瑞典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平均7.6的满意度,是调查中的最高平均分。
瑞典人高水平的幸福指数来自本国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瑞典以扁平化结构的地方治理体系,高度民主自治,高度廉洁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体系闻名于世。
瑞典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其国家政权掌握在国家议会和政府手中,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分三个层次:中央政府、郡政府(俗称“医疗区政府”)和市镇政府。
三者没有明显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三个层次拥有各自的权力,它们各自职能分工不同,服务的区域也不同。
在地方治理事务上,基层政府是由全民直选产生,国家立法机关授予其广泛的权力。
·国别经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张车伟 蔡翼飞 董倩倩内容提要: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奠定了日本后期快速发展的基础,并使日本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中的领跑者。
中国目前和当时日本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做法及效果,并结合中国国情,认为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很多做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经济结构调整 收入分配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战后重建和经济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干预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各种经济计划。
在日本实施的一系列计划中,“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此计划各项目标的提前完成,日本一跃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1964年加入OECD, 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有诸多相似之处。
因此,研究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的措施,以及在“计划”思想指导下的后续出台政策,有选择性地对某些措施加以借鉴,无疑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大有裨益。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后,各界开始对战前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渐由“强国论”向“福利国家论”转变。
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和后来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相继发表了“提倡工资翻一番”和“我的月薪翻番论”等文章,但考虑到“资方”的反对,他们都主张工资的翻番要建立在生产率或生产总规模翻倍的基础上。
其实质是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工资翻番应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
①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为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时,关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曾出现两个派别: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不足即将出现和经济自由化造成竞争加剧,增长速度将放慢,即“增长到顶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化的影响下,民间设备投资将会猛增,日本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广阔,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10%以上是可能的,工资将不止翻一番,并断言日本经济将处于一个“兴旺发展期”,这种观点被称为“高速成长论”。
国外循环经济的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摘要]循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就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并取得了成功的实践。
中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相对是滞后的,这与我国环境与资源恶化及短缺状况极不相称。
但党和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高度重视,面对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应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循环经济放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框架下来推进,在现阶段重点解决节能降耗、推进清洁生产、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环保产业和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脚踏实地、因地制宜、有条不紊地将循环经济引向深入。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验;启示1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1.1制定强制性法律法规作保证,立法过程循序渐进发达国家法律具有充分的严肃性,是各种法规得以产生效果的前提。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发展循环经济首先必须由立法机构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和政策规则,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几乎都是由废弃物处理处置法开始,在所有的国家中,当推德国和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
德国在立法方面先在有关具体领域实施循环经济思想,然后建立系统整体的循环经济法规。
早在1972年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但当时强调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
1986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并改称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发展为从“怎样处理废弃物”提高到“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强调避免废弃物产生和循环利用废弃物。
1996年10月,颁布施行《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这一法令被认为是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标志,真正将废弃物的处理提高到循环经济的高度上。
该法律的主要宗旨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保证垃圾得到最大限度的再利用。
在《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的框架下,德国还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促进各行业垃圾再利用的法规,使饮料、废铁、矿渣、废旧车辆、废1日电子商品等都变废为宝。
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启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中国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就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启示进行探讨。
一、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借鉴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倡导市场化改革,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提醒我们,市场的失灵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同时政府在市场监管和调控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可以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西方国家以发展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他们重视科研投入,鼓励科技创业,并注重建立创新体系,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科研质量,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西方国家注重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他们重视基础教育,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
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并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五、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注重国际合作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他们推动跨国合作,开展贸易投资等多领域合作。
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助力国内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从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教育和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借鉴经验,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浅谈欧洲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班级:11级历史2班学号:1030111024011姓名:周蓓浅谈欧洲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摘要】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
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
就其形成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
从内容上看,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既包括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即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西方国家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本文通过对欧洲福利制度的对比分析,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总结经验教训.【关键词】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历史;基本内容;各国福利制度比较;利弊;启示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史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就其形成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
早期的社会福利与慈善几乎是同义的。
提供者首先多为教会或教区,社会福利主要是以“专为社会弱者服务”的面目出现,对于无依靠的老人、残疾者以及孤儿等提供援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日趋恶化的贫困问题。
19世纪前半叶,大多数西方国家把对贫困者进行的救济看成是对贫困者进行的一种施舍。
19世纪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显著增加,国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国家功能日趋完备,这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及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贫困问题进一步扩大,这也是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的重要原因。
2009年第4期(总第115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 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4,2009General .No .115国外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对中国的启示孙浩进(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哈尔滨150001) 摘 要:为了实现收入均等化目标,瑞典通过税收制度,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每年增长的大部分用于完善其福利制度,这种以社会福利化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变迁显示出较好的成效。
美国则通过建立完善税收制度,并采用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来缓解收入差距,众多的教会和各类慈善团体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对政府救济补充的作用。
巴西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进展缓慢,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收入分配领域,历史上遗留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发达地区与边远地区、先进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中国应该借鉴上述国家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在保证公平、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变迁。
关键词:国外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瑞典;美国;巴西;制度变迁中图分类号:F01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9)04-0080-04收稿日期:2009-04-02作者简介:孙浩进(1980-),男,黑龙江鹤岗人,助理研究员,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然而,近十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
在经历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变迁成为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
在国外,作为福利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瑞典、美国和巴西都曾经历了收入分配的制度变迁,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福利国家:瑞典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瑞典是福利国家的最典型代表,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较少,经济发达程度很高,有较深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瑞典等北欧资本主义国家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其由市场调节的微观经济活动与由政府调控的宏观经济运行结合较好,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能力较强,社会福利化程度很高,因而被称为福利国家。
瑞典政府不仅具有操纵和限制各种市场力量的权力,使之符合于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而且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可以说,国家计划在政府的调节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国家计划并不是对各个部门或各个企业规定具体的目标,而只是下达指示性计划。
虽然国家在政治上受到约束,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主要受市场机制的支配,但国家实际上具有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公平分配的决策权力。
政府最关心的是公平分配及建立强大的福利国家。
虽然瑞典的资源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各种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初次收入分配由市场决定,但是这一政策目标却主要通过市场中介间接实现。
因此,实际上瑞典实行的是一种政府调控下的分配模式。
瑞典的社会福利化有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
20世纪50年代,瑞典政府提出了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均衡三大宏观经济目标,而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20世纪70年代,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目标则转向建立强大的福利国家,因此,国民收入在个人、阶层和地区之间的平均分配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目标。
(1)在个人收入均等化方面,政府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了收入均等化,并通过建立社会保证金制度,使得收入来源中断或收入不足的失业者、残疾人和退休者,能够以失业补贴、养老金、儿童补助、孕妇补贴、房租津贴等形式得到社会保证金的资助。
(2)在阶层之间收入均等化方面,政府通过给农场发放多种形式补贴的方式,使农民的收入逐渐接近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
(3)在地区之间收入均等化方面,为了缩小富饶的南部工业地区和贫瘠的北部林业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政府致力于满足个人和企业的资金需要,逐渐建立起各种各样私人经营的金融和信用制度,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私营企业向北部地区投资。
为了实现收入均等化目标,瑞典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制度,即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每年增长的大部分用于完善其福利制度。
瑞典纳税人在西方各国中承担着最高的赋税负担,高额累进税制是其福利制度的基础。
1970年,瑞典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为40.2%,而同期美国的个人税收负担为29.9%,而且瑞典的税收收入更多地依赖个人所得税,1970年,个人缴纳的直接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瑞典为19.3%,美国为14.4%,西德只占8.8%。
瑞典将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以福利救济金的形式进行再分配,对税后个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当政府发现实际的收入分配不符合其收入分配目标时,则会通过改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以使当前的收入分配更接近要求达到的均等化收入分配模式。
围绕公平分配这一目标,瑞典政府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微观经济制度改革,包括要确保宏观充分就业水平,考虑妇女、老人及病残人员等特殊劳工集团的就业问题,实现人口地域分布的合理化,消费品价格上涨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降低至少是不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保护环境,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
一般的,政府主要通过利用广泛的社会福利救济金和间接控制投资决定,诸如使用资本市场上的公共基金,对住宅建设进行监督等实现以上目标。
瑞典的以社会福利化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变迁在实践中显示出一定的成效。
如推行收入均等化政策,缓和了劳资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国内政治经济比较稳定,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战后瑞典的平均失业率不高于1.5%~2%;经济稳定增长。
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当代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私人经济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各经济主体主要根据市场的变动而决策,市场机制成为经济的主导调节机制。
只有当市场调节失灵时,政府才通过财政、货币、收入等政策对经济实施短期调节。
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罗斯福“新政”,实施国家干预政策,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实现了自由放任向凯恩斯主义的制度变迁。
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则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以及转移支付等举措,刺激投资和消费,不仅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一致,也实现了充分就业。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在实现向新自由主义制度变迁后,选择的是市场导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美国的大量经济活动由私人决策者决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各要素供给者的收入直接与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关,要素价格越高,其收入越高。
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就是市场决定各要素供给者的收入过程。
在美国,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固然能刺激效率,但会拉开收入差距。
因此,需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均等化。
美国调节社会分配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美国政府建立了较为合理和完善的税收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以确保社会分配公平。
美国的税收制度,主要是采用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并采取少收入少交税、多收入多交税的原则。
例如,1981年,在美国政府的年度财政总收入中,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12%来自公司所得税,这种税收制度可通过征税将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
美国的社会福利资金则主要来自两项税收:一是联邦社会安全保险税,二是州伤残保险税。
联邦社会安全保险税的税率是个人所得薪金总额的6.56%,个人所属的企业或机关也要相应地缴纳6.56%,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向个人及其雇主按月收取相当于个人薪金13.12%的社会安全福利税;而各州伤残保险税的税率为个人薪金总额的0.6%。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福利制度的资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每个人在有能力工作时缴纳税款,等到退休或者遭遇伤残风险时,则可根据自己原来纳税额的多少来享受相应额度的社会安全福利救济[1]。
其二,美国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并向他们提供基本的收入、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以确保他们过上体面的温饱生活。
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创建于1935年,通过制度变迁,该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的完善的保障体系。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提供失业救助、社会安全福利金、退休金、医疗服务、残疾保险、住房补贴、低收入家庭子女津贴和学生营养补助等。
这些制度覆盖面涉及生老病死、伤残退休、教育就业等,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
这些福利制度可以对退休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有力的生活保障。
此外,美国还采取了以下三项再分配制度:(1)福利计划制度。
福利计划的资金来自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由州和地方政府管理和执行。
(2)社会保险制度。
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存款计划,目标是将一定数量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在退休以后使用。
(3)失业补偿制度。
在经济萧条时期,由有效需求引起的非自愿失业工人都可得到失业补贴,其资金来自就业时的收入。
任何人失业后都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通常可确保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无忧。
政府还为此专门拨款对失业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其能重新就业。
除此之外,美国众多的教会和各类慈善团体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对政府救济补充的作用。
由于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来鼓励富人捐献,因此,美国的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发达,慈善捐赠也很普遍,对救济低收入人群和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发展中大国:巴西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之一,巴西在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废除奴隶制度之后,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2006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00多亿美元,约占整个拉美地区的40%。
二战后60多年来,巴西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之相伴生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却长期存在,形势日趋严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西深受当时盛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或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理论的影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950—1980年是巴西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下,巴西的经济获得较快增长,1950—1980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7%,巴西已成为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但在巴西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时候,其国内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由于城市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巴西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其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吸收大量增加的城市劳动力,一部分人难以找到工作或在非正规部门谋生。
这些边缘化的城市居民和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构成巴西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
在此期间,巴西的收入分配集中程度呈逐渐扩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