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 师陀

吴周文、道德家与被遗弃的苦命人――师陀的《说书人》解读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吴周文《说书人》,选自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原来的副标题就是“果园城记之十一”。

师陀(1910-1988),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原名王长简,曾用笔名芦焚,出生于河南省杞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十五岁离家,先后在开封、北平、上海等地求学与工作。

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师陀心怀国破之痛,以小说创作初登文坛。

1937年由著名作家扬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音、沈从文、凌叔华等组成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最终评出三部获奖文学作品:芦焚的短篇小说集《谷》、曹禺的《日出》与何其芳的《画梦录》。

建国前文学评奖甚少,故此这三部作品的获奖备受文学界的瞩目,师陀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师陀在《说书人》里讲述了一个“说书人”的悲惨命运。

小说写于1939年1O月10日。

所写的故事大体发生在上世纪2O到30年代,如此推算,就是8O、90年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

其实,真的算不上“故事”,因为它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缺少一般小说人物思想与性格的细致刻画。

作者仅仅对说书人的命运进行了大致叙述罢了。

但作品的命运叙事却给读者以过目之后的震撼。

按作品的叙述信息,说书人给读者的强烈、深刻的印象,就是三个关键词:孤苦、善良与被弃。

孤苦,她就是一个孤苦的人。

说书人的苦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她压根儿没有家”。

她没有财富、没有产业,因贫穷而无妻无子、无家可归。

作品里没有交代她具体住在哪里,但读者可想而知,或许就住在她说书的城隍庙里。

第二,她以说书维持生计。

固定在“在城隍庙月台下面,她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与两旁,放几条板凳”,“她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她一个或两个制钱”。

制钱”,就是明清朝代官方铸造的钱币,中间有方孔的称铜钱,无孔的称铜元或铜板。

)第三,她因贫病而死。

说书人体质本来就瘦弱,“她就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一直抱病说书,且无钱治病,以至病情越来越重;去世前八天还坚持说书,否则就没钱买吃的。

圆学子梦想铸金字品牌*说书人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

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

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

在创作上，他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有着浓厚的兴趣。

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得益于小说而非散文。

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师陀散文创作的基本方法是把散文当小说一样地写。

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

师陀是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

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

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让读者看到了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美好梦想的寄托，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

在卑微与高大中穿行——解读师陀的《说书人》《说书人》是印度著名作家师陀的自传小说，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以他自己、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为中心，讲述了三代人的人生经历。

本文将主要从书中所反映的卑微与高大的主题进行解读。

首先，《说书人》表现出了师陀这种卑微的身份在印度社会中的极度贫困和无助。

早在他幼年时代，家庭的贫穷让他被迫辍学，为了温饱，他还不得不在农田劳作。

随后的生活也并未改善，他一度离家漂泊，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从一个小丑到一个身体残疾的人的助手，再到成为一个无稳定职业的小贩。

然而，师陀坚定不移地践行着他的写作信仰，获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关注和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师陀的卑微身份似乎变成了他为更广泛的人民发声的媒介。

其次，师陀在书中所述的高大主题是关于印度文化和语言的。

由于印度社会的种种限制，师陀和他的祖先一直处于较为低微和边缘的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古老语言的执著追求。

师陀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学者，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着深入的研究，甚至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也在不断学习和探索。

师陀自己也相信，印度文化和语言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执著精神也传递给了师陀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和祖先的文化遗产，并将他们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除此之外，书中还展现出师陀对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和对各种思想和表达形式的探究精神。

师陀熟知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和交汇，能够将印度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和融合，能够以多种语言和形式去表达复杂而深刻的思想。

他的探究精神也涵盖了写作艺术、音乐、文学、幽默和人类哲学等方面，他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和应用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说书人》是一本有关卑微与高大的自传小说，呈现了师陀及其家族历经印度社会种种苦难的奋斗与探究精神。

同时，《说书人》也是印度文化、语言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典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说书人师陀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

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

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

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

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吶喊。

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

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而我却被迷住了。

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

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

这时候，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当一切曾使我欢喜和苦痛的全随了岁月暗淡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还在我昏暗的记忆中出现。

跟这些人物一起出现的，还有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

时光悄悄地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

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

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吐血。

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

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

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

”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

最近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

我感到一阵失望，城隍庙原先我们看来多么热闹，现在又如何荒凉。

“说书的还没有来吗？”我忍不住问。

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作者：————————————————————————————————日期：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中学语文论文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董健《说书人》是新修订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珍爱生命”第二模块“陨落与升华”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师陀于1942年1月3日写下的，后收入小说集《果园城记》。

夏志清博士高度评价师陀的小说“文笔典雅，饶有诗意”，甚至说“《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①，《说书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很好地体现这了这一评价。

小说叙述了旧社会一个曾经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社会底层的说书人，随时代变迁，被社会和时代遗弃，最终贫疾而死，葬在乱葬岗的故事，是“一首‘小城’和‘说书人’的挽歌”②。

小说采用散文化的笔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其奥秘除了文笔的典雅，独特的视角以及师陀本人的天赋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者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吸引读者、表达思想、反映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我”的情感与理性的错位、“我”与小城人的情感错位以及人物与读者的情感错位来表现“讽刺与同情”的，设计精巧，曲尽其妙。

一、情感与理性的错位孙绍振先生提出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认为：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于审美价值与科学认识和实用价值之间拉开距离，三者之间产生“错位”，才能有审美情感的自由可言。

③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从实用价值上看，基本是“无用”的；从理性上说，是大多数人不想为的；从情感上说，“我”却对它无比热爱，“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毫不踌躇地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这种情感与理性的错位，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想去探究其中的原因。

教材课本与网上版本差异较大，所以特别将课文整理，供比较阅读。

说书人(苏教版) 师陀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

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

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

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

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庙祝租来的。

他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

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吶喊。

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这无疑是一种贱业。

我不知道别人对于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人教我填志愿书，即使现在，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地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我很难说出所以要如此决定的理由；也许这是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

实际上我们全被迷住了。

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

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

其实只剩下了个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这时候，即使过后回想起来，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当一切曾使我欢喜和苦痛的全过去了，全随了岁月暗淡了，终至于消灭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等到我们稍微安闲下来，他们便在我们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

跟这些人物一起，我们还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

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去的吗？时光于是悄悄地过去，即使是在这小城里，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

338从师陀《说书人》看“散文体小说”★ 张吉美师陀的小说大都有着散文化的特点。

以《说书人》为例探讨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即淡化情节的故事抒写，虚化人物的典型塑造，营造情节的特有意境，强化作者的情感抒发。

散文体小说，是指以小说体裁和散文体裁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种散文化小说，是介于散文和小说的一种文体，即用散文的形式创作的一种小说。

《说书人》是现代作家师陀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收入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

《说书人》虽是一篇小说，但在文体方面又具有散文的特点。

师陀是一位长于短篇小说与散文而兼备众体的作家。

其小说大都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他自己在《我的风格》中所说：“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我的散文又往往像小说，我自己称之为‘四不像’。

”对小说、散文文体理解的开放性，在创作上给师陀带来了充分的自由度与自主性，从而使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不拘一格，有着别样的精致。

接下来将以师陀的《说书人》为例来探讨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一、淡化情节的故事抒写散文化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以抒情为主导，而不再以情节为中心。

中国传统小说向来讲究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交代事件必须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套固定的叙事规则。

非叙事的抒情话语的出现是散文化小说最核心的艺术特质。

然而散文化小说的本质仍是一种小说形式，它不可能完全摆脱掉小说的叙事因素。

因此对于情节的叙述仍旧是散文化小说抒情的依据，不同的是二者在量上的差别，即散文化小说将叙事淡化，抒情浓化。

《说书人》淡化了故事情节的叙述。

作者通过“我”与杠手的对话，交代了说书人的死，将情节推向高潮。

就在漫不经意走着的路上，一个曾经的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而死者苍凉到没有家、没有孩子，连埋葬他的人都不愿意提及死者的所有事情。

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对话中交代了故事情节。

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少有冲突，缺少悬念。

而且找不到“开端一发展一高潮一结局”式的结构模式，作家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主张“不装似，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